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大汉到蒙元的海上贸易图景

中国1.8万公里长的大陆海岸线，我有幸从它的东端鸭绿江的黄海入海口，蜻蜓点水般地走到了它的西端北仑河东兴入海口。虽然，考察点片片段段，但为我研究古代中国的海上探索，还积累了一点资料和些许思索——古代中国的海上探索，南北两个海区的起步时间大体相同，但目标却各有不同：北方入海，以求仙为先导；南方入海，则是贸易先行。在蓬莱，见到的多是古代求仙的遗迹；在北部湾，感受到的则是古老的开洋之风。

据《汉书·地理志》载“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有谌离国。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卢国。自夫甘都卢国船行可二月余，有黄支国，民俗略与珠厓相类。其州广大，户口多，多异物，自武帝以来皆献见。有译长，属黄门，与应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流离、奇石异物，赍黄金杂缯而往。所至国皆禀食为耦，蛮夷贾船，转送致之。亦利交易，剽杀人。又苦逢风波溺死，不者数年来还……自黄支船行可八月，到皮宗；船行可二月，到日南、象林界云。黄支之南，有已程不国，汉之译使自此还矣。”

这段历史记载被认为是古代中国海上交往的最早的官方记载，它后来又被广东学者认为是研究“海上丝绸之路”始发地的重要依据。但随着航海技术的提高与岭南通道的畅顺，这个“海上丝绸之路”始发地逐步被广州所取代。进入到唐代，广州更是建立了古代中国的第一个“海关”，海上贸易开始走上“制度化”。

据《唐会要》载，唐开元二年（715年），广州已设有市舶使，“岭南市舶使右威卫中郎将周庆立，波斯僧及烈等广造奇器异巧以进……”《新唐书·柳泽传》中也有：“柳泽……开元中，转殿中侍御史，监岭南选。时市舶使、右威卫中郎将周庆立造奇器以进。”这是史料中关于朝廷管理港口贸易机构市舶使的最早记载。此中的“岭南”是唐代十道之一的地名，开元时，岭南道治就在广州。广州是中国第一个设立市舶使的开放口岸。

广州立市舶使之时，大唐与西域的关系恶化，玄宗两度下诏禁止西域与大唐的经济往来。陆上贸易之路受到限制，使得海上贸易变得更加频繁起来，所以，广州港迎来了无数阿拉伯及波斯湾的商船。这一时期也是阿拉伯帝国的强盛期，波斯甚至整个西亚尽在阿拉伯人的掌控之中。中国和西亚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两个贸易强国，双方的贸易直接影响东西方市场。直到黄巢于乾符六年（879年）攻打广州，屠城掠财，才使大唐与阿拉伯世界的红红火火的海上贸易一时停了下来。

“五代十国”的乱局被大宋取代，宋太祖赵匡胤在建宋第11年（971年）消灭盘踞岭南的南汉政权后，即恢复了广州的口岸功能，建立了大宋第一个海外贸易管理机构——广州市舶司。此后，赵匡义接下帝位，继续收复江南的霸业，迫使吴越王钱俶和割据漳、泉二州的陈洪进于太平兴国三年（978年）纳土归附，随后下令在东海设立了两浙市舶司。宋真宗赵恒继位，又将两浙市舶司分为杭州和明州（今宁波）市舶司。由此形成了宋初“三大市舶司”——广州、杭州、明州的格局。

随着大宋海上商贸活动的迅速发展，海上来的蕃商越来越多，用“三大市舶司”管理所有的港口贸易显然不切实际，而设立市舶司又是各地的生财之道。于是北宋中后期，宋哲宗元祐二年（1087年）及元祐三年（1088年）分别在泉州和密州（今山东胶州）增置新的市舶司，形成“五大市舶司”——广州、泉州、明州、杭州、密州的格局，尤其是密州市舶司的建立，使北方沿海终于有了一个国家级的“口岸”，从而完成了由北到南的较为完善的口岸布局。

蒙元代宋，人们多以为这个起家于马背之上的王朝，不会经营海上生意，其实不然。1271年建元后，蒙元大军挥师南下，又用了8年时间，彻底消灭南宋。在收复了浙、闽等地之后，漫长的南中国海岸已尽在蒙元朝廷的掌控之中。于是，新王朝开始大举恢复和兴办海运事业：在国内，蒙元开辟了有史以来最辉煌的海运漕粮事业；在海外，蒙元创建了全新的“官本船”海上商贸模式。

据《元史·食货二》记载：“官自具船、给本，选人入蕃，贸易诸货。其所获之息，以十分为率，官取其七，所易人得其三”“凡舟楫糗粮，物器之须，一出于君，不以烦有司”，这样“上可裕国，下不损民”。如是一来，出海船为“国有”，贸易本钱是“国资”；而其贸易所得，百分之七十归“国库”所有，百分之三十则为己所得，商船尽可放心拓展海上贸易了。这种“能救钞法，增课额，上可裕国，下不损民”的国有民营办法，唐、宋两代均未实行，实是元朝廷首创，在当时的国际海洋贸易上，也处于“领先地位”。

宋元以来的海上贸易开创了从南中国到南洋、印度、波斯、阿拉伯、东非洲的海上贸易之路，也成就了中国名扬海外的港口城市，如广州、杭州、明州、泉州等几大世界级名港。如此，港口也自然成为研究中国海图的一个不可忽略的亮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