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的文化经济学

赵磊

国内外很多学者常用“地缘政治学”或“政治经济学”的工具去分析“一带一路”，但笔者更愿意将“一带一路”视为“文化经济学”的典型案例。什么是“一带一路”产品，只有同时实现经济收益与文化收益，即实现“双收益”，才是中国想要的、真正能够赢得国际社会尊重的“一带一路”产品。换句话说，“一带一路”的受欢迎，不仅因为她是一个给各方带来实惠的经济事件，更因为她能够成为一个引起共鸣的文化事件。

从2013年9月开始，笔者深入研究与调研“一带一路”，并主持了中央党校“‘一带一路’与边疆稳定”重点研究课题，2015年5月又推动成立了“‘一带一路’百人论坛”。从西北地区的新疆、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到西南地区的云南、贵州、广西、四川等，从沿海省份的辽宁、山东、安徽、浙江、江苏、福建、广东、海南到内陆省份的内蒙古、山西、河北等，“一带一路”使笔者有了全面深入了解中国的机会。与此同时，从欧洲的英国、意大利，到中东的以色列以及亚洲的韩国等，“一带一路”也使笔者有了深入了解国际社会的机会。在调研中，了解到了从中国西北发货到天津港的成本甚至远远大于从浙江义乌发货到阿联酋的成本；了解到了著名的口岸城市二连浩特只有五六万人口，且遭遇水资源短缺的严重瓶颈；看到了中国企业对于“一带一路”的迫切需求以及不得其法的困惑……总之，“一带一路”给很多中国人创造了打通己学和彼学的机会，也倒逼中国城市和企业思考如何医治诸多不联不通的痛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