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中学生活

小学毕业后，我报考北师大附中。附中的国文试题十分难。作文题目是“久雨记”（那年夏天北平阴雨连绵），似乎要求考生写出一篇文言文。还有一题让考生把一段文言文断句，加上标点符号。内容是“杨朱拔一毛利天下，不为也。”我没有受过文言文的训练，终于名落孙山。

我考取了位于祖家街的北平市第三中学，从此开始了我的中学生活。

在三中学习，我的国文作文仍是我成绩最好的一门功课，时常受到老师的表扬。回想起来，我的作文喜欢写景、抒情，学了一点当时报纸副刊上流行的文学作品华而不实的文风。例如，“天边璀璨着片片的晚霞”，“猫叫了一声惊醒了我的美梦，这梦是甜蜜的、幸福的。仿佛我在一座花园里，青青的草儿铺了满地……”我下课后就到三中图书馆借阅五四以来的文学作品。我连续读了鲁迅先生的《呐喊》、《徬徨》、《野草》、《热风》，发现鲁迅的文笔更合我的口味。我最爱读“孔乙己”、“祝福”、“还乡”等名篇，决心模仿鲁迅的风格。与此同时，我在家中发现了我国古典小说《水浒》，就废寝忘食地读了起来，同时也有意识地模仿《水浒》的文体。我最喜欢林冲“大火烧了草料场”一段。我在《三中校刊》上发表了两篇短文：“紫丁香花下的少年”和“她的一生”。这些是我最早的创作尝试。我还借阅了郭沫若先生的《女神》和他翻译的《茵梦湖》、《少年维特的烦恼》和郁达夫先生的《冲出云团的月亮》等作品。我在中学时代对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作品是非常入迷的。

1930年我和堂弟赋丰报考天津私立南开中学。堂弟赋丰入初中一年级，我插班入初中二年级。初二的国文教员王甲三先生要求学生每周在堂上写一篇作文。王先生下周上作文课时，准时发还作文本，按照他评定的优良顺序，依次叫学生取回。我和王政同学总是名列第一或第二。这样，我对文学创作继续保持非常浓厚的兴趣。我在南开初中作文比赛中，第一次获第八名（共取十名），作文题目是“我的故乡”。第二次比赛，取五名，题目是“暮春的早晨”，我名列第五。这些活动说明我最爱好的功课还是国文课。

另一方面，我最着急的仍是我的英语。怎样才能赶上大多数同学的程度是我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我的英语老师是上海光华大学毕业生，名叫戴圣谟。他要求学生每周有一节课在堂上作造句练习。他在黑板上写十个单词或短语。下课时收卷，下周发还。我的造句练习错误总出在动词上。什么及物或不及物，主动或被动，我都弄不清楚。因此，我在初二读完时，英语成绩仍是勉强及格。

初二的数学教员外号高瞎子，因为他戴着深度的近视眼镜。南开中学规定学生每日的家庭作业是六道数学习题。这位老师教代数和三角，每遇到一个数学术语，他就要求学生记住英语术语，例如，抛物线parabola，半径radius，平行四边形parallelogram等。解答习题，若需要加以说明，也要求用英语。这种训练是为了给初三学平面几何、解析几何和采用英文数学课本做准备。这个规定使我有机会很早就接触到科技英语。我很感激这位老师一方面给我打下了比较好的初等数学基础，另一方面，也促进了我的英语学习。可惜我不记得他的名字，但他的确是我的一位恩师。

我在读完初二的暑假中，买到了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英文典大全》（A Complete English Grammar）。这本书用的是图解法（diagram），用图表来说明英语句子中词与词之间的语法关系，并附有大量的练习。我非常勤奋地钻研这本书，把重点放在动词上。逐渐我学会了动词的用法：及物或不及物，主动或被动，以及介词短语等。这样，当我升入初三时，我的英文作文已很少有语法错误了。初三读完时，我的国、英、算三门主要功课都得了90分以上的好成绩，我感到十分兴奋和高兴。

下一步是如何练好英语读音和会话。有一位同学名叫屠继先，对我帮助很大。他是江苏武进人，生长在天津，会说天津话和常州话，对英语读音特别爱好。他教我读society一词，我觉得很好听。于是我们就结为英语会话的朋友，课外经常练习会话。他提醒我，教我班的英语老师说英语有上海口音。我们注意到要学会比较地道的英语发音。那时天津电影院已放映美国电影。周末我去听过几次，虽不甚懂，但也逐渐能听懂一些。我记得看过《人猿泰山》一类的影片，很觉有趣。这样我开始对英语的语音、语调有了一点体会。

升入高中后，我已能连贯地用英语复述课文中的故事情节，英文作文也比较通顺、流畅。另外，化学和生物的课本也都采用英文教科书。写实验报告也要求用英文。在不知不觉中，我的英文程度有了很大的提高。

南开中学曾请过几位来华访问的英、美学者发表英语演讲，让全校的学生（不分高中或初中）都去听讲，不配备翻译。初中的学生虽然听懂的比例很小，但这种训练是很有益的。南开中学的校长张伯苓先生、教务主任张蓬春先生和雷法章先生给学生讲话时，虽讲汉语，但常夹杂一些英语词语。例如，校长谈到南开中学在重庆沙坪县建筑分校南渝中学的新校舍时说道：“新校舍的建筑有一种simplicity beauty。”至今我仍记忆犹新。我在南开中学一共上了初二到高一的三年，给我打下了比较好的中学教育基础，使我终身受益。

我在南开中学上初中三年级时，爱读《南开双周》里的文学作品，尤其喜欢高三两位同学写的文章。他们名叫曹京平和徐高阮，外号“西山诗人”。后来他们都考上清华大学。曹京平入中文系，成为著名的作家端木良。徐高阮入历史系，跟陈寅恪先生学历史。二人都思想进步。徐高阮因被怀疑为共产党而被捕。幸亏柳亚子先生去求蒋介石说情才被放出来。曹京平后来去了延安，继续创作。

当时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积极准备侵略我国。许多高年级同学都参加爱国救亡运动。有一个同学名叫吴博在大礼堂演说，鼓动同学到校长办公室请愿。当时有一位南开中学校友张风伯（外号“大金刚”，因为身材高大）碰巧在校长办公室。他暗中保护校长张伯苓。同学骂他为“保皇党”。实际上他是地下党员，怕学生闹事，对革命斗争不利。这种情况发生在“九一八事变”前夕。日本兵常在天津进行军事演习。日本人还雇佣朝鲜人（高丽棒子）在天津闹事。东北和华北的形势十分紧张。我回忆以上的情况，为了说明我在天津上中学时已经感受到爱国救亡和努力学习同样是青年人的责任。

由于天津发生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策划的高丽人扰乱治安的“津变”，又因为我父亲在西安病危，我在南开中学休学，回到西安，在医院中陪伴我母亲照护父亲。幸亏我父转危为安，逐渐康复。我没有回天津在南开中学复学，却留在西安。父亲希望我能继承他的事业，学土木工程和水利。他兼任陕西省立高中校长，办了一个水利班，让我去上。我学了一学期，觉得自己的兴趣在英语和英国文学，因此又转入普通高三班，学了一年。这样转来转去，使我的中学教育受到了很不利的影响。

我在陕西省立高中上学时，有一位帝俄时期的俄国贵族名叫Shishkoff在陕西省水利局工作，和我父亲同事。他常来我家探望我父亲。我父亲不会讲俄语，用德语或英语和他会话。他的英语发音很奇特，例如读interesting一词时居然连词尾的g字母也读出音来，我感到有趣。我回忆起我在北平小学毕业后，暑期中我父亲的义妹李凤运女士介绍她在北京女师大的同窗好友罗仿兰女士（我称她为罗姑）来我家暂住，并给我和堂姐赋萧和堂弟赋丰补习英语。罗姑的发音是美国英语，而我父亲的发音近乎英国英语。例如hot一词，罗姑读作[hɒt]，我父亲读作[hɔt]。结合那位旧俄贵族的英语发音，我开始对英语读音的多样性，有了一点认识。

我读陕西省立高中高三时，英语教员名叫王含英，河北省人，曾留学美国，习商业。他的英语语音、语调虽不甚纯正，但口语颇为流利。他擅长分析故事人物的性格，描述他们的心理活动。例如，他讲莫泊桑的短篇小说“The Necklace”，“A Piece of String”等名篇就十分生动。另外，他还拿上海交大的英语入学试题，让高三学生试答，并写英文作文。例如，有一道作文题是“The Future Means of Communication”（未来的交通工具）。我写的作文幻想一种像溜冰鞋，但能升空的交通工具。他认为有趣，并给予表扬。他还辅导学生写英语演讲比赛稿。我的演讲稿谈未来空战，居然也获了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