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一带一路”的痛点经济学

痛点经济学，就是文化经济学，因为找痛点就是读心、暖心、攻心的过程，就是打造文化与经济精品的过程。文化是行走的经济，经济是可持续的美好，美好是认真展现的态度，态度是由内而外的文化。

这是最差的时代，也是最好的时代：因为周围差的、不入流的事物比比皆是，因此只要有人用心做、好一点，就会立即被大家所认可、所珍视。常常有人问笔者：五年、十年以后，中国社会还会讨论“一带一路”吗？其实，“一带一路”对中国以及国际社会而言，不是要我们去接受这四个字，而是去把握“一带一路”的基本内涵，以及这一内涵是否适应了国际社会发展的迫切需求。“一带一路”的基本内涵是什么？就是“互联互通”，而这一内涵的确找到了国际社会的最大痛点。所以，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五年、十年后，中国社会还需不需要互联互通，中国与国际社会的互动还需不需要互联互通。

今天，中国西北有很多不联不通的地方，甚至沿海也有很多不联不通的地方，所以要先找准痛点，才能打通痛点，整个过程需要打造“智慧共同体”。首先，“一带一路”是国人自我教育、自我修正、自我完善的过程，13亿中国人中的每一个个体开始尝试在思想、知识、心灵领域的互联互通。其次，中国开始真正走向世界，成为世界之中国。几千年来，中国人一直习惯于国际社会主动了解我们，因为我们是中国之世界，我们了解别人的意愿和能力始终不强，但今天，“一带一路”迫使中国人上路，在了解这个美丽星球的同时，出现了一批批的“‘一带一路’人”。什么是“‘一带一路’人”（OBORer），即老在路上，总倒时差，常换水土，不停找思路，时时被刺痛，但频频被感动。

“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取得的成绩固然令人欣喜，但其中存在的“痛点”更值得我们关注，如中国西部投资不足的原因之一是因为物流成本高，根源则是中国西部有太多的物理、心理封闭性，缺乏互联互通。“一带一路”的机遇在哪里，简单地回答：找准体验痛点就找到了商机的盈利点和机制的突破点。我们要敏锐地发现“一带一路”上的体验痛点，体验痛点就是商机的盈利点，就是“一带一路”机制建设的突破点。

今天，中国的城市和企业有很多痛点。诗人说：人的一生有两样东西不会忘记，那就是母亲的面孔和城市的面貌。中国城镇化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土地面积扩大的城镇化（土地带来财富的同时也带来矛盾），第二个阶段是人口数量增多的城镇化（户籍带来财富的同时也带来矛盾），第三个阶段是寻找归属感的城镇化（解决人内心的归属与认同问题）。在第三个阶段，城市的发展目标，不仅是高楼大厦、公共服务，也包括城市品牌、城市文化、城市理念，以及市民对城市的归属与依赖，城市发展由功能定位走向人文定位。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言：在中国，老百姓要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这样的城镇化是有魅力的。建设有魅力的中国丝路城市要避免心浮气躁，要在细节和争取人心上下功夫。

丝路城市的成功与否不单纯看经济增长指数的高低，更重要的是看文化建设在社会发展、对外开放中的含金量。笔者2014年底去英国访问，从机场往爱丁堡走的时候，一位英国朋友指着我面前的一片城市建筑说：“这是我们的新城，是18世纪的。”我以为是自己听错了，追问道：“新城是18世纪的，老城是什么时候的？”对方淡淡且自豪地回答：“老城是14世纪的。”这个时候我突然加深了对一句话的理解：不知是岁月成就了英伦，还是英伦成就的岁月。在这里，淡淡的一个“CLASSIC”（经典）就遮住了一切浮躁。“一带一路”对中国城市而言，不仅是经济崛起的良好契机，更是中华民族文明型崛起的自我鞭笞：“一带一路”不会一蹴而就，需要精耕细作，只有耐得住寂寞、少折腾，才能造得出精品。

在“一带一路”实践中，要切实提升中国丝路城市的实力层次。先看看实力的组成部分：第一个层次是“地质圈”实力来源。每个城市在对外宣传的时候，讲得最多的肯定是描述经纬度、面积、资源、古迹等，基本属于有形可见的物理层面、地理层面的实力来源。比“地质圈”高一层次的是“生物圈”的实力来源，这个层次做的不是一件件具体的事情，而是要处理一系列复杂微妙的关系，最核心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生态）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民生）。比“生物圈”还高一层次的是“思想圈”，就是在教育、媒体、艺术、文化、标准、规范、价值、亲情、信仰、追求等无形的领域发力。在人类社会中，越强大恰恰越无形，“一带一路”建设要提升沿线国家对中国的欣赏与认同，必须要在“生物圈”与“思想圈”层次发力。

有些城市配套“一带一路”建设做了一些宣传手册，但他们往往是这么宣传自己的：一是这个城市交通多么便利，四通八达；二是历史古迹多么众多，独一无二；三是地下资源多么丰富，应有尽有，等等。如此，这样的城市定位还停留在“地质圈”实力的宣传，没有在“生物圈”和“思想圈”层面上下功夫，是不会产生“回头客”的。旅游业或文化业是“一带一路”的“朝阳产业”，是“一门兴、百业旺”的产业，但是推进旅游文化必须充分挖掘旅游景点或城市景观的文化内涵，文化要有感动人的力量，要能够激发一种冲动，即与人分享的冲动。在丝路建设中，不论是城市的文化品牌还是旅游品牌，都要注重艺术气质和文化品位，要讲究错位竞争的美，简单往往最美。

2007年，笔者去加拿大访问，对其城市的美丽环境特别是先进理念感受颇深。班弗国家公园是加拿大最知名的旅游胜地，其中有一处温泉池，一直以来这里生活着一种本地特有的鱼类，但是长得不漂亮，是一种“丑鱼”。为了吸引更多的游客，公园管理处出于善意，决定往温泉池里投放更多的具有观赏价值的美丽、昂贵的鱼种。的确，效果不错，池中鱼可百许头，皆若空游无所依。但是一段时间过后，当地居民偶然发现新来的鱼种食欲很好，什么都吃，而原有鱼种的食物却很单一，这样新来的客人将原有主人的食物一网打尽，致使原有鱼种大面积死亡。此时，当地居民要求公园管理部门必须做出回应。结果是，胃口不错的、美丽的新来者被捞出鱼池，逐渐又恢复了“一池水，一种鱼”的自然状况。这一“折腾”加强了当地人们对生物多样性（diversity）的了解和认识，即生物多样性不是“越多越好”（themore，thebetter），而是要以尊重自然界的本真状态为前提：美丽的鱼离开这个池子，照样可以活泼好动，但是丑鱼离开这个池子，全世界就找不到它了。

结果，这一件小事提升了班弗国家公园的知名度，人们口口相传，甚至有人专门来到这里恰恰为了欣赏这“一池水，一种鱼”，因为游客从内心认同班弗这一城市处理人与自然关系时所秉持的文化和价值。所以，我们不能轻视“口口相传”的力量，因为这种力量能够使文化行走起来。

企业不仅要卖产品，也要卖文化。目前，中国企业的短板是：有企业不一定有产品，有产品不一定有品牌，有品牌不一定有品牌价值；渐进性创新不少，但突破性创新不够。今天，中国企业不走出去也有风险，而且风险可能更大。原来问中国企业为什么要走出去，很多企业家回答：“要服务国家战略。”现在的答案往往是：“走出去是要解决生存压力。”可见，企业家越来越在商言商，这是件好事。因此，“一带一路”建设中，不要过分夸大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风险，关键是自身要准备好、要把项目选好，要真正具有国际视野和品牌意识。美国、日本和韩国等国的企业没说要做“一带一路”，但他们实际做的就是“一带一路”，即用产品和文化“征服”人心。其实，中国企业的最大风险是中国企业性格的内向性，不走出去，中国企业会越来越被动，会越来越受制于人。

目前，中国企业向丝路沿线国家重点推销的是“新三样”，即高铁，核电，以及航天、航空与造船等。其中，大多属于基建类企业，如中铁、中铁建、中交建、中建等。但这些“风风火火”的企业背后也有痛点，他们的主要特点如下：（1）初期，是“一带一路”的核心工种；（2）劳动密集型，但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3）商业风险、政治风险与人员风险叠加；（4）财务成本大，负债率高，但利润率低。例如，中铁一年的营业额有7000亿元，但纯利润只有100亿，企业有30万员工，但每年需要雇用200万农民工，因此，企业不堪重负、负债率高，因为劳动力成本以及人员风险在不断上升，每年不是没事干，而是忙活一年最后留给自己的钱太少，属于流血流汗的“低附加值”行业。所以，在走出去的过程中，企业会不断发现痛点、解决痛点，如中交建、中电建等企业在海外进行基建主业的同时，努力开拓运营与管理服务业务，利润率明显较高。

中长期，中国企业在丝路基础设施建设中要努力推进“硬联通”与“软联通”的互促结合。“软联通”就是把中国企业的标准带出去，例如在正在实施的“一带一路”项目中，肯尼亚蒙内铁路已经在积极使用中国标准。蒙内铁路是肯尼亚独立百年来建设的首条铁路，也是规划中的东非铁路网的咽喉，2013年底开工建设，将采用中国国铁一级标准，把中国的资金、技术、标准、装备制造和管理经验带入非洲。蒙内铁路建成后，将全面升级肯尼亚现有铁路网。运营了100多年（英国殖民者100多年前修建的）、时速仅40公里、年货运量仅100多万吨的肯尼亚老窄轨铁路将逐步退出历史舞台。

总之，文化自信是三大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基础，那么文化自信的基础是什么？是经得起时间检验和历史考验的人民（国内民众以及国际受众）满意。“一带一路”标志着中国走向文明型崛起的大道，此时中国人开始找痛点、找差距、找路径、找归属、找信仰。的确，文明型崛起的国家应该像麦穗一样，空心的麦穗举头摇向天空，而饱满的麦穗则俯身低头朝向大地，她自信成熟又内敛含蓄。

 

赵磊

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教授、国际关系与台港澳研究室主任、中央党校—教育部“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执行主任、教育部“国别与区域研究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联合国协会会员、中央企业青联委员。中央党校“一带一路”重点研究课题主持人，“‘一带一路’百人论坛”发起人、首席专家。共青团中央“中国青年网络智库”专家委员，“国家高层次人才特殊支持计划（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研究方向为国际关系、中国外交、多边外交与文化软实力、民族冲突管理、“一带一路”建设等。著有《一带一路：中国的文明型崛起》、《中国梦与世界软实力竞争》、《国际视野中的民族冲突与管理》、《构建和谐世界的重要实践：中国参与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