第一节 我国图书出版业的产业构成与竞争格局

在对图书出版产业进行深入探讨之前，我们先来厘清出版、出版物、出版业等概念，对研究对象予以界定。

首先，关于“出版”的概念。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71年修订出版的《世界版权公约》将出版定义为：“可供阅读或者通过视觉可以感知的作品，以有形的形式加以复制，并把复制品向公众传播的行为。”美国1973年的《不列颠百科全书》将出版定义为：“对书籍、报纸、杂志、小册子等印刷品的选稿、编辑和发行。”1976年《世界图书百科全书》的定义是：“出版就是把富有想象力的人们创作的经过编辑、选择、加工的并由印刷厂印刷的文字、图书公之于众。”《辞海》对出版的定义是：“一、印刷图书，复制录音、录像盘带，利用微缩技术将书籍、报刊、文章等复制成微缩胶片，利用电子技术制作计算机可读磁带、软磁盘、只读光盘等。二、泛指出版事业中编辑、印刷、发行三方面的工作。三、专指出版社内部负责管理书稿印刷、生产方面的工作。”《中国大百科全书·新闻出版》的定义是：“出版是通过一定的物质载体，将著作制成各种形式的出版物，以传播科学文化、信息和进行思想交流的一种社会活动。”2002年2月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管理条例》指出，“出版活动包括出版物的出版、印刷或者复制、进口、发行”。

综合上述定义，我们可以将出版的概念界定为通过一定的物质载体，将著作制成各种形式的出版物，以进行信息传播的一种社会活动，出版活动具体包括编辑、印刷（复制、进口）、发行等方面。

其次，关于“出版物”的概念。出版物一般是指用传统的印刷手段或其他非印刷手段生产制造和传播的记录人类知识、传递信息的载体，是精神创作与物质生产的统一体。印刷出版物主要指图书、期刊以及其他连续的出版物、特种文献等；非印刷出版物主要指脱离了文字形式、以声频、视频等作为主要表达方式，以磁性材料、感光材料为载体制成的出版物，可分为声像型、电子型、缩微型，也有的出版物融合了多种类型，如同时采用印刷、缩微或者印刷、声像技术的出版物。出版物是以读者所需要的知识信息为主要传播内容，以文字、图形、符号、声音、视觉图像等为表现形式，通过一定的生产制作方式，将内容附着于纸张、光盘等物质载体上，因此，出版物是一种精神产品和物质产品的复合体。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根据出版时间对出版物进行了分类，将其分为定期出版物和不定期出版物两大类。定期出版物包括报纸和期刊；不定期出版物主要指图书，图书又可分为书籍、课本、图片。

再次，关于“出版业”的概念。《辞海》中的出版业是指组织生产或搜集整理已有著作物，使之转化为出版物的社会生产部门，是生产传播出版物的各个出版单位及其设施和活动的总称。出版业包括精神生产和物质生产两重性内容。《简明编辑出版词典》认为：“出版业是以编辑、出版、印刷、发行各种图书、报刊、音像等物，传播、积累一切有益于社会发展的科学技术和文化知识，提供精神文化食粮的一项政策性、知识性、专业性的行业。”《中国大百科全书·新闻出版》中提出：“出版业，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是泛指出版企业单位（包括印刷、发行）、出版事业单位（包括出版教育、研究部门）和出版行政管理机关，即包括了出版企业的管理部门。狭义则指出版企业。”

也有的将出版单位分为营利性和非营利性两类，营利性出版单位，如德国的贝塔斯曼集团、日本的讲谈社和小学馆、美国的时代华纳和维亚康姆等；非营利性出版单位如美国一些大学的出版社，实行非企业运作，这类出版社不构成出版业的主体部分。根据国际上通行的产业划分标准，出版业中的物质载体制作、印刷属于第二产业中的制造业，发行属于第三产业中的批发零售业，因此，可以说，出版业横跨了第二、第三产业。

从出版事业到衍生出版产业的概念，体现了我国出版业发展的特定历史过程。与文化产业的其他门类相比，出版产业的发展有其一定的特殊性，后面我们将进行深入分析。

根据上述理解，我们对出版产业做出如下界定：出版产业是将知识信息内容生产制作为图书、期刊、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等并予以发行传播的信息产业，涵盖了出版、印制、发行、教育、科研及相关的中介、咨询、服务机构。

一、我国图书出版业的产业构成

图书出版业的产业构成可以从主体构成、产品构成、地区构成等方面来进行分析。

（一）图书出版产业的主体构成

下图显示的是出版产业链上的各个环节，从中可以看出以印刷出版和发行销售为核心，辐射出原材料供应（印刷、装订设备及相关材料）、出版物内容提供（作者、作品代理人、翻译人员等）、投资者等。在我国，出版与发行主要由各类出版社和各级新华书店来完成。

1．出版机构

在我国，出版社是唯一有资格从事图书出版活动的机构。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绝大多数出版社由事业单位过渡到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准企业”状态，目前，相当数量的出版社已经进入了公司制改革阶段。由于出版社的设立受到政府的严格规制，所以，我国出版社数量的增长较缓，1990—2004年间，新增出版社71家，年均增长率为0.95%。截止2004年，我国共有出版社572家。

按照行政隶属关系的不同，我国的出版社可以分为中央级出版社和地方级出版社两大类。前者主要是由中央和国家机关、军队和武警、民主党派中央、人民团体、中央直属企业和部分教育部直属院校主办的出版社。截至2004年，中央级出版社共有219家。地方级出版社主要是指各省、市、自治区新闻出版局直属的出版社和各地方大学、其他机构主办的出版社。截至2004年，地方级出版社共有353家。

根据出版社专业特性的不同，还可以分为综合出版社和专业出版社两类。前者出版范围较为广泛，如各省的人民出版社等；后者是指以出版某一类学科、专业或图书门类的图书为主的出版社，如少儿、教育、外语、电子、科技等。随着管理政策的变化，目前，对各专业出版社出书类别的限制已经多有放松。

在正式获批的出版社之外，还存在着一批没有正式资格的所谓“民营出版机构”。其中，一部分以文化工作室的形式从事图书的选题策划和编撰工作，不涉及具体出版环节；一部分是与出版社合作，将业务拓展到了选题策划、编撰、印制、发行等领域，这类机构除不具备出版社的正式资格外，已经具有了出版社的绝大部分特征。

我国图书出版业集中度整体较低，据《中国图书商报》2005年的不完全统计，全国573家出版社中，单体最大的出版社为高等教育出版社，年销售码洋23.5亿元。年销售码洋超过1亿元的出版社有89家，其中，以教育出版为主的40家，以各种专业图书出版为主的28家，以大众类图书为主的22家。从产业结构来看，除教育出版集中度较高之外，大众图书市场相当分散，领先者的规模很少超过2亿元，介乎两者之间的专业图书市场中，法律、医学图书出版比较集中，计算机、建筑图书领域有一定的集中度，科技、财经出版整体上较为分散。而在美国，2005年全国60000多家出版社中，大众出版前10位的占有率为63%，基础教育图书前4位的占有率为70%，高等教育图书前3位的占有率为80%。

2．发行机构

我国图书发行机构大致分为新华书店、社会发行网点、各出版社自办发行网点及各类图书发行公司等四类。1983年以前，我国几乎所有的图书均由新华书店销售；1983年以后，图书发行体制开始改革，逐步形成了以新华书店为主体，多种流通渠道、多种经济成分、多种购销形式的格局。在这种新的格局之中，一些民营书店逐步发展起来，虽然面临诸多困难，但同时也显示出其自身的生命力。截至2004年，全国出版物发行机构达到139150个，其中，非国有机构所占比重为91.6%，这说明，在数量上，非国有发行机构已经成为我国图书发行体系的主要构成部分。

不过，国有的新华书店依然是目前我国图书发行的主体。根据具体职能的不同，我国的新华书店可以分为管理店、发货店和销售店等三类。其中，管理店负责对下级书店进行业务、财务、人事等方面的管理，不直接从事图书销售工作，新华书店总店、各省、市、自治区新华书店及省级以下城市的市级店属于管理店；发货店负责图书进发、调剂、储运等项工作，采用独立经济核算的方式经营，北京、上海、天津、重庆等地以及各省级新华书店属于发货店；销售店直接负责图书销售，进行独立经济核算。

新华书店总店1937年4月24日成立于延安，作为中央一级的出版物批发企业，已经走过了70多年。在出版业改制的风起云涌之中，2005年4月，新华书店联合11家出版社和投资机构共同组建了新华出版物流通有限公司，全面承接新华书店总店原有的出版物批发业务。

目前，各地相继成立了20多家图书发行集团。随着大型出版发行市场主体的出现，新的业务形态也随之产生。从1995年全国第一个超级书店——广州天河购书中心成立以来，目前全国各地已建有营业面积在5000平方米以上、陈列品种在10万种以上的超级书店近30家。各地新华发行集团还纷纷整合自己的网点资源，形成了数十个网点。与此相适应，建立在信息化基础上的现代物流中心在上海、浙江、辽宁、四川等地纷纷成立。

在出版产业链条中，承担图书印制工作的是国家定点印刷企业，即经由新闻出版管理部门审查批准，领有图书报刊印刷许可证的企业（必须是拥有书刊印刷能力并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注册的正式印刷企业）。截至2003年底，全国登记注册的20多万家印刷企业中，有1123家拥有书刊印刷资格。

3．出版集团

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至今，我国出版产业集团化改革经历了跨地区的松散联合体（如1988年成立的地方文艺出版社联合发行集团等）、以行政区划为基础的紧密型企业集团（如1992年成立的山东出版集团、四川出版集团公司等）、以资产为纽带的出版集团（如上海世纪出版集团、辽宁出版集团等）等三个阶段。目前，全国共成立出版集团24家，其中地方出版集团21家。在地方出版集团中，大部分是由原新闻出版局所属的经营性企事业单位整体改制、改组而来，集团囊括了原新闻出版局所属的几乎全部的图书出版社、电子音像出版社、新华书店系统、印刷厂、印刷物资公司等，只有少数几家出版集团未接受当地的新华书店系统或原新闻出版局所属的图书出版社。

随着出版集团化进程的推进，出版产业内部主体融合的趋势日渐显现，使得同一主体兼具了印刷、出版、发行的功能，降低了各环节沟通的成本，提供了产业运行效率。

（二）我国图书出版业的产品构成

我国图书出版产业的产品包括图书、期刊、报纸、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网络出版物等六类。

通过对我国图书出版的产品结构进行分析，可以发现该结构呈现出供求不平衡和产品不均衡发展的态势。所谓产品不均衡突出表现在教材在整个图书结构中的比例长期居高不下，导致出版、发行环节对课本的依赖性过强。1995年，全国图书出版产业的生产构成（以生产图书总定价计算）中，大众出版、教育出版和专业出版的比例为22.20%、68.32%和9.48%;2003年则为23.10%、65.70%和11.20%。图书出版业对教育出版的依赖程度可见一斑。如果对其做进一步分析，可发现1995—2004年的十年间，高等教育课本年均增长率为12.33%，中专、技校课本为2.00%，中、小学课本为5.27%。高等教育教材等相关图书在品种数量、用纸量、定价总金额等方面的增长速度明显高于中小学教材及中专、技校教材，高等教育的飞速发展成为支撑教育出版的主力。

2005年，全国图书出版业总产值632亿元，其中，教育出版的比重超过65%，文学、儿童、社科人文等大众读物占24%左右，科技、财经、法律、医学等专业出版物占11%左右。大众读物比重较低是产品结构存在的问题之一，本土原创畅销书品种较少。

出版物产品构成的另一特点是哲学、社科类以及文化、科学、教育、体育类图书的种数、总印数、定价总额占整体比重较大。以2004年为例，这一年文化、科学、教育、体育类图书（G类）的种数、总印数、总印张数、定价总额分别占全国图书的40.54%、77.58%、64.99%、53.48%；哲学、社科类（A至K类，不含E类）图书的种数、总印数、总印张数、定价总额占整体比重为76.66%、93.68%、87.33%、83.42%。

在出版物产品结构中，图片的数量逐渐降低，1996年，全国新出版图片2234种，2004年则下降到958种；1996年，全部图片总印张和总定价为257138千印张和66120万元，2004年则分别下降到72000千印张和35800万元。此外，1996—2003年间，标准类文件、活页文选、影印书等不使用中国标准书号的读物总印张下降了近60%。

（三）我国图书出版业的地区构成

从全国来看，各地的出版社发展较为均衡。改革开放前，除北京、上海外，其余每个省、市、自治区大多只有一个人民出版社；改革开放之后，尽管出版社的数量成倍增长，但各地区均衡发展的态势并未发生改变。除了中央级出版社和上海的出版社外，其他地区出版社数量占全国出版社总数量的比例在6%～14%之间，每省的出版社数量也多在6～14之间。

从出版社发展规模看，印制码洋超过一亿元的出版社中，中央级出版社33家，上海市出版社8家，华北地区9家，东北7家，华东地区13家，中南地区10家，西南地区8家，西北地区5家。码洋超过一亿元的出版社占当地出版总量的比例在20%左右。

不仅数量和规模，各省、市、自治区出版社的性质也大致相同，包括人民、文艺、科技、教育、古籍、少儿、大学等类出版社，而且，各省、市、自治区同类别出版社的规模也大体相当。教育社规模最大，少儿类次之，古籍类都偏小。在大学出版社中，师范类的规模相对较大一些。

现阶段，我国不同地区经济、文化、教育的发展并非是均衡的，出版产业作为对文化、教育以及相关资源依存度较高的产业，其所呈现出的这种均衡态势显然并非是市场主导的结果，同时，这种人为因素致使的均衡对于产业的发展也将产生不利影响。

与我国不同，美、德、日、韩等国出版社地区分布表现出相当高的集中度，在美国，拥有出版社的数量排列在前5名的州所拥有的出版社数占全国出版社总数的比例为40%，其中加州19.2%、密歇根州11.7%、纽约州9.80%、马萨诸塞州9%、宾夕法尼亚州6.9%，除数量之外，这5个州的图书销售额约占到全美图书销售的60%。日本的出版社有80%集中在东京，韩国的出版社有76.7%集中在首尔，德国的出版社主要集聚在慕尼黑、柏林、汉堡、斯图加特、法兰克福、科隆和莱比锡。

迈克尔·波特的“集群理论”认为，竞争最激烈的集群对某些产业来说，可能是最好的战略地点，如“硅谷”。一个大国应该有两到三个针对不同市场的集群，将其由区域中心发展为国际中心。在空间上的相对集中有助于形成较为完善的信息情报、交通运输、商业金融、教育科研等较为完善的基础结构体系，有利于提高企业的效率和整个产业的竞争力。目前，我国出版产业所呈现出的这种地区和规模的均衡发展态势，造成了资源的分散，这对于整个产业的高效发展以及应对国外出版集团的竞争是十分不利的。因此，我们应借鉴美、日等国的经验，打破目前这种均衡的格局，一方面，对具有形成集聚区条件的经济、文化较为发达区域的出版社（集团）进行鼓励和扶持，同时，也可以通过鼓励其他地区出版集团在经济文化发达区域设立分支机构的方式，来加速集聚区的形成。

二、我国图书出版业的竞争格局

图书出版业的竞争格局是以国内现有出版集团、出版社之间的竞争为核心的，内部的竞争还包括不同发行渠道之间的竞争。与外部的竞争一方面包括与外国出版集团以及国内一些欲进入出版领域的民营工作室之间的竞争，另一方面包括与广播、电视、网络、电影等其他媒介产品之间的竞争。

（一）出版社（集团）之间的竞争

目前，出版社（集团）之间的利益纷争主要表现为：各省市出版社在确保自身在当地的既得利益基础上，又都不甘心囿于本地，纷纷将触角伸向其他省市，实现市场扩张；各部委所属的出版社以及部分大学出版社依托其主管部门的行政力量，全力抢夺所属行业的各种教材和相关学术文化资源，阻击其他竞争者，由此造成中国图书市场的地域、行业分割和零碎化。在图书产品的竞争方面，虽然出版产业对于教育图书的依赖程度有所减弱，但在整体上，教育出版仍是带动出版业增长的主导力量，尤其是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出版。

由于我国图书出版业的进入壁垒较高，同时并未形成市场化的退出机制，使得在宏观上，出版产业尚没有实现充分的竞争。当然，在局部区域或者微观层面，不排除有激烈的竞争存在。

准入、退出机制与竞争格局直接相关，下面，我们来对我国出版业目前的准入与退出状况予以描述。

准入方面，我国政府对图书出版业的进入规制十分严格。第一，禁止非国有出版社进入市场；第二，在各省、市、区出版社门类基本设置齐全之后，原则上不会再批准新的地方出版社进入市场；第三，在教育部所属高校和一些较为重要的地方大学出版社基本建立后，原则上不再批准新的大学出版社；第四，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办局、各主要行业协会、各民主党派和主要群众团体、解放军各总部和重要单位、各主要宣传机构以及由原主管工业部演变而来的若干特大型国有企业的出版社设立完成基本布局之后，原则上不再批准新的出版社进入。因此，在1995年以后，我国新增出版社数量非常少。

退出方面，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几乎没有一家出版社主动退出市场，也无因亏损压力退出的（即使现在有一部分出版社已经出现资不抵债），在行政隶属关系发生改变的情况下，出版社也不会被取消、关闭。如2000年北京大学与北京医科大学合并后，原北京医科大学出版社更名为北京大学医学院出版社，形成了北京大学属下同时有两家出版社的局面。极少数退出市场的出版社几乎无一例外都是因严重违规而被吊销出版经营许可证的，如1989年上海文化出版社和山西希望书刊出版发行了一本引起穆斯林不满的《性风俗》，违背了国家宗教政策，被国家新闻出版署吊销营业执照。此外，1997年海南摄影美术出版社因出版存在泄密和严重错误问题的图书以及卖书号受到同样的处罚。

我国出版社退出障碍较高，主要原因在于：政府的进入规制和书号规制使出版社牌照和书号成为稀缺资源，拥有了相应的经济价值，因而，亏损出版社退出的压力非常小。此外，在“条块”体制下，绝大多数系统只有一家出版社，各地的每类图书领域中也只有一家出版社，如果因亏损退出，就意味着该系统、该地区失去了这唯一的一家出版社，显然，这也是其行政主管部门不愿意看到的。因此，亏损的出版社往往会得到主管部门的援助，如获得教材等图书的定点出版权。

（二）发行渠道之间的竞争

目前，我国图书出版发行行业形成了“三级”竞争格局：国有和国有控股主发行渠道为第一级；民营发行渠道为第二级；外资进入、合资或独资为第三级。目前，从“三级”的运作情况来看，国有主渠道的优势主要集中在行业价值链的编辑出版和一级批发环节，民营渠道在分销渠道的下游二级批发和零售环节具有相对优势，外资在分销渠道和零售网络的模式上具有技术先进优势。但总体来看，“三级”在分销渠道整合和物流系统的构建方面都显得比较薄弱。

1．新华书店

在“三级”中，最具规模优势的是几大新华发行集团。2007年，新华书店系统内部的大动作不断，组建股份公司、上市、兼并重组、控股出版物流通有限公司等举措标志着新华书店在打造市场的同时，也在打造自己，努力成为文化市场的竞争主体。新华书店的规模、品牌影响力、政策扶持力度、办公环境、福利条件等都优于民营书店，缺乏竞争力的要害正是体制、机制的僵化。

2．民营书店

目前民营图书发行市场已经初具规模，全国已有民营书店7.8万家，为新华书店网点的5倍多。除去新华书店教材销售这一部分，民营书店的销售码洋已经占了全国图书销售码洋的“半壁江山”。

2004年4月，国内最大的民营书业公司之一的志鸿教育集团隶属的世纪天鸿书业有限公司，获得了国家新闻出版总署颁发的出版物国内总发行权和全国连锁性经营许可，这是自2003年《出版物市场管理规定》出台以来，国内首家民营书业公司同时获得这两项资格，这也意味着志鸿集团获得了与新华书店等国有资本平等竞争的权利。“志鸿优化设计”出现在一些教辅图书的封面上，印制这一标志的出版社有北京教育出版社、南方出版社等多家，这说明一些民营工作室，正在以多种形式介入出版社的核心业务，这些民营工作室虽然没有出版权，但有着非常强大的选题策划能力、出版资源整合能力、驾驭图书市场的能力，有的还拥有强大的图书经销网络，吸引了一批稳定的图书经销商和代理商。

随着向民营书业开放出版物二级批发权、总发行权和全国连锁经营权，民营书业发展迅速。目前，全国出现了数千家拥有二级批发权的民营发行企业，数十家拥有总发行权和全国连锁经营权的民营发行企业。2006年，民营书业公司中销售码洋过亿的有50多家，有的已超过10亿元。有的民营书业公司在某些图书出版领域已经占有绝对优势，比如在教辅出版领域，就有金星书业的“教材全解”，志鸿教育的“优化设计”，荣德兴业的“点拨”，九州英才的“轻巧夺冠”等。

国内最大的民营书店——席殊书屋目前已有630多家连锁店，上海复星书刊发行公司的销售网络已辐射到上海市2000个零售终端。民营书店的年销售额约为300亿元左右。民营书店的比较优势在于所有权相对明晰、经营目标单一、经营决策快速、市场反应能力灵敏以及员工参与竞争的心理素质较强。但从整体实力来看，民营书店规模化不足，能够与省级新华书店竞争的民营书商远未形成。民营书店要想在竞争中求生存，提高自身服务质量是最有效的途径，可通过实行会员积分制、买书折扣、提供网上销售、免费送书、无条件退换货品等一系列服务，使买书变得更便捷、更实惠；此外，民营书店还可以走细分化、专门化售书路线，如专门经营经济类图书、教育类图书、外文类图书等，吸引一批固定的消费者。

3．外资书店

根据我国加入WTO的承诺，从2004年12月1日起，我国对外国资本全面开放零售市场，并取消股权数量、地域限制。在过去几年中，外资已经以零售、批发等形式陆续进入中国。世界出版巨头贝塔斯曼于2005年5月与辽宁出版集团合资组建了分销公司。香港联合出版集团全资的子公司广东联合图书发行公司、台湾康文轩文教集团相继取得出版物经营许可。从长期来看，国际级巨头如日本的日贩、东贩，美国的批发代理商Baker & Taylor International、英格里姆图书公司以及大型图书连锁店巴诺及网上书店AMAZON也有可能进入国内市场。同时大型媒体集团下属的出版发行机构也会通过书友会、读者俱乐部等直销形式来发展自身的发行渠道。

此外，一批发行公司及各地邮政局、教育局系统也加入了图书发行领域的竞争。

在我国的发行集团中，资产总额几十亿、年利润十几亿的已有多家，位于前列的如浙江发行集团、江苏新华书店发行集团、四川新华书店发行集团等等。我国的出版物连锁经营企业数量持续增长；几十家省级新华书店实现了省内或者跨省连锁经营；2006年，我国10万平方米以上的大型图书物流中心5个；年利润千万元以上的图书物流中心10个。

新华书店主渠道与民营书店二渠道之间的竞争，彼此都不敢轻视对方。中小学课本教参的购买基本上为新华书店系统所垄断，集中度高而且购买量大。民营书店在学术性、思想性图书的销售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但由于除了畅销书外，一般图书的销售总量和利润均很有限，绝大多数民营书店的利润在很大程度上也依赖教辅读物等图书的销售。国有新华书店在资金、人才等方面处于相对优势；民营书店对市场较为敏感，能够抓住主渠道发行上的弱点来占领市场、巩固自身的市场位置，如利用国有书店在图书销售上的劣势，灵活制定销售价格。同时，善于把握和引导市场需求，来制定选题、组织写作，并以最快的速度投放市场，以实现利润的最大化。与国有书店相比，民营书店提供的服务更加人性化，如延长营业时间、免费送货上门等。一些民营书业已经逐步形成了较有特色的渠道模式，如进行省级代理、利用直销优势、探索渠道扁平化、半封闭式销售等等。但是，民营书店在图书回款方面不如国有新华书店稳定，因此在信用程度上不及新华书店。一些出版社对新华书店可以先发书后打款，而要求民营书店至少要先付50%的货款才可以发货，如何提高回款率，是民营书店亟待解决的问题。

国有新华书店与民营书业之间有竞争也有联合，如民营书业企业江苏鸿国集团与江苏、上海新华发行集团合作，上海英特颂与江苏、四川新华发行集团的合作等。民营书业公司与出版社的合作方式，除了前些年的项目合作、挂靠编辑部，也出现了以资本为纽带的股份合作，如2005年12月，国有与民营合资成立海豚传媒有限责任公司等。

（三）印刷、出版、发行三者之间的关系

目前，在印刷企业与出版企业的业务关联中，印刷企业处于弱势地位；在出版企业与发行企业之间的业务关联中，出版企业相对处于弱势地位。下面我们来逐一进行分析。

首先，在印刷企业与出版企业之间，千余家有图书准印资格的印刷企业，面对每年70亿册的图书印刷量，印刷企业之间的竞争本已十分激烈，加之不具备准印资格的近十万家大小印刷厂也加入到书刊印刷的竞争中来，行业竞争加剧，致使印刷企业在与出版企业的竞价中处于劣势，出版企业不仅可以不断压低印刷工价，而且还会长期拖欠印刷加工费。

在出版社与发行机构之间，同样也存在这样的不均衡关系。一方面，一些书店会有意向出版社封锁销售信息以便拖延支付货款，另一方面，由于目前还没有权威的行业调查机构，出版社无从获得书店的图书销售情况。这种信息不对称，使得出版社在与书店的对话中处于劣势。同时，随着图书出版由卖方市场变为买方市场，出版社之间的竞争也日益加剧，发行机构开始设置进货门槛，对出版社的品牌提出要求，如新华书店只允许100多家出版社主动向其发货，对其他出版社则选择进货。不仅如此，对于销售不佳的图书，书店会毫不留情地向出版社退货，退回出版社库房的图书有许多连包装都没有打开。而且，拖欠出版社货款，要求出版社降低发货折扣，打折销售图书要求出版社承担折扣等，也都显示出了当前书店较之出版社的强势地位。

面对同业的竞争和来自下游的挤压，出版企业改制的步伐明显加快，以资本为纽带，通过跨地区、跨行业的整合，来提升自身的竞争力。如2007年12月21日，国内出版传媒第一股——辽宁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成功实现全国首家编辑业务与经营业务的整体上市，从而备受资本市场关注。辽宁出版传媒的第一个战略部署是将募集资金用于“辽宁出版策划有限责任公司”、“辽宁北方出版物配送有限公司增资”、“北方图书城北方区域出版物连锁经营体系”、“补充中小学教材出版发行流动资金”四个项目。这些募投项目的实施旨在通过向多层次、跨媒体、跨地区方向扩张，实现公司构建“综合能力强的大型出版传媒集团”以及“出版传媒业第一家战略投资者”的目标。

此外，2007年，多家出版集团在延伸出版产业链上进行了多元拓展的尝试。安徽出版集团向电影、动漫领域进行了拓展，投资拍摄电影《美丽的村庄》，并与该集团出版的同名图书一同获得“五个一工程奖”。该集团认为，动漫是目前出版业最容易跨行业、跨媒体、跨领域打造品牌的一个行业，并迅速发力，抢占制高点，成功主办了首届中国国际动漫创意产业交易会。目前，其牵手动漫制作企业实现共赢的成功商业模式，受到海内外动漫创意产业的关注。中国作家出版集团和佛山传媒集团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作家出版集团利用自身的作家群体优势和出版资源，在专业指导、社会推广以及市场运营等方面为佛山传媒集团提供支持；佛山传媒集团为作家出版集团提供作家采风、编辑策划、创作研讨等方面的支持，提供跨媒体的平台，推介文化精品。

在出版企业纵横捭阖、延长自身的经营链条的同时，发行企业也不甘其后。2007年5月31日，江苏新华发行集团与海南省店联合组建海南新华发行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这是2007年新华书店跨地区重组和整合产业资源方面的标志性事件。双方以资本为纽带，整合优势资源，组成新的市场主体，从而实现优势互补。江苏此举旨在率先成为辐射全国的大型文化企业集团，继而成为文化领域的战略投资者；海南意在提高市场占有率和覆盖率。

8月8日，安徽新华发行集团重组安徽文化音像出版社；2007年11月20日，深圳发行集团整合海天出版社。在政府有关部门的主导下，两大发行集团实现了对两家出版单位的兼并重组，这意味着垄断资源的壁垒已经松动，原有下游不能涉足上游的禁区已被突破。

5月30日，四川新华文轩连锁股份有限公司成功在香港上市，成为我国首家在境外上市的国有发行企业。为逐步实现其建立完善的全国物流体系的目标，10月，四川新华文轩与新华书店总店达成战略合作协议，计划投资1亿多元，相对控股新华书店总店所属新华出版物流通有限公司，首先在北京建立了一个节点。四川新华文轩2007年的一系列大动作，已经显露出其从地区发行集团转变为全国性发行集团，力争涉足上游领域的战略走势。

（四）来自欲进入者的竞争

数万家民营图书工作室从事图书的编辑、策划，并逐步深度涉足图书出版的各个环节。其中，成诚、科文康桥等二三十家文化工作室已经达到每年1亿元以上的销售规模。规模较大的工作室基本上都拥有自己的书店和特殊的团体购买关系网。目前，受政策限制，民营工作室多选择与国有出版社合作的方式，以国有出版社的名义出版图书。如果政策一旦放开，这部分民营工作室将成为国有出版社不可小觑的竞争对手。

除民营工作室外，意欲进入中国出版领域的还有外国出版集团。目前，主要的国际出版集团均已在我国设立代表处，业务由版权代理转变为组织作者、策划出版图书、进行产品推广和销售。2005年，中国出版业实施“走出去”战略，选择海外合作伙伴，也为海外出版集团和出版社进入中国创造了机会。培生集团发起“培生的选择”项目，想通过教育来带动出版；兰登书屋则试图通过控制中国优秀的作者群来为其打造优质的出版资源。此外，一些国外出版商开始进入电子图书市场，拓展其在中国市场的新业务。

（五）数字出版对传统出版的冲击

政策的大力扶持、行业内技术的不断创新、读者的认可与使用，使得数字化出版从生产、营销到消费逐步向较为成熟的阶段迈进。2007年第二届中国数字出版博览会上展出了一些数字阅读技术及产品，可以看做是对目前数字化出版阶段性成果的展示，其中，“中国知网”被认为是网络出版平台的典范。除了像“中国知网”这样的综合性网络出版平台之外，“手机出版”也是2007年数字化出版的一大关注点。截至2009年底，我国手机用户量达到7亿户，目前，手机的普及率仍保持增长势头。庞大的手机用户群将会为手机出版提供广阔的市场基础，因此，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手机出版作为数字出版的一个重要分支将会得到较为快速的发展。据中国市场情报中心统计，2009年中国数字出版的整体收入超过750亿元，首次超过中国纸质出版产值，与2008年的530亿元相比，同比增长41.5%。一条连接数字技术提供商、作者、出版机构和互联网用户的产业价值链已经形成，一场“数字出版”变革已经在中国图书出版业展开。

国际出版的发展态势清晰地表明数字化已对传统出版形成巨大挑战，美国出版商协会的最新报告显示，2005年美国电子图书增幅达44.8%。在海外，出版市场的领先者已将大部分专业期刊数字化，并不再出版纸质文本，通过集成销售数据的方式来获利。在我国，首先将受到数字化冲击的将是工具书、百科全书、大型文献资料、专业图书以及专业期刊，紧随其后的是教育出版。可以说，数字化的冲击将和渠道一样，成为影响出版产业格局变化的另一个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