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梦难圆而名永存

正当男爵在庆幸自己的梦想快要实现，深情地表达说“多年来我一直有在中国创立中印研究学派的雄心壮志，……我的希望正在实现”的关键时刻，由于男爵长期伏案工作，积劳成疾，病魔过早夺去了他的生命。这在叶理绥的文章里是这样描述的：

在其生命的最后五年里，尽管他的疾病逐渐加剧，但是他持续不断、全神贯注地投入到工作中去。1936年夏天，他去了趟日本，但由于健康状况极其不好，很快又回到了北京。他的家人和朋友们十分为他担忧，可是，他拒绝接受医生的建议，放弃工作，而是坚持在书房里度过每一天。从1937年初开始，他就感到病情已经相当严重，然而直到上个星期他才同意住进[北平的]德国医院，可是为时已晚，医院已经挽救不了他的生命。他的血压太高，身体由于长期的节食而极度虚弱。3月16日，他去世了。一位伟大的学者离我们而去，没有一个人能够填补他的重要位置。佛学研究或许要等待很长的时间，才会有某位学者，具备与其科学素养和深厚学养相当的学者，才能继续从事这个专门而艰深的领域的研究工作。

不过，这实际上只是终究美梦难圆的原因之一。除此之外，其实与当时旧中国的社会历史条件息息相关。正如上文所说，在旧中国兵荒马乱的年代，时局不稳，社会动荡，根本不可能有一个完全自由——精神自由和物质自由兼具的环境，让他实现这个美妙的梦想。

可是，在中国近现代学术史上和教育史上，钢和泰这个名字绝对不能忽略不记的，钢和泰的贡献是不能轻易忘却的。然而，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知道钢和泰的人确实不多了。从学术史和教育史上来说，钢和泰是北京大学开创东方研究之初有幸聘请到的一位难得的学术大师。他从1918至1928年期间在北大的教学和科研活动，无疑对北京大学后来在东方学领域执中国学术界牛耳的地位奠定了一定的基础。钢和泰是在当时的香港大学校长查尔斯·艾略特爵士（Sir Charles Eliot）的大力推荐下，在鼎鼎大名的胡适的邀请下，受聘北大的。胡适曾经说过一句话，钢和泰先生任教北大，是香港大学对中国学术的最大贡献。钢和泰在北大主要讲授梵文佛典、印度宗教史等课程，由于他不能用中文授课，曾经有相当一段时间是由当时已经是北大名教授之一、同时也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的胡适为他做口译。由此可见，北大和胡适对钢氏任教北大的重视程度以及钢和泰的学术地位之高。

钢和泰的学术研究，特别重视佛教文献材料和文物史料的考证和对勘，其研究方法在当时无疑属于国际前沿，在今天也影响深远。钢氏的研究，绝大部分与梵藏汉佛典的对勘研究相关，其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直接影响了当时中国学术界众多领域，比如语言学、宗教学、历史学、文学等等。他为数不多但精雕细刻的“小文章”，直接影响了当时中国的学术大儒，比如汪荣宝、罗常培、魏建功等等。清华“四大导师”之一，“最有希望的读书种子”陈寅恪先生，虽然早已扬名海内外学界，但仍长期参与钢和泰的“家庭研读班”（privatissimum），每个周末都进城与这位男爵共同研读梵典。更值得一提的是，钢和泰创办的中印研究所培养了大量中外青年才俊，尤其是在他受聘哈佛教授，研究所归属于哈佛燕京学社之后，中印研究所的发展迅速，在亚洲研究领域，特别是中印研究方面蜚声海内外。当时的钢和泰，可谓硕果累累、桃李满天！更令国人感佩的是，他坚信只有他才能为当时的中国学术界培养更多合格的梵藏汉佛教人才，他对当时西方的中印研究领先于古老东方的中国，连日本也比中国强的局面非常不满，他决心要在中国培育大量的青年学者，创立“中印研究中国学派”！这是他一生学术生涯执著的追求和美丽的梦想。

诚然，由于受历史条件的局限和他的英年早逝，钢和泰未能实现这自己终生追寻的梦想，最终并没有在中国建立起他心目中的中国的中印研究学派。可是，他在学术研究和培育人才方面的毕生实践，在东方学研究，尤其是在中印研究、佛教文献研究、语言学和文物收藏方面的贡献，在中国近现代的学术史上确确实实烙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有些方面至今我们无法望其项背，有些研究方法至今影响着中国学术研究。他的名字已经永远镌刻在了中国学术史上，永远镌刻在了一代又一代中国学人的心中。他的梦想虽然最终没有完全实现，但是其追梦过程给我们今天在学术道路上新的“追梦”留下了宝贵而无限的精神价值。关于钢和泰先生努力实现这一梦想的追梦历程，我们还会在下文中再予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