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爱琴海地区

虽然15世纪的文艺复兴唤起了欧洲人对古希腊和罗马文明的兴趣，但是并没有能够马上中止对古代遗迹的漠视和破坏。雅典的帕提侬神庙就是一个例子，这座古希腊建筑的保存状况在近代早期阶段一直持续恶化。起先，这座古希腊建筑成了基督教的教堂。后来，当土耳其人在15世纪征服希腊之后，将帕提侬神庙装上尖塔，变成了穆斯林的清真寺。尽管如此，帕提侬神庙仍然基本保持完整。1687年，当一支来自威尼斯的舰队进攻雅典时，土耳其人认为雅典卫城中心的帕提侬神庙是放置武器弹药最安全的地方。结果威尼斯人的炮弹直接击中了庙宇。爆炸几乎完全摧毁了内墙和屋顶，炸塌了好几根柱子、雕刻的中楣以及山墙上的许多雕像。在1687年前，西侧山墙上站着20座雕刻人像，爆炸后有12座幸存下来，到1800年，只剩下了4座。

希腊于1828年摆脱了土耳其的统治，这使得广泛的考古工作可以展开。1829年，法国派遣军队支援希腊，其中有一支学者组成的分遣队。他们对伯罗奔尼撒半岛展开勘探，描述和绘制所见的遗迹，并在一些遗址从事发掘。在奥林匹亚，他们从著名的宙斯神庙中发掘出排档间饰的断块。同时希腊学者本身也积极开展工作，他们拆除了土耳其人在卫城上添加的建筑物。1837年，希腊考古学会成立，所有在希腊的考古发掘被置于政府的管理之下。希腊考古学家在发掘中开始发挥主导作用。但是，从其他国家来的考古队仍然络绎不绝。1846年，法国在雅典建立了一所考古机构，在那里从事发掘，并帮助对希腊文化遗产进行研究。20世纪70年代，德国考古学家们发掘了位于伯罗奔尼撒半岛西部的奥林匹亚，该地是希腊主神宙斯的祭祀中心。1885—1891年，德国人在雅典进行了发掘，勘探了帕提侬神庙周围的地基，并从填土中发现了许多大理石雕像，这些雕像可能是波斯人在公元前480年攻陷城市时所毁。在19世纪末，德国、美国、英国、澳大利亚、意大利和瑞典都在雅典建立了考古机构。这些机构帮助提供了必要的经费支持和专家，将爱琴海地区的考古学引向成熟。

爱琴海地区的考古与一个人的名字密切相关，他就是德国人亨利·谢里曼（H.Schliemann,1822—1890）。做牧师的父亲在谢里曼8岁那年点燃了他对荷马史诗的热情。尽管谢里曼有语言的天赋，能说22种语言，并能熟练运用11种，但是家庭的贫困迫使他在14岁那年辍学到汉堡一所杂货店当学徒。他经历了各种坎坷，在商界逐渐崭露头角。1846年、他24岁那年，他被公司派往圣彼得堡，作为那里的常驻代表。一年后，他成立了自己的公司。不到10年，他从一贫如洗的杂货店伙计，变成了一个富裕的商人。在后来的12年里，他到美国加州淘金。在41岁那年，他决定退出商界，将他的全部精力用来实现孩提时代的梦想——寻找特洛伊。他到处云游，并学习考古学。1868年，他造访了土耳其西北部地区的特罗德，特洛伊就在那里。他勘查那里的土丘，寻找最可能是特洛伊的遗址。希沙里克土丘的主人、美国人弗兰·卡尔弗特（F.Calvert,1828—1908）令谢里曼相信，这就是荷马的特洛伊，因为他从土丘下发掘出许多有趣的东西。于是，谢里曼决定发掘希沙里克。在1870—1873年的四个发掘季节中，谢里曼在土丘上开挖了数道巨大的探沟，最大的一条大约宽130英尺，深45英尺。相互叠压的城墙和陶器的变化，使他意识到，在漫长的时间里，这里曾经建造过4座城市。但是，他觉得，荷马的特洛伊应该在堆积的最底部。到1873年，他相信普里阿姆的特洛伊不在最低层，而是叠压在最下层城址之上的特洛伊II。因为最下层城址出土的器物非常原始，不符合荷马史诗中描绘的景象。在特洛伊II城址中，他发现了纪念性城墙、双门和巨大的建筑物，令人想起荷马描述的特洛伊城堡。最令谢里曼信服的是，他在特洛伊II中发现了所谓的“普里阿姆藏金”。

根据与土耳其当局签订的协议，谢里曼必须将发现的一半东西交给当局。由于担心土耳其当局会将发现的黄金首饰熔化，他选择了违约，将发现的“普里阿姆藏金”偷运出了土耳其。土耳其当局取消了谢里曼重返希沙里克发掘的许可，于是他决定继续留在希腊发掘迈锡尼。根据荷马的描述，迈锡尼是远征特洛伊的领袖阿伽门农的城市。由于知道谢里曼与土耳其政府的过节，希腊政府起先拒绝了谢里曼对发掘许可的申请。在谈判之后，希腊政府允许他进行发掘，但是必须在三位希腊考古人员的监视之下，而且所有发掘的东西都必须留在希腊，谢里曼只有发表其发掘成果的权利。

迈锡尼的位置从未被人遗忘，它自古典时代以来一直吸引着旅游者。谢里曼意识到，他不能仅发掘城墙或建筑物，他必须发掘出阿伽门农本人的墓葬，才能证实荷马史诗是历史事实而非神话传说。谢里曼急促地向下发掘，无视其他的东西。这使得监管发掘的希腊观察员非常不满，对他的发掘方法提出抗议。但是，谢里曼无视警告，继续我行我素。在希腊当局准备改变主意、采取行动之前，他发现了一些刻有战车和武士的纪念性石柱。接着，他又发现了石板围成的一个圆墙，圆墙里还有很多石柱。谢里曼意识到，这些石柱是用来标识开凿在下面岩石里的墓葬的。最后，他挖到了基岩，发现了五座竖穴墓。墓葬埋有19具尸骸和大量随葬品，包括金银杯、红铜大锅和鼎、黄金胸铠、黄金首饰、镶嵌金银的青铜短剑和匕首。女死者的前额装饰有黄金头箍，而男死者的面部覆盖着黄金面罩。这些发现比谢里曼在特洛伊的发现更加珍贵。

第五座墓的发现尤其值得一提，该墓葬有3个高大的男子，其中一具保存完好，约死于35岁。在其胸部有一块黄金胸铠，身边放有一把黄金剑鞘的青铜长剑，脸部覆盖有一个黄金面具，形象是一位带有胡须的勇士。谢里曼虔诚而缓慢地拿开金面罩，亲吻了它，凝视着下方的遗体。他深信，他所注视的就是阿伽门农的脸。现在已知道，这些墓葬实际上要早于阿伽门农好几个世纪。

在希腊的成功，使得谢里曼又获得重返希沙里克的机会。但是土耳其政府仍不放心，于是指定一位专员并派遣一队士兵监视他的工作，以掌控所有发掘的东西。在三个发掘阶段里（1878—1879、1882年、1890年），谢里曼改善了他的发掘方法，修改了许多先前的结论。在后来两个发掘阶段里，一位能干的建筑师维尔赫姆·德普费尔德（W.Dörpfeld）给了他很大的帮助，德普费尔德曾在奥林匹亚发掘，给谢里曼带来了德国古典文明考古学家的全新理论和有效的技术方法。在德普费尔德的帮助下，谢里曼现在能够在希沙里克分辨出7个连续栖居的层位，并认识到特洛伊VI层与希腊的迈锡尼文化同时。因此，VI层一定是荷马的特洛伊城。而且，他所发现的“普里阿姆藏金”属于早于特洛伊战争1000年的一个阶段。这项重大发现，使得谢里曼考虑在希沙里克继续发掘工作，以便从VI层寻找更多的东西。但是，他没有机会再重返希沙里克。谢里曼在1890年12月1日去世，享年68岁。

谢里曼的人生传奇，使他成为一位颇具争议的人物。谢里曼没有经过任何正规技术和方法的训练，也没有一点古迹遗物的线索，就大规模发掘一处大型城址。在结识德普费尔德之前，他的发掘是非常粗糙的，被他破坏的东西要比他发现的东西多得多。他不是一个讲老实话的人，他写的书、日记、笔记和书信中存在相互矛盾的地方。虽然他做事并不得体，而且喜好争吵，但是他主动、敏锐、实干和办事麻利的风格，给爱琴海的考古以永久的推动。19世纪伟大的语言学家、谢里曼的合作者鲁道夫·维科（R.Virchow,1821—1902）对他的成就做了恰当的评论：“对特洛伊的发掘为考古学研究开启了一个新世界，由此开始了一门全新的科学。”丹尼尔指出，谢里曼的发掘把史前考古学提高到一个“显要的地位”，并旗帜鲜明地向世界表明，用考古发掘工作和对非文字材料的研究，也可以建立起现代的古代史体系。换言之，谢里曼发现古希腊的奥秘，是用考古学方法将历史学从学者文献探索的油灯下解放出来，将其置于古希腊灿烂的阳光下。

谢里曼死后，迈锡尼文明的研究取得了巨大的进展。德普费尔德回到希沙里克进行了两个季节的发掘，又辨认出先前没有发现的两个层位，使特洛伊城址的数量达到了9个，并且确认特洛伊VI与希腊迈锡尼时代的同时性。同时，一位希腊考古学家克里斯多托斯·岑塔斯（C.Tsuntas,1857—1934）继续在迈锡尼发掘，在城堡的上部发现了青铜时代宫殿的遗迹。

一位对爱琴海青铜文明感兴趣的学者是亚瑟·伊文思（A.Evans, 1851—1941），他为特洛伊的发现所振奋，并曾于1883年在雅典结识了谢里曼。1893年，当他造访雅典的文物跳蚤市场的时候，发现了几个石头印章，上面刻有一些文字。这些符号不像当时所知的任何文字系统。当他知道这些印章来自克里特岛的时候，他决定前往造访。次年，他第一次来到克里特岛。在观察了位于克诺索斯古典期之前的居址之后，伊文思认为这是他想寻找印章和其他古物的合适地方。但是，希腊与土耳其的战争使他一直到1899年才能重返克里特岛。伊文思挑选邓肯·麦肯锡（D.Mackenzie,1861—1934）为他的助手，并雇用了50到180个工人为发掘做周密的准备。1900年3月23日，他们在土丘的西部开始发掘，几乎立即就发现了一座巨大皇宫的遗迹。一些墙壁就在地面几英寸之下。除了建筑遗迹之外，伊文思还发现了一度用于装饰宫殿墙壁的壁画和泥灰浮雕。他还发现了许多陶器和无数带有未知符号的长方形泥板，这些符号与他在雅典所买的印章上的符号相同。开始，伊文思认为这些发现属于迈锡尼文明的遗存。但是，当发现了下伏地层后，他才意识到克诺索斯居民在迈锡尼之前已经创造了高度的文明。在1901—1903的发掘季节里，伊文思清理了宫殿的全部，并着手对他的发现进行阐释。他将克里特岛前迈锡尼文明用希腊神话中克诺索斯一位早期国王的名字——米诺斯命名。伊文思还分辨出三个相继的发展阶段和两种文字系统。

十分明显的是，米诺斯文化强烈地影响着希腊大陆迈锡尼文化的发展。伊文思相信，几乎所有的迈锡尼艺术作品都是米诺斯工匠所造。他也认为，在米诺斯阶段末期、多里安希腊人入侵之前，克里特岛没有接受过来自大陆的影响和外来人口。到1903年底，伊文思和麦肯锡深信，克诺索斯最后一座宫殿毁于公元前1400年。发掘工作在1904—1905年继续进行，并在1906—1914年以及1922年做了小规模的清理和发掘，为米诺斯文明增添了许多细节，但是并没有很大的改动。

除了对克诺索斯的宫殿进行发掘之外，伊文思还对它们进行全面的复原，这成为一桩颇具争议的举措。他重建了宫墙，用钢梁取代原来的木梁，并将其漆成木头的颜色。他还在柱子消失后留下的柱洞里竖起水泥柱子，让艺术家修复残破的壁画。伊文思于1926—1936年间出版了四卷本《米诺斯的宫殿》，阐述了对米诺斯文明的看法。在克诺索斯，参观者能够比克里特岛的其他任何地方感受到米诺斯宫殿的形象，但是这种图像大多来自伊文思自己的想象。伊文思命名了米诺斯文明，首先建立了它的年代学，将发现的克里特岛文物及它们的意义向公众宣传。在克诺索斯宫殿发掘后的50年里，学者们将伊文思的观点视为爱琴海史前史的正统解释。尽管后来的工作对此做出了许多修正，但是它们仍然对克里特岛的研究和希腊的历史学家产生着重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