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诗歌和政治：犹太民族寻找家园

在那片温暖而美丽的土地，也会有邪恶统治和灾难降临吗？

——哈伊姆·纳赫曼·比亚利克《鸟颂》

他将成为代表一代犹太人的声音，从这位诗人痛苦的灵魂中，可以看到整个民族经历的痛苦。哈伊姆·纳赫曼·比亚利克19岁时就发表了《鸟颂》，毫无疑问，他是当时最杰出的犹太诗人，也是历史上最伟大的犹太诗人之一。他的诗歌既表现了19世纪末犹太民族的绝望和伤感，也展现了犹太人对那个从未见过的民族家园的强烈渴望。

这位诗人对一只从锡安（当时叫巴勒斯坦）归来的小鸟说：“我的灵魂多么渴望听到你的声音。”他问小鸟在那个美好的地方人们怎样生活。“上帝怜悯锡安吗？”“赫尔蒙山上的露珠是否如珍珠般晶莹剔透？”“在那片温暖而美丽的土地，也会有邪恶统治和灾难降临吗？”这些诗句并非真的是诗人的疑问，而是犹太人对大洋彼岸先祖之地的渴望。比亚利克和那一代犹太人都相信那块土地有可能再次成为他们的家园。

比亚利克1892年发表《鸟颂》时，犹太人在东欧的生活艰难困苦。俄国犹太人大多只能生活在被称为“栅栏区”（the Pale of Settlement）的指定区域。在政府和当地管理者的纵容下，针对犹太人的暴力活动不断加剧。俄国以前也发生过针对犹太人的集体迫害（pogroms），但19世纪末迫害的强度和规模都前所未有。19世纪60年代罗马尼亚爆发对犹太人的集体迫害，1871年敖德萨发生同样的事件。犹太人明白，他们所面对的，是毫无理由的仇恨，没有任何道理可讲。

欧洲的反犹现象变得越来越复杂。在东欧，反犹主义主要源于犹太人杀死了耶稣这一神学观点。在科学更发达的中欧和西欧，种族理论得以发展。欧洲种族主义者声称，犹太人的问题不在于他们的宗教，而在于他们的种族。即使皈依基督教也不能“修复”犹太人。1879年，一个名叫威廉·马尔的德国人不但反对犹太人通过同化融入德国社会，还创造了“反犹主义”（anti-Semitism）这一术语，来表达人们（包括他自己）对犹太人的仇恨。

暴力远非欧洲人蔑视犹太人的唯一方式。19世纪80年代，俄国政府对进入学校和大学的犹太人数量做出严格限定。当局想方设法找犹太人的麻烦，1891—1892年俄国警察从莫斯科驱逐了两万多名犹太人。在欧洲大陆，不管犹太人走到哪，当地人都对他们充满鄙夷，百般刁难。

许多犹太人认为现代性将带来一个理性和包容的时代，他们的处境会向好的方向发展，但这个梦想很快就破灭了。俄国犹太小说家佩雷兹（彼得）·斯摩棱斯金（1842－1885）提醒犹太人保持现实主义态度，他说：“不要相信那些声称这是一个充满智慧和仁爱的年代的人，不要轻信那些赞美这个时代公平和正直的人，这些都是谎言！”

随着时间推移，很多人意识到，犹太人在东欧的生活只会变得更加艰难。许多人选择离开。1882—1914年，大约250万名犹太人离开东欧，其中大多数人来自奥地利、波兰和罗马尼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15年间，有大约130万名犹太人离开俄国。他们大多来到美国，20世纪建立起繁荣的美国犹太社团。其中有一小部分人来到巴勒斯坦。

正是在这样令人绝望的氛围中，哈伊姆·纳赫曼·比亚利克于1873年诞生了。父亲在他6岁时就去世了，他被严格遵守教规的祖父抚养大，接受了传统犹太教育。13岁前他在犹太儿童宗教学校（heder）学习，17岁前在日托米尔经学院（Zhitomir Yeshiva）学习。然而，和许多同时代的犹太年轻人一样（许多后来成为犹太复国主义作家和领导人的人同样如此），比亚利克醉心于西方文化，支持哈斯卡拉运动（haskalah），即犹太启蒙运动。这场运动从18世纪70年代一直持续到19世纪80年代，旨在改革犹太教对传统和集体主义的过分倚重，将一种更具理性、分析性、智性和个性的生活方式引入犹太社会。

哈斯卡拉运动不只是一场知识分子运动，其中也包含社会和民族议程。哈斯卡拉运动的倡导者认为，犹太人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如何从狭小的隔都生活中走出来，“提高犹太人的自信，恢复他们的尊严，唤醒他们的情感，复苏他们对美的感受力，改变长期孤立和隔绝造成的思想僵化”。

比亚利克了解到哈斯卡拉运动，还是在来到一所新的犹太经学院后。为了用更现代的方法学习传统犹太教，比亚利克来到位于立陶宛瓦洛任（Volozhin）的一所举世闻名的犹太经学院学习。在那里他被哈斯卡拉运动所吸引，成为“以色列的永恒”（Netzach Israel）组织的成员。这是一个致力于融合犹太民族主义、启蒙主义和正统犹太教的犹太复国主义地下学生组织。

1891年，比亚利克离开瓦洛任，来到敖德萨，这里当时是俄国南部的现代犹太文化中心。在这期间，他深受当地知识分子圈的影响，并于1892年发表了《鸟颂》。

不久，为了不让祖父知道他“逃学”去了敖德萨，他回到日托米尔，但发现祖父和哥哥都已奄奄一息，家中绝望的气氛很能反映当时其他犹太人的境遇。他们去世后，比亚利克在波兰南部小镇索斯诺维茨（Sosnowiec）教希伯来语，这份工作让他非常痛苦，但也很有收获，因为正是在这期间，他笔耕不辍，不久便被公认为世上最有才华的犹太诗人之一。

他的诗并非只用于表达犹太人的苦楚。比亚利克1898年发表的《聚会锡安》（Mikra'ei Zion）一诗，就表达了犹太人的希望，而非绝望。这首诗是为了纪念1897年在巴塞尔举行的第一届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而写。他在其中满怀希望地写道：“虽然救赎还没有到来，但我们的救世主还活着；这个伟大的时刻即将来临。”

这突如其来的希望从何而来？比亚利克看到即将到来的“这个伟大的时刻”指的是什么？为什么发生在巴塞尔的历史事件如此重要？还有，这个救世主是谁？

英国、美国、巴勒斯坦、阿拉伯地区、俄国、德国、法国和其他国家与地区的197名代表来到瑞士巴塞尔，参加了第一届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他们感到自己在创造历史。

距离罗马毁灭第二圣殿、驱逐犹地亚犹太人已过去将近两千年。1897年8月，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再次汇集在一起，试图重新成为历史的主人。响应赫茨尔的号召，犹太人结束了一千多年来在世界各地相互隔绝的状态，第一次像古犹太民族那样声称：作为一个统一的民族，他们要做世界历史舞台上的主人，而非看客。

那天，着装优雅的代表们从挂有巨大大卫星的入口走进会场，大卫星下用德语写着“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ZIONISTENKONGRESS）。代表们使用世界各国的语言聊天。他们大多为男士，也有女代表。有富人，也有穷人。现场的空气中涌动着一股莫名的力量。大家落座后，木槌敲响三声，大会正式开始。会议首先对控制巴勒斯坦的奥斯曼帝国苏丹表达了形式上的赞赏。然后，来自罗马尼亚雅西（Jassy）的“锡安热爱者”（Hovevei Zion）资深成员和复国主义大会高级代表卡尔·利佩博士站起身来，他按照犹太传统遮住头，在许多在场者的哭泣声中，念出传统的“你赐予我们生命”（shehecheyahu）的祈祷文：“上帝啊，祝福你，是你赐予我们生命，保存我们，让我们活到此刻。”

接着，会议主持者西奥多·赫茨尔开始用德语发表讲话，他说的第一句话是：“我们来到这是为了奠定庇护犹太民族之家的基石。”

在赫茨尔生活和工作的西欧，建立庇护犹太民族之家的观念要比在东欧更富有争议。不同于比亚利克所生活的东欧，西欧犹太人仍然相信反犹主义运动将成为历史。毕竟，以前犹太人被迫生活在隔都，而隔都的围墙此时已被推倒，犹太人涌入欧洲大陆的各个城市，很快成为欧洲的精英。他们在欧洲社会教育、文化和经济上的地位不断提高。表面看来，他们的生活比一个世纪前确实好了很多：

 

在1800年，中欧和西欧的文化史可以完全不提犹太民族或某个犹太人……在欧洲政治界、文化界和研究与科学领域找不到一个响当当的犹太人……但到1900年时，这一情况完全改变，这时犹太人或有犹太血统的人在经济、政治、科学和艺术等领域占据着重要地位。

 

在经过几个世纪的限制和反犹主义后，犹太人能在较短时间内取得如此成就，确实令人惊异。他们成为专业人士、知识分子和著名科学家，成为重要思想运动和社会运动的领导人。

虽然进步巨大，但西欧犹太人仍无法摆脱欧洲人对他们的仇恨。如果说东欧犹太人经常被当作革命分子的替罪羊，西欧犹太人则被指责为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比如在德国，犹太人虽然不到总人口的1%，但犹太人很快成为社会各个行业的位高权重者和精英，特别是在金融业和政治圈。

德国人开始对他们充满怨恨，到处都能感受到强烈的反犹情绪。基于刻板印象，报纸、书籍和杂志开始严厉批判贪婪腐败的犹太资本家，这后来成了20世纪中期实施种族灭绝的那些政权的官方立场。1873年金融危机后，许多德国中产阶级指责犹太人应当为这场危机负责。虽然“贵族跟任何人一样贪婪，但人们大多相信关于犹太人的神话，贵族仍然是伟大的政治家、英勇的战士和忠诚的公务员。金融危机后，民众的愤怒并没有指向这些权贵以及由他们控制的政府，而是指向犹太人”。

在西欧，恰恰是因为犹太人对现代性的支持和他们在职业和文化上取得的成就重新招来了人们的反感。犹太人希望欧洲人对他们的仇恨已经一去不返，但哪知欧洲人对他们的仇恨像一个水位不断升高的巨大水库，随时有溃堤的风险，对此犹太人无能为力。

西奥多·赫茨尔成年之时，西欧正处在这种让犹太人既充满希望又无比绝望的时代。赫茨尔1860年出生于佩斯（后来佩斯和布达合并为布达佩斯），18岁时随家人迁居维也纳。在这里他接触到欧洲社会丰富的知识和文化，和比亚利克一样，他也被这些深深吸引。他如饥似渴地阅读，向往像那些作家一样出名。他和比亚利克一样笔耕不辍。他热爱艺术，对戏剧情有独钟，但父母和导师担心这个爱好不能让他谋生，因此鼓励他学法律。于是，赫茨尔在维也纳大学注册登记。

刚上大学时，赫茨尔读到欧根·卡尔·杜林所著《作为种族、道德和文化问题的犹太人问题》（1882）一书。杜林是当时知识分子的领军人物之一，他在这本书中提出，解放欧洲犹太人并将他们整合到欧洲社会中对欧洲不利，应当反其道而行之。他的追随者甚至宣称要让犹太人回到隔都生活。

令赫茨尔深感不安的是，杜林并非没有受过教育的暴徒，赫茨尔认为：“不可否认，杜林拥有出众的才华和渊博的知识，如果连他都能作出这样的言论，那无知的大众会做什么？”

讽刺的是，正是杜林这位著名的欧洲知识分子和恶毒的反犹主义者让赫茨尔开始全身心研究“犹太人问题”。在回忆自己从何时起对犹太人及其在欧洲的未来这个问题感兴趣时，赫茨尔在日记中写道：“这显然始于读杜林的书。”

其实，他对这个问题的研究还可以追溯得更远。他后来回忆说，小时候他一位老师在解释“异教徒”（heathen）这个词的含义时是这样解答的：“偶像崇拜者、穆斯林和犹太人。”在维也纳大学，赫茨尔申请加入致力于知性对话和辩论的学生社团莱斯哈雷（Lesehalle）。1881年3月的一次“讨论”发展为一起恶性反犹主义事件，该团体因此被解散。这一事件并没有让赫茨尔放弃社团活动，后来他又加入了维也纳的德国民族主义学生联谊会艾比亚（Albia）。然而他发现，即使在这里，这所汇聚欧洲知识精英的大学也明显是反犹的。他加入两年后，几位联谊会兄弟参加了理查德·瓦格纳的哀悼活动，并将哀悼活动变为一次反犹主义集会。为了表达抗议，赫茨尔申请退出这一联谊会，一开始遭到其他成员拒绝，后来他们又找其他理由将赫茨尔赶出联谊会。

赫茨尔第一次直接接触到犹太建国问题很可能是在匈牙利议会，这后来成为他毕生的事业。匈牙利民族主义者和国家反犹党创始人吉奥佐·伊斯托奇（Győző Istóczy）提出了一个解决“犹太人问题”的方案：犹太人应该建立自己的国家，去那里生活。“犹太人，去巴勒斯坦！”成为匈牙利反犹主义运动的口号。讽刺的是，伊斯托奇提出的口号后来竟然成为赫茨尔的口号。

伊斯托奇充满仇恨地要求犹太人前往巴勒斯坦，这是否真的影响到赫茨尔，我们不得而知。但我们知道，在赫茨尔事业的开展过程中总能遇到反犹主义。离开维也纳后，赫茨尔来到巴黎，为维也纳《新自由报》（Neue Freie Presse）巴黎分社写稿，成为一位知名作家。在巴黎，他报道过一起关于巴拿马运河资金的丑闻，几个犹太金融家被指控犯有贿赂和腐败罪。比这个案情更让赫茨尔惊讶的是，这些犹太人的家人竟多为法国政界和军界的知名人物，但即便如此，他们还是被当作典型的都市犹太人，民众认为他们拿淳朴、忠诚的法国公民的血汗钱来投机倒把。

在奥地利，赫茨尔已经目睹了知识分子主导下的反犹主义的兴起，而欧洲顶尖大学的精英并没有站出来反对。如今在法国，他发现即使是民主制度和共和政府也拿反犹主义没办法。

和比亚利克一样，赫茨尔全身心投入到写作中。1894年秋天，经过短短两周的高强度工作，赫茨尔完成了剧本《新隔都》，第一次塑造出明显具有犹太特性的角色，并公开讨论了“犹太人问题”。这部剧本并没有使用多么高明的艺术手法，而是直白地表达了作者的观点：欧洲解放了犹太人，但犹太人实际上仍然生活在社会和经济意义上的隔都中，时刻承受着需要证明自己清白的压力。即使在看似得到解放的西欧，犹太人如果不能自证清白，仍然会被当作罪人。

但事态很快就恶化了。正当赫茨尔埋头写作《新隔都》时，法国又爆发了一起丑闻。法国犹太裔炮兵军官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上尉被指控将法国机密泄露给德国人。法国当时没完没了地发生着革命，德雷福斯案的审判成为政党政治的牺牲品。在明显有失公正的情况下，德雷福斯被宣判有罪并剥夺军衔。对此，埃米尔·左拉（法国著名小说家、记者和公共知识分子）发表了后来闻名于世的公开信《我控诉》，指责政府公然持有反犹主义偏见，并不公正地将德雷福斯关入监狱。

一般认为，德雷福斯审判让赫茨尔开始思考如何解决欧洲的“犹太人问题”，但现在很多历史学家不这么看。赫茨尔的确在他的专栏中提到德雷福斯曾对狱警说：“你看，我是私人恩怨的受害者，我遭到迫害仅仅因为我是犹太人。”但德雷福斯的犹太人属性并不是赫茨尔这篇报道的重点。

讽刺的是，赫茨尔所取得的最伟大的成功，竟是源于一次彻底失败的会面。赫茨尔曾找到著名金融家和慈善家莫里斯·德·赫希男爵，希望他能支持建立犹太国的激进观念。赫希很为东欧犹太人的未来担忧，但他已经有了另一个解决“犹太人问题”的方法。男爵以前就认为巴勒斯坦方案不可行，所以已经着手资助一些俄国犹太人前往阿根廷。赫茨尔想改变赫希的想法，但他给出的理由不够有说服力，最后只得两手空空地离开。为了下次能做得更好，赫茨尔决定把自己的想法付诸文字，把他想对赫希说的话写出来。

赫茨尔没有气馁，带着更有说服力的论证，他开始向另一个经常做慈善事业的犹太家族寻求帮助，这就是著名的罗斯柴尔德家族。为了说服他们，赫茨尔把已写出来的文字进一步发展为一本内容详细、结构合理的计划书，这就是后来著名的《犹太国》一书的雏形。

他给出的理由非常直接：犹太国能够一劳永逸地解决“犹太人问题”。这个国家的地点还没有确定，可能在阿根廷，也可能在巴勒斯坦。不同于赫希，赫茨尔认为这个方案非常可行，犹太人拥有国家对各方都有利。

他相信，犹太人生活在犹太国后不但不会受到反犹主义的迫害，犹太国的存在还能终结全世界的反犹主义。赫茨尔提出：“犹太人的离开不会给东道国带来经济混乱、危机或迫害。他们离开的国家将迎来繁荣。”至于犹太国，“它开始的那一天就是反犹主义结束的那一天”。建国并非天方夜谭，他毫不掩饰地说，犹太人的教育程度远高于许多其他建立主权国家的民族。如果其他民族可以获得革命的成功，犹太人也能做到。

出于同样的原因，赫茨尔认为犹太人建国的运动不会遇到太多阻碍。国际社会将支持这个想法，因为许多国家也“饱受犹太人问题之苦”。他写道：

 

建立一个新的国家既不荒谬，也并非不现实。我们这个时代就已经有许多民族实现了这一进程，这些民族的主体不是中产阶级，他们比我们更贫穷，教育程度比我们更低，实力比我们更弱。饱受反犹主义之苦的各国政府都会很愿意帮助我们获得梦寐以求的主权。

 

他认为世界各地存在的犹太人问题既不是社会问题，也不是宗教问题，而是政治问题，所以需要找到一个国际社会认可的政治解决方案。

 

我认为我明白反犹主义这一高度复杂的运动。虽然我是从犹太人的角度考虑这个问题，但我的观点不包含任何恐惧或仇恨的成分……我认为犹太人问题不是社会或宗教问题，虽然它经常以这样的形式呈现。犹太人问题本质上是民族问题，因此我们必须把它当作国际政治问题来讨论，只有通过同全世界文明国家协商才能解决这个问题。

 

但犹太人散居在欧洲和世界其他地方，看上去并不是一个整体，这该如何解释？赫茨尔说，人们不应该被这种分散的状态迷惑。“我们是一个民族（people），我们只有一个民族。”他坚持认为，其他民族都拥有自己的国家，犹太人也不例外。

赫茨尔是在欣喜若狂的状态下写的这本书。当谈到写书经过时，他说：“我当时完全投入到写书中，决心写出一部伟大的作品，当时并不知道自己能否写完，因为书中提出的理想似乎过于宏伟，但有几周的时间我每天沉浸其中，不能自拔。”

读到这本书的人同样难以自拔。《犹太国》这本只有100页左右的小册子让赫茨尔成为犹太世界家喻户晓的名字。1896年2月出版后，这本书轰动了世界，被不断印刷，不断翻译成其他语言，成为现代犹太作品中阅读最多、流通最广的一本书。“仅在1896年，这本书就出现了英语、希伯来语、意第绪语、罗马尼亚语、保加利亚语、俄语和法语版本。他在书中的提议让许多学生热血沸腾。《犹太国》让赫茨尔一夜之间从一个孤零零的声音变为一个国际运动的领导人。”

这本书的中心思想现在看来很普通，但在当时着实是令人惊叹的提议。这本书出版后，几乎整个犹太世界都相信：犹太人需要一个国家，他们能够建立一个国家。

虽然西奥多·赫茨尔是犹太复国主义政治运动的发起者，但在他以前很久就有人表达过类似的观点。1853年，在赫茨尔《犹太国》出版前40年，亚伯拉罕·玛普出版了第一部现代希伯来语小说。和比亚利克一样，玛普也出生于传统犹太家庭，但长大后对欧洲文化非常着迷。玛普的小说《锡安之恋》的背景设在圣经时代的以色列，具体说是先知以赛亚时期的以色列。这本小说不仅是个感人的故事，还重新勾起了犹太人对先祖们家园的美好回忆，“表达了整个民族在内心深处对一种更充实、更丰富的生活的向往”。这本书拨动了犹太人的心弦，卖得特别好。随着玛普的出现，现代犹太复国主义出现了萌芽的迹象。

摩西·赫斯（1812—1875）的作品吸引力更大。赫斯出生于德国，从小由当传统犹太教拉比的祖父抚养大（又和比亚利克一样）。赫斯最崇拜的人是荷兰犹太哲学家巴鲁赫·斯宾诺莎，这位哲学家背叛了犹太教，成为泛神主义者。后来，思想激进的赫斯开始支持社会主义，甚至娶了一位工人阶级的天主教徒为妻，进一步拉开了自己和传统犹太教之间的距离。

但赫斯很快发现，即使放弃犹太教、拥护社会主义并和天主教徒结婚，还是无法改变自己成为欧洲反犹主义受害者的命运。他写道：“就算改变宗教也不能减轻犹太人承受的德国反犹主义的压力。德国人恨犹太人的宗教，但更恨他们的种族。他们讨厌犹太教中的独特信仰，但更讨厌犹太人与众不同的鼻子。”

1862年，赫斯写下《罗马和耶路撒冷》，他在书中提出，欧洲永远不会欢迎犹太人。他写道：“我们在其他民族中一直被当作陌生人。他们可能会容忍我们的存在，甚至解放我们，但是，只要我们遵循‘哪里好哪里是家乡’（ubi bene ibi patria）的原则苟且生活下去，不去复兴我们伟大的民族记忆，我们就永远无法得到他们的尊重。”犹太人应该回到巴勒斯坦，回到这片他们上千年来魂牵梦萦、不断提及的土地，在这片土地上劳作，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社会。

《罗马和耶路撒冷》现在是政治犹太复国主义发展史上一份重要文本，但赫斯在世时，这本书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当时犹太人并不关心欧洲犹太人的未来，自然也不会认真对待这本书。赫茨尔写完《犹太国》后才第一次读到《罗马和耶路撒冷》，他写道：“我们想尝试的一切，他的书中都有。”所以一位研究这一运动的伟大历史学家说，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是一场“诞生了两次的运动”。

赫斯的《罗马和耶路撒冷》并不是唯一一本在赫茨尔前注定成为经典的犹太复国主义作品。另一本书的作者是列奥·平斯克，他1821年出生于俄国一个深受哈斯卡拉运动影响的家庭。作为最早到敖德萨上大学的犹太人之一，平斯克起初学的是法律，但他很快意识到，由于存在针对犹太人的就业名额限定，他毕业后根本找不到和法律相关的工作，于是他改行当了医生。

和其他人一样，针对犹太人的暴力运动让平斯克投身于公共生活。1871年发生在敖德萨的集体迫害和1881年更大规模的攻击潮让平斯克非常震惊。他最终得出结论：犹太人永远无法被东道国接受。他写道：“对活人来说，犹太人是死人；对当地人来说，犹太人是外来者和流浪者；对有产者来说，犹太人是乞丐；对穷人来说，犹太人是剥削者和百万富翁；对爱国者来说，犹太人是没有祖国的人；对社会各阶级的人来说，犹太人是令人憎恶的竞争对手。”1881年集体迫害发生后一年，他写下《自我解放》一书，书的副标题是“一个俄国犹太人对同胞的忠告”。书中他敦促犹太人重新建国，实现独立自主。

与赫斯的作品不同，平斯克的作品受到一些关注。出版两年后，他参与了“锡安热爱者”组织的建立工作，这是最早帮助犹太人移民巴勒斯坦的欧洲组织之一。然而，他发现单靠这个组织远远不够，犹太人需要一个领袖。他写道：“我们或许缺少一个像摩西这样天才般的领袖。但历史不会经常给一个民族这样的杰出领路人。如果我们能明确知道我们最需要的是什么，明确知道建立属于自己家园的必要性，我们当中一定会有一群精力充沛、受人尊重的人站出来领导这项事业，这个团队的力量将不亚于一个伟大的领袖，带领我们走出屈辱和迫害的历史。”

平斯克在想象的似乎就是赫茨尔。

犹太复国主义早期发展缓慢，影响有限。不同于以前的书，赫茨尔的书一经出版就轰动世界，让许多人兴奋不已。1896年3月初，也就是《犹太国》刚刚问世几周后，有人建议赫茨尔举办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赫茨尔不但接受了这个建议，还全身心投入到大会的筹备当中。一位参与过大会早期准备工作的人说：“为了准备这次会议，赫茨尔忘记了大会以外的整个世界。他把全部精力用于筹备工作的各项细节，亲力亲为，毫不马虎。他不但发号施令，还监督各项号令的执行情况。在整个工作过程中，他都保持着柔和的声音和友好的微笑，把每件事情都安排得非常明确，没有任何人能违抗或反对他。”

为了办成一次高规格的大会，准备工作持续了将近18个月。他要让这场在1897年8月29日开幕的盛会仅通过富丽堂皇的形式就能令大家明白，一场盛大空前的政治运动诞生了。他要求所有参会的男士（会议也邀请了女代表）一律穿正装，系白色领带。在参会人员中，马克思·诺尔道可能是和赫茨尔关系最密切的战友，他在参与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前就已经在国际知识分子圈享有声誉。但当看到他穿着便装来到会场时，赫茨尔直接要求他回酒店换上规定的服装。

有人认为赫茨尔在这些细节上的要求太过苛刻，甚至有些好笑，但赫茨尔真正的目的绝非制造戏剧效果。“我需要一些形式来让代表和全世界看到我们同平凡决裂的决心，让他们明白我们是为了一个共同的梦想汇聚于此，并将宣布一项崇高而美好的计划。”

第一届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虽然在形式上有些浮华，在意识形态上存在分歧，许多思想也不够成熟，但还是取得了巨大胜利。与会者被深深吸引，完全投身于这个精神严肃的计划，即便是长达几个小时的演讲，大家也能耐心听完。

大会最突出的成就是清晰界定了这个新成立组织的目标。通过几天时间对文件具体文字的激烈讨论，大会起草了《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纲领》，最终形成了这样的文字：

 

犹太复国主义的目标是在巴勒斯坦为犹太民族建立一个被公众承认，受法律保障的犹太人之家……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大会设想以下几种方法：

1．促使农民、工人和手工业者前往巴勒斯坦定居。

2．在遵守各国法律的情况下，通过合适的地方机构和总机构将全体犹太人组织起来。

3．加强犹太人的民族情感和民族意识。

4．为获得实现犹太复国主义目标所需要的政府允诺采取准备措施。

 

在获得解放后，许多欧洲犹太人有了接受欧洲教育的机会，鉴于这一情况，我们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参加会议的兹维·赫尔曼·沙皮拉教授会要求在巴勒斯坦建立一所“希伯来大学”，并将其融入政治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当中。因此，从一开始，犹太复国主义就是一场富有文化气息的运动，是传统犹太教和欧洲启蒙运动碰撞的产物。它既是犹太人在绝望中的孤注一掷，也体现了犹太人对永恒的追求。在探索政治解决方案的同时，犹太复国主义者们没有放弃教育和写作。

大会确定了犹太国的国歌。1878年创作的《希望》（国歌选用部分，比原诗要简略很多）是一首用一句话写成的国歌：

 

只要心灵深处，

尚存犹太人的渴望，

眺望东方的眼睛，

注视着锡安山冈，

我们还没有失去，

两千年的希望，

做一个自由的民族，

屹立在锡安山和耶路撒冷之上。

 

大会还讨论了其他问题。第一届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提出了设立犹太国民基金（最初目的是购买和开发奥斯曼帝国控制下的巴勒斯坦土地）的想法。大会还成立了许多委员会和管理机构，为后来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高效推进奠定了组织基础。

赫茨尔一丝不苟地筹划了每个细节，倾注全力确保它实现。大会结束后，他欣然离开会场。几周后他在日记中写道：“虽然我不会轻易公开这句话，但如果让我用一句话总结巴塞尔大会，那就是：‘在巴塞尔，我成立了犹太国。’如果我现在大声说这句话，全世界都会笑我，但也许5年后，或更确定地说，50年后，每个人都会承认我这句话是对的。”

备受鼓舞的赫茨尔更加坚定了他对这项事业的信念。不久后，他第一次来到巴勒斯坦。他并不是专程来看这片犹太人先祖的土地的（在他心中也是犹太人潜在建国地之一），而是对当时最关键的政治人物开展游说。当时，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和几位苏丹代表正在访问圣地，赫茨尔认为和他们见面是获得政治支持的最佳方法。

德国皇帝绝非犹太人的天然盟友。一位参加第一届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的代表会后写信给德国皇帝，详细汇报了这次会议提出的目标。看到这封信后，德国皇帝在空白处批示：“让这些犹太佬（kikes）赶紧走人，去巴勒斯坦吧，越早越好。我不会挡他们的路。”但德国皇帝对犹太人的反感阻止不了赫茨尔去见他。只要和他的目标一致，只要能推进建立犹太国的进程，哪怕同反犹主义者合作，赫茨尔也不介意。

在赫茨尔看来，这片土地虽然贫瘠，但存在无限的潜能。他在著名乌托邦小说《新故土》中写到了这一点。这本1902年出版的小说和同时代的乌托邦小说风格相似，描绘了一个未来的犹太国。小说讲述了一个同化的犹太人和一个非犹太人同伴的旅行，他们在一个遥远的小岛上被困了许多年，最后来到巴勒斯坦，发现了一个刚刚重新建立的犹太国。赫茨尔描写了一个田园诗般的社会。曾经的沙漠变得繁花似锦，赫茨尔在巴勒斯坦亲眼见到的破败社区成为一座座现代化城市。不同信仰的人们在这里和睦相处，以各自的方式举行宗教仪式，人们之间没有任何紧张的气氛。巴勒斯坦这片土地上到处是知识分子、发明家、作家和高尚的政治家。

这是对巴勒斯坦不切实际的想象，但可能因为欧洲的生活越来越让人难以忍受，许多读者被这本书中的景象所吸引：

 

这座圣城弥漫着安息日特有的平静与祥和气氛，往日让远道而来的朝圣者感到厌恶的肮脏之物、嘈杂之音和难闻之味都不复存在。以前，在最终到达圣地前，他们不得不忍受许多不堪入目的景象。现在，一切已大为不同……土地得到精心维护，街道铺设得非常漂亮……穆斯林、犹太教徒和基督徒的福利机构、医院和诊所毗邻而立。在大广场的中央矗立着一座雄伟的和平宫殿，世界各地的和平爱好者和科学家在这里举办国际会议，因为耶路撒冷已成为人类最崇高追求的家园：为了信仰、爱和知识。

 

得到改善的不仅仅是耶路撒冷，犹太家园的建立还解决了欧洲的犹太人问题：

 

沃尔特博士……打算描述犹太人大规模移民对留在欧洲的犹太人产生的影响。他一定会说，对他而言，犹太复国主义既有利于移民的犹太人，也有利于留在欧洲的犹太人。

 

这是个大胆的梦想，在很多方面不切实际。但很快，它竟然变得非常可行。欧洲犹太人的生活越绝望，他们就越倾向于想象一个不同于当下的世界。赫斯、平斯克和后来的比亚利克都是如此。然而，是西奥多·赫茨尔将这股激情转变为一场政治运动。他当然明白，实现这个梦想绝非易事，但他从未怀疑过这个梦想能实现。他想告诉读者的话其实很简单，正如他在《新故土》精炼的题词中所说：“如果你渴望它，它就不是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