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功能主义的兴衰

作为当代社会学中一种理论观点，顾名思义，新功能主义是从扬弃和发展功能主义而来的。确切地说，它是从后实证主义立场上试图重构帕森斯理论的功能主义思想，使之能融会贯通社会学各种传统和当代各种理论观点成为更具包容性的整体而提出的一个多维性（multidimensionality）的框架。为了深入地理解这一观点，有必要追溯一下历史上与这一问题相关的一些情况。众所周知，从孔德在其《实证哲学教程》中首先使用“社会学”这一术语以来，尤其是自本世纪研究中心从欧洲转到美国以来，实证主义一直是一种占主导地位的理论和方法论。而在属于实证主义社会学的诸流派中，功能主义又是历久弥新、影响最为广泛的一种理论。孔德是功能主义的始作俑者，他为社会学确立的“秩序和进步”的基本原则以及他把这门学科分为“社会静力学”（结构、制度）和“社会动力学”（功能、过程），使社会学从创立之日起就与功能主义结下了不解之缘。确实，倘若人们以系统而客观的态度去看待纷繁驳杂而又变动不居的社会现象时，也就自然而然地进入了功能主义之维。孔德开启的这个思路经过斯宾塞（社会有机体论）、涂尔干（社会实在论或社会学主义，social realism or sociologism）、马林诺夫斯基、布朗（文化人类学）、帕森斯（结构—功能主义）等历代思想家的承续，已成为社会学看待社会生活的一种基本视角和不同时期社会学研究的不可或缺的内容。

就对当代社会学理论发展的影响而言，在上述几家中以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为最。帕氏理论是继M．韦伯之后对社会科学不同理论要素进行综合的又一次尝试，他试图将英国功利主义经济学（马歇尔）、法国实证主义（涂尔干）和德国历史主义（韦伯）传统加以整合，为整个社会科学构筑一个跨部门的概念框架。他的成名作《社会行动的结构》把欧洲思想家的不同观点结合为一个以意志为起点的行动理论，用以取代美国盛行的实证主义变种——心理学主义的社会行为理论。帕氏强调人们在价值取向上的含意是社会秩序形成的基本因素。他用行动模式表征社会各系统并探讨为保证系统稳定而必须满足的功能需求，而作为理论抽象形态的结构—功能主义，则是行动理论和功能理论的综合。帕森斯理论的一个基本假设认为，社会是由诸多相互依存的单元组成的统一系统，其内部存在着结构上的分工，每个单元都各自发挥着特定的功能，它们相互依存又相互制约，维系着社会作为一个整合系统而存在。倘若一个部分发生变化，势必影响到其他部分乃至整体发生变化。系统一般保持均衡状态，当受到外部或内部因素的刺激时，原有的均衡被打破，系统内部开始进行调整，为适应新的环境而出现结构分化，继而吸收或同化干扰，尔后建立新的均衡。

结构—功能主义强调社会系统内部的均衡和自我调适，而忽视社会中无处不在的冲突现象，反映了50年代美国社会对人类发展前景的乐观情绪。这种理论的产生，与战后美国相对平稳的和平发展，其经济、军事实力如日中天，政治上保守主义势力盛行的态势有很大关系。战后美国社会学广泛开展的社会变迁、现代化、社会分层以及组织社会学研究，基本上都是按照结构—功能分析模式进行的。这在客观上促进了这一理论观点的传播，以至50年代在西方社会学中成为一种占主导地位的理论模式和研究典范。甚至在某些人的心目中结构—功能主义与社会学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譬如1959年戴维斯在就任美国社会学学会会长的就职演说中就宣称，在结构—功能主义之外不复有社会学！

60年代，美国陷入越南战争的泥潭，国内学生、工人的骚乱、暴乱连绵不断，暴露了结构—功能主义夸大社会中均衡、秩序、和谐、稳定假说的保守性，从而招致越来越多的批评。其中的主要指责有：由于忽视冲突致使它在解释社会变迁时显得苍白无力；过分突出社会强制和规范决定对人的社会化作用，使人变成单纯地听凭社会制度某种指令的客观结构，抹煞了作为社会行动主体的选择性和创造性；作为一种客观的巨型理论，过分抽象而且无视个人和小群体间的互动，故无法用它来研究微观社会，因此这种理论无法用经验事实加以检验。在批判帕森斯理论的过程中，美国社会学出现了学派林立的多元交叉格局，主要有科塞和达伦多夫主张的冲突理论、布劳、霍曼斯倡导的交换理论、来源于米德思想的符号互动理论，以舒茨为代表的现象学社会学，肇始于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的哈贝马斯的沟通行动理论、从结构—功能主义内部提出批判其过于抽象和庞大的默顿所主张的“功能分析”等。60年代中期以后，面对如此众多的批评指责，结构—功能主义已经失去了往昔的权威和尊严，帕森斯本人也时过境迁，似乎已是一个无人问津的过了时的理论家。1975年美国社会学学会在旧金山召开年会，在“现代理论的状况”小组会上，斯蒂夫·沃纳曾感慨而不无嘲讽地声称：功能主义者大势已去了！情况也确实如此，与十几年前的境遇相比，功能主义的影响已经从极盛的巅峰急转直下而跌入了低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