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语言与非语言符号

传播的最小单元是符号——信息是传播的材料,信息也总是表现为某种符号。

符号学与人类传播有着密切的关联。符号交往是人类特有的交往方式,人类符号互动的能力和范围,表征着人类传播的本质特征。20世纪下半叶符号学的快速发展,本身就是传播无孔不入的时代压力的结果。正如符号学家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指出的:大众传播的发展使人们空前地关注着有关符号的广泛领域,“语言学、信息学、形式逻辑以及结构人类学等学科所取得的成就,又为语义分析提供了新的手段。符号学在这种情势下呼之欲出,就不再是几个学者的异想天开,而是现代社会的历史要求”〔法〕罗兰·巴尔特:《符号学原理》(王东亮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1—2页。。符号学家霍克斯(Terence Hawkcs)甚至认为,符号学应包括在容量更大的传播学科之内。Terence Hawkcs, Structuralism and Semiotics(London, UK:Methuen,1977), p.154.

人是通过符号与客观世界发生联系的,客观世界也只有通过符号才能为人们所认识。随着符号学的发展,文化与传播研究的各个领域已经清楚地看到了人类文化现象的符号学实质,开始用符号学的理论和方法去看待和分析语言、历史、宗教、艺术和科学等人类文化现象。学界还达成一种共识:对于跨文化传播研究这一领域而言,符号学还是一种跨学科的方法论,两者的结合不但是必要的,而且是必然的。

语言符号、非语言符号是传播的源头。人们在交往中使用的符号系统大致分为两类。一是语言符号系统,包括了口语和文字的语言符号。语言是人类创造出的最为先进、完善的符号体系,在一切符号形式中占据着基础地位。文化的各个要素都在语言之中烙下了深深的痕迹,通过语言差异去了解文化差异,才能客观地把握不同文化之间差异的本质。二是非语言符号系统,人们可以运用表情、手势、姿态、沉默、时间、空间、颜色等各种非语言符号进行传播,分享不同的文化经验,共建交往的内容和意义。

进入跨文化实践之中,人们对语言与非语言符号的理解常常出现歧义和误解,这就需要传播双方能恰当地选择语言和非语言符号来传递信息,揭示文化的差异,展现文化的意义和社会关系的分享。尤其是,对于非语言符号传递的信息,要置于特定的情境中去理解,不能简单化。在很多情况下,非语言符号传递的信息往往是与语言符号矛盾的,当然,这也是非语言符号的重要功能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