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战后西方社会学理论的危机意识

前面我们着重从认识论角度考察了西方社会理论围绕科学合理性问题上的一些观点，现在让我们再从存在论角度考察一下当代社会学理论对社会实在带有自身评价的思想倾向问题。诚如罗素所言，“要了解一个时代或一个民族，我们必须了解它的哲学；要了解它的哲学，我们必须在某种程度上自己就是哲学家。这里就有一种互为因果的关系，人们生活的环境在决定他们的哲学上起着很大的作用，然而反过来他们的哲学又在决定他们的环境上起着很大的作用”。这个观点同样适用于社会学理论，因为究其实质，任何一种社会学理论都是以一定的哲学为依托的，反之，一个时代或一个民族的精神气质（ethos）、社会意识都在其社会学理论中得到具体的表现。

战后至60年代初，在西方社会学理论中美国哈佛大学教授T．帕森斯所倡导的结构功能主义一直处于主导地位。帕森斯的社会学思想基本上是由社会行动理论、结构功能分析和社会系统论三个部分组成的，其思想渊源，正如他在成名作《社会行动的结构》一书序言中所说，是涂尔干、韦伯、帕累托等欧洲古典社会学思想家的某种综合，同时也吸纳了马歇尔的经济学思想、贝塔朗菲的系统论和坎农关于生物有机体是一个自稳态系统的思想。结构功能主义的一个基本假设认为，社会是由许多相互依存的单元组成的统一系统，其内部存在着缜密的结构分工，每个单元都各自发挥着特定的功能，它们相互依赖又彼此制约维系着社会作为一个整合系统的存在。倘若一个部分发生变化，必然影响到其他部分乃至整体发生变化。系统一般保持均衡状态，当受到外部或内部因素的刺激时，原有的均衡被打破，系统内部旋即进行调适，为适应新情况而出现结构分化，同化干扰，建立新的均衡。五六十年代，结构功能主义在西方社会学界得到广泛传播，当时普遍开展的社会结构、社会分层、社会变迁和现代化研究，基本上都是按照结构功能分析模式进行的，以致“结构功能分析”几乎成了“社会学研究”的同义语。

结构功能主义从均衡出发，通过结构分化、功能分化致力于社会系统在变化了的条件下的整合秩序，客观上适应了战后美国相对稳定的和平发展，其经济、军事实力如日中天，和政治上保守主义盛行的态势。这种自信和优越感充分体现在“工业主义”、“世界主义”这样一些概念之中，用这种观点去观察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变迁就必然是以西方为中心、以美国为模式。诚然，第三世界的现代化正在经历着工业化和都市化的过程，但是作为历史的个体，每个民族和地区的发展基于文化背景和传统的差异又有其特殊性。西方社会学家对发展中国家的实地调查结果也并不与美国模式相同，再加上发达国家出现的生态环境恶化等一些工业主义的负面消极弊病日趋显露，以及美国在越战中的进退维谷境地和国内反战、学潮风起云涌的动荡局面，这都促使人们对原来的现代化模式进行重新思考和修正，在理论上对结构功能主义重新评价。这一切都导致60年代中期以后帕森斯理论的逐渐式微。

六七十年代，在批判帕森理论中西方社会学出现了一股强劲的左派激进主义思潮，其代表人物在美国有米尔斯、古尔德纳等，在西德有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等，在法国有列菲伏尔、古德曼等。他们的思想大多受到卢卡奇青年时期的著作《历史与阶级意识》的影响，尤其是“物化”（reification）概念更成为他们批判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现实以及为之辩护和论证的社会学实证主义的一个出发点。由此上溯，还可以看到他们与马克思乃至黑格尔的关系，只不过他们是对马克思的对象化、物化、异化概念以及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做了左派激进主义的解读。在他们的解释中，上述几个概念是同一的，他们并从“实践”（praxis）的观点上强调理论上的异化亦即现实剥削和压迫的“理论行动”。这几乎是一切“新马克思主义”和“新左派”的共同信条，并由此把理论上的激进主义与政治上的激进主义结合在一起了。这种观点表现在社会学理论上亦即社会学激进主义，可以古尔德纳的《西方社会学正在到来的危机》和米尔斯的《社会学的想像力》为代表。激进主义社会学以传统社会学奉为圭臬的实证主义原理为批判对象，指出以实证问题为主旨追求的社会学必然导致其想像力的枯竭。米尔斯认为，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社会学已经日益背离了古典社会学的社会关怀传统，沦为一门体制化、专业化的知识和技术，这表征着知识分子关于社会变迁的立场由激进趋向保守，也意味着批判主体的湮没和失语。这种状况与现代资本主义和官僚制的发展有着密切关系，现代社会分工和知识分工逼迫人们更热衷于经验主义，反而促使从事社会反思的人文学者的消亡。米尔斯重提“社会学的想像力”，就是要大声疾呼具有启蒙思想的知识分子，敢于直面现代性的新状况，勇于冲破社会分工的束缚，恢复社会关怀的传统，解放现代性的启蒙潜力。法克福学派的理论家们则认为，以自然科学为楷模的传统社会学理论（包括对社会学对象的界定和整个研究程序和方法）对待社会现实的态度和解释是以异化、物化为本质特征的，这必然导致对既定现实的无批判肯定，以至变成现代社会权力宰制和剥削压迫的附庸或帮闲。他们主张社会学应从“未被物化的”人的本质入手，反对把现代工业社会的既定现实当作合法的、把它追逐的功能效率的逻辑当作合理的，强调社会理论对一切现实应持有的批判性。

在社会学激进主义的营垒中，除了新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外，还有以A．舒茨为代表的现象学社会学。这是一个以胡塞尔先验现象学为其理论基础的社会学流派，开始时它并不具有政治激进主义的性质，但在反对传统社会学对待社会现实的自然主义态度上与新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走到了一起。舒茨把胡塞尔的“生活世界”概念引入社会学并把它作为建构自己社会学理论——自然态度构成的社会学（sociology of constitution of natural attitude）的起点，主张应对社会现象从“生活世界”观点上做“互为主体性”的理解和诠释，反对传统社会学理论用抽掉属人意义的空洞概念如结构、功能、角色等去说明社会实在，进而认为社会实在本身就具有这些概念所表征的性质。现象学取向的社会学家从新马克思主义那里借用了“物化”概念，并把“生活世界”与“未被物化的人的本质”相等同，认为当代社会学由于盲目地轻信科学的客观性而无法对社会实在的真正“互为主体性”进行量度，从而陷入了深刻的危机。

从激进主义的批判中可以看到，西方社会学的危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以自然科学的客观科学真理取代生活世界的存在真理，从而使社会学理论丧失其本身应有的丰富想像力；倾向于把纷繁复杂和变动不居的社会生活现象化约成几种因素的互动关系，导致社会学研究中以模式或变量的互动关系取代真实存在；强调社会研究中一切现象均应量化，亦即把经验现象转化为可计量的客观数据，而对社会行动主体的人之生命的意义和评价或采取任意量化处理或根本忽略不计；混淆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对象之间的本质区别，主张社会学研究要保持虚假的客观性、中立性，反对把主观情绪和价值因素介入社会研究。在这种自然主义—实证主义方法论的支配下，西方社会学把对物的研究方法全盘运用到对人本身的研究上，丧失了道德理想完全蜕变成技术控制的工具，最明显地体现在所谓的“社会工程学”、“社会测量学”、“社会控制论”的构想中。所有这一切都进一步助长了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生活中以目的—手段合理性为主旨的“官僚制化”（bureaucratization）的蔓延，使“官僚制”不再局限于国家行政管理的权力实施领域，而且无孔不入地广泛渗透到经济（资本和雇佣劳动、生产和消费）、文化意识（对工具合理性的信仰）、社会生活（通过大众传媒）乃至最隐秘的家庭生活领域，成为现代国家和社会、公私领域无所不包的一条根本性的组织原则和管理方式。其结果是传统的社会调适和管理手段的逐步被取代，权力的实施越来越倾向于依赖科学技术、专业化和各种管理方法，遂使社会生活成为实行分层化、专业化管理、可以进行技术控制的非伦理化、非政治化的对象。韦伯在世时曾以绝望的态度把官僚制的发展前景描绘成人的“铁笼”，哈贝马斯则把这视为源于追逐技术控制的实证主义认知旨趣所导致的晚期资本主义的“合法性危机”。

这样一来，社会学激进主义就把对实证主义的批判与批判晚期资本主义结合在一起了，从学理上的激进主义经过新马克思主义变成了一种政治激进主义。应当指出，造成这一状况既有社会学本身学理上的内在原因，也有来自这门学科之外的影响。这里我们主要是指科学哲学家（如库恩、拉卡托斯、波普、费耶阿本德、图尔敏等）对科学知识增长的前提所做的逻辑—方法论的思考，以及现代自由主义思想家（如哈耶克、波莱尼、柏林等）对启蒙运动以来传统的科学观及其预设的“进步”意识形态所做的批判性考察。尽管这些人在学理和现实态度上甚至与激进主义社会学完全对立，但这并不妨碍他们的思想从不同侧面为激进主义批判实证主义社会学、进而批判以“技术文明”为特征的晚期资本主义提供思想支援。

在批判帕森斯理论的过程中，西方社会学出现了多元理论并存的态势，这对于打破多年来实证主义的一统局面、扩展社会认识的广度和挖掘深度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但从另一方面看，出自不同的前提预设、不同取向的社会学对同一社会现象的研究可能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其间的冲突和对立也难以消解，确实体现出社会学与其他各门社会科学相比较由于缺少一般性理论因而具有不成熟性和认识的相对性质。譬如，站在科学的社会学立场，会认为现象学社会学和批判理论拿不出实实在在的经验研究成果，只会坐而论道，根本不是科学意义上的社会学；反之，现象学社会学则认为这种说法本身正是实证主义社会学迷信过时的科学观陷入虚假的“客观性”而不能自拔的表现，现象学社会学根本不以实证主义者津津乐道的经验研究成果为谋，它所做的只是对传统社会学的理论前提、概念和范畴的构成、社会学方法和研究程序的批判性反思考察，务使社会学研究与“社会”性质相符合，在这个意义上它是一种“社会学的社会学”（the sociology of sociology）。这种对立的见解在现代社会学中比比皆是，譬如，同是当代社会学理论家的吉登斯的反功能主义立场与亚历山大复兴功能主义的新功能主义立场，其间的冲突也是无法弥合的。

这种认识上的歧见，也表现在对社会学理论的分类上。美国马里兰大学乔治·瑞泽尔根据指导社会学分析的元理论视角（the metatheoretical perspective），把当代社会学理论归纳为三种范式：社会事实范式、社会定义范式和社会行为范式（social-facts, social-definition, social-behavior paradigms）。社会事实范式的古典范例是涂尔干的《社会学方法的规则》、《自杀论》，其研究对象是社会事实亦即大型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制度，使用的是问题调查法和历史比较法，属于这种范式的社会学有结构—功能主义、冲突论和系统论以及新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社会定义范式的古典范例是韦伯论述社会行动的著作，它通过主观意义的途径理解行动、互动及其导致的后果，主要使用观察法，辅之以问卷调查，属于这种范式的社会学有行动理论、符号互动论、现象学社会学、民族学方法论等。社会行为范式的范例是心理学家B.F．斯金纳的著作，研究主题放在个体行为上，关注诱发预期行为的报偿和阻止非预期行为的惩罚，使用实验方法，属于这种范式的社会学理论有行为主义社会学和交换理论。在这种分类中，三种范式之间并没有逻辑上的必然联系，三者的关系是并列的，因而由它们导引出的经验研究的主题——社会事实、社会定义、社会行为——也无优劣主次之分，只是不同的选择不同的面向而已，各有其不同的存在理由，唯其如此，社会学应是一门多重范式的学科。与之相对的是批判理论家哈贝马斯在其《知识与人类旨趣》中的另一种分类。哈贝马斯基于实践的观点视人类社会的生活世界为三种基本的经验所构成，即劳动、互动和支配（统治），并由此形成三种主要旨趣即技术的旨趣、实践的旨趣和解放的旨趣，技术旨趣是有关经验和分析的劳动过程，实践旨趣是人际之间关于意义的沟通和了解，解放旨趣则是关于摆脱劳动的支配和沟通的扭曲以便获得自主性和责任心的自我反思力量。由这三种主要旨趣相应地发展出三种不同类型的知识，即经验—分析的知识、历史—解释的知识和批判的知识。但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并列的，经验分析的知识和历史解释的知识如果脱离了批判的知识，就会造成劳动的支配和沟通的扭曲，因此三者必须统一在以解放为认知旨趣的批判知识中：“在自我反思知识中，知识达到与自主和责任之旨趣的一致。解放认知旨趣就以追求这样的反思为标的……在自我反思的能力中知识与旨趣是同一的。”这样一来，哈贝马斯就把他的“沟通行动理论”提升为统一其他社会学理论的基础和前提了。

另外一种分类关注社会学家在社会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亦即“社会学家的自我形象”，譬如R．弗瑞德里希在《社会学的社会学》一书中把社会学分为“牧师社会学”（priestly sociology）和“先知社会学”（prophetic sociology），他借用西方宗教中的牧师和先知的角色定位比喻不同取向的社会学家对待社会现实生活的不同态度。牧师教导人们以建设性的态度接受既定社会秩序并给予必要的支持，因而他在社会中起到保守作用；先知则以其预言号召人们批判社会的弊端，引导人们去改变社会现实以避免行将到来的劫难，他在社会中起到激进作用。美国社会学家M．波洛玛依据社会学家的自我形象以及社会学理论的性质列出分类图表，从中可以看到当代西方社会学理论的构成及其分化概貌。波洛玛在图表中只列出了当代美国的社会学家，如果把本文中涉及到的有重要理论建树的人物包括进去的话，那么，在笔者看来，N．卢曼应列入第（1）项限，包括哈贝马斯在内的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以及M．韦伯应列入（3），而A．舒茨则要列入（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