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与社会建构论

一、社会学与后实证主义

社会学自19世纪上半期从哲学母体中脱胎分化以来，基本上是沿着实证主义的传承发展的。在其早期命名人孔德那里，这门学科以自然科学为楷模，试图发现社会构成和变迁的某种普遍规律性，力求对社会达到客观性和真理性的认识，最终的目标是使社会研究成为一门科学，即“社会学”。可以说，社会学近两个世纪的发展历程基本上以实证主义为主线，其间虽然也曾受到新康德主义的“精神科学”（包含文化和价值）的有力排拒，引起过一次次关于这门学科性质的论辩，但这些对立的观点和视角始终没能改变社会学的初衷。尤其进入20世纪后，社会学的研究重心从欧洲大陆转移到北美后，美国社会学以其鲜明的实用性和以应用研究为主要方向把这门学科推向了新的发展阶段。美国社会学的几个研究中心代表了实证主义社会学所达到的最高成就：以拉扎斯菲尔德和默顿为代表的哥伦比亚大学在调查方法和统计技术上的探讨为社会学研究的规范化提供了标准；以R．帕克为首的芝加哥大学在社会问题研究上的成就成为应用社会学的典范；而以帕森斯为核心的哈佛大学在理论上的建树，则把结构功能主义推上战后西方社会学方法论的主流地位。帕森斯学说具有大而无当的“巨型理论”（grand theory）性质，因而难以在经验上加以验证，但与传统经验主义相比，它在强调经验归纳的概括作用（与生物有机体类比，社会被视为系统）的同时，增加了演绎成分（文化作为价值的体现，对行动的决定作用）的重要性，这就导致了这一理论一方面带有“抽象的经验主义”（abstracted empiricism，米尔斯语）性质，另一方面又表现为整体论的功能主义（holistic functionalism）。质言之，仍未脱实证主义窠臼。

70年代以后，随着科学哲学中历史—社会学派的兴起，社会学实证主义受到了沉重打击。主要由波普尔、库恩、费耶阿本德等人阐发的“后实证主义”（post-postitivism）思想，导致了科学哲学中的革命，同时也对社会理论产生了重大影响。以库恩为代表的科学哲学中的历史—社会学派阐发了科学理论中的诠释学性质，这极大地鼓舞了社会科学家冲破实证主义的科学统一观、科学方法的整体性的藩篱；不再相信自然科学会提供出某种真理性知识或普遍性法则以及能够从中产生普遍有效的解释和预测；人们转而相信科学获得巨大成就的秘诀与其说出自某种方法论的内在逻辑，毋宁说是取决于科学的社会、文化、制度、组织等外在因素；过去被奉为圭臬的、高不可攀的科学性观念以及所涵括的客观性、合理性、真理性是科学本身不曾达到的、也不会达到的标准。这样一来，过去实证主义所孜孜以求的社会学的“科学”地位一下子被这种诠释学批判击溃了，以此为契机社会学在其发展中迎来了后实证主义时代。

后实证主义在科学哲学中也被称为后经验主义，它是当代西方社会理论在科学哲学影响下出现的一股强劲思潮，其主要关注点是社会认识问题，试图在弥合传统的实证主义社会科学与理解的社会科学之间对立的基础上致力于创建后实证主义方法论。后实证主义这一总称包括各种不同的取向，其中最重要的当属批判的理性主义（波普尔、霍尔顿）、科学史—社会学派（库恩、拉卡托斯）和科学实在论等。从发展沿革上看，后实证主义思潮大致经历了三个相互联系的时期。三四十年代，西方社会科学共同体都强烈支持激进的实证主义科学观，把科学仅仅视为归纳和经验的证实的结果，强调在事实和价值之间做出严格的区分，主张科学只与事实相关而决不涉及价值。50年代后，开始转向后来被称为逻辑经验主义的立场，虽然承认了概念化和模型这样一些理论要素在科学认识上的重要性，也接受了“非观察性实体”的存在，但同时仍认为一切理论陈述都可以通过纯粹经验、实验的程序而证实或证伪。80年代以后，后实证主义或后经验主义开始在社会理论中发生影响。在这一过程中，人们可以看到后实证主义的不同形式的表现。例如，一些人站在反实证主义立场上试图把批判的理性主义、哲学诠释学以及存在主义等的个别观点结合起来，批判地重新考察实证主义社会科学的基本原理。另有一些人把“后经验主义”的各种形式与逻辑经验论的批判联系起来，试图表明两者之间的承续性，以求在扩展古典实证主义方法论的立场上为理论知识的构成提出更为严谨的策略。还有些人基于实在论的科学哲学立场，借鉴历史唯物主义的个别原理，试图提出能延续自然主义方法论传统的“社会实在论”概念，以克服社会学实证主义和理解的社会学传统二者之间的极端和偏颇。

虽然后实证主义思想在六七十年代甚至更早的M．波兰尼（《个人知识》,1958）、蒯因（《从逻辑的观点看》,1953; 《词与物》,1960）等人的著作中就已显现出端倪，但最具影响的论述当属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库恩的基本观点认为，科学对事实的观察和说明总要通过现存的“范式”（paradigms）或理解的框架（framework of understanding）而展开。“范式是科学的构成要项……也是自然的构成要项”，因此，“范式对科学之持续发展的重要性，同于观察和实验。”这样一来，他就把科学革命描绘为一种由经验观察和先验范式之间互动的双向过程，直接击中了实证主义将感觉经验绝对化、理想化的要害，为后实证主义的科学观奠立了基石。库恩另外一个对社会科学产生重要影响的概念是“不可共量性”（incommensurability）。这是库恩考察科学史后得出的想法：即使在最严格、客观的物理学中仍然有相互冲突的物理世界。由此进一步引出了关于“不足以确定性”（underdetermination）的概念，它指涉的是这样一个问题：逻辑上可能的理论与经验材料并不一定相符合，因此，经验证据无法确定理论是否正确。人们还可以从费耶阿本德和后期维特根斯坦日常语言分析中找到类似的思想。不足以确定性中所蕴涵的相对性成分导致一些人产生更激进的想法：既然经验论据无法确定一个理论比其竞争对手更优越，那么诉诸社会因素解释即社会学解释就应该被认可。这后一种观点中所包含的对科学合理性的激进怀疑主义态度正是当代被称为“科学知识社会学”所坚持的主张，并使它与后实证主义中占主流地位的理性主义观点分道扬镳，走上一条激进的相对主义的不归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