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是对话而不是意识形态：犹太复国主义者在世纪之交时的分歧

只要犹太人还因为民族身份而经受身体和精神上的折磨，自尊心受到伤害，财产被剥夺，那么基希涅夫惨案就会一直存在下去。让我们拯救那些还能被拯救的人！

——1903年西奥多·赫茨尔在第六届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1949年，丘吉尔感慨万分地回忆道：“进入20世纪时，我们对自己的国家、整个帝国乃至全世界都充满了希望，看到19世纪大部分时期（特别是后期）自由主义的进步，1900年时大多数人感到未来一片光明，日子会越来越好。”

世纪之交的许多犹太人也和后来的丘吉尔一样乐观。丘吉尔提到的自由主义的进步理应给欧洲犹太人带来新的机会，1897年第一届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也预示着犹太人即将加入各民族组成的大家庭，前途一片光明。

但刚刚迈入20世纪，就爆发了一系列针对犹太人的暴力活动，将人们对美好未来的期许无情摧毁，许多犹太人感到非常震惊。在俄国，首先给犹太人当头一棒的是《锡安长老会纪要》的出版。这本书虚构了一本会议“记录”，指控犹太人试图通过操纵媒体和全球经济来控制世界。这本书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在全球广为传播。

很快，俄国人对犹太人的敌意从语言攻击发展为暴力袭击，其中最让犹太人惊讶的是1903年发生在基希涅夫的集体迫害，这一恐怖事件发生在4月19日复活节星期日：

 

刚开始年轻人开始驱赶楚夫林斯基（Chuflinskii）广场上的犹太人，后来，借着节日的气氛，越来越多的成年人加入进来。当天下午，大概有25支人数在30—50人之间的队伍冲入比萨拉比亚首府的犹太区，男性青少年带头砸房屋和商店的玻璃，皇家学校和市内的宗教学院的学生们拿起铁棍和斧头紧随其后，强盗们也加入进来，掠夺和毁坏财产。当地警察没有干预，秘密警察局局长拉文达（Levendal）还鼓励这些行为……坐在马车里行驶在街上时，东正教主教雅科夫（Iakov）还祝福那些大多为摩尔多瓦人的攻击者。

 

当暴徒们发现政府不会干预，事态就进一步恶化，接下来的事情简直惨不忍睹：

 

当晚人们开始实施谋杀和屠杀……5万犹太人（占总人口的三分之一）成为这些野蛮行为的受害者……一名两岁男孩还活着时舌头便被割掉……迈耶·韦斯曼（Meyer Weissman）小时候有一只眼睛失明，为了让暴徒饶他一命，他交出60卢布，暴徒首领收钱后不但砸掉了他的小杂货店，还挖掉了他的另一只眼睛，并对他说：“这样你再也看不到基督徒孩子了。”有的犹太人脑部被打入钢钉，身体被切成两半，肚子剖开后被塞进羽毛。妇女和女孩惨遭强奸，有的人还被切掉乳房。

 

恐怖事件不断升级，后来《圣彼得堡宣言报》（St. Petersburgskiye Vedomosti）报道说，上层阶级的人“淡定地走在街上，目睹这些惨状而完全无动于衷”。直到内务部部长给总督发电报，要求他阻止屠杀后，军队才出动，4月21日上午开始戒严。

犹太人死伤惨重，集体迫害导致34名男性（包括两名婴儿）和7名女性遇害，后来又有8人死于重伤。财产损失也非常严重。一名在集体迫害后赶到现场的记者说，当地的非犹太人没有表现出“遗憾和悔恨”。

集体迫害发生后，敖德萨犹太历史委员会派纳赫曼·比亚利克去基希涅夫采访幸存者，对事件进行报道。派给比亚利克这项任务是顺理成章的，在10年前发表《鸟颂》后，他声名鹊起。1901年他出版一本诗集后，被公认为当时最伟大的希伯来语作家。同样擅长写作的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泽夫·雅博廷斯基曾说：“比亚利克是现代文学界中唯一一位用诗歌塑造了一代人灵魂的诗人。”

在基希涅夫的所见所闻让比亚利克震惊不已，为此他创作了史诗《屠杀之城》。他在诗中不仅对犯下抢劫、强奸和谋杀罪的暴徒发火，还令人惊异地对犹太人发火。在这首复杂长诗的中间部分，他描述了发生在一户人家地下室的场景，一群哥萨克人残忍地轮奸了一群犹太女人，而犹太男人却懦弱地躲在酒桶后，不敢站出来制止。比亚利克充满讽刺地将这些男人称为“马卡比之子”，以此说明欧洲犹太人身上出了问题。

比亚利克还将怒火发向犹太传统。袭击过后，这些男人从惨遭蹂躏、奄奄一息的妻子身上跨过，跑去请教拉比：“我的妻子还能跟我同房吗？”

比亚利克几乎咆哮着质问：“这就是你们所担心的？”你们所爱的人惨遭强奸，伤痕累累地躺在地上，而你们关心的却是在犹太教律法上还能否与妻子同房？你们还有人性吗？你们都成了什么？

比亚利克的描述是否属实并不重要，他毕竟是一位诗人，不是历史学家。重要的是他想表达的惊恐之情，对欧洲人的所作所为和犹太人的无所作为的惊恐。在他看来，犹太人这种被动的态度是犹太传统的产物。

比亚利克指出，犹太人上千年的流散不但剥夺了他们的力量和勇气，还腐蚀了他们的感知能力。换言之，流散生活毁掉了犹太人。犹太传统中的律法体系在历史上曾帮助他们在混乱的世界里获得了纯净而神圣的空间，但现在却禁锢了犹太人的灵魂，让他们对真正重要的事情漠不关心。总而言之，他认为犹太传统是一颗摧毁犹太人人性的毒瘤。

所以，对比亚利克和许多同时代人来说，犹太复国主义的意义不仅在于创造一个解决欧洲“犹太人问题”的避难所，更重要的一点在于，只有回到自己的土地才能创造“新犹太人”。他认为重新打造古老马卡比家族的时机已经来临，犹太民族应当获得重生。

因为基希涅夫事件而发生深刻转变的远不止比亚利克一人。在赫茨尔看来，基希涅夫事件再一次证明犹太人迫切需要自己的家园，不管这个家园在哪里。赫茨尔很早前就思考过在阿根廷建立犹太国的可行性。现在，由于同奥斯曼帝国的谈判没有取得进展，他开始考虑在巴勒斯坦之外的建国方案。

在1903年8月23日召开的第六届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上，赫茨尔提到了基希涅夫事件，他说，基希涅夫不是一次事件，也不是一个地点，而是一种状态。他说：“只要犹太人还因为民族身份而经受身体和精神上的折磨，自尊心受到伤害，财产被剥夺，那么基希涅夫惨案就会一直存在下去。让我们拯救那些还能被拯救的人！”他在给马克思·诺尔道的信中提到，他们应该接受英国关于犹太人在东非建国的提议。他提醒诺尔道说：“这是唯一的提议……总之，我们必须抓住眼前这个政治机会。”

这个“政治机会”是时任英国殖民地大臣的约瑟夫·张伯伦提出的，在赫茨尔的政治施压下，他提议犹太人不应该坚持回归巴勒斯坦，而应该在东非寻找一块领土。赫茨尔立即将乌干达方案（实际上此地位于今天的肯尼亚，当时是乌干达保护国的一部分）提交第六届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进行讨论。对于这一计划的争论非常激烈，支持者给出的理由是，乌干达不会成为犹太人的最终目的地，而是回到巴勒斯坦先祖之地前的短暂落足点。出乎人们意料的是，一些支持犹太复国主义的宗教人士的代表本应坚持在以色列地建国，但这时却同赫茨尔一样认为当前形势紧迫，他们投票赞成了这一计划。

但反对者的力量更为强大，谁愿意在某处安家后马上又离开？许多犹太人宁可不去乌干达；许多人担心，一旦人们来到乌干达，即使时机到来，他们也不会再去巴勒斯坦。乌干达方案会让回归巴勒斯坦的计划偏离先前的轨道，对他们而言，犹太复国主义不仅是为犹太人找一个安身立命之处，更是为了在先祖之地重建家园；甚至许多世俗犹太复国主义者（他们对这块土地没有宗教意义上的情感）也反对这一方案，坚持认为“哪怕放弃锡安一个小时都是可怕的歪理邪说”；部分俄国代表也强烈反对在东非建立犹太国的方案，“其中有些人就来自基希涅夫”，按理说他们应该最迫切希望找到一处犹太人的避难所。

赫茨尔很快意识到自己无意中引发了一场无法控制的风暴，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和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出现了严重分裂，由此造成的损害，赫茨尔短期内无能为力。

犹太复国主义者纷纷卷入激辩，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今天。即使人们逐渐淡忘了在乌干达建国的想法，仍不断有新问题涌现出来。这时已逐渐清晰的是，犹太复国主义不仅仅是一场简单的政治运动。犹太复国主义的核心是犹太人未来建立一个民族家园，但恰恰在如何实现这一目标上，人们存在严重分歧，无法达成一致意见。从这个角度看，犹太复国主义不仅是一场运动，更是一场纷繁复杂、充满争论的对话。

大家很明白，因分歧而走向全面对立对谁都没有好处，所以大会决定回避乌干达方案，只对方案的可行性投票表决，即使这样也激怒了许多代表。投票结束后，带头反对该方案的耶希尔·塔希利诺（Yechiel Tschlenow）愤怒地冲出会场，另外128名代表随他一起离开。

会后，赫茨尔感到非常沮丧。这时他的身体已经很差，俄国犹太人的悲惨境地让他痛心疾首，自己的提议又让他苦心经营的复国主义大会分崩离析。1904年春天，他已经意识到自己犯下了严重的战术错误，作为补救措施，他在犹太复国主义常务会议上表示：“我们的方案只能落实在巴勒斯坦。”这次会议后来被称为“和解会议”。

正如赫茨尔所预料的一样，在1905年7月召开的第七届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上，乌干达方案最终被否决。但他没能参加这次会议，1904年7月3日，年仅40岁的赫茨尔因心力衰竭去世。

赫茨尔年轻时就知道自己心脏有问题，但为了实现拯救犹太民族的梦想，他不顾自己的身体状况，不惜奉献出了生命。犹太人不会忘记他做出的牺牲，是他让犹太历史发生了实质性的改变。

一位学者这样评说：“维也纳从来没有过这样的葬礼。”参加了赫茨尔葬礼的犹太作家斯蒂芬·茨威格则这样写道：

 

七月的那一天很奇怪，所有亲眼看见这一场景的人都将终生难忘。突然，每个车站、每列火车、每个地区、每个港口都有人不分昼夜赶到这里，人数达几千人之多。西欧、东欧、俄国、土耳其甚至偏远村庄的犹太人都涌入这座城市，他们脸上留着听到噩耗后的惊恐表情，这个长期以来被反对者和闲言碎语者经常误传的消息终于如同晴天霹雳一般向人们揭晓：这一伟大运动的领袖已与世长辞。维也纳这座城市突然明白，这位死去的人不是普通的作家或诗人，而是一位改变人们思想的巨擘，这样的人物在历史上并不多见。整个民族心头一阵剧痛，我第一次意识到，这个人凭借一己之力描绘了一幅雄伟壮阔的蓝图，给这个世界带来了无穷的勇气和无尽的希望。

 

犹太民族已有几百年没有出现过这样的伟人。

基希涅夫事件并非只影响到赫茨尔和比亚利克这两位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事件爆发后，阿谢尔·兹维·金兹伯格写道：“我满脑子都是基希涅夫暴力杀人事件，无法思考任何其他事情。”他也认为犹太人需要改变，他说：“五百万人相互推卸责任，面对屠杀者时主动伸出脖子，哭喊求救，却从来没有尝试过捍卫自己的荣誉与生命，这是他们的耻辱。”

阿谢尔·兹维·金兹伯格1856年（比赫茨尔年长四岁）出生于乌克兰，大家更熟悉的是他的笔名阿哈德·哈姆。他成长于虔诚的哈西德教派家庭，家人们希望他也能成为一名虔诚的哈西德教徒。但和比亚利克等人一样，阿哈德·哈姆被知识分子的世界所吸引，欧洲和哈斯卡拉运动为他提供了认识这一世界的理想平台。这似乎成了普遍现象：这一时期许多著名犹太复国主义思想家都出生在正统派家庭，但他们都不同程度地离开了传统犹太世界。在这些人的领导下，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一方面包含丰富的犹太元素，另一方面又包含对犹太复国主义者从小浸染的传统的反抗，成为一个矛盾的综合体。

不同于那些和犹太传统世界彻底决裂的人，阿哈德·哈姆对塑造他人格的宗教世界充满眷恋之情。据说他父亲禁止他继续读异教徒的书，否则不得进入父亲的图书馆。有一次，为了不让父亲知道他在读异族文献，阿哈德·哈姆情急之下竟然烧掉了一本书，他不愿意被驱逐出父亲那装满犹太经典的图书馆。

出于对父亲的服从，他还同意娶犹太教徒为妻，14岁时就和一位出自哈西德派名门望族的女人订婚。虽然阿哈德·哈姆不喜欢她，但有趣的是，他们的结合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

父亲由于生活困难而病倒（这是许多早期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共同经历）后，阿哈德·哈姆来到他心之所向的犹太启蒙运动中心敖德萨，这是俄国唯一一个允许犹太人生活的城市，聚集了大量犹太知识分子，产生了许多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伟大思想家。

阿哈德·哈姆沉浸在敖德萨这片犹太文化的浓郁氛围中，但不同于许多犹太复国主义思想家，他内心深处对哈西德世界的审美方式情有独钟，1888年在一篇名为《残破的书稿》的文章中，他罕见地表达了这种矛盾的情感：

 

在那些漫漫冬夜，当我和其他启蒙知识分子们坐在一起，桌上不但有不符合犹太教规的食物，还有扑克牌，我内心很喜悦，表情看上去也很快乐，但不知道为什么，每当这时，我面前会突然出现一张破旧的桌子，桌脚已经损坏，桌上摆满了残破但神圣的书籍，虽然积满了灰尘，但这些才是真正有价值的书。借着微弱的烛光，我独自坐在那儿一本接一本地读，虽然字体很小，但我毫不在意……整个世界变得像伊甸园一样美好。

 

他虽然选择了离开哈西德教派的世界，但仍不加掩饰地深爱着那个世界，这使他有别于其他犹太复国主义者。他认为犹太人最需要的不是主权，犹太人内在的精神性能够将他们和非犹太人区分开来，异教徒的民族主义是基于权力，然而犹太教则认为，精神的力量能够战胜物质的力量。他当时写道：“不以民族文化为依托的政治理想容易诱惑我们放弃对崇高精神的追求，让我们趋向于寻找一条从物质力量和政治优势中获取荣耀的道路，这会切断将我们与过去联系起来的纽带。”在他看来，犹太复国主义应该专注于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精神中心，而不是国家。

赫茨尔对犹太国的设想缺少犹太特色，这让阿哈德·哈姆恼怒。他说：“如果犹太民族生活在一个沉溺于毫无意义的权力交易的小国中，除了国民是犹太先祖的后裔，这个犹太国和其他国家毫无区别，那还不如让犹太民族在历史上消失。”

阿哈德·哈姆知道赫茨尔试图拯救犹太民族，但他认为赫茨尔的计划存在严重问题：

 

他不但没有考虑文化因素，他的政治风格也严重偏离了犹太历史的轨迹：他教化民众（阿哈德·哈姆立刻谴责他是在煽动民众），承诺人们能立即获得救赎，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以前那些号称自己是弥赛亚的骗子……他甚至指责赫茨尔在传播异端邪说。

 

阿哈德·哈姆给出了不同的提议，他认为犹太人不应当在巴勒斯坦建立国家，而应当建立一个由犹太世界精英人士组成的“聚集地”，这个精神中心能够丰富世界各地犹太人的精神生活。几千年前，圣经时期的先知以赛亚曾满怀信心地宣称：“训诲必出于锡安。”阿哈德·哈姆显然认为犹太复国主义应该应验先知的这一预言。

在他看来，犹太人不应该把全部希望都寄托在锡安一地。他并不看重主权，故而能够接受不同类型的犹太教在不同地方各自繁荣的想法。他相信犹太人可以在美国实现繁荣，他自问自答地说：“去以色列地还是去美国？答案是，美国和以色列地都可以，犹太人问题的经济方面需要在美国解决，但理想方面……只能在以色列地解决。”

1902年赫茨尔出版了《新故土》，他和阿哈德·哈姆（当时对赫茨尔批判最严厉的人）之间的争论白热化。但一年后发生的基希涅夫集体迫害让一向反感政治的阿哈德·哈姆作出让步。这时大家都意识到，犹太人需要搁置争议，一起寻找逃离欧洲的办法。然而，阿哈德·哈姆从来没有放弃过对赫茨尔建立犹太国的反对，他坚信建国对犹太人来说是个巨大的错误。

两人之间的论争以阿哈德·哈姆的失败告终，犹太复国主义最终实现了建国，但他的思想对犹太复国主义者影响深远，至今犹存。

在阿哈德·哈姆最早的拥护者中，有一群来自巴勒斯坦的知识分子，他们成立了布里特沙洛姆（Brit Shalom，“和平契约”之意）。该组织的目的是促进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和平相处，主要方法是呼吁犹太人放弃建国。其成员相信，犹太国的存在注定永远要和该地区的阿拉伯人发生冲突，建立一个由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共同组成的国家更符合犹太人利益，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完全可以在同一地区甚至同一个社区和睦相处。

这个组织的规模从来没有超过一百人，但影响力远远超过了它的规模。其中著名的成员包括曾在犹太代办处身居高位的经济学家阿瑟·鲁宾、哲学家马丁·布伯和著名哲学家与历史学家哥舒姆·肖勒姆。阿尔伯特·爱因斯坦虽然没有加入这个组织，但一直是坚定的支持者。支持者还有美国改革派拉比与和平主义者犹大·马格内斯，他塑造了希伯来大学的文化（他是该大学第一任名誉校长，后来成为校长），进而影响到很多代以色列学生和学者的思想。后来几代美国犹太社团领导人也深受阿哈德·哈姆的影响。阿哈德·哈姆的追随者尤其在以色列建国初期经常大声质疑，认为建国方案是一个战略性错误，无形中将犹太人引入歧途。

不管是主张建国还是反对建国的方案，有一点是相同的，方案制定者都希望大量犹太人来到奥斯曼帝国管辖的这个省，这一点在当时看来希望十分渺茫。

其他犹太复国主义观点也在这一时期形成。马克思·诺尔道是一位受到高度尊敬的公共知识分子，他在德雷福斯案件发生后投入犹太复国主义事业。他出生于佩斯一个正统派家庭，曾当过德国自由主义报纸《福斯报》（Vossische Zeitung）驻巴黎记者，一度告别了犹太世界，成为一名德国知识分子。为了拉开与犹太遗产的距离，他不惜将本姓“苏德菲尔德”（Südfeld）改掉。

诺尔道在某种程度上预见了基希涅夫事件。早在第二届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上，他就主张创造“肌肉型犹太人”（Muskeljuden）。他指出，犹太复国主义者迫切希望建立的犹太国应当拥有新的犹太人，他们强壮有力，犹太经学院对他们而言只是遥远的记忆。

 

长久以来我们让自己的肉体坏死，更确切地说，我们利用别人来杀死我们的肉体。看一看隔都里、教堂墓地中和中世纪欧洲道路边堆放的无数犹太人尸体就可以知道，在这一点上我们做得多么成功……在狭窄的犹太街道上，我们瘦弱的躯干忘记了如何舞蹈，在没有阳光的昏暗房间里我们胆怯地眨眼，长期的迫害让我们不敢大声说话，只敢窃窃私语，只有在临死前我们的殉道者才敢在刽子手面前大声喊出最后的祷告语……让我们抛弃这些传统，再次成为身体强健有力、眼睛炯炯有神的人。

 

并非只有诺尔道一人主张犹太复国主义应当让新时期的犹太人拥有强健体魄。在犹太复国主义者当中，基希涅夫集体迫害对弗拉基米尔·泽夫·雅博廷斯基的冲击格外大。雅博廷斯基（后来他把“泽夫”用作自己的第一个名字）1880年出生于敖德萨，是一名多少被同化的世俗犹太人。他年轻时做过记者，在俄国和欧洲当海外通讯员。

得知基希涅夫集体迫害的消息时，雅博廷斯基正在敖德萨给犹太文学协会做关于平斯克《自我解放》的演讲，这个消息虽然让他感到震惊，但并不完全意外。这次屠杀前，关于集体迫害的传言已经在散播，雅博廷斯基和其他人已着手搜集枪支，并向人们解释自卫的合法性和重要性。

后来，雅博廷斯基和主流犹太复国主义者之间的矛盾激化，特别是当他发现犹太复国主义者在奥斯曼帝国和英国这两个先后反对他们实现建国目标的力量前表现得过于软弱和被动时。他希望“修正”主流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中在获取土地和建立国家上妥协与渐进的方法。为此，他创立了修正派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从主流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中分裂出来。

理论上，修正派和主流犹太复国主义没有本质区别，两者都同意“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人的定居点，犹太人有权动用武装力量，犹太人能够自由向巴勒斯坦移民，而且都主张这一切应当通过同英国外交协商来实现”。两者都认可在圣经中描述的整片以色列地上（包括约旦河两岸）定居。他们唯一的区别在于实现这一目标过程中使用武力的意愿。

雅博廷斯基着手在俄国全境建立以青年为主体的犹太自卫组织。几年后，在1923年，雅博廷斯基成立了修正派青年运动贝塔尔，这正是公元135年巴尔·科赫巴起义坚守到最后的要塞的名称。贝塔尔的目的是讲授军事战术，强健欧洲犹太青年的体魄。雅博廷斯基在《贝塔尔的思想》一文中解释说，该组织的目标——

 

非常简单，但也非常艰难：为了更快更好地建立犹太国，该组织负责培养民族所需的新犹太人……现在之所以存在困难，就是因为现在的犹太人既不正常也不“健康”，长期的流散阻碍了对正常和健康公民的培养。

 

贝塔尔组织遍布整个欧洲，在波兰、拉脱维亚、立陶宛、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德国和巴勒斯坦都建立了分支机构，在短短10年内，该组织成员就扩展到7万人。

不同于阿哈德·哈姆和布里特沙洛姆，雅博廷斯基绝非和平主义者。他提醒人们，犹太人只有通过战争才能得到巴勒斯坦。许多主流犹太复国主义者常常觉得军事实力和使用武力多少违背了犹太复国主义的基本精神；但雅博廷斯基和追随他的修正派成员则认为，当命运需要犹太人使用武力时，绝不能手软。

他们认为，命运周期性地要求犹太人使用武力。令人悲哀的是，历史将证明雅博廷斯基及其追随者确有先见之明。

如果说诺尔道和雅博廷斯基认为强健的体魄是塑造新犹太人的关键，其他人则对强健体魄给出了截然不同的定义。在20世纪的第一个10年里，基希涅夫集体迫害和俄国革命的失败让许多人出于意识形态的激励而移民巴勒斯坦，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是亚伦·大卫·戈登（人们总是称他为A.D.戈登）。作为阿哈德·哈姆哲学的支持者，戈登后来成为劳工犹太复国主义的创始人。他也认为应该培养新的犹太人，但在他看来，新犹太人不需要摈弃传统，不需要从其他世俗文明那儿汲取养料，也不需要拥有多么强壮的身体。新犹太人产生于在这片土地上劳作的过程中。

戈登出生于乌克兰小城波多利亚（Podolia），位于现在摩尔多瓦边境上。戈登早年负责管理一位富裕亲戚的房产。1904年，47岁的他不顾劝阻来到巴勒斯坦，把所有的钱财留给妻子和两个孩子，计划不久后把他们也接过来。他先前一直从事白领工作，虽然身体羸弱，年纪不小，仍毅然决然地来到这片土地，成为一名体力劳动者。他成功了。不管是在加利利湖（Galilee）附近的佩塔提克瓦（Petach Tikvah）的酒厂，还是最后在德加尼亚（劳工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建立的第一个基布兹），他一直辛苦劳作，直到用尽最后的体力。1921年他已经病得很重，但继续劳动，最后和赫茨尔一样耗尽了自己的生命。

戈登为伊休夫和后来的以色列留下一笔宝贵的财富，特别是他创立的基布兹运动。他培养的新犹太人都相信“劳动的宗教”：

 

劳动是将人和土地联系在一起的力量，只有通过劳动才算真正拥有了这块土地；此外，劳动还是创造民族文化的基础。这正是我们所没有的，而且我们意识不到这点。我们这个民族没有国家，没有活的民族语言，没有富有生命力的文化……充满活力的文化不能远离生活，而应当全方位地拥抱生活……包括农业、建筑、修路在内，所有的工作、技能和生产行为都是文化的一部分，真正是文化的基础和实质。

 

戈登认为，犹太人应该回归大自然，用双手在土地上劳作。但长久以来犹太人靠脑力劳动为生，这种生活方式扭曲了他们的灵魂（对于这一点，比亚利克和阿哈德·哈姆肯定都赞同）。在戈登看来，土地是改变这一点的关键，应当让犹太人回归体力劳动的生活。他说：“劳动让我们痛苦，但劳动能够治愈我们的顽疾。”

戈登的观点对最早几十年来到巴勒斯坦生活的犹太人产生了深刻影响，这样说并不夸张。早期基布兹运动以务农为主，犹太人以农民的形象重新在这片土地上定居（虽然，即使在人数最多的时候，务农的犹太人比例也很低），这些在很大程度上都是戈登思想的体现。建国前早期犹太复国主义者以从事在某些人眼中枯燥的劳动为荣，也反映了戈登的影响。直到今天，以色列还有人宣扬“希伯来劳动”（avodah ivrit），和戈登一样，他们认为长满老茧、带有以色列地泥土的双手中能够产生真正的犹太精神。

比亚利克和阿哈德·哈姆从来没有失去对犹太经典与传统犹太世界的热爱，这浸润了他们各自的写作。但还有一些犹太复国主义者感到，犹太复国主义不仅仅是要改变犹太教，更要彻底摆脱犹太教，这方面最典型的代表是俄国学者米嘉·约瑟夫·别尔季切夫斯基，他最著名的观点是犹太复国主义应当彻底反叛犹太教。犹太人应当将自己从犹太传统、历史和宗教的教条中解放出来，实现自我重塑。他说：“我们要么做最后一批犹太人，要么做第一批希伯来人。”

犹太复国主义者当中有这么多人反对传统犹太教，因此，传统犹太世界中的很多人反对犹太复国主义也就不足为奇了。虽然犹太复国主义者中也有教徒，但对许多其他犹太教徒而言，宗教义务是他们不加入这一运动的外在理由。

这些理由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巴比伦塔木德》中有一段经常被讨论的章节，其中提到以色列和世界其他民族立的三个誓言：世界其他民族发誓不会过度压迫以色列民族，以色列人发誓不使用武力进入以色列地，也不反抗世界上的其他民族。

千百年来，犹太人认为不能主动回到先祖之地，除非得到上帝的指引。个中缘由，主要就在于这短短几行经文。大多数人明白，回到那片土地必定要使用武力，这将违背他们的誓言。讽刺的是，包括布里特沙洛姆部分成员在内的世俗和平主义者也像宗教人士那样，反对犹太复国主义，因为它不可避免地会使用武力。

其实这些誓言还不是问题的关键。宗教人士反对犹太复国主义运动还有更深层的原因。经过千百年的流散，犹太人认为世界只存在两种状态：流散和救赎。这很像耶利米的预言：当造物主说时间已到，犹太人就能回到那片土地。在这种观念的作用下，许多犹太人（特别是生活在东欧的犹太人）认为继续流散、等待上帝救赎是他们的宗教义务，犹太复国主义试图将历史和犹太人的命运掌握在人的手里，这违背了犹太教的本质。此外，大多数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非但是极端的世俗人士，甚至还具有狂热的反宗教倾向，这让宗教人士更加不能接受这一运动。他们强烈反对犹太复国主义者，和他们划清界限。

然而，还有一些宗教犹太复国主义者。他们不像极端正统派教徒那样在原则上反对犹太复国主义，也不介意犹太人自己掌握历史的命运，但他们对犹太复兴的展望和世俗的主流观点还是存在差别。早在19世纪晚期，宗教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已开始萌芽，但形成体系还是在1902年以后，这一年召开的第五届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强调，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重点是犹太文化。同年，第一个宗教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米兹腊希（Mizrachi）诞生。成立该组织的宗教人士主张，光靠文化根本维系不了犹太教，信仰上帝和遵守诫命历来是犹太人精神生活的核心。自从西奈山上得到《托拉》以来，遵守犹太律法就是犹太人生存下来的关键，这一点是不能改变的。只有把宗教作为核心，犹太复国主义才有意义。

1904年，米兹腊希在今天的布拉迪斯拉发（Bratislava）召开了第一次世界大会，基希涅夫事件在前一年爆发，赫茨尔在同一年去世。虽然仍然势单力薄，但在大会上他们既驳斥了东欧宗教人士对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反对，也谴责了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中的反宗教元素。这支力量顽强地坚持下来，虽然在1967年以前一直处在相对边缘的地位，但之后突然成为一支将永久改变犹太复国主义和以色列的重要力量。

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发展出一系列无法达成和解的争论。有的人（如赫茨尔）寻求建国，而有的人（如阿哈德·哈姆）坚持认为建国会导致精神的堕落，犹太人应该建立的是一个精神中心。有的人（如比亚利克）视宗教为残害犹太人的毒瘤（虽然比亚利克一直对犹太宗教经典情有独钟），而有的人（如宗教犹太复国主义者）觉得宗教是维系犹太民族唯一的希望。有的人一直无视阿拉伯人问题，似乎在他们看来巴勒斯坦根本就没有阿拉伯人；有的人（如赫茨尔）大同小异地希望犹太人将给这一地区带来的进步可以赢得阿拉伯邻居的尊重与赞美；还有的人（如雅博廷斯基）认为这些观点过于天真，如果犹太人不愿战斗，锡安就没有未来。有的人（如诺尔道）设想犹太人如果拥有强健的体魄就能拯救自己，而有的人（如A.D.戈登）主张身体的意义在于在这片土地上劳动。犹太复国主义是一场运动，但同时也是相互冲突的梦想的集合。

实现犹太国的梦想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早在建国前几十年，人们对于如何建国已经存在严重分歧。虽然犹太复国主义者后来成功建国，但这些观念不同、相互对抗的团体将继续存在于这个匆匆宣布独立的国家当中。尽管意见相左，但这些人不得不一起生活，一起去爱，一起上战场，一起建设这个国家，甚至一起去死。在某种程度上，当今以色列动荡而分裂的政治生态正是早年犹太复国主义者之间冲突的延续。犹太国建立后，犹太人才开始学习如何在一起生活。正如著名希伯来语作家和早期犹太复国主义者约瑟夫·布伦纳所说，犹太复国主义“还没来得及生根就不得不先把枝干给长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