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加役流制度

加役流是一种介于“三流”与死刑之间的重刑，由于这一刑罚第一次在唐律中作了全面规定，故在此专作介绍。

1．加役流的产生及内容

加役流定于唐太宗贞观六年（632年），在《唐律疏议·名例》“应议请减”条“疏议”对其发展过程作了简要说明：“加役流者，旧是死刑，武德年中改为断趾”，“贞观六年奉制改为加役流”。《旧唐书·刑法志》把当时议定加役流的过程记载得更为详细：“及太宗即位，又命长孙无忌、房玄龄与学士法官，更加厘改。”魏征等人又说旧律令重，“于是议绞刑之属五十条，免死罪，断其右趾。应死者多蒙全活”。以后，唐太宗又怜悯受刑之苦，“谓侍臣曰：‘前代不行肉刑久矣，今忽断人右趾，意甚不忍。’谏议大夫王珪对曰：‘古行肉刑，以为轻罪。今陛下矜死刑之多，设断趾之法，格本合死，今而获生，刑者幸得全命，岂惮去其一足？且人之见者，甚足惩诫。'”唐太宗回答：“本以为宽，故行之。”但是，他每使用这一刑罚仍很悲伤，而且不能忘怀。以后，他又对陈叔达等人说，死者不可再生，从怜悯出发，故简死罪五十条，从断右趾，但“‘朕复念其受痛，极所不忍。’叔达等咸曰：‘古之肉刑，乃在死刑之外。陛下于死刑之内，改从断趾，便是以生易死，足为宽法。’上曰：‘朕意以为如此，故欲行之。又有上书言此非便，公可更思之。’其后蜀王法曹参军裴弘献又驳律令不便于时者四十余事，太宗令参掌删改之。弘献于是与玄令等建议，以为古者五刑，刖居其一。及肉刑废，制为死、流、徒、杖、笞凡五等，以备五刑。今复设刖足，是为六刑。减死在于宽弘，加刑又加烦峻。乃与八座定议奏闻，于是又除断趾法，改为加役流三千里，居作二年”。

加役流是原有“三流”的延伸，犯者要被流三千里并居作三年，即使累流也不得超过居作四年，因为《唐律疏议·名例》“犯罪已发已配更为罪”条明确规定：“即累流、徒应役者，不得过四年。”在唐律中，有居作四年加役流的规定。《唐律疏议·名例》“工乐杂户及妇人犯流决杖条”条规定：“诸工、乐、杂户及太常音声人”,“犯加役流者，役四年”。

唐律把加役流归入不得减赎的“五流”之中，犯者不在减赎范围之内。《唐律疏议·名例》“应议请减”条规定：“加役流、反逆缘坐流、子孙犯过失流、不孝流、及会赦犹流者，各不得减赎，除名、配流如法。”即使一些明确规定流以下可赎的，也与加役流无缘。《唐律疏议·名例》“老小及疾有犯”条规定：“诸年七十以上、十五以下及废疾，犯流罪以下，收赎。”但是，犯加役流的“不用此律”，即不在赎列。究其原因，此条“疏议”作了解释：“加役流者，本是死刑，元无赎例，故不许赎。”但是，“会降”属例外。《唐律疏议·名例》“应议请减”条“疏议”补充说：“止如加役流、反逆缘坐流、不孝流，此三流会降，并听收赎。”

犯加役流者远在三千里外役满三年后，户口不得再回原籍。《唐律疏议·名例》“犯流应配”条规定：“加役流者，流三千里，役三年。役满及会赦免役者，即于配处从户口例。”其他一些规定皆同犯“三流”者。

2．加役流适用的犯罪

加役流的适用范围较广泛。在唐律中，加役流涉及条目不下二十，除名例律外的其他十一律中，仅厩库律无加役流的规定。总括起来，它主要适用于以下几大类犯罪：

第一，危害皇帝人身安全的犯罪。庙、社和禁苑均为皇帝出没之处，皆有专人护卫，严禁向这些地方放弹、投瓦石等。如有此类行为，并因此而杀死人的，要受重罚，故用加役流。《唐律疏议·卫禁》“犯庙社禁苑罪名”条规定：“向庙、社、禁苑射及放弹、投瓦石杀伤人者，各以斗杀伤论，致死者加役流。”

第二，侵害其他人身安全的犯罪。夜间无故入人家而被拘获的，入城、宅而故杀人的，故杀死囚的等一些故意杀人行为，虽与一般故杀有别，但也因杀人而侵害他人生命，不可轻饶，唐律均判定为加役流。《唐律疏议·贼盗》“夜无故入人家”条规定，夜间无故入人家者，“已就拘执而杀伤者，各以斗杀伤论，至死者加役流”。《唐律疏议·杂律》“向城官私宅射”条规定：“故令入城及宅中，杀伤人者，各以斗杀伤论；至死者，加役流。”《唐律疏议·断狱》“死罪囚辞究竟废倩人杀”条规定：“死囚犯若不遣雇倩，及辞未穷竟而杀，各以斗杀罪论，至死者加役流。”

第三，侵犯公私财产的犯罪。对于一些情节严重或侵犯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侵犯公私财产的犯罪，唐律仍予以严惩，甚至用加役流。唐律把掘他人之墓的行为看做严重的盗毁财物行为，处以加役流。《唐律疏议·贼盗》“发冢”条规定：“诸发冢者，加役流。”神职人员盗、毁神像，情节十分严重的，也须用加役流。《唐律疏议·贼盗》“盗毁天尊佛像”条规定：“道士、女官盗毁天尊像，僧、尼盗毁佛像者，加役流。”偷窃数额在五十匹以上的，也在加役流之列。《唐律疏议·贼盗》“窃盗”条规定，窃盗“五十匹加役流”。此外，抢劫罪之类也适用加役流。《唐律疏议·贼盗》“本以他故殴人因而夺物”条规定：“诸本以他故殴击人，因而夺其财物者，计赃以强盗论，至死者加役流。”

第四，职务上的犯罪。唐律对于一些官吏利用职权行私或违反行职、司法的行为，处罚较严，多处使用加役流。《唐律疏议·职制》“监主受财枉法”条规定，监临主司受财而枉法的，“十五匹绞”；不枉法的，“三十匹加役流”。《唐律疏议·户婚》“里正官司妄脱漏增减”条规定，里正及官司妄脱漏增减以出入课役而赃重的，“入己者以枉法论，至死者加役流”。《唐律疏议·断狱》“主守导令囚翻异”条规定，主守受囚财物，导令翻异的，受财“十五匹加役流”。“监临自以杖捶人”条规定，监临主司违法捶拷囚犯，“至死者加役流”。

第五，其他犯罪。一些重大犯罪，如走私、妻妾殴伤已故夫之祖父母与父母、诈乘驿马、囚犯脱逃伤人等，也都适用加役流。《唐律疏议·卫禁》“越度缘边关塞”条规定，越度缘边关塞而与化外人私相交易的，价值“十五匹加役流”。《唐律疏议·斗讼》“妻妾殴詈故夫父母”条规定，妻妾殴故夫之祖父母、父母并折伤的，加役流。《唐律疏议·诈伪》“诈乘驿马”条规定，诈乘驿马的，加役流。《唐律疏议·捕亡》“被囚禁拒捍走”条规定，囚犯拒捍官司而走并伤人的，加役流。

3．加役流的袭变

宋刑统全盘袭用唐律中有关加役流的规定。无论是加役流适用的罪名还是犯罪情节等，宋刑统皆沿唐律未革，甚至大多连法条的字句都与唐律相同，如其中的“犯庙社禁苑罪名”、“发冢”、“窃盗”、“越度缘边关塞”等条。可以说，宋刑统是唐律所规定的加役流制度的忠实继承者。

宋刑统中虽有加役流的规定，但执行时与唐律的规定有别。这主要是因为宋初实行折杖法，用杖刑替代除死刑以外其余四刑的执行，加役流可折脊杖二十。《宋史·刑法志》载：“太祖受禅，始定折杖之制。凡流刑四：加役流，脊杖二十。”这样，犯加役流者不需再至三千里外服役三年。唐律则没有这样的规定。

大明律中已没有“加役流”字样，但似乎有替代者。替代者为流与法杖一百、拘役三年并用。《明史·刑法志》载：“三流并决杖一百，拘役三年。拘役者，流人初止安置，今加以居作，即唐、宋所谓加役流也。”其实，此与唐律中的加役流有别，主要有二：一是唐律中的加役流不在三流之列，而大明律的规定却是三流，亦含其他流；二是唐律中的加役流无须加杖，而大明律的规定要加杖。

在唐律适用加役流的法条中，除“越度缘边关塞”、“夜无故入人家”、“盗毁天尊佛像”、“诈乘驿马”等少数条目外，大多数均能在大明律中找到相应的内容。其中，多用“杖一百，流三千里”刑。在此列举数例。《明律·刑律》“有禄人”与“无禄人”条都规定，官吏不枉法赃的，皆“罪止杖一百，流三千里”。《明律·刑律》“发冢”条规定：“凡发掘坟冢见棺椁者，杖一百，流三千里。”《明律·刑律》“窃盗”条规定，凡窃盗的，“罪止杖一百，流三千里”。但是，也有少数条目的用刑与加役流相比，有或重或轻的情况。《明律·兵律》“向宫殿射箭”条规定，凡向太庙、社等放弹、投砖石而伤人的，皆处“斩”；唐律则规定，要杀死才处加役流。可见，大明律此条用刑明显重于唐律。《明律·户律》“脱漏户口”条规定，里长脱漏户口的，“罪止杖一百”；县官脱漏口的，“罪止杖八十”。此条规定的量刑明显轻于唐律。从大明律的有关规定可见，唐律中的加役流在大明律中多为杖一百和流三千里，仅有少数重于或轻于加役流。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大明律与唐律相比，确有畸重畸轻现象。大清律例遵大明律之制。

加役流的产生有一定的法制原因，主要是刑罚制度。在笞、杖、徒、流和死五刑中，流与死虽仅一刑种之差，但却关系到人的生命，非同其他刑种之差。为了使这两个刑种间有个缓冲的余地，挽救部分可死可不死的罪犯，唐太宗时已用断右趾刑。但是，此刑毕竟是肉刑，比较残酷，如唐太宗自己听言：“念其受痛，极所不忍。”唐的主刑为五刑，再加一个断右趾，变成了六刑，更不符唐的刑制，故议定加役流，划归流刑，并把原有的部分死刑犯罪纳入加役流范围。这样，既不影响原有的刑制，又缓解了流与死的刑差，可算两全其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