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生活苦乐相济

从1917年到北京至1928年下半年赴美国哈佛大学讲学之前这段时间，钢和泰在北京的生活，从开始的彷徨无助到后来的基本稳定，总的来说，他一定还是比较满足和惬意的。当初，当他因为自己在俄属爱沙尼亚的财产被没收时，他有家难回、有苦难言，其心情可想而知。在无可奈何之际，只好滞留北京，彷徨无助是情理之中。不过，由于时任香港大学校长的老朋友艾略特爵士的大力举荐，当然也因为他自身博学多才，这个古老的东方文明国度接纳了他，北京大学接纳了他，使他在北大谋到了教授梵文的教职，由此生活有了基本保障——尤其是精神生活有了着落和依托。从此，他在北京这个东方文明之都开始了自己一生传道授业解惑的神圣的工作！从此，他寻找到了梦寐以求的精神家园——在这里，他不但可以从事自己喜爱的教职，而且可以沐浴在东方文明古都的神圣、神秘与神奇之中；在这里，他可以继续喜爱的研究工作，收藏工作，并且取得了让当时的学术界刮目相看的重要成就；在这里，他拥有丰富多彩的精神生活，当时在京的中外名流，好些都是他的朋友，有些甚至是至交！在这里，他的生活从开始的彷徨无助，到后来的神采飞扬——无论他给谁谈到北京，他都充满激情和感恩，他说这是他唯一能够获取自己研究工作所需资料的地方，他永远不愿意离开这个地方！事实上，除了1928—1929学年度他应邀赴哈佛大学讲学以外，他的后半生，包括他1929年正式就任哈佛大学中亚语文学教授之后，都一直在中国——确切的说是在北京度过的。

不过，在1928年前，他在北京的生活，尽管在精神层面非常满意，但在物质层面还是多少有些窘迫。原因大致有二：一方面，因为贵族出身的钢和泰男爵，从来衣食无忧，过去从未因为囊中羞涩而放弃自己的某种爱好或者追求，可如今不同了，他没了领地、没了财产、没了对他来说怎么花销都无所谓的金钱，即便他来中国时带来一些盘缠，也难以长期维系，他必须自己挣钱养活自己，然而北大教职薪酬恐怕难以满足他的消费需求——他除了基本的生活之外，要知道他是一个几乎痴迷而疯狂的收藏家，收藏那可是花钱没底的。另一方面，当时的中国由于国际国内的特殊形势之故，战争内乱频仍，时局不稳，社会极不安定，由此直接造成的后果就是，政府有时无暇顾忌大学的死活，拖欠教授薪水的情况时有发生。

对此，我们可以从钢和泰日常生活中的某些记载看出，他有时会为购书、购物一筹莫展而需要朋友的帮助：

1922年5月9日，钢和泰在北京饭店觅到一批书籍，自己无力购买，只好求助于老友胡适，后者向友人借钱帮他买了下来，对此胡适日记有载：“钢先生来谈。他说，北京饭店到了一批书，需二百六十元左右，他无钱购买，很可惜的。我看了他的单子，答应替他设法。下午一时，到公园会见在君与文伯，向文伯借了一百块钱，到北京饭店，付了一百元的现款，把这些书都买下来了。”

1923年12月18日，胡适先生“访钢和泰先生，谈甚久”。可能为了帮助钢和泰购买藏文大藏经，专门给单不庵去信求助。

除了自己大量购书外，钢和泰还想方设法给北大图书馆（后来给哈佛大学燕京学社）购买珍贵图书。比如1925年1月25日，钢和泰就介绍了一个蒙古人给胡适。此人带有藏文《大藏经》之《丹珠尔》全套，胡适想代北大买下来，对方索价一千四百元，胡适还价八百元。不成而散。

说到他的经济窘况，我们还可以从在1927年他与瑞典著名考古学家安特生教授的交道中看出来。

安特生，可以说是20世纪世界著名的一位瑞典学者，全名约翰·古纳·安特生（Johan Gunnar Andersson）,1874年7月3日出生于瑞典的克尼斯塔，1960年10月29日卒于斯德哥尔摩。1902年取得乌普萨拉大学地质学博士学位。早年多次参加北极和南极的探险工作，著有《世界铁矿资源》和《世界煤矿资源》。1906—1914年任瑞典地质调查所所长，1914—1925任中国北洋政府农商部矿政顾问，其任该职的初衷是为调查和研究中国地质环境资源，《中国的铁矿和铁矿工业》和《华北马兰台地》两部调查报告正是在这期间完成的。1926—1939任瑞典远东古物馆馆长。他本从事地质学研究，但是在中国所做的考察工作更使其成为一名世界闻名的考古学家，在他的努力下中国仰韶文化遗存才得以系统的发掘和研究，对中国仰韶文化乃至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建立都具有不可磨灭的贡献，高本汉先生称其为“中国考古学的创世纪的拓荒者”。1918年安特生和吉伯（J.Megregor Gibb）教授首次在北京周口店附近的洞穴中发现了一些古生物化石，同年秋天，安特生在皮特荪（Maria Pettersson）女士陪同下来到了仰韶村，发现一批古生物化石以及“龙骨”。1923年出版《中华远古之文化》，首次提出了“仰韶文化”的命名，并对仰韶文化的性质做了初步的阐述；1928年首次在山东龙山城子崖发现黑陶文化，被命名为龙山文化，比仰韶文化稍晚。其他有关中国考古学的著述还有《奉天锦西沙锅屯洞穴层》（1924）、《甘肃考古记》（1925）、《黄土的儿女》（1934）、《远东地质学和考古学研究》（1939）、《中国史前史研究》（1943）、《朱家寨遗址》（1945）和《河南的史前遗址》（1947）等。大概是钢和泰想在欧洲展出自己的收藏品，于是他想到了求助于时在北京的安特生。不过，这位瑞典远东古物馆馆长、著名地质学家、考古学家也许还不十分了解钢和泰收藏品的价值，最初曾经致信婉言谢绝。

可是，钢和泰并没有放弃。从安特生5月6日给钢和泰的信函可知，钢和泰收到上述谢绝信之后，赶紧给男爵送去了大量样品，希望他更加了解自己的收藏品。从安特生6月11日给钢和泰信函可知，后者紧接着在5月6日、26日就有关其佛教造像藏品的展览问题继续致函安特生教授，企图说服安特生帮助他。钢和泰写信的具体内容不得而知，但可以估计，钢和泰肯定在不厌其烦地“推销”他的收藏品，矢志不移地向安特生说明和解释他的宝贝收藏品，让这位赫赫有名的地质学家和考古学家真正了解这批藏传佛教艺术珍品，以便达成某种协议。工夫不负有心人，钢和泰的执著与真诚感动了安特生，此事终于开始有了眉目。

6月11日，安特生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致函钢和泰，确认收到钢氏5月26日以及更早的5月6日的信件：

亲爱的钢和泰男爵：

5月26日以及更早的五月6日的大函均收悉，我必须向阁下致予最真诚的谢意。

我们期望着下个月初能从Calchas号船得到您的收藏品，以及我们自己的托运货物，到时我会立即给阁下写一张详细的收条，允诺按照达成的协议给阁下付款。

至于阁下前面一封信，我高兴的告诉您，至少接下去的几个月我将继续呆在斯德哥尔摩。而且，我希望阁下5月来信中提到的全部问题，能够在我下次与您联系的时候给予答复。

我的许多朋友都已经看了阁下有详细说明的目录，对阁下精美的收藏品兴趣浓厚。迄今为止，我们没有制订出任何明确的有关展览阁下收藏品的计划，但是我希望最近能够就此问题非常明确的写信告知阁下。

您非常真诚的朋友，

[签]J.G.Anderson

不久（大概是7月），事情终于成了。这从钢和泰男爵致函安特生教授信函可以看出，他已经说服安特生帮助在瑞典展览他的佛教造像收藏品了，因为信中提到请工友加固箱子，何时通关、何时上船、何时出发等等之类的问题。这里我们想要说明的是，下一封信反映的问题，即钢和泰男爵的经济窘况。

收藏品运走了，钢和泰本来应该很高兴，因为长期的努力终于可以开花结果；可是他还是高兴不起来，相反，他越来越忐忑不安，担心随后要支付太多的费用，于是，再次提笔致信安特生，担心他到别的地方考古去了而忘了处理这批收藏品，请他务必履行在某人面前所做的承诺云云。

由此看来，钢氏虽然在北京大学讲课，但对于贵族出身、又对文献典籍、古物器玩收藏情有独钟的他来说，经济条件一定不是太好，从其书信以及《吴宓日记》、《胡适日记》等可以看出，他常常为购书之类一筹莫展而需要友人相助。事实上，由于时局的不稳，民国政府给北大的经费也是时断时续。北京大学等众多国立大学时有拖欠教员薪水的事情发生。这样的事情也发生在了钢和泰身上。我们从陈大齐教授在1927年7月12日给他的信函中可知，陈大齐教授因为北大拖欠薪水事向男爵致歉。从信中内容可知，当时北大给钢氏的月薪是400元，说起来不算太低；不过，由于当时政局不稳，学校财政并不宽裕，教授们常常不能按时领取薪酬，对于贵族出身的钢氏来说，这种生活境遇固然不佳：

亲爱的钢和泰男爵：

由于所有政府机关所面临的财政困难，我们非常愧疚，未能按时支付阁下薪水。过去二十二个月（1925年9月12日—1927年7月12日）的欠款共计8,800元（|S 8,800.00）。扣除阁下预领的1925年9月的部分薪水148元（|S 148.00），至今尚欠阁下总共8,652元（|S 8,652.00）。

我相信，（北京）大学一定就此事（拖欠教授薪水）引起政府重视，采取具体步骤，以分期付款方式偿还所欠阁下之款。

您非常真诚的朋友

[签]陈大齐

教务长

不过，信中所欠工资实际上也是迟迟未能支付，一直拖欠着，直到1929年5月下旬钢和泰男爵从美国讲学回来后才支付的。等拿到拖欠薪水的时候，钢氏已经不是北京大学的正式教授，而是哈佛大学中亚语文学教授了。北大也就不能再聘其为教授，而只能是讲师、导师或者是名誉教授之类的头衔了。

我们可以肯定地说，1928年下半年钢氏赴美以前，即钢氏任教北京大学期间，经济上虽然可以勉强维持，但终究不是很宽裕，或许有的时候难免日子过得紧巴巴的。对钢氏而言，这段时间可以说他算得上是精神生活的富翁，然而却是物质生活的贫困户！他的生活充满了精神上的快乐，却不时带有物质上捉襟见肘的苦涩！不过，这种乐中带苦、苦乐相济的日子随着1928年哈佛大学的一纸邀请信就算画上了句号。尤其是当钢和泰在哈佛大学做了一年的访问讲师，随着被哈佛大学正式聘为中亚语文学教授之后，他在经济上才算真正有了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