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政治思想与政治实践，以及对政治思想史的解释

在一般的意义上，可以认为政治实践对政治思想有某种优先的决定作用，政治思想的逻辑是政治实践的逻辑的反映。对于两者之间的这种关系，美国政治学家和政治思想史学家沃林指出：“可以说政治制度反映了政治世界的‘事物’或者现象之间的内在联系，而政治哲学则试图对这些‘事物’做出某种有意义的论断。换言之，制度建立了政治现象之间先在的联系。正因此，所以当政治哲学家对社会进行反思的时候，他所面对的并非一堆在德莫克利特的虚空中漂浮的毫无联系的行为和事件，而是原本就已经具备了某种一致性和相互关联的现象。”具体说，政治实践对政治思想的决定作用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政治实践为政治思想提供了基本素材，这一点从古代希腊政治思想的产生和发展中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出来。正是上百个城邦在几个世纪的时间内并存，并且经历了政体各个阶段的发展这一事实，才使当时的思想家们对政体的类型、政体的演变、不同政体内部各个构成因素的分析成为可能。可以想象，按照当时的技术、经济与交往条件，在一个庞大的国家内部，一种从王政经过贵族政治到民主政治的演化根本不可能发生；而类似古代中国那样庞大的国家，其存在本身也为人们进行对外交往、从而了解与自身不同的各种政治现象与政治制度造成了难以克服的困难。在这种情况下，要产生建立在比较政治制度基础之上的政治学研究也几乎没有任何现实的基础。

其次，政治实践向人们的政治思考提出的问题，为政治思想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持久的动力。政治思想不同于一般的政治观念，它更主要地不是政治现实在人们意识中简单直接的反映，而是对政治生活中存在的各种问题进行的系统反思。这种反思构成了政治思想的一项重要内容，它可能表现为对实际政治制度与政治实践的批判，也可能表现为对某种被认为更为理想的政治制度的设计。就此而言，政治思想虽然是政治实践的反映，但常常又与政治实践具有相当的距离。比如说，柏拉图的《国家篇》并不是对古代希腊任何一个城邦的政治制度或者政治实践的简单描述，而是对整个希腊政治的批判；反过来说，如果仅仅通过柏拉图的著作，人们便很难理解古代希腊政治生活的实态。另外，作为古代希腊政治思想集大成者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是在城邦政治走向衰落的时候出现的，政治发展的鼎盛时期与政治思想发展的高峰时期之间便出现了一定的距离，黑格尔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密涅瓦的猫头鹰需要等黄昏到来，才会起飞”。

政治实践向政治思想提出的问题不仅促使思想家们对不合理的政治现实进行批判，而且从根本上规定了政治思想发展的方向。从西方政治思想史的实际情况来看，从近代以来，由实际政治问题决定的理论思考的成分越来越大。近代国民国家的建立、统一的中央政权的巩固、政治自由化和民主化的进程，现实政治的这一系列发展推动着政治思想从马基雅弗利经霍布斯到洛克以及密尔的演变。当然，并不是说政治实践中遇到的所有问题都及时引起了思想家们足够的重视，并且能够从他们那里得到满意的解答。实际上，政治实践总是在匆匆变化和发展，不可能停下来等待每一个问题解决之后再走向下一步。某种特定的政治体制与政治实践往往带着一大堆问题便走向了它们生命的尽头，而同样的问题也往往要在历史中被重复若干次之后，才最终进入政治思想家的视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关于城邦政治的理论，就可以被视为一种对城邦政治实践迟到的反应，这种反应对后者而言已经不可能产生任何作用。

政治思想在受到政治实践影响的同时，其自身发展又具有一定的独立性。理论一旦确立了基本的概念与逻辑体系，就开始了独立的生命历程。从人类历史上看，任何政治体制都是特殊环境的产物，有其确定的生命周期，即有其产生、发展和衰亡的历史。政治思想却与之不同。在某种特定的政治制度和政治实践基础上产生的政治理论，即使在这种制度与实践被岁月埋葬之后，仍然能够传承下去，并且在新的环境下得到进一步的发展。这大概是政治思想史与政治史最大的差别。尽管没有人会怀疑古代希腊城邦政治已经成为永远也不可能复活的历史，但这一点并不妨碍人们去认识、研究和发展产生于这个时代的柏拉图或者亚里士多德的政治思想。西方政治的历史可以被明显地区分为古希腊时代、罗马和中世纪时代以及近现代，每一个阶段政治制度与政治实践的发展都具有完全不同的基础，但后面的阶段在其政治思想方面却都从前面的阶段吸取了丰富的遗产，从而避免了重复的发现和创造。大而言之，如果说人类的政治实践具有较明显的时间、地域和民族差别，那么政治思想却相对较少受到这种差别的影响，它能够跨越时代与地域的隔阂，成为人类共同的财富。

正因为政治思想的存在与发展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因此，它在受到政治制度与政治实践制约的同时，也反过来对后者施加不同程度的影响。与社会科学的其他部分相比，政治思想无疑是实践指向最强的学科之一。事实上，西方政治思想从其产生之日起，就把对政治实践的影响和指导作为其基本使命，因为“按习惯行动是动物的属性，根据原则行事才是人的根本特征。”孟德斯鸠表达了西方思想传统中人们对政治理论与政治制度关系问题上的一种信念：“法律从总体上说就无非是人类理性的体现……每一个民族的公法与私法都应该是对人类理性在不同的环境中的运用。”大体上，政治思想对政治实践的影响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对政治实践进行直接指导。古希腊政治思想的产生，与那些以为各个城邦制定法律为使命的立法专家们的活动有直接的关系。就柏拉图而言，毕其一生，推动着他的政治思考的始终是一种宏伟抱负，即为某个能够接受其思想的君王设计一部完善的宪法，而绝非对政治理论的抽象兴趣。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除柏拉图之外，意大利的马基雅弗利，法国的卢梭，美国以“联邦党人”为名的汉密尔顿、麦迪逊和杰伊，以及英国的边沁和密尔等等，都是为现实政治实践积极出谋划策的思想家。当然，他们的具体设想可能被统治者接受，也可能被拒绝，但就政治思想影响着政治实践这一点而言，却是毋庸置疑的。

其次，为特定的政治制度或者政治实践进行合理化的论证，使之得到民众的认可，也就是使之“合法化”。某种政治制度与政治实践的出现自然有其自身的逻辑、或者说历史的因果关系，而以某种方式使人们接受这一制度与实践，即可能需要通过思想家们的理论工作。比如说美国联邦政府的建立，在很大程度上是当时的大庄园主和大商人迫切需要一种更为有效的政治秩序的结果，但为了让联邦政府据以成立的宪法得到各州的批准，则必须通过一些能够为人们普遍接受的理由对民众进行说服，这便是政治思想史上著名的《联邦党人文集》出现的原因。需要指出的是，从理论上对政治制度与政治行为的合法化论证，既有可能的确体现或者解释了政治实践本身的发展逻辑，比如说密尔关于代议制的理论；也有可能实际上基于一些完全不同的理论推演，比如孟德斯鸠对英国政治体制的说明，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某些先入为主的不尽正确的判断；当然还有一种可能性，那就是思想家对政治现实进行了有意识的粉饰，比如德国和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理论家们进行的大量工作。

最后，对不尽合理的政治制度与政治实践进行批判。在整个西方政治思想的历史中，批判性的理论恐怕要占据更大的比重。批判的理论一方面可能促使人们转向对新的政治可能性的探索，另一方面也可能唤起民众直接的政治反抗，从而改变现存的制度与实践。在这方面，宗教改革时期路德的思想、英国革命时期的共和主义思想以及19世纪的社会主义和改良主义思想都是非常典型的例子，它们直接唤起了一系列革命性的政治运动，其最终结果或者是某种新体制的建立，或者是对旧体制的改造。

一个不能忽视的现象是，自近代以来，政治思想对政治制度与政治实践的影响力呈现出日益增强的趋势。这既是政治必须接受理性的指导这一启蒙主义思想越来越深入人心的结果，也与人类群体之间日益密切的相互联系高度相关。在20世纪，西方政治思想的影响范围已经远远超出了欧洲北美而扩展到整个世界，自由、民主、平等、法治这些基本的政治范畴已经成为全人类共同认可的政治价值规范，并且深刻地改变了欧美之外世界其他地区人们的生活方式、政治结构和政治过程。

政治思想与政治实践之间的相互关联，为人们理解历史上的思想提供了独特的线索，或者说，一定历史时期的政治思想与政治实践常常可以相互印证和相互解释。这样，对某种政治理论据以产生的历史环境的认识，就有可能对理论本身提供重要的说明。这方面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马基雅弗利的政治思想。如果仅仅从他那一部可以说是恶名昭著的小册子《君主论》来看，人们通常会得出马基雅弗利本人不过是一名权术家这样的结论，而这也正是一般人对这位思想家的印象。但是，如果联系到马基雅弗利生活的时代意大利具体的政治环境，以及这种政治环境之下作为一位具有强烈爱国主义倾向的思想家自然的反应，那么人们就会意识到，不能对他的思想进行如此简单的解释。特别是与他的《李维史论》相互参照，马基雅弗利的思想便体现出十分复杂的一面。人们会发现，他并非简单地为权术而论证权术，他真正关心的，是在类似意大利当时的状况下——混杂、无序、政治软弱与道德沦丧是这个时代的基本特点——一种稳定有力的政治制度得以成立的基本条件。只有看到这一切，人们才有可能获得一个比较真实的马基雅弗利的形象。

需要注意的是，虽然政治思想与政治实践的相互影响是一个人们普遍承认的事实，但在具体考察它们之间的关系时，一个经常出现的问题是，人们往往在某个政治事件和在时间上与之相继产生（在此之前或者之后）的政治思想之间建立了实际上并不存在的关联，或者把思想与事件之间本来要复杂得多的关系进行了简单化的处理。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洛克。长时期内，人们都认为洛克的政治思想是对1688年英国光荣革命的说明或者辩护。的确，英国革命体现的逻辑以及革命之后建立的政治体制，与洛克的理论有诸多相似之处。但是，后来的研究却表明，洛克的《政府论》上篇（主要是对费尔默的君权神授论的批判）写于17世纪60年代，而下篇（主要是对社会契约论和自由主义政治原则的论述）在1688年以前也已经基本完成，只不过一直没有发表。因此，对洛克政治思想的传统理解显然有失妥当。当然，新的发现并不会导致研究者否认洛克的思想与英国当时的环境、特别是思想环境之间诸多的内在联系，但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从1640年到1689年，在英国最有影响的其实是某种共和主义的思想。至于洛克的理论后来成为对英国革命的正统解释，那只能说是因为两者之间精神上的内在一致性，使人们宁可接受洛克的理论。另外，在人们对法国启蒙运动与法国大革命之间关系的认识上也存在着类似问题。一般都认为大革命是启蒙运动的产物，当然，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印象可以成立，因为正是启蒙运动为革命者提供了思想武器。但另一方面，实际上在大革命之前几乎没有任何一位思想家是激进革命的提倡者。类似伏尔泰那样公开支持“开明专制”者自不待言，就是像卢梭那样其思想中包含了明显革命倾向的理论家，也从来不曾公开鼓吹革命。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可以认为革命是一件超乎他们任何人想象的事情。

以上的讨论，最终涉及这样一个问题，即“如何理解一个生活在距我们非常遥远、而且从文化上说在某些方面非常陌生的环境中的人的思想”。在早期的政治思想史研究者看来，政治思想和政治实践的历史性，并不会给后人对它们的理解构成特别的障碍。他们相信，只要尽可能详尽地掌握文献和其他历史文物资料，总可以在后来的条件下完全真实地还原和重现过去的思想与实践。这意味着原则上人们可以超越自身的文化局限性，按照其原本的方式对过去的政治思想加以准确理解，而误解的产生，或者只是由于材料不足，或者是理解方法本身存在着缺陷，但它们都不是不可逾越的障碍。

由于受到现代语言学，特别是德国哲学家伽达默尔（Hans Gardamer）集大成的哲学解释学（philosophical heumeneutics）的影响，这样一种历史理解中的乐观主义现在已经被人们逐步放弃。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倾向于认为，对历史上的思想，后来者不可能完全按照其原本的状态加以理解，因此，所谓理解的“正确性”就成为一个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的标准。

解释学认为，对历史上的思想，主要是表达这些思想的文本（Text）的理解，并非某个可以任意调整其视界（Horizont）的主体对一个确定不变的客体的接近，而是两个彼此独立、同时各自具有其不能从根本上加以超越的先见（Vorurteil）的主体相互作用的过程。一方面，任何时代的思想都受到其环境的决定性影响，而且文本一经产生，便具有了某种甚至其作者本身也不能随意左右的视界；另一方面，理解者也被他的时代所制约，具有其特定的视界，不可能找到一个完全客观超然的立场。因此，对文本的理解受到的限制是双重的，它既来自理解者所处的时代和社会的文化环境，也来自他所面对的文本，因为后者已经具有自身独立的意义的历史（解释学称之为“效果历史”），即使文本的文字本身能够保持不变，但其含义即人们对它的理解也已经经历了复杂的历史演化，与作者写作时的原意有了相当的差距。因此从原则上说，理解者在面对文本的时候，首先必须进入一个与他自己的视界不同的文本的视界，而文本的视界又不能被等同于作者本人的视界。在这种情况下，理解者固然可以通过一系列解释学的方法，不断地接近文本的意义和原作者的意图，同时在理解的过程中也会不断地创造出文本的新的意义，但这一理解形式已经从根本上排除了通常意义上“完全”、“正确”的理解的可能性。

从解释学的观点来看，在政治思想史研究中，还有两个方面的因素需要引起特别关注，一是影响着历史上的政治思想的、与现代完全不同的政治实践背景，二是作为政治思想载体的、其含义与现在相比必然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的语言。一方面如上所述，对历史上的政治实践和社会环境的认识，是理解当时的政治思想的必要条件，比如说，不了解城邦的政治和社会生活就不可能理解古代希腊的政治思想，但人们又如何能够真正了解那样一种已经完全不存在、而且在现实世界中根本无法类比的生活方式？虽然通过各种文献和记载，人们可以对历史上的生活进行尽可能的想象，但首先文字记载远远不能反映实际生活的全貌，其次想象也不同于真正的体验，对某一事件进行想象的人与实际参与这一事件的人不可能具有完全相同的思想与感情。另一方面，记载着古代政治思想的语言，比如说古希腊语和拉丁语不仅现在已经不为人们所使用，而且它本身也是当时社会实践的反映，各个概念之间的相互关系体现的是当时社会生活之间的联系，而这种关联在一种不同的生活模式中或者根本不存在，或者有相当的差异。因此，人们只要是通过翻译之后的文本对古代思想进行理解，那么理解中的断层甚至误解便不可避免。比如说，现代英语一般把古代希腊政治的中心概念“πολιδ”称为“city state”，但这个词完全没有办法表达前者的全部含义。事实上，对现代人来说，即使不经翻译而直接阅读原著，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个理解断层的问题，因为现代人毕竟是通过现代语言的媒介而非古代的实际生活来学习古代语言的，这就使他所理解的古代语言以及这种语言表达的内容在相当程度上“现代化”了。这种隔阂，可能任何一位在本国学习外国语的人初到使用这种语言的国家时都能感觉到。

应该说，解释学的这些发现对政治思想的理解具有有十分深刻的意义。首先，解释学要求研究者正视理解者、文本以及思想家本人的意图之间必然存在的差距，从而在思想史解释过程中采取更谨慎的态度和更全面的理解方法，尽可能地避免先入为主的结论；其次，解释学拒绝简单地通过历史研究为现实问题寻找答案的方法，因为不同时代的人们各不相同的视界，使表面上相似的问题可能具有相当不同的内涵，因此比如说古代希腊民主的理论根本不可能简单地运用于今天的政治实践。当然，解释学的立场也并不意味着在政治思想研究中只能采取一种相对主义甚至虚无主义的态度，或者干脆否定政治思想史研究的现实意义。首先，对历史上的政治思想的理解可以为人们的自我认识提供一个重要的参照点，使这种自我认识能够达到相对客观的程度。正如德国当代哲学家哈贝马斯所指出的：“对于任何一种社会理论而言，继承理论历史都意味着一种尝试：它越是主动地吸收、阐述、批判和发展先前理论传统当中的观点，就越是可以避免无意之间把特殊的偏好带入自己的理论视角。”其次，虽然属于不同时代和社会的人群视界的差异，排除了对他们的思想文化进行简单理解的可能，但人类处境及其生活经历的类似，又使不同时空的思想能够具有某些相通之处。就此而言，对过去的政治思想的研究仍然有助于人们认识和解决现实的政治问题，只不过，要做到这一点，人们有必要进行一系列的视界转变，并且慎之又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