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物价的责任不容置疑

在经济发展的这个阶段，物价上涨与超过生产率的个人收入，即超过了经济所能生产的个人收入，这两者之间的联系是绝不能予以忽视的。不可避免的后果可以在1%以内计算出来。这种物价上涨和购买力的略微下降应由有关方面来负责。这句话对联合管理机构^注10、政府以及国会议员都是适用的。这里必须再一次提出，我们并不反对一切经济允许的改变；因为这种改善完全是适合市场经济需要的，是值得我们欢迎的。

我所发动的心理战原来是跟获得部分成就的其他计划同时进行的。我提出的一些建议，其目的在于使财政制度更加机动，从而减缓国际贸易超额所产生的后果。最主要的办法是增加进口，使国内资源充足，从而对物价施加压力。经过政府和议院几个月的讨论后，1955年4月1日政府宣布降低关税率，但是并没有达到我原来所希望的，或者认为适当的那种程度。参加欧洲经济合作组织的各国的自由主义化程度在逐步加深，而美元区的自由进口商品也大大增加了。

在碰到困难最大的地方就采取各种特殊的措施进行补救。例如限制公款投资，同时减少公款对建筑方面的投资等。

由于我的建议往往只被采纳一部分，或者采纳得太迟，因此对西德联邦银行愈来愈给予支持；甚至建议它在执行朝鲜战争后制定的货币信贷政策时，范围不要过于宽大。

联邦经济部和西德联邦银行对经济情况的判断是相同的。1955年8月4日把1954年5月20日以来有效的低贴现率3%改为3.5%。1956年3月8日提升1%，5月20日又紧缩银根，把贴现率提到5.5%。西德联邦银行还采取了其他措施来补充这种合情合理的政策。例如，在1955年9月1日提高最低存款准备金额，并限制再贴现。在那几个月里最值得注意的一个情况是：我和中央银行的紧密合作（可说是协议）的这个事实，并没有获得普遍的赞许。

在多方面进行的这些措施，并不是毫无成就的。1956年年中，重新出现了一种健全而显著的生产发展速度。扩展的步伐已同经济发展的潜力相适应。1955年的年产量增加了15%以上，而此时这一数字下降到8%或者更少一些——这不过是停留在一个水平上，不能说是呆滞或危机。1956年9月6日银行贴现率从5.5%降为5%，到了1957年1月1日又降低了0.5%，这显然可以说明已经稳定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