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的教育从她很小的时候就开始了。虽然她日后能够成为一位杰出的作家凭的是自己的勤奋努力，很少是得自父母的教益（甚至她那位留法学美术的母亲在绘画方面也没有给她什么有用的教导），但她的家除了是一个没落的贵族之家外，还可以说是一个书香门第。她的祖父是科举出身，她的父亲有旧式的文化教养（他也涉猎过“西学”的书，《私语》中提到留有她的英文题识的一本萧伯纳的戏《伤心之家》），她母亲则是“知识女性”。因她的作文而得意，鼓励她学作诗，替她的小说撰写回目，都证明她父亲对文学的兴趣，他是地道的有闲阶级，没有职业，也看不起职业，读书看报，偶尔舞文弄墨，也是消磨光阴的一途。她母亲也喜欢文学，尤其喜读小说。她有关母亲的回忆中的最亲切的一幕，便是母亲坐在马桶上读《小说月报》上连载的老舍的小说《二马》，一边笑一边念出来，而她靠在门框上笑。
所以她家里无形中有一种文学的空气，在她的正式教育开始以前，她的文学教育已经开始了，她的“人之初”是每天早上由女佣把她抱到母亲床上去，趴在被子上，跟着母亲不知所云地背唐诗。虽然“不知所云”，这样的熏陶和记忆却有助于她的艺术直觉的养成。在家里她有不少书可看，她喜欢看的是旧小说，八岁时她已读过大部分的章回说部，比如百万言的《西游记》。她父亲喜读小报，家里总是这里那里随处乱摊着，她也养成了读小报的习惯。小报上她不会放过的是鸳蝴派的通俗小说，这类小说的情调、笔调都从传统小说而来，张爱玲早年喜读这类小说的原因之一就是它们有旧小说的味道。除了环境的影响之外，可能还与她模模糊糊地感到旧小说中的世界与她的家庭生活，与她知道的人与事可以相互印证有关。众所周知，她对旧小说的热情终生不渝。鉴于新式学堂（更不用说洋学堂）和社会上的时髦风尚均不鼓励这样的嗜好，甚而视为低级趣味，如果我们说张爱玲一手漂亮的英文以及西方文学、历史、艺术方面的知识是得自学校教育的话，那么她在这方面的兴趣无疑是在家里培养起来的。
她的“国学”知识中的相当一部分也得自“家教”——十岁之前，她都是从私塾先生受教，她父亲有兴致时想必也指点过她。私塾先生式的教育最重的是古文，她念中学时她弟弟仍跟了老夫子式的先生受教，先生教他作《汉高祖论》，张爱玲受教的未必是这一位，但路数也是一样的。可惜我们看不到她的课卷，只知道她那时肯定背了不少古文。她父亲有的是旧式的教养，虽然不以她在学校里写的那些“新文艺腔”的作文为忤，甚至感到得意，可是当他鼓励女儿发展写作方面的才能时，他还是劝她随了先生学作旧诗。张爱玲记得她曾作过三首七绝，有一首咏“夏雨”，其中的两句，“声如羯鼓催花发，带雨莲开第一枝”，先生颇为赏识，加了浓圈密点，她自己也有几分得意，只是后来写来毕竟太吃力，才没有学下去。背古书她当时必觉得枯燥乏味，作旧诗在她也是硬作，“赋得”的味道极重，但是这一番苦读、“苦吟”日后给她带来的好处也是显而易见的：新文学史上的女作家，特别是30年代、40年代的女作家，在古典文学、文字功底方面表现出良好素养的，少而又少，张爱玲是少数中的一个。
张爱玲的父亲在儿女的教育上也是典型的遗老遗少态度，就像他与民国的世界总犯别扭一样，他也拒绝民国以后普遍化了的学堂式教育。他原先似乎想让女儿像过去的大家闺秀一样，在家里完成她的全部教育。虽然张爱玲九岁时给报纸编辑的一封信中称她那时在家里补习英文，第二年大约可以考四年级，但那很可能是她母亲的主意，而她父亲其时也许正在医院里治疗。所以到她十岁母亲要把她送进学校时，她父亲一再大闹着不依，最后是她母亲“像拐卖人口一样”硬把她送去的。填写入学证时，她母亲为她的名字大费踌躇，她的小名叫“煐”，张煐两个字叫着不上口，沉吟半晌不得主意，母亲道：“暂且把英文名字胡乱译两个字吧。”就音译了“爱玲”二字。大概因为不够“淑女”化，她一直想替女儿改但终于没改，后来则是她自己不愿改了。所以严格地说，到现在为止，我们是把我们的传主的学名提前使用了九年。
张爱玲进的这所学校是上海黄毛小学，她在学校里的情形我们不得而知，只知道她是住读。一直被关在家里，没有多少同龄人做伴，现在骤然过起“群居”生活，当然会有点不适应；另一方面，来到一个全新的环境里，而且父母此时还没有离异，后母还没有出现，她还是可以有较为轻松的心境来体验一种新鲜感的。她提供给我们的唯一一条资料是同学晚上在帐子里读她写的言情小说，以及因她的小说而起的小小的争执（见后文），从中可见她那时仍不失那个年纪应有的健康活泼的性情。可是因为家庭中的一系列变故，中学时代张爱玲留给老师同学的印象与上面提到的不失童趣的一幕已经完全对不上了。
张爱玲中学念的是圣玛利亚女校，这所学校系美国教会所办，与圣约翰青年学校、桃坞中学同为美国圣公会设立的大学预科性质的学校，这些学校中成绩优异的毕业生可以有机会到英美的名牌大学去深造，大名鼎鼎的林语堂便是圣约翰青年学校保送到美国去读书的。这位著名的校友不仅是母校的骄傲，而且在性质相同的其他两所学校里肯定也是常被提起的。可能多少有这方面的原因，中学时代的张爱玲特别心仪林语堂，他是她的一个参照人物，她发愿要走他的路，并且要在名气方面超过他。
这个宏愿当然是暗自对自己许下的，她的老师、同学不可能知道，而她的外表、她的言谈举止，一点也显露不出奋发有为的征兆。留在老师同学记忆中的张爱玲郁郁寡欢，意气消沉，懒散不好动，不交朋友，卧室凌乱，人也不事修饰。张爱玲的爱好者常容易根据读她小说获得的印象想象她是个懒散的人，一位超级张迷水晶未见她之前，便想象她是一个“病恹恹、懒兮兮的女人”，见面后发现她实际上很精神。但是张爱玲至少有一度的确是有这种味道的，甚至懒得掩饰这一点，这就是在中学的时候。
教会学校有教会的清肃，规矩比一般学校多而且严，圣玛利亚女校也如此。每个学生卧室里均有放鞋的专门柜子，不穿的鞋子必得放进柜里，不准随便摆放。舍监若查出谁不按规矩来，便毫不留情将那人的鞋放在走廊上示众。最常被亮出示众的，便是张爱玲的一双旧皮鞋。女孩面嫩，旁人遇此事必要面红耳赤，她则不然。她心里未尝没有一种羞愤，因为在众多花枝招展的贵族小姐面前亮出的是那样一双寒酸的旧皮鞋，这不啻是将她在家里的难堪、不幸抖搂出来示众，但是她的反应是迟钝、木然的，好像懵懂到不知道在乎，在这种场合，她最剧烈的反应是道一声：“啊哟，我忘了。”没有检讨抱歉之意，而且绝对不是有些活泼的女孩的撒娇、发嗲式的惊呼。
她的健忘是全校闻名的。给教师印象最深的是她常忘记交作业，每到这时老师问起缘由，她便将两手一摊道：“我忘了。”也不找理由，也不辩解，只一副可怜状，老师也不忍深责，一则知道她家里的情形，二则她的成绩绝对是拔尖的。“我忘了”在她口中出现的频率太高，以致在同学中这三个字简直有权作她诨号的趋势。若有人谈起中学时代的张爱玲，她那时的同学必要夸张地模仿道：“喔！爱玲，‘我忘了’。”在整饬、清肃、以培养淑女为志职的教会学校，她当然是一个怪人、一个异数。
与她的怪、她的懒散健忘同样出名的，是她优异的学习成绩。她虽然常常不交作业，考试时却总得“A”或“甲”。当然，最让师生对她刮目相看的还是她的作文。
教会学校与一般学校的不同处是它将全部课程分为中文、英文两部分，最看重英文，数、理、西洋史等课程均用英文讲授，教师大都是外籍人，以老小姐居多。中文部则设国文及本国史地三科，教初中的多为师范毕业的中国小姐（《封锁》中的翠远多半就是从她们中间找到的原型），教高中的则多为前清科举出身的老学究。学校是贵族化的，要的似乎也是贵族化的国文——古国的古董。作文的命题常常是“说立志”、“论知耻”之类，比中国人办的学校更来得国粹，倒像是张爱玲家里私塾式教育的意外延续。如果她一直由那些老学究来教，以她的根底，她肯定也还是比她的同学更出色的学生，但是因为大家学来都无兴致，也不当回事，同学对她就未必会有那样佩服了。碰巧教她们的国文老师换了一位热衷新文学，又颇能鼓起学生对文学的兴趣的汪先生，这对她倒是件不大不小的幸事。
这位汪先生叫汪宏声。我们对他最应表示感激的不是他给了张爱玲多少有益的教导，也不是他最早发现了张的才华，而是他在张爱玲如日中天的时候写了篇题为《记张爱玲》的文章，成为后人了解张中学时代在学校中的情形的难得的材料，此外就是学校在他的发起下，出版了一种32开的小型杂志《国光》，从上面我们得以看到张这段时间的几篇习作。
汪先生废了八股式的道德文章，转教学生去学习写景、状物、抒情，因为他标举新文学，学生都是年纪轻轻，又都是女生，他似乎顺理成章地在学生中造成了一种崇奉“美文”的风气。他常允许学生随意命题，而性之所近，学生一下笔很自然地就走上感伤抒情的一路。汪先生批作文时看到的一篇题为《看云》的散文也属此类，他很欣赏此文，虽说里面还夹杂了几个别字，但行文流畅潇洒，辞藻浓艳华丽，水准远在其他作文之上。此文作者即张爱玲。其时汪先生刚接任国文教师，学生的名与人尚对不上号，下一次课上讲评作文时逐一点名领取作文簿，他才识得这个学生：张爱玲坐在最后一排，穿着过时的宽袍大袖的衣裳，被点了名后神情呆滞地走上前来。汪先生把她大大夸奖了一通，并当场朗读了她的作文，她还是神情呆滞，脸上并无得色。
自此张爱玲便成了汪先生的宠儿，作文每每被用来讲解示范，其后出《国光》，也把她视做扛鼎的人物。只是张生性孤僻，对此并不热心，逢编者催逼索要稿件，又是每以“哎呀，我忘了”应之。她的不算多的投稿在校刊上篇篇都算得上是顶尖之作，赢得交口称赞。同学佩服，教师休息室里也常以她为话题。但是她在圣玛利亚女校引起最大轰动的习作，还要数她在某期《国光》上登的两首未署名的打油诗。两首诗均是地道的游戏之作，以戏谑的笔触调侃取笑了两位男教师，这大概是她的幽默讽刺才能的最初显示，观察细致，写来俏皮风趣。汪先生以为小有唐突，无伤大雅，故点头通过。但教会学校于师道尊严特别讲究，被取笑的二人中有一人将打油诗视为忤逆，一状告到校长处，校长如承大事找来汪先生和几位编者细问原委，且提出三种善后办法供选择：一是向老师道歉，二是《国光》停办，三是不许张爱玲毕业。张爱玲大约没想到事情会闹到如此严重，而就其性格而言，她是个对老师同学都可冷眼旁观，却绝对不好惹是非、找麻烦的人，写打油诗不过是游戏加逞才而已。不知事情闹大后——不许毕业对她希望留学深造的梦想可是不小的威胁——她是否感到后悔、惶恐，抑或仍是迟钝懵懂，全不在乎？好在最后是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了：汪先生主张用第一法，而那位告状者大概也觉计较得过分，善罢甘休了。
实际上张爱玲写出来的一定比她捕捉到的要缓和得多，而除了这两位老师之外，她于沉默寡言之中，于外人见到的呆滞神情后面，一定也在用她的挑剔而带嘲弄意味的目光打量着周围的一切人。她没有在日后的创作中更多地利用中学生活的经验，也许是因为与她从家庭生活中获得的经验相比，与她其他的直接、间接的经验相比，这部分经验显得苍白、平面，缺少浓郁的人生味，我们只是在她后来的一篇不甚出色的人物素描《殷宝滟送花楼会》里约略可以领略到她对“女学生少奶奶的轻车熟路”的冷眼观察，以及对母校那段生活的零星回忆。——除了加入了自己的理解之外，这篇作品里的故事、背景显然都是纪实的。
张爱玲的作文虽享誉全校，她的国文水准虽受到汪先生的一再推许，但是看来并不是每个教师都肯赏识她的才华，至少圣约翰大学的考官就不肯——张爱玲中学毕业后报考该校，国文居然没考及格。汪宏声在文章中提到了此事，不无称奇之意。不过他更感到惊奇的还是张爱玲在毕业年刊调查表的“最恨”一栏中填入的一行字：“最恨——一个有天才的女子忽然结了婚。”此话出自一个十七岁的少女之口，确是惊人之语。这里面多少有点“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意味，不过自况的成分也是不容怀疑的：那时她的自信心“日益坚强”，还未在母亲的怀疑目光下演为自卑，她颇以才女自许；另一方面，她对母亲的不幸的婚姻与自己的命运作了夸张的联想。汪先生看了之后惊奇、不解而又对这位得意的学生表示理解，很爱护地希望她“暂时——只好希望是暂时——不结婚”。
以他对张爱玲的赏识、抬举，以及在打油诗风波中对她的回护，汪宏声可以算是张的一位“恩师”的，可是他似乎与圣玛利亚女校一起，都在张爱玲不想提起、愿意忘却之列。不知她对这位老师作何感想，她从未在文章中提起过这段师生之谊，也从未表示过感激之情，她肯定读过老师写自己的那篇文章，但我们不知道她的反应。不过我们也不妨把涉及她中学时期习作的那篇《存稿》看做一种含蓄的表示：她否认自己从她的国文教师那里得到了什么为文之道，她把那些受到奖掖的作文都给否定了。——既然她对新文艺已渐生不满乃至鄙薄之意，她对热心鼓吹这种“新台阁体”的汪先生当然也就说不上有什么敬意了。
中学毕业以后，张爱玲在家温书准备考大学，我们在此可以回过头来补接上前面写到的她在母亲家的那段生活，等她母亲的淑女培训两年计划过去，她已经准备着启程去香港念大学了。她母亲的两年计划宣判了她最终是一个不合格的淑女，但她在另一种考试中是合格的——那时英国伦敦大学在上海举行招生考试，她考取了。也恰在此时太平洋战争爆发，英国去不成，她这才改入了香港大学。
自从接受私塾式的教育开始，张爱玲就一直是个用功的好学生。因为要好，上进心强，她似乎从来没有让大人、先生为她的读书操过心。小时候因为背不出书，她自动加班加点，枯燥乏味的课程她也学得用心尽力。似乎只有沾上淑女味的科目她才会偷懒耍滑，比如钢琴。她喜欢钢琴正是她醉心母亲那种生活情调的那一时期，“其实喜欢的不是钢琴而是那种空气”。当她明白了学钢琴是怎么一回事，而琴先生又因为她偷懒常打她的手之后，钢琴在她眼中就成了“苦难”，常在应当练琴的时间坐在钢琴后面的地板上看小说。但是对于那些于她的前途有影响的课业她从来不敢怠慢，不管喜欢不喜欢。
似乎从中学时起，她已经认定自己不会像周围的同学一样，走“女学生——少奶奶”的路，中学毕业后她母亲更是明确地让她自己做过选择。她称她母亲提出过“很公允的办法”：如果要早早嫁人的话，就不必读书，用学费来装扮自己；要读书，就没有余钱兼顾到衣装上。这同她在逃离父亲家之前母亲捎话让她想明白的问题实质上是一样的。不用说，张爱玲选择了后一条路。不论走哪条道，好的成绩当然都需要，但对于走“女学生——少奶奶”路线的人，好成绩在更大的程度上只有装饰的意味，对于张爱玲，好成绩、高分数却有更实际的意义——她是要仗恃它们去获取深造的机会，最终为自己赢得社会地位与名声，所以她格外地用功。到了香港大学以后就更是如此。她的目标很明确：争取在毕业后能到英国继续深造。
张爱玲的反应并不快，她的聪明不是属于那种捷才型的，而且在港大学习的那些课程肯定不都是她擅长并且喜欢的，她也不见得都能做到举重若轻，但是用她自己的话说，那时她“真的发奋用功了”，她“能够揣摩每一个教授的心思”，所以“每一样”功课总是考第一，并且连得了两个奖学金。有一位教授曾说他教了十几年的书，从来没给过他给张爱玲的分数。于此可见她对分数的看重，而她为这些第一是付出了代价的。代价包括她暂时放弃了写小说的嗜好，自她断文识字、上小学、上中学，我们都可看到她的习作（规定的作文之外的），而这三年却是空白；她也不再大看她所喜爱的章回小说，直到日本人进攻香港，她的计划被打断，她才在旧小说中陶然忘情了一回。大约只有绘画没有完全被她牺牲掉，但那也是因为不占太多的时间，而且她放开手来尽情地画，也还是在战事发生之后。此外她牺牲的还有闲暇游玩时的一种轻松的心境。偶与同学出去游山玩水、看人、谈天，她总是被迫着的，心里很不情愿，认为是糟蹋时间。
后来她承认，在香港的三年，于她真正有益的也许还是学业之余的这些与山水、人，与环境、社会的接触。此话当然不难从她后来创作的那些香港“传奇”中得到印证。香港对于张爱玲是个全新的天地，这里的接近热带的地理自然环境，蓝的海、红土的山崖、长得泼辣妖异的植物，总之是浓得化不开的景物，还有殖民地的怪异的风俗人情，无一不给她留下新鲜、深刻的印象。在她这个外来者的眼中，这一切都化为一种刺激的、犯冲的、不调和的色彩和情调。这里的人也是令她感到新鲜而又陌生的。她的同学多半来自英国各殖民地国家，印度人、安南人、马来西亚人、南洋华侨的子弟、英国移民的后裔、欧亚混血儿都有，种族、文化背景各不相同。她中学的那些同学与她的背景纵有不同，相去亦不至太远，何况大都是在相同的环境中长大的，她现在的同学，则其心理、行为方式对她都有几分谜的味道。
她的计划、她的上进心抑制了她的好奇心，那时她并没有花更多的精力探究这块地方、这些人，而且她恐怕也没想到这里的一切会进入——至少是那样快地走进——她的小说。但是在港大的三年已经使她对这里的一切留下深刻的印象，她于有意无意之间已经捕捉到了一些重要的信息。如她自己所说，“生活空气的浸润感染，往往是在有意无意中的”，不必先有个存心。所以一旦回到上海，提起笔来写小说，不久前她还生活于其中的那个世界，她在那里见到的、听到的、感到的，都在她的意识中鲜活地蠢动起来，迅即为她的想象力照亮。她最先写出的“传奇”都是香港传奇：最早发表的三篇小说——《沉香屑：第一炉香》、《沉香屑：第二炉香》、《茉莉香片》——都是以香港为背景的。有时为了营造特异的气氛，她想象着让她熟悉的一些人物原型来到香港的舞台上上演他们的悲喜剧。《茉莉香片》中，聂传庆孱弱、萎靡的形象的塑造部分地来自她对弟弟的追念和印象，传庆的父亲与后母则有她父亲和后母的投影，而故事发生在香港。
同时，细心的读者会发现，张爱玲的香港传奇比她的上海传奇带有更多“怪力乱神”的成分，这恰好是因为面对着香港，她有更多的好奇和惊讶。她说她是“试着用上海人的观点来察看香港”，而她可以采取这种立场，当然因为她是一个上海人。在她的眼中，香港的生活充满了怪异和不谐调，与日常的经验不相衔接。我们可以感到张爱玲在小说中用力捕捉并刻意地要传达出她对香港的种种印象，她在创作中的相当一部分快感也来源于此。虽然她更大的兴趣在故事的情节和人物的命运，但是我们仍然可以说，这个刺目、犯冲、不中不西、半土半洋、缺少传统的小小殖民地是她小说中一个潜在的角色。在她的香港传奇中，这块地方的色彩、情调与小说中的人物给我们留下的印象同样鲜明，在某些篇章中，前者给我们的印象之强烈，甚至超过了后者。
事实上，即使撇开外部环境给她的新奇感不论，如果不是心里时时牵挂着学业、成绩的话，单凭她自己的小环境的变化，她也有充分的理由尽情地投入到课余的那些活动中去。须知从小到现在，她一直是在家长的监护，或是教会学校的严格规矩的管束之下，从来没有体验过自由自在的滋味，甚至长到十七岁，她还没有独自一人上街买过东西。大学不比中学管束得严格，她一人在外也没有了母亲家中的清规戒律，正是可以逞意而行的时候。可是为了她的计划，她心甘情愿地把到了手的自由大部分都捐弃了，她在户外的有限时间，绝大部分倒是抱着书在教室、图书馆、宿舍这几个点之间的路途上来去匆匆。
虽说她留学深造的计划未能实现，她付出的代价却不能算是白费，且不提她门门第一的成绩，她对西方文化、西方历史和文学的了解是在这三年里打下的底子。她的人生观也是在这段时间里成形，证据是，她离开香港不久后即走进文坛，而她一出手写出的作品（不论是英文的还是中文的）已经显示出她对人生的独特而稳定的把握（其后很少变化，有变化也不是方向性的转换）——那已经是一种相当成熟的人生态度，中学时代她与这样的成熟相去还很远。只是不论在美学趣味方面，还是在人生观方面，她得自教师的地方很少，多半是自己的揣摩钻研。这也是她与一般循规蹈矩的好学生的不同之处：她虽为了高分可以费神去揣测教师的心思，但从中学到大学，其实没有几个教过她的人是她所佩服的，所以没有几个教师能对她产生真正深刻的影响，包括将她视为得意学生的汪宏声。也许只有一人是例外，这就是她在港大时的历史教授佛朗士。
据张爱玲的介绍，佛朗士是个豁达随便、有几分玩世不恭的英国人，“彻底地中国化”，会写中国字，而且写得不错，爱喝酒，爱抽烟。他在人烟稀少处有三幢房子，一幢专门养猪；因为不赞成物质文明，家里不装电灯、自来水，备有一辆汽车却是给用人买菜赶集用的。他的不修边幅和三分玩世使他没有多少英国人惯有的道貌岸然的绅士气，倒有几分中国文人的名士气。校中纷传的关于他的一件趣事即可见出他的名士气的一斑：他曾与中国教授们一同游广州，到一个名声不太好的尼姑庵里去看小尼姑。他的玩世也见于他对英国的态度。他是大英帝国的臣民，对于英国的殖民地政策却没有多少同情，但也看得很随便——“也许因为世界上的傻事不止那一件”（这是张爱玲的推测）。
佛朗士自然也把他的作风带到了课堂上。他对那些枯燥乏味的教科书以及四平八稳的历史书显然是不满的，“官样文章被他耍着花腔一念，便显得十分滑稽”。张爱玲从中听出了他对历史的“独到的见地”。她曾说：“现实这样东西是没有系统的，像七八个话匣子同时开唱，各唱各的，打成一片混沌。”因此她私下里总希望历史评论家“多说点不相干的话”，而她在佛朗士这里听到了。佛朗士的授课即使对张没有决定性的影响，至少也启迪和支持了她后来的态度：“清坚决绝的宇宙观，不论是政治上的还是哲学上的，总未免使人嫌烦。”张爱玲称学生（当然也包括她自己）从佛朗士那里“得到了一点历史的亲切感和扼要的世界观”，并且说“可以从他那里学到的还有很多很多”——她在文章里还很少对别人表示出这样的敬意。
这位教授讲的是哪一段历史，他究竟向他的学生灌输了怎样的思想，这些都不得而知。值得注意的是，“历史的亲切感”与“扼要的世界观”恰好也点明了张爱玲把握、认识人生的独特方式以及人生观构成上的特点。她厌恶理论，并不追求观念上的自相一致，而希望在对历史、人生的“亲切感”与“扼要的世界观”之间求得平衡与统一。所谓“扼要的世界观”，作为对人生、对世界的粗略看法，本身也许分量不够，却因为有对历史、对现实的深切感受做底子而显得丰厚。在粗略的一条条看法之间，直接与间接的经验维持着活跃的演出，貌似矛盾的见解皆消融、调和于深切的感受以及对现实的态度之中。唯其如此，人生观对张爱玲具体而微，几乎是一种可以触到、见到、嗅到的不失感性生命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