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跨文化传播学是传播学的一个重要分支或扩展(extension)领域,20世纪40年代后期诞生于美国,至70年代末期逐步发展成为一门有着独特理论体系的独立学科。在半个多世纪的发展过程中,跨文化传播学的研究旨趣日益广泛和深入,不仅指向不同文化背景中的个人、群体、组织和国家之间交往的特点和规律,不同文化之间的意义阐释和理解,以及人类文化的创造、变迁和分野的进程,还涉及文化与民族心理的差异、跨文化语用研究、文化冲突与解决的途径、技术发展对文化的影响、文化的延续和变迁、传播的控制和管理、民族文化自立与发展等诸多方面。这些议题的存在和延伸,不仅凸显了跨文化传播学的科学性、创造性和实践性,还将跨文化传播学的应用空间推进到社会生活的更多领域。

进入20世纪80年代之后,跨文化传播学在全球范围内得到迅速的发展,并开始进入中国学术界的视野。不过,与传播学初入中国内地的境遇相似(传播学曾一度被译为“传通学”、“交际学”、“交流学”),跨文化传播(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也多被国内学者译为“跨文化交流”或“跨文化交际”。与之相应,一些高校开设的《跨文化交流》和《跨文化交际》课程,分别强调了传播的“对外交流”和“语言交际”两个层面的含义。一些高校在传播学、国际关系等专业开设的《跨文化交流》课程,主要是注重不同文化的个体、群体之间阻碍彼此交流的文化因素关世杰:《跨文化交流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4页。,运用人类传播理论来培养学员的文化观、传播观以及对国际文化事务的敏感度;一些高校在各个外国语言文化专业开设的《跨文化交际》课程,主旨是阐释跨文化交往中因文化差异而产生的失误、矛盾和冲突,通过提供跨文化交往的语用知识和文化分析贾玉新:《跨文化交际学》,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前言第2页。,提高学员对文化差异的敏感性、对交际误区的洞察能力,进而提升跨文化交际能力。

根据近年来跨文化传播研究的前沿进展情况,本书运用了一个较为综合的跨文化传播定义:各种文化信息在时间和空间中流动、共享和互动的过程,不仅关联不同文化的成员之间发生的信息传播与人际交往,还涉及人类社会中诸多文化要素的扩散、渗透和迁移。这一定义的认识基础是,跨文化传播作为人的社会活动,呈现了全球社会中社会关系与社会交往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使跨越文化界限的传播活动表现为个体之间、个体与群体之间以及群体之间广泛存在的相互沟通、影响和制约。究其实质,跨文化传播就是一种沟通和建立不同文化中人与人之间共存关系的文化交往活动,或者说,是人类社会关系和社会交往的跨文化、跨区域的一种“延伸”过程。

本着这一理解,本书立足于中国社会和文化的语境,从跨文化传播涉及的社会关系与社会交往的总体图景出发,按照系统的整体性原则进行了学科框架的设计,以跨文化传播学的基础概念、主要理论、研究方法、基本命题为核心,呈现了理解跨文化传播实践、开展跨文化传播研究的符号、文化、社会、技术、能力和全球社会等层面的学术背景和认知视角。

具体而言,在第二章“语言与非语言符号”中,以符号与符号学理论为基础,讨论了传播与交往中的语言与非语言符号,展现了符号学视野下社会关系与社会交往必然涉及的意义“分享”;第三章“文化的差异、冲突与观念体系”,集中了文化学、人类学等领域对人类社会关系与社会交往的“解读”;第四章“规范体系、社会互动与认同的建构”,阐释了社会视阈下人类社会关系与交往活动在诸多层面的“整合”;第五章“文化心理与认知体系”,借助心理学、跨文化心理学、文化心理学等研究成果,凸显了不同文化群体对社会关系与社会交往的“认知”;第六章“技术发展与全球交往”,描述了技术发展和全球化提供的人类社会关系与交往的“空间”;第七章“传播能力:个体与组织的选择”,涉及文化休克、文化适应与传播能力等议题,聚焦于不同个体和组织拓展社会关系与社会交往的现实“能力”;第八章“面向全球社会:中国、东亚与世界”,立足于中国、东亚和世界三个维度,寻求不同文化之间建立合作对话、和谐共处的关系之道,探寻全球社会中社会关系和社会交往的基本“伦理”。

就本书的结构、形式和内涵而言,大致契合了国际传播协会(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新近厘定的跨文化传播研究的学科特质:一门致力于不同文化之间传播的理论与实践的学科,关注不同文化、国家和族群之间传播系统的差异比较,并与国际传播的许多方面,以及传播与国家发展的研究密切相关。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March 26,2008), http://www.icahdq.org/sections/index.asp.

 

 

跨文化传播学是一个阐释全球社会中不同文化之间社会关系与社会交往活动的知识系统。研究跨文化传播现象,不能偏离对人类的社会系统和传播活动的关注,不能不去研究人与人之间,以及群体、组织和社会之间纷繁复杂的社会关系和社会交往。

科学意义上的社会关系,指的是根据行为的意向内容,若干人之间相互调整并因此而相互指向的行动。〔德〕马克斯·韦伯:《社会学的基本概念》(胡景北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5页。社会作为一个体系,就是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无论是大社会,还是小社会,都表现为各种人与人、群体与群体关系的集合。社会交往的内涵与社会关系密切相关。社会交往是人的社会存在的基本方式,也是社会结构形成的基础。多种多样的社会交往构成了人们之间丰富而复杂的社会关系,社会结构的诸多层面也是不同类别、不同层次社会关系规范化、制度化的结果。可以概括地说,社会交往与社会关系是形成人的社会性的基本前提,是人的社会本质的充分表现形式,共同构筑了人类社会结构的基础。

这里就呈现了社会科学的一个基本假设:社会关系和社会交往是人类社会得以产生、存在和发展的基本活动,社会本身就是人们在交往中形成的“人的真正的共同体”,即“人们不是作为孤立的个体而生存着,而是作为家庭中的成员,团体中的同人,具有众所周知历史渊源的各种‘人群’中的组成部分而生存着”。〔德〕卡尔·雅斯贝斯:《现时代的人》(周晓亮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7页。就此而言,传播作为人的社会活动,体现的正是社会关系与社会交往的本质。在传播的视角下,社会关系表现为个体之间、个体与群体之间以及群体之间普遍的相互沟通、影响和制约;社会交往则是人与人之间发生社会关系的中介和现实体现,必须在人们结成一定的社会关系并进行有效互动的前提下才能实现。在这里,传播是进行社会交往的重要的“黏合力”,同时也决定了社会关系更为密切和复杂的可能性。

进一步说,社会关系与社会交往构成了文化的内在源泉,也构成了人们对各种文化现象进行认知、理解和界定的空间。基于社会关系与社会交往的视角去研究跨文化传播的过程与影响,不仅可以对人类的跨文化交往与互动活动进行相对全面的解读,还可以依据不同的社会结构与社会秩序的变动去更好地解释人类文化的发展与流变。就人类历史的主要线索来看,正是凭借人类社会关系与社会交往的不断延伸,才把不同地区、族群、国籍的人群“联结”在了一起,促进了整个人类文化的发展和社会变迁。不同文化的习俗、道德、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等等,也无不是通过这种延伸而渗入到其他文化之中,确立了不同文化群体的社会规范和观念体系,维持着人类社会系统的动态平衡、稳定和发展。

在文化研究的知识谱系中,历史学家汤因比(Arnold Toynbee)对文明社会生长的考察就是从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入手的。正如他指出的,“社会正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产物,人们之间的关系源于个人活动范围的‘偶合’。这种‘偶合关系’使诸多的个体结成了一个整体,即所谓的社会”,社会是一个“行为的场所”,而一切行为的动机则来自组成这个社会的个人。转引自张志刚:《宗教文化学导论》,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58页。在20世纪得到迅速发展的西方各个现代文化社会学派,比如符号互动论、现象主义、存在主义、结构主义等,无不是将文化置入社会关系与社会交往的整体性框架中进行考察,研究文化的传播如何受到社会心理等诸要素的制约和影响,如何在社会影响中产生、发展和变化。其中,社会心理学家乔治·米德(George Mead)是以个体心理学为理论基础,把社会结构看成个人交往过程的结晶化,把社会发展看成人类交往形式的进化过程。社会学家查尔斯·库利(Charles Cooley)提出的一个观点也得到了广泛的呼应:社会是由无数个人之间的相互作用并借助某种符号系统组成的整体,文化交往则是人类社会关系赖以存在和发展的机制,或者说是联结社会秩序的工具和手段。

作为呈现人类传播活动的一个重要的知识系统,跨文化传播学理论研究的核心和学科构建的基础,跨文化传播的主题、话语、概念、理论乃至范式,都离不开对人类社会关系与社会交往活动的考察。正如贾玉新指出的,社会关系与社会交往对传播的影响,对跨文化传播及其研究有着特殊的意义:一方面,社会关系对传播的影响因文化而异,相同的社会关系可能要求不同的行为;另一方面,社会交往从方式到内容都在不同程度上取决于人们的社会关系——社会关系规定了社会角色,人们又通过社会角色来预测人们的行为,在不同的场景、时间和社会关系下,人们的行为要遵从不同的社会期望和社会规范。贾玉新:《跨文化交际学》,第144—146页。总之,只有把跨文化传播置于人们的社会关系及社会交往活动的相互作用中去分析、研究,才能把握它的规律、发展与变化。跨文化传播学的学科框架,也必然是以不同的形式、从不同的侧面,直接或间接地对不同文化、人群、个体等不同主体之间的关系与交往的反映、陈述或阐释。

 

 

全球化是人的社会关系的世界化,是人的社会交往的世界化。

作为人类社会关系与社会交往的一种“延伸”过程,全球化体现了跨区域的相互联系、社会网络范围的扩大,不断地将主导人们日常生活的本地社会扩展到全球社会的层次上。全球化是一个持续的、连绵不断的过程,意味着跨越国界的社会、政治和经济活动的日益频繁,也意味着世界上任一地区的事件和活动能够对遥远地方的个体或共同体不断地施加影响。全球化也是世界各国社会、文化、制度以及个人之间,产生复杂交互关联的快速发展过程,牵涉到时间、空间的压缩,以及各个社会系统之间传递和处理信息的密度、容量和速度的大幅度提升。一言以蔽之,全球化既为跨越文化的传播与融汇提供了条件,也在不断改变着当今世界的“文化地图”。

全球社会中社会关系和交往方式所发生的诸多革命性变化,不可避免地赋予全人类一种全新的、共有的全球意识(global awareness),使人类的生活具有了前所未有的世界性意义:一方面,不同社会、文化以及不同地区的人们产生了前所未有的交往欲望,促进了不同文化之间的民族和国家的文化大传播,使人们要去面对有着不同文化背景、有着自己所不理解的行为方式的人们,与之发生直接或间接的互动;另一方面,全球范围内经济和文化资源的流动和扩散、重组和整合加快,文化发展呈现出既高度融合又高度分化的趋势,特别是世界文化体系出现了某种“同质化”的趋势。这也表明,跨文化传播已成为全球文化生态的表征,呈现着不同文化主体在交往中的视野和姿态,决定了人类文化交往与发展之路的未来走向。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跨文化传播学的学科目标之一,就是要努力呈现全球社会中社会关系和社会交往的变迁实质。毋庸置疑的是,跨文化传播正在改变着人类生活于其中的社会、文化环境乃至整个“生活世界”,深刻地影响和动摇着不同文化的深层结构。在传统社会中,人们的观念主要是在家庭、邻里、村落和社区等社会群体中获得的,由于人们生活在松散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中,因此主要通过面对面的交往来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相互间的文化意义和价值,在潜移默化之中建构自己的观念。进入全球社会之后,跨文化传播不仅跨越了时间和空间,也穿越了各种文化共同体,由此而改变着不同文化的认知系统、价值建构方式和观念体系——信息已成为交往的主要媒介,牵引和引导人们的社会关系与社会交往,大容量、高密度的文化信息的相互碰撞和融汇,也在重新建构着各个文化复杂的内在构造。

在全球化的语境中,跨文化传播研究还须考虑到技术、人口和经济意义上的知识和范畴。跨文化传播学者拉里·萨默瓦(Larry Samovar)就提醒研究者,要注意三个方面的使跨文化传播愈加广泛和频繁的因素:新技术与信息系统;世界人口的变化;向全球经济的迅速发展趋势。Larry Samovar and Richard Porter, Communication between Cultures(Belmont, CA:Wadsworth,2004), p.5.因为这些变化正在迅速地改变着世界的面貌,必然也会对跨文化传播研究的理论思考和研究方法产生影响。譬如,就萨默瓦所说的新技术与信息系统来看,这一方面的持续革新不仅影响了全球范围内信息流动的方向、数量和结构,也在改变着每一个个体的信息接受环境,改变着人们传统的生活方式、思想观念及价值取向,由此深度影响着跨文化传播的基本语境。与此同时,依托全球范围内日渐完善的信息技术体系而得以深入的文化全球化也作为动力和媒介,推动着全球社会中的社会关系与社会交往现实的结构性转变。

进入21世纪以来,技术要素、资本要素、人力要素等在市场法则的驱动下出现了更为猛烈的全球性的流动和组合,促进了不同文化区域互补性、关联性和依赖性的增强。正如乔治·米德描述的:伴随着人类社会进化的过程,人与人之间彼此联系的相互依存关系变得越来越复杂,紧密交织、高度组织化,而人类社会进化的方向,则表现为:“构成人类社会的、存在于有关个体间的一切相互依存的社会联系变得越来越统一,越来越复杂,越来越紧密地交织在一起,以致达到完全的统一。”张国良:《20世纪传播学经典文本》,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96页。社会交往的全球化,积累了人类交往方式的变迁压力,亦不可避免地要求一种全新的认识框架,要求重新界定全球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社会科学面对现实问题的思路与能力,必定是与特定的社会和时代环境相联系的。任何一种传播现象和传播行为都无法脱离具体的社会环境,也没有一种信息能够脱离传播者和接收者共处的社会现实。所以,传播学者施拉姆(Wilbur Schramm)着重指出:传播现象的研究离不开“研究人与人的关系以及他们所属的集团、组织和社会的关系;研究他们怎样相互影响和受影响;告知他人和被他人告知;教别人和受别人教;娱乐别人和受到娱乐”,总之,要理解人类的传播互动,必须了解人是怎样相互建立起联系的。〔美〕威尔伯·施拉姆、威廉·波特:《传播学概论》(陈亮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4页。

当前,传播全球化正在迅速扩展着不同文化间广泛的交流与分享,跨文化传播研究的议题也在社会实践活动的各个领域中延伸。面对文化变迁和社会现实的复杂性,笔者认为,跨文化传播研究需要发扬理论开放性和思想灵活性的学术传统,特别是要求研究者带着自己的“问题视阈”进入生活实践,在与现实问题的对话中达到“视阈融合”——在视阈的遭遇、交融与沟通中发现并揭示新的意义,从而建构与时代特征相适应的学科体系。孙英春:《全球社会中的社会关系与社会交往》,载《国际关系学院学报》2007年第5期,第44页。

置身于全球社会的语境,跨文化传播的“问题视阈”必然指向的是不同文化之间的整体及其各部分之间的既是静态,又是动态的社会关系。这一“视阈”必然涉及个体之间、个体与群体、群体之间、文化之间的各种相互关系与交往的复杂现实,以及不同文化共同体的社会结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以及社会规范等方面的调适与变迁。这一“视阈”也意味着,研究者要从文化、社会、心理、观念、技术等多个视角,筛选和探讨在跨文化传播过程中涉及的有关社会关系与社会交往事实的变量,并对其进行确认、分析和分类,从现实的变动中追踪传播的主要方式与普遍本质。显然,这些变量是相互关联、相互依存甚至是相互重叠的,同时也预示了跨文化传播研究“路线图”的多元、多维和复杂性;跨文化传播学的学科范式、基本概念、理论、方法,乃至研究意义和理解现实的努力,恰恰寄寓其中。

对本书的这一“视阈”构成启发的,还有哈贝马斯(Jurgen Habermas)用以阐释交往行为理论的“主体间性”(intersubj ectivity)和“生活世界”(lifeworld)的概念。

在社会学意义上,“主体间性”针对的是作为社会主体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根据哈贝马斯的解释,现实社会中的人际关系分为工具行为和交往行为,工具行为是主客体关系,交往行为则是“主体间性”行为。在哈贝马斯著名的交往行为理论中,就是主要运用“主体间性”的概念,提倡交往行为,以建立互相理解、沟通的交往理性,最终实现社会的和谐。“生活世界”的概念最早由胡塞尔(Edmund Husserl)提出,指的是某一生活主体从自身角度所体验的世界,如神话世界、巫术世界等等。“生活世界”是多样的,每一个都有其特有的结构或风格。根据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生活世界”作为一种由“文化传播和语言组织起来的解释性范式的贮存”〔美〕乔纳森·特纳:《现代西方社会学理论》(范伟达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83页。,是交往行为得以落实的基础,也是交往行为得以继续的“界面”,而社会科学研究的条件和对象就是“生活世界”。交往行为合理化的最终目标,就是要实现“生活世界”的正常再生产,具体表现为构成“生活世界”的文化层面的有效沟通、社会层面的有效整合,以及人格方面的健康自我观的建构,也就是“生活世界”的结构上的合理化。总之,“生活世界”构成了交往与理解的结构、背景和前提。〔德〕尤尔根·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第2卷(洪佩郁译),重庆出版社1996年版,第165—168页。更重要的是,通过交往理性达成的理解具备了协调互动并实现社会整合和社会合理化的功能,同时也具备了重要的传播、保存和重构文化的功能,而对“主体间性”的研究能够对人类的“生活世界”提供本质的说明。

这两个概念对于本书的启示还在于:第一,要回归到“生活世界”,即回归到日常生活、意识生活或语言世界之中。换言之,就是从现实生活出发进行思考,解构旧有观念,建立一种奠基于现实生活的认识论。第二,要关注不同文化共同体之间的交往变迁以及“主体间性”的复杂趋向,特别是不能简单忽视社会体系设置的语境。概言之,面向全球社会,跨文化传播学的“问题视阈”必须充分关注人类不同文化之间以及文化内部不同阶层、不同区域的全体成员的关系与交往,充分重视各种形态迥异的文化的现实、特质和选择。

显然,这需要以一种正视无知与局限的心态来进行“范式重构”,以多元、多维的学术话语汇聚诸多学科的知识,呼应和表达社会学科趋于综合的时代潮流。可以预见,此种努力不仅能对全球社会的不断更新的过程提供说明,还可以帮助跨文化传播学获得新的应有之义:基于与社会现实和文化实践同步的学术努力,解读不同文化行为体的整体性调适与变迁,尤其是凝聚人们的思想、达成共识,以指导各个行为体的行为,缓解乃至消解由文化差异或文化冲突给世界造成的消极影响。笔者深信,借助于这样一种广阔的视阈,跨文化传播学必能在人类文化现在和未来的探寻与选择中,作出更有价值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