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阎学通

“一带一路”概念应避免泛化

时间：2015年12月20日

2015年是中国国际影响提升、外交布局推进、发展战略对接的一年，世界权力的转移似乎在加快，全球竞争也呈现出许多新的变化。

回顾2015，中国在国际格局中的角色发生了哪些变化？展望2016，中国要解决好哪些外交问题？

为此，王琳专访了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阎学通教授。

阎学通于2015年10月出版了新书《世界权力的转移：政治领导与战略竞争》，全面阐述了道义现实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并建议中国选择“王道”的崛起战略。

阎学通解释称，从道义现实主义的角度讲，崛起大国与当前主导国之间的矛盾是结构性矛盾，是不可避免的。中美两国结构性矛盾日益深化，但双方发生直接战争的概率下降。

阎学通指出，尽管美国的资源性实力（经济实力、军事实力、文化实力等）比中国强大，但美国政府没有很好地运用资源性实力，产生的效率不高，因为美国的领导力弱，而中国领导力较美国强，带来的结果就是两国实力差距缩小。

展望2016年，阎学通认为，过去三年里中国外交取得丰硕成果，国家海外利益拓展速度快，对外关系有较大变化。2016年需要巩固过去三年已经取得的外交成果，为2017年拓展我国海外国家利益奠定基础。

国际格局变化趋势

王琳：2015年国际格局呈现出哪些变化？预计2016年会有哪些趋势？

阎学通：2015年政治上最大的变化是中国的全球地位上升速度加快。

经济上，世界经济将进入长期低速增长已经成为目前大多数人的普遍认识。也就是说，大家对2016年经济转好不抱期待，对今后很长时间也不抱乐观态度。

安全上，2015年对恐怖主义的认识发生了变化。2015年恐怖主义对全球安全的威胁明显加剧。由此引发反思：为什么邪恶的、不道德的力量得以如此迅速的发展？武力反恐能否奏效？过去认为拥有足够的军事力量就能打败恐怖主义，目前持此观点的人有所减少，单靠军事力量打败恐怖主义是不可行的。普遍观点是，中东地区反恐需要依靠当地国家的力量，而非外部军事力量。

思想观念上，全球重新反思民主是否是解决所有问题的良药。正如英国前首相布莱尔发表文章《民主已死？》，他开始认识到民主的效率很低。福山在《政治秩序和政治衰败》一书中也否定了美国的政治制度，并重新反思市场经济能否保证经济从衰退中回升，重新反思以武力输出民主的做法是否能够带来安全。

中美实力缩小源于两国领导力不同

王琳：从道义现实主义的角度如何理解这些变化趋势？

阎学通：在国际媒体，特别是西方学界和战略界都认为中国的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经济质量、科技创新能力、教育水平和军事力量都不如美国的情况下，为何能出现中美两国实力差距缩小的现状？道义现实主义针对这个理论困惑给出这样的解释：中美综合国力缩小源于两国政治领导力的不同。

尽管美国资源性实力（经济实力、军事实力、文化实力等）比中国强大，但美国政府不能很好地运用资源性实力，产生的效率不高，因为美国的领导力弱，而中国领导力较美国强，带来的结果就是两国实力差距缩小。

王琳：道义现实主义为理解中美关系的冲突、竞争与合作提供了怎样的理论基础？

阎学通：从道义现实主义的角度讲，崛起大国与当前主导国之间的矛盾是结构性矛盾，是不可避免的。不同的历史时代可以用不同的战略方法展开竞争。过去常常以战争的方式竞争，在今天的核时代，由于双方都担心核战争，从而通过和平竞争的方式进行。所以，中美两国结构性矛盾日益深化，但双方发生直接战争的概率却下降了。

道义现实主义认为，这种状态下双方竞争的是战略友好关系，战略伙伴变得尤为重要。争取到更多的战略伙伴和国际支持需要讲道义，所谓得道多助，其具体体现就是发展更多盟友。

王琳：2016年中国外交应处理好哪些问题？

阎学通：过去三年里中国的“奋发有为”外交取得很大进展，国家海外利益拓展速度快，对外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2016年需要巩固过去的外交成果。发展战略合作关系是长期的工作，不是一鼓作气能完成的。2016年以巩固为主，可为2017年进一步拓展我国海外国家利益奠定坚实基础。

互联网治理要平衡自由与秩序

王琳：互联网安全成为大国博弈制衡的新领域。根据道义现实主义理论，中国应该采取怎样的互联网安全观？

阎学通：在互联网领域建立国际规范，关键是要在秩序和自由之间维持平衡。从某种程度上，两者关系具有内生的矛盾，具有零和性。自由度越高，秩序越不稳定。秩序越稳定，自由度就越低。所以，需要在两者之间维持平衡。

道义现实主义认为，自由多，秩序必然受伤害。秩序强，自由必然受伤害。因此，中国应该建立自由与秩序平衡的规范，保证最基本的自由，同时保证最基本的秩序。不可片面强调一方。

王琳：您如何评价当前中国的互联网安全观？

阎学通：我认为，中国提出的推进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变革的四项原则（即尊重网络主权、维护和平安全、促进开放合作、构建良好秩序），是有意义的。至少这四项原则为缺少规范的国际社会制定规范提供了基础，这是最大的贡献。在此之前，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提出互联网国际规范的原则。原则是指导性的，如果连制定互联网规范的原则都没有，就不可能制定出具体的规范。

建立国际秩序要量力而行

王琳：根据道义现实主义理论，中国应该如何参与重塑国际规则、世界秩序与全球治理？

阎学通：道义现实主义的基本原则是：以实力界定国家利益，以道义界定国家战略。

对于中国如何参与重塑国际秩序，道义现实主义认为：第一，中国在参与国际秩序建立过程中推行的战略要符合自身能力，不能采取超越能力的做法。比如，在国际援助方面，联合国规定发达国家的援助标准是本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0.7%，如果中国自己仍定位于发展中国家，那么中国的对外援助标准不应超过0.7%。如果中国的年度援助超过了GDP的1%甚至更多，这就缺乏合理性。我们建立国际秩序需量力而行。量力的标准应是国内需要和国际标准的结合，要根据国内经济的增长速度和国际通行的标准而行。例如，在非战争下，大国的年度国防开支占GDP的1%—2%，年度对外援助应低于国防开支的50%。

第二，道义现实主义认为，大国推行建立国际规则，一定是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大家。政府是人民的代表，首先要服务于本国人民的利益，因此必须把本国人民的利益放在对外政策的首位，然后兼顾他国利益。不把本国利益放在首要考虑的对外政策是对本国人民的不负责任，因此是不道义的政策。道义现实主义认为，做到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大家，就是有道义的，不要做损己不利人的事。

王琳：中国在对外宣传自身外交战略和外交方式时，应该注意哪些问题？

阎学通：我们常忽略先贤对我们的告诫。老子讲，“美言不信，信言不美”。意思是说，好听的话不可信，可信的话多数都不悦耳。外交政策的对外宣示重在讲“可信的”而不是讲“好听的”。如果外宣的目的在于让别人相信，就不能说得太好听。太好听的话必然引起别人的怀疑。国际社会是一个无序体系，没有中央政府。在无序社会里，任何一国说他的外交政策是为了给世界做贡献都容易引起他国警惕，担心口号背后另有所图。而如果将对外政策说成是为了本国的利益，他国就会坚信不疑。

因此，中国的对外宣传工作应以宣传效果为引导，而非以宣传原则为引导。对外宣传的目的在于让别人相信中国是个好国家。如果宣传的结果适得其反，这种宣传就是破坏国家利益的行为。道义现实主义认为，所有的宣传应该是结果引导型，而非原则引导型。原则引导型的外宣容易导致负面结果，使国家政治利益受损。

王琳：从道义现实主义出发，中国对外经济合作中应秉持什么原则？采取什么方法？

阎学通：我们提出中国对外经济合作的原则是互助互利。我认为这一原则应当细分。道义现实主义认为，经济互助互利应该在实力相当的国家之间，是与发达国家合作的原则。对于实力弱于我们的国家，互助互利应不局限于经济领域。但与发达国家的合作一定是经济层面的互助互利。道义现实主义强调，国家实力界定国家利益的区别。因此，大国的战略利益比经济利益更重要，大国要为战略利益做出一些经济利益的牺牲，小国更多需要的是经济利益。这样双方就能达成合作互惠。

王琳：您提到，“一带一路”战略只是中国对外经济合作战略，不应成为外交战略，能否具体阐释？

阎学通：这是《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若干意见》中的内容，“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并与实施‘一带一路’战略和国家外交战略紧密衔接”。我认为这一定位非常好。外交战略是解决政治关系的，“一带一路”是解决经济合作的。“一带一路”战略的项目必须从经济合作中获得经济利益。

应该区分“一带一路”战略与中国外交战略。中央的文章已经对“一带一路”战略和国家外交政策做了区分。前者是对外经济合作战略，因此相关项目是以经济效益为目标，也是以经济效益为成败检验标准。国家外交战略更多是实现国家的安全和政治需要，因此相关项目不能以经济效益为目标。当一个项目不能明确定位属于哪个战略的，就可能出现严重损害国家经济利益的现象。严格区分“一带一路”战略和国家外交战略应成为一项重要的对外政策原则。“一带一路”是对外经济合作，不是外交战略，定位明确后才能明确其具体目标、具体方针、具体内容。

王琳：有人认为外交应包括经济外交，对外经济合作也是一种外交策略，您怎么看？

阎学通：作为崛起大国，我国当然需要进行经济外交。然而，在对外援助方面，我国需要制定对外援助法。这也是依法治国的重要方面。对外援助法应该包括对外援助的原则和指导思想，也应包括援助的上限标准。现在有关对外援助缺少法律依据，援助多少也缺乏科学依据。

避免外交概念泛化

王琳：您此前提到概念泛化的危害正影响着中国提出的外交战略，包括新型大国关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概念的泛化。为什么会出现外交概念的泛化？应该如何避免？

阎学通：外交概念泛化可能是不自觉产生的现象。当一个概念产生较好效果后，就想将其推而广之，忽视了当其泛化后，这一概念将失去作用。比如当前“新型大国关系”的概念。新型关系是相对于旧型关系而言的，如果我们与某国建立了新型关系，就意味着有些关系是旧型的。当我们说与所有国家的关系都是新型的，于是任何旧型关系都没有了，于是新型关系就变得没有意义了。任何概念的适用范围必须适度。只有适度才能发挥概念的最大效率。

王琳：道义现实主义的诚信原则与概念泛化是否不一致？

阎学通：道义现实主义特别强调战略信誉。战略信誉指别的国家认为你是可靠的。一国的战略信誉建立在“做什么”而非“说什么”之上。道义现实主义强调对外要“少说少承诺”“多做能做到的事情”。道义现实主义认为，崛起大国要建立起国际战略信誉，最重要的方面是为周边国家提供安全保障，使其相信崛起国是可靠的国家。当崛起国的周边国家认为其在战略上不可信赖时，崛起国就很难在全球范围建立起国际战略信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