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一带一路”倡议处理与发展中国家关系的原则：坚持正确义利观

“一带一路”沿线涵盖的主要是发展中国家，体现了中国对于提振“南南合作”的思考和倡议。在处理与发展中国家和周边国家关系中，新一届领导人在外交上的重要新理念则是强调树立正确义利观。具体而言，政治上要坚持正义、秉持公道、道义为先，经济上要坚持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对那些与中国长期友好而自身发展任务艰巨的周边和发展中国家，要更多地考虑对方利益，开展合作时要注意多予少取，早予晚取，绝不搞损人利己，以邻为壑。外交部部长王毅也指出，正确对待和处理“义”与“利”的关系，重视道义与责任，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也是新中国外交的一个鲜明特色。

“正确义利观”要求在义和利之间兼顾，从而做到义和利的平衡和共赢。以正确的义利观为指导处理与“一带一路”沿线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包含的要义如下：第一，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基本身份定位依然是发展中国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多为发展中国家。这一基本定位和认同决定了双方处在相似发展阶段，面临与之伴生的相似的发展问题，中国应该明确同发展中国家站在一起的政治决心，这有利于凝结双方共同利益。第二，全球化时代任何一个国家都难以单独应对层出不穷的跨国问题，这要求中国在追求本国利益的时候兼顾他国的合力关切，彰显中国是积极参与地区和全球治理的负责任大国的形象。

“正确义利观”有着深厚的儒家思想背景，施行仁义是孔子和孟子思想的核心观念。孔子提出“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仁者安仁，知者利仁”、“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任篇第四》），从价值观上主张个人以仁义修身立本，并从“义”和“利”出发对道德高尚者和品质低下者做出了明确区分。

孟子则进一步将义利之辩上升到对国家利益和治国之道的讨论中，主张仁义而非利益应该作为国家行为的根本出发点。在回答梁惠王关于“将有以利吾国乎？”的问题中，孟子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万取千焉，千取百焉，不为不多矣。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餍。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孟子·梁惠王上》），核心在于主张君主应该将义置于利之前，体恤民情并施行仁政，使得人民归心于君主。孟子还主张君主应该实施王道而非霸道，最终可以达到不使用武力而使天下归心的境界，正所谓“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孟子·公孙丑下》）。

中国领导人关于“正确义利观”的思考则是把儒家的义利之辩从个人修养、君主治国之道上升到了不同国家间相处之道的高度，对国家利益做出了新的思考。尽管国际政治处于无政府状态，但是国家间处理关系需要建构规范。“正确义利观”体现了中国对于这些观念的思考，通过“更多考虑他国利益，多予少取，早予晚取”，在外交中体现“仁义”和“义先于利”的精神，落实对于他国利益的关切和照顾，形成与“一带一路”沿线特别是发展中国家良性互动的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