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编 中国经济概论

中国工业现有困难的分析

方显廷  陈振汉

中国工业所共同遭遇的困难，造成全中国工业危机的原因，也同样可以归纳成为内在的困难与外袭的困难两种。根究造成这种困难的原因，则我们又可以把它们归纳为政治的，社会的与经济的三种。说得具体一点，中国工业现有的困难，即是过去政治上的失败所遗留下来的种种箝制约束，和现在政治上的混乱所产生的种种恶果；积重难返的社会制度；中古式的经济制度与现象，以及原料与动力供给的缺乏。

一

政治上的障碍，最显著的是内战频仍捐税繁重的现象，以及不平等条约对工商业所加的束缚。内战的直接间接对于工商业的损害，以及苛捐杂税的种种恶劣影响，明白得很，我们只在以后约略提及。这里先对不平等条约的影响和范围，加以分析说明。

甲、 租借地租界领事裁判权

（1） 租借地大概都是我国地理上的重要港口，不特有关于国际贸易，就是内地货物的集散，也大都以这种口岸为运转。因此这种租借地虽然面积不大，而与邻近陆地的经济关系颇密，一朝沦入外人手中，附近的进出口业便略受外人的垄断。不但这样，外人往往更假借租借地为根据，经营邻省的经济侵略，以造成特殊的势力范围，如青岛之于山东，大连之于满洲似的。而英国在香港的经营，尤足以控制我国的经济命脉。（2）国内频年的内乱，造成了租界的特殊地位。结果是现金完全流入租界，造成反常的繁荣局面，而乡村及其他城镇经济陷于枯竭，缺乏资金的周转，以事生产；购买能力削弱，失去本国工商业的内国市场。

乙、 外人在中国境内设立工厂

外人得在中国境内设立工厂经营制造业，始于光绪二十一年（一八九五）三月的《中日马关新约》，条约的第六条第四项说：“日本臣民得在中国通商口岸城邑，任便从事各项工艺制造。又得将各项机器顺便装运进口，只交所定进口税。”自《马关条约》规定以后，其他各国也援例要求设立。近年来上海，天津外国工厂的增加，尤以民八关税修正以后日本在上海，青岛所设的纱厂，为我国棉纺业衰落的致命伤。外国工厂工业，以其组织的完密，效率的高大，资本的雄厚，和方在萌芽中的中国工业竞争，本已绰有余裕，而现在外人得在中国设厂，不但可以避免中国唯一保护本国工业的关税条例的束缚，复可以在中国利用廉价的劳工，便宜的原料，再来与我国工业竞争，我们怎能匹敌呢？根据十八年建设委员会调查，外商在华经营电灯电力厂共有三十五家，资本一四八，八二二，一八三元，发电容量二七三，二六二基罗瓦特，而全国电厂总数虽有七〇四个，资本总额仅达二二一，〇二四，五五九元，发电容量不过八三五，三六六基罗瓦特，是外商经营者，资本额竟超过全国电厂一半以上，而发电容量亦达百分之三二.七，可以想见其势力之雄厚！外商所设工厂，以纱厂最大，我国工业所受竞争影响，亦以纱厂最甚。根据二十一年华商纱厂联合会调查，在华纱厂势力以日本最为雄厚，即在上海，已有三十厂，其散在各埠者，亦有十一厂之多。此外英国在华设立有纱厂三，势力远不及日本，所以中国棉纺织业的唯一劲敌为日本，而日商得在中国设厂的特权，在他们是利器，在我们则是枷锁。

丙、 沿海及长江内河航行权

本来一国的领海也和领土一样，是一国宗主权所寄托的地方，各口岸间的航业权，只为本国国民所应独有，不是外人所能染指的；沿岸贸易，须恪遵各国国法办理，不受商约的限制，内地航行，更和沿海航业权一样，是不容他人的权利存在的。咸丰八年中英订立《天津条约》，开放扬子江航运，许外人以内河航行权及沿岸贸易权。而光绪二十四年复与各国修订《修改长江通商章程》，《华洋轮船驶赴内江章程》，《内港航轮章程续补》，二十九年八月与日本订《续议内港航轮章程》，使外国轮船可以直达内地，门户洞然敞开。结果不但本国航业遭受竞争而致一蹶不振，本国工业也受打击。根据海关报告所载，民国十五年迄十九年中间进口及清卸船只，就吨位说，都是英国船居首位，日本船次之，本国船只，列居其三，而且外国船只进口及清卸吨数近年增加甚速，而我国船只吨位反而减低。民十九我国轮船及帆船吨位合计，不及全额的三分之一。至于国外进出运输吨数，中国更没有地位，以民国十九年作标准，英国第一，日本第二，其次即推美国与德国，而中国虽居第五位，运输货值尚不过日本运输货值六分之一，进出口总值的十八分之一。内港的运输，中国的船只虽占第二席，但不及英国船运输值之大，亦不及全额的三分之一。总计中国船只所运货物，只有全部货运的五分之一，可以想见本国航业地位的低落，与外国航业在中国的势力了。

以上我们只就不平等条约中几件比较重要的事实提出来说一说，这些都只是帝国主义者对华经济侵略的一种特殊工具，其最重要者还是侵略的本身。中国的工业化只是各国经济侵略的附带产物，是被强迫而开始的，这样，本国工业所居的，自然只是附庸的被动的地位，只是仰他们的鼻息，在他们的铁蹄下挣扎。事实上，关系乎民族工业前途的重要因子，那一样不是在外人的掌握之中？无论是矿产，铁路，航业，金融及制造业里面最重要的棉纺织业，事实上都是为外人所控制。要说中国工业的障碍，恐怕整个的国际帝国主义的势力，便是最大的障碍之一。

至于因为战乱频仍时局纠纷与税捐繁重的影响，便是不特政府不能实施工商业保护政策，企业家完全须以自己薄弱的力量去与国外势力相竞争，反予工业以种种直接间接的障碍与破坏。一个国家的工业发展与政府的态度关系极大，德国工业在一八七〇年以后的惊人发展，我们可以说是毕士麦一人的力量促成的，英国本是一向采自由贸易政策的国家，然而政府对航业铁路等还是有相当的奖励与津贴。其在我国，不必说奖励与津贴，就连最低限度的救济也没有能够办到。而另一方面，则战祸连绵，地方不靖，其残害工商业已极显著，至于捐税的繁苛更有出于我们的意料之外的，卯粮寅收，四川省的田赋预征至民国四五十年，最甚的达六十三年，是尽人皆知的事实，然此犹是正当的赋税，其他的杂税杂捐则是毫无定则，完全一任地方长官巧立各种名目，肆意征收，不但无所谓系统制度，更无所谓定额定时。自厘金废除以后，各种代替的税捐纷纷设立，商民依然未得好处。据第一回中国年鉴所载，江西有杂税十种，杂捐三十七种之多，广东有杂税十六种，杂捐十二种，河南有杂捐三十八种，山西有二十八种，福建也有杂捐三十八种，真是骇人听闻的事实。然而除了税捐以外，各省有军事的时候，还有特殊的军事上的供应以及军事借款。羊毛出在羊身上，工商业者固然可以将这样巨额的税捐一并转嫁到消费者的身上，然而内地民众的破产，购买力的削弱，只有增加外货竞争的机会和减少国货的销路。还有各地割据的军阀强迫人民种植鸦片，致大好的田地不能供给原料粮食的生产。总之恶劣的政治局面，不特不能予工商业以丝毫的保护，反而只有摧残戎贼，以致原料缺乏，百业废驰，已有的工业相继衰落，新工业无法兴起。

二

属于经济方面的障碍可分列几项说明：

甲、 交通阻滞

中国交通工具的幼稚与缺乏，无须多所说明。中国面积大过美国三分之一，而铁路里数仅及美国之四十分之一，以全国人口四八五兆之众，全国铁路只有一五，三〇〇公里，平均每百万人仅有三一八公里，而美国则在一九二〇年每百万人有五，八六一公里，即是中国每人所有铁路里数仅及美国的一八六分之一。事实上这一点铁路又只有一小部份的人民能够利用。根据十九年立法院统计处的报告，全国有铁路一千公里以上的只有五省，而以辽宁，吉林二省最多，辽宁共三，三二〇公里，吉林二，五五〇公里，此外则河北一，九三〇公里，河南一，三三一公里，山东一，〇二四公里。其他各省铁路的分配如下：黑龙江，山西，江苏，云南，湖北，安徽，湖南，浙江，绥远，察哈尔，江西，四川，广东，福建。所以中国二十八行省及西藏，蒙古两区中，仅有十九省有铁路，而这十九省又都是原来水陆交通比较便捷的区域，像西北及西部内地，还是没有铁路，吉林，辽宁两省的铁路，即占三分之一以上的路线，而四川一省，面积四〇三，六三四方公里，仅有铁路九十六公里。全国公路的建筑，近年来颇有猛烈的进展，差不多各重要的省份，都至少有几百里的省道，不过实际上这些道路，因为车辆的缺乏，运费的昂贵，对工商业的帮助很少。根据民国十八年十一月的估计，全国已成公路已有三四，八一〇哩，而根据二十年的报告，全国开行的汽车数尚不及四二，〇〇〇辆，其中有三分之一且是在上海租界里面的，其他重要都市如天津，汉口，广州等所占当亦不少，即以一万辆计，则在三四，八一〇哩的公路上，通行的车辆不过二八，〇〇〇辆，而这二八，〇〇〇辆之中，大部份是公共汽车行与政府人员的汽车，私人的汽车和工商业的运输，简直没有开端。至于航业，前面已经说过大部份在外国人的手内。中国内河通航里程并不谓少，然而大部份的地方还是没有近代航行的便利。大汽船通航里程共有三，二一九公里，就中长江与黑龙江已占去二，八六二公里；浅水汽船通航里程共一，九七九公里，完全在黑龙江长江珠江三江的河身里面；小汽船通航里程八，一五五公里，其中长江二，七六四公里，黑龙江一，八〇一公里，运河九〇四公里，珠江七八四公里，淮河四七八公里，沽河三四三公里，韩江二五一，甬绍河一七五，闽江一三八，钱塘江一〇九，辽河一〇〇，已占全航行里程百分之九十以上。所以中国的新式交通工具，只是局促于海滨及长江流域，珠江流域一隅，全国的大部份的交通工具，还是木筏，牲口，人力。

在这种情形之下，无怪乎旅行困难，从桂阳到南京不过一，四〇四里，铁路五十七小时的旅程，现在竟得走上二十多天，从南宁到广州一，四九五哩，火车五十小时的旅程，必得走上十天。也无怪乎从陕西到北平还不及从美国到北平来的方便，费的时日少。现在由南京到新疆，云南去，最便捷的道是走西比利亚与安南。这样的交通对国家的政治方面的影响不必说，国家的多乱，和交通的困难很有关系，因此也就间接影响经济的发展。而交通困难对于工业的直接障碍，便是原料之不能向制造业中心运输，制成品之不能运到内地销售。在美国的货运每吨每哩路只费一分金洋，而在我们用兽力人力至少得十倍此数。因为运费的昂贵，据说我国山西的煤斤不能和加拿大的煤斤在汉口市场竞争；也因为运费的高昂，江西的瓷器不能在市场上和日本的瓷器匹敌。

乙、 币制混乱

中国现在没有完备的银行制度，在废两改元以前，也无所谓决定本位货币。就硬币论，银元成色重量已不一律，辅币则更形复杂。清代所铸龙洋重量成色都算是最高的，然而也因造铸的厂很多，各省造币厂都可自由铸造的缘故，其重量的变迁，自库平〇.七三九六至〇.六九八八两，成色的变迁，也自千分之九〇〇.三〇至八四三.五〇不等。袁像银元及孙像银元重量与成色虽然都标明相同，但造币厂有南京，天津，广州，武昌，杭州等五处之多，其公差也就很大了。这犹是官铸的国币，此外更有各省私铸的省币，现尚续铸而流通的有成都造币厂的旧汉字大元，流通四川各县，新汉字大元以及渝造汉字大元，流通四川成渝两地及附近县区。至于辅币混乱的情形可由造币厂的数目上看出来：铸造辅币的造币厂，计有天津，南京，武昌，广州，成都，云南，奉天，福建，杭州，四川，重庆，湖南等处，更合已经停铸的各厂计之，大概不下二十厂，各厂都是各自为政，不相统属关系不能互相兑换通用，差不多都是随一地的军阀的意思任意铸造，因此单就各地辅币的种类论，已很有可观，而重量成色的庞杂，更不堪问闻了。就纸币论，外国银行可以在中国任意发行钞票，本国则上自银行下至杂货店铺都可发行纸币，甚至可以将一张钞票折为两半使用；一地有一地的通用货币，由甲省到乙省，由甲县到乙县，等于从中国到外国，须得兑汇各地本地银钱。在这样的状况下，普通人民吃亏受累已经不小，何况在以货币为活动命脉的工商界。在银两没有废除以前，工商界的对外汇兑有两重损失的危险，一是洋厘的涨落，一是金银汇价的变动。此后洋厘的一层障碍，算是已经除去，然而内地币制的紊乱，还亟待于整理。

丙、 资本缺乏

资本的缺乏，是中国工业本身最大的障碍。本刊在中国棉纺织业之危机一文里说过，“中国纱厂资本的缺乏，运用资本方法的幼稚，说起来是可惊人的，也许一个工厂刚开始设立，就会遇到资金缺乏的困难……在有许多工厂，固定资本往往会较已付的资本额大……而年数最长的老工厂，另有一种困难，即是他们没有相当的折旧资金准备……其结果便是这些工厂的固定资产超过市价，当一部份机器不能再修理的时候，便不能置换。”从下列一表中，也可以看出中国纱厂资本的薄弱，比起英日在华的纱厂，都觉不如：

在华一二二纱厂资本额之比较（二十一年）

虽然其中中国纱厂有因税收关系而故意在账面上把资本额减少，日本纱厂有总厂或分厂在日本，而资本合计在内，数目未免夸张的，根本结论终不致变更。本刊十四期发表的“中国工业的流动资本问题”一文所说，国内纱厂流动资本顶薄弱的竟至低于流动负债二倍，而流动资本额最高的，其流动资产与流动负债的比率也不过一.七。另据该文所引钱承绪君的话说：“设一家工厂所需要的现金是三万元，除自己筹备现金一万元，作为购置机器同建筑厂屋的用费外（有时仅租一厂基使用），于是将全部资产押出六七千元存到钱庄上，再加上信用的担保，就可活动到现金三万元，有的时候，如果再怕营业资本不够周转，又可以将厂中的出货出押，所以从表面上观察，一个工厂名义上有资本三万元，其实最多也不过万元左右。”纱厂的情形如此，一般的工厂情形亦初无二致。资本缺乏的程度之甚，还可以从利率的高昂上反映出来；从中国金融机关放款利率之高，正可以指示出各方对资金的需要的热烈与周转的困难，中国银行钱庄的工商业放款，平均年息在一分左右，较之国外的年息三四厘的放款自不可同日而语。并且就是这样的高利借贷，工商界也极难向银钱业通融款项，民十六年华商纱厂宣言中有云：“加之国内金融贷款息重，厂商辛苦经营，谨偿银行钱庄欠款之子金犹虞不足，日积月累，母子相乘，只有出于售厂之一法。”在当时已经慨乎言之了。其在现在，则金融界专做公债投机生意，资金通融益形困难。这虽然大半亦由于战乱的频仍，政局的变幻，工商业本身力量的薄弱，经营之不善，以致实业投资极不可靠，而公债市场获利较厚；金融界自己本身力量的薄弱，以及金资需要的孔亟，当然也是极大的原因。

因为资本的缺乏，在上海纱业便有用十天的期货棉花纺织棉纱的习惯，以十天的借期赊得棉花，在十天赶纺成棉纱售出以偿付棉花债务，如此流动债务日渐增多，而一旦市场情形据有变动，纱厂便只有出于停工的一途。其他各业也都因为缺乏资本，不能装制新式机器，添换用旧器械，看市面的情形，价格的高低，购办原料，销售生产，而因临时的风潮变动，顷刻可以倒闭。上海一埠，在民十八年，因资金周转不灵而倒闭工厂，竟有二十六家之多。

丁、 原料不能自给

关于中国工业的原料供给，我们可分两方面讨论，一方面是农产品原料，一方面是矿产原料。就农产品原料而论，重要的工业原料，无论就量上说，从质上说，都不能够自给。从量上说，这几年来，棉花的进口有急遽的增加，在民国十九年进口棉花共三，四八一，二二四担，值一三三，一三五，五六七关两，至二十年增至四，六八八，〇八一担，值一八〇，三五七，八四四关两，二十一年为三，七一九，五二九担，值一一九，〇六一，四七一关两，不过这一年只有前半年包括东三省的进口在内，所以实际上并不见得就是减少。就以这一年而论，我们消费的棉花大约有三分之一是从外来的。固然，我们自产的棉花也有一部分运输外洋，但决不能抵销进口的棉花数量。在以上的三年中，棉花的出口只有二八二，七九四担，二九〇，三〇三担，及一四七，六二四担，比起进口量来要少得多。其次如烟叶，从民国十九年到二十年，进口量也有显著的增加，在前一年是九六四，五九四担，值三二，七三六，九六二关两，到后一年增为一，二五六，六六七，值四九，〇五九，五四二关两。至于去年，也因有半年没有包括东三省的进口，进口烟草量为五八九，九九八担，值二四，五二五，六八八关两。棉纺织业与卷烟业都是今日中国规模比较宏大，近代化比较完全的工业。从棉花与烟草的进口量的增加，一方面可以见出这两种工业近年来的长足发展，因为棉纱与棉布以及卷烟的输入是减少了。另一方面则可以看出本国自产的原料之不足以应工业上急遽增加的需要。最近宋子文氏之举办棉麦大借款，纱业与面粉业都表示欢迎，正足以指示这种需要的迫切。其他的工业，虽不一定有同样的现象，除非是中国有特产原料的工业，我想也泰半有供不应求的危险。原料输入量之多的原因，固然尚有其他如交通的梗阻，品质的不一，以及禁令税收的关系，不过产量不足，还是最重要的原因。

从质的方面说，中国的原料供给更见不如。譬如棉花，中国生产的棉花都是纤维极短的，只能用来织粗布，现在即是用美国棉种生产的棉花，也不能有和道地美棉同样的质地。因此纱厂为纺织细纱，就不得不仰给美国，埃及以求长纤维棉花的供给，所以生活程度愈高，时人愈崇尚衣料的讲究，本国棉花便愈不能适应需要。其次如麦的质地，也是一样。中国麦的生产量占全世界第二位，据最近立法院统计处的估计，中国每年可产小麦四二，三三七兆斤，然就质地而论，中国麦便似乎不及美麦及加拿大麦。譬如一九三〇年因为国外麦价跌落，我国上海面粉厂即以略较本国麦价为高的价格，向加拿大及澳大利亚订购麦子，原因即是外国麦质地较高，而且没有尘土砂石搀在里面。普通一担本国麦只能磨粉八十七磅，而一担外国麦，则可以磨粉一百磅。

就矿产原料论，只有煤一项，因为国内销费量的薄弱（事实上只有各大城市销煤略多，工厂用煤量仍属极微，每年每人的销煤费量在民国十七，十八两年平均只有〇.〇五四吨，十九，二十两年平均〇.〇五五吨），每年尚有出超。其他重要的矿产原料，铁及石油，都患不足，石油在中国现在几乎完全没有生产，无论是煤油（灯油），汽油，机器油，燃料油的全部销费量，都是直接从外国输入的。燃料油的输入在民国十九年为一五一，〇九三吨，值三，八七七，〇〇〇关两，二十年为一一七，一一三吨，值五，〇五八，〇〇〇关两；机器油的输入在十九年为三一〇，二二〇桶，值六，三〇一，〇〇〇关两。二十年为二五九，四三四桶，值八，八五四，〇〇〇关两。二十年的入口量虽然减少，然入口值依然增加，可见不是由于国内有什么生产增加，而是金价的上涨所致。至于铁矿砂，中国自己的销费量绝少，总计每年不过一百余万吨，仅及生产量之四分之三的样子，其余四分之一运往外国，特别是日本，然而就是这一百余万吨里面，日商铁矿鞍山本溪湖所费的已占一大半，其余只不过五六十万吨 。大概只是每年用土法炼铁的消费量。所以中国工业所销费的大部是钢铁制成品，而钢铁品的销费大概有十之六是直接从国外输入的，十之四是辽宁日商铁矿所供给的。近年销费量日有增加，输入量便也随着增加，民国十九年为五二七，四二八吨，二十年则增至五五七，六二五吨。

工业原料的不足和进口的继续增加，其影响不仅一方面，第一，中国不是工业国家，正当的方法是拿剩余农产品与原料以及矿产去交换人家的机器，然而我们竟连原料也不能自给，贸易的差额愈益不利，固然要减少国富，对以后的工业发展也是一个极大障碍。第二，近代工业的主要条件是动力供给，原料供给与销售市场的近便，但我们却须远涉重洋去购买原料。据本刊二十期所载中美五千万金元棉麦借款一文的估计，中国自美国采购棉花，每镑需运费及杂费共计金洋二分四厘，而按今年四月的棉价，每镑不过九分三厘，所以运费差不多等于货价的四分之一，这是多大的损失！第三，因为自己不能供给原料与机器，将来的发展范围，便不能随心所欲，而得受限制。如果一旦因为战乱或其他事件发生，外国的原料与机器供给断绝，本国的工业便有断炊之虞。

戊、 竞争

中国以一一，一七三，五五八方公里的面积，四八五，〇〇〇，〇〇〇的人口，其为广大的市场，已属人人皆知的事实，不过中国有五分之四的人民——农民——仅能谋一己的温饱，每人的平均购买力大概是世界上最低的了。因为购买能力薄弱，人民在买卖交易中间，所最注意的，自然是价格的高低，也因此中国的市场是一个十足道地的价格市场，而商业竞争的剧烈，原因也就在此了。

中国工业所遭遇的竞争，在国内的，第一是外国制造品的竞争，第二是因外国在华工厂的增多而引起的竞争。在国外，即是中国生产与外国生产在国外市场的竞争。

在过去数十年中，我们只有大量的进口品而没有相当的出口以得补偿。这有几方面的原因：第一是世界的生产过剩，消费不足，供求不能相应，故多有将各种产品向远东市场倾销者，俄国的煤油，即是很好的例子。第二是外国生产品成本低，能够维持同样的品质而减低货价，以相竞争，本国制造家即不能匹敌。第三，因为不平等条约的存在，领事裁判权与不完全自主的关税，外商往往立于比较有利的地位来与我国商人竞争。第四，组织上他们占有优胜的地位。不特他们的金融组织与运输设备较好，即是销售与市场上的活动也比较灵敏。第五，中国各地民情不同，需要亦异，而外商颇能适应，投其所好。

自甲午战败《马关条约》允许外人在通商口岸设厂以后，外人在华的制造工业经营发展极速。而英日两国在制造业的投资尤多，英国达一，四三四，〇〇〇，〇〇〇元，日本达一，八三二，〇〇〇，〇〇〇日元，此种工业投资三分之一在东北，三分之一在上海，余则散处香港及其他港口。从日本近年来在华的基本工业建设的增加看来，将来中日工业的竞争必定很剧烈，而日本将是中国最大仇敌，在日本人手下，我国工业界也将遭受最大的牺牲。

在国外贸易市场上，日本也久是中国的劲敌。去年华丝的国外市场最为恶劣，原因一方面是由于世界的不景气，另一方面则是受的日元跌落影响。结果中国生丝的出口，一年之内，竟较过去十年的平均数量减低百分之七五，可见中国工业在强邻经济压迫下奄奄待毙的状况。外国势力的竞争不特是今日中国工业致命伤，并且未来发展的最大障碍。我们试一回想欧战时期中国工业的繁荣，我们就知道今日中国工业凋蔽的主要原因了。

三

社会习惯与势力，无形中障碍着中国工业的发展的，便是社会的习惯与势力。虽然我们不能见到，不容易看得出来，实际上的潜势力却是很大。最重要的是劳动者的缺乏教育与常识，资本家的漠视技术与管理方法的态度。

中国教育之不普及，是大家所共晓的事实。文盲占全国国民百分之九十五，劳工阶级之不识字的自然尤占多数，我们就说是百分之九十九，也不为过。文盲产生无智，也就是发展劳工效率的最大障碍。因为劳力的价值，固与数量有关，尤与它的质量有关。工人既然缺乏教育，自然于机械之作用，出品的考核，毫无相当观念，只是站在被动的地位，供给劳力而已。所以就智识能力，工作效率，进取性，创造性各项而言，中国的工人都不及西方的工人，若用西方的劳工标准来准绳，我们即说中国没有工人也不为过。大家庭的生活，尊重祖制的习惯又常使得中国人习于保守，不喜迁徙，因此中国人口虽多，但百分之七十五的农民，并不愿从事新兴的工厂工作，依然不忘春耕秋收的旧业。现在有许多地方的工厂劳工供给都是有季节性的，即是一例。此外中国的家庭又有祸福与共荣辱相与的习惯，一人成仙，鸡犬皆可登天，不适宜于工作或没有受过训练的人也就因为家属亲戚故旧的关系而得到工作，而各种因人而设的事情也增多了，结果是工商业受其影响。

至于资本家的漠视技术与管理，本刊在《中国棉纺织业之危险》一文中所举的事实，也可以拿来作一般的说明。该文说：“就是现在，中国棉纺织工业的技术方面差不多有百分之六十是中国工人自己管理的，他们只受过最粗浅的教育，在机器方面的一点训练，是由日本英美送到中国来装置机器的工程师那里学来的”，至于中国大学或专门学校出身的技术人材，以及欧美日本归国的留学生，事实上为数并不多，他们又大都不肯去身亲贱役，致碍书生的架子。而在过去，资本家之能将他们认真利用的也很少。直至最近，各项的技术人材，特别是电机工程师，始有一小部份参加真正的工业技术事务。

关于中国工厂的管理状况，该文对棉纺织业的叙述也可以应用到其他方面来：“管理纺织事业的差不多都是对这方面绝对没有知识和训练的。中国纱厂十有八九都倒闭在经理者的无知，任用私人以及侵吞款项上面。”经理的人“普通大都是大股东的亲信，既不懂复杂的纺织机械，也不知道成本会计，资金调动，市场销售为何物的。他们又把实际上的责任推到属员的身上，只凭着运气赚钱，而这些属员呢，像纺织部主任之类，普通又都是大股东或经理的亲信，只知道利用地位来吃饭赚钱，把实际上的职务又推到几个工头上去，他们是只有利用机械的技术有没有什么科学的训练。于是结果弄到机器没有好好保管，工人没有选择和训练，出品质地日坏而成本反而涨高。”直至市场失去，企业失败为止。

——录八月二十三日《经济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