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近代中国司法改革是一个艰难、复杂的过程。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在既定政治框架下实施全方位的司法改革，其各项条件并未成熟。基于收回领事裁判权、兼顾推动法律进步的双重目的，近代司法改革仓促启动。通过制度模仿，实现司法独立，最终收回领事裁判权，这是清末统治者启动司法改革的目标路线图。实现司法独立，既是司法改革的核心，也是司法改革的硬指标。

在清末宪政改革过程中，清政府对于司法改革寄予厚望。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分权为核心的宪政体制，已得到朝野各界的认同。对于仍然以皇权、中央集权为政权体制核心的清政府而言，立法、行政二权的分立，既无必要，亦无可能。立法权的独立，势必直接造成皇权的缺损，“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的原则即难以实现。因此，立法权的独立成为清末宪政改革中不容触及的论题。在立法权被冻结的政权体制方案中，宪政改革、分权精神的核心内容只能体现于行政、司法分立。更何况，列强各国提出的建立“改同一律”的法律体系、放弃领事裁判权的承诺，又与司法独立紧密相关。

制度变革，涉及政治资源的再分配，涉及相关机构权力、利益格局的重新洗牌。各机构对于实施改革方案的态度和行为，既以对改革目标和改革方案的理性判断为基础，也受由于资源再分配、权力利益格局重新洗牌导致自身地位潜在变化的影响。改革原则的确定和改革方案的制定，体现了改革主导者对于新制度的构想和预期。而制度的变革效果，需要实施者对于改革意图的领会和改革原则的确认，并在具体的行动上给予配合。一次成功的制度改革，既需要合理的改革方案和改革思路，也需要解决改革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尤其是需要平衡改革相关者之间的利害关系，解决改革相关者之间的矛盾冲突。通过权力利益的博弈，最大限度地接近改革的目标。

清末司法改革，是在清政府的主导下设计、论证的，而具体方案的实施，则受到实施者对改革本身态度的影响。清政府既有推进司法改革的决心，也有实施司法独立的诚意。只是，清政府在如何界定司法独立，如何通过破除现有体制，兼顾与原体制相关各机构的利益以及新体制相关机构的职能，实现司法独立的原初设计，表现出较为曲折的过程。贯穿清末司法改革过程中的相关机构的权力利益之争，尤其是法部、大理院关于司法行政、司法审判权力的划分，突出表现了改革过程中方案与实施、整体与局部、局部与局部的权力利益博弈，表现了改革方案实施的曲折经历，也表现为制度变革过程中传统力量的二次狙击。

张从容读博士期间，专注于清末司法改革，对于清末法部、大理院基于司法独立、政治资源重新分配、相互职能分工等命题进行了专门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完成其博士论文“部院之争：晚清司法改革的交叉路口”。值此正式出版之际，欣然作序。

朱勇

200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