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中国语境中的法律论证研究展望

基于如上的分析，国内今后的法律论证理论研究，恐怕需要在方法上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1．法律论证研究的跨学科、跨地域、跨行业相互沟通的问题

在学科方面，法律论证研究在吸取哲学解释学知识资源以外，尚需加强跟修辞学、论题学、非形式逻辑、符号学、语言哲学和沟通理论等诸多知识领域的接合、交流、沟通。实际上，近年来已经出现了如法律跟语言学的交叉研究。第三届“法律方法与法律思维”研讨会上已经有一些国内从事逻辑学和哲学研究的学者参与。另外，法律论证研究还需要加强跨地域（台湾）、跨行业（如司法实务人员的介入）方面的沟通，希望以后逐渐有多学科、多种类职业身份的研究人员进行此方面的研究。

2．法律论证研究的国际学术交流问题

对此我们还需要大力译介国外相关研究成果，尤其是对欧陆国家法学家的研究。至少从当下的既有研究来看，无视西方法学成果显然是不现实的。当然，如何对待西方法学理论，则是我们在具体的研究当中需要认真对待的另一个重要问题。

3．应该结合中国的历史与现实语境研究法律论证

为了实现西方法学理论的实质性的“中国进入”，进而推动中国法学研究的发展，我国究竟应当首先细致解释西方法学理论、不断引入西方法学理论，还是应当首先在中国法学内部积极拓展新的思路、发展新的思考？在刘星看来，中国法学思考本身的积极展开，是首要的。尤其是，中国的法律实践首先应当是中国法学所关注的问题。法律方法论之研究必须结合我国特定的制度与社会语境来进行，才具有真正的实践意义。在我们这个方法传统本就匮乏的国家研讨法律方法，自然不免要面临诸多困难。但是中国语境下的法律方法论研究依然应当予以强调。所以有必要在传统的研究方法以外，同时注重运用历史的、社会学的等经验的研究方法对法律思维与法律方法进行研究。由此在中国法律实践中发掘出真正的问题，并且由此展开中国式的法学探讨，并将法律方法论的研究成果通过各种方式交流运用到司法实践中去。

总之，我们要借鉴、理解、吸收国外的前沿成果，从我国传统中发掘相关的理论资源，并认真调查法律制度与司法运作实践，加强跟台湾地区学界的相关交流与合作，使这些内容真正转换为中国法学知识的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