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中西会通的尝试

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文化的海外传播开始引起学术界的关注，而中国典籍的外译自然成为一个新的研究领域。以《诗经》翻译研究来说，就国内学术界而言，真正开始研究也不过二十多年，玉良教授是这个领域的重要开拓者，他的《〈诗经〉英译研究》至今仍是典籍外译领域，特别是《诗经》翻译领域的必读之书。在中国翻译界真正从事“中译外”的学者并不多，像许渊冲先生这样的学者更是少见，同样从事“中译外”翻译研究的学者本来就是少数，像玉良教授这样能立足中西文化评判多位译家的更是难得。

“外译中”和“中译外”是两种思维方式，这决定了两者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外译中”是一个将抽象概念具象化的过程，将逻辑性思维转换成伦理性思维的过程；“中译外”则是一个将中国传统的伦理思维文本转换成逻辑思维文本的过程。翻译是一种创造性活动，但如何做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从中国典籍翻译的角度，一些中国学者也是认同这种差别的，因此，在翻译时强调中西思想的不同性，反对归化式的翻译。最著名的例子就是王国维对辜鸿铭《中庸》英译的批评。王国维认为辜鸿铭的《中庸》翻译有两个根本性的错误，其一是翻译时把中国思想概念统一于西方思想概念之中，其二是“以西洋哲学解释《中庸》”。

《诗经》不同于《中庸》，它有着自己的特点。但无论是翻译哪部中国经典，首先要做到对经典本身的熟悉，对中国上千年的释经历史要熟悉，玉良教授这本书的重要特点就是对《诗经》在中国经学史上的解释历史十分熟悉。文中在评判西方汉学家和中国学者对《诗经》名物翻译出现的问题时，作者指出：“以上所分析的翻译问题，皆出自译者对训诂的研判不当。每遇此类问题，译者当详查历代各家训诂，进行综合研判，取其合理者采之，不合理者弃之，方可避免错误。就这首诗的翻译来说，若译者能详研毛、郑、孔、朱、严（粲）、王（念孙）六家训诂，再辅之以《尔雅》《说文》等，即可综合出合理的见解，使译文避免错误。”这段话对于从事“中译外”的学者具有普遍性意义，因为目前从事这个领域研究的学者绝大多数是外语院校的学者，国学修养不足是普遍现象，中国典籍翻译，若本体不精，翻译研究就很难谈上。

同时，对西方语言的熟悉，对汉学历史以及译入语国家历史文化的熟悉，也是对从事中国古代文化典籍翻译者的基本要求，在《〈诗经〉翻译探微》中充分显示出了这一点。尤其是对中国典籍外译所表现出的变异性作者也给予了关注，如玉良教授所说，“因为译诗虽然来自原诗，但其审美价值和艺术价值并不能等同于原诗，其自身必然是独立的艺术个体，具有独立的艺术价值”。

读书以养神，玉良教授这本书读起来使人仿佛畅游中西文化的海洋之中，作者以中西会通之学评判多位译家，游刃有余，没有献媚之词，没有刻薄之语，通达从容，兼取百家之长，铺下中译外研究的坚实之路，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好书。

是为序。

张西平

2016年3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