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康德与鸭嘴兽有什么关系呢？什么关系也没有。从时间上可以看出，他不可能与它有任何关系。这就足以合理地说明这一书名及两者风马牛不相及的并置听起来是对博尔赫斯的古代中国百科全书的称许。

那么这本书是关于什么的呢？除了鸭嘴兽，它还谈到了猫、狗、老鼠和马，并且还有椅子、碟子、树、山等我们每天见到的其他东西，还谈到了我们之所以能够把大象同犰狳区别开来的原因（以及我们不会把妻子错当成帽子的原因）。这是一个从柏拉图到当今认知学家一直困扰着人类思维的可怕的哲学问题。这个问题不仅康德没能够解决（以下我们将会看到），甚至连设法用满意的词语进行表达都做不到。于是你可以想象到我有多么大的机会。

这就是为什么组成这部书（写作时间有十二个月，所选的都是些我近年来一直都在研究的论题——其中包括一些未发表的材料）的文章是源自相互关联的理论问题中的一个核心问题，而在它们相互指称的同时并不能作为怀有系统化目的的“章节”来阅读。虽然各种段落有时被严格地分成大节和小节，但这只是为了在篇章之间能够进行彼此快速参阅，并非为了表明存在着一个潜在的结构。我在这些书页中说了很多的同时，还有很多没有说，原因只是在那一方面有些观念我还没有把握得很清晰。不论怎样，我还是想引用十八世纪一位名叫珀特维（Boscoe Pertwee）的作者（我对此人不甚了解）的一句话（我在格雷戈里的著作中找到的）作为我的座右铭：“我先前是游移不决，而我现在是不太肯定。”（Gregory, 1981:558）

于是，我之所以在游移不决同时又受到很多疑问困扰的情况下写这些文章，是因为我总感到没有偿还我在一九七六年发表《符号学理论》（在其中我开始并且发展了发端于六十年代后半期的各项研究线路）时所欠下的某些债务。这些债务涉及指称、像似论、真理、感知以及当时被我称之为符号学初级入门的问题。在这二十二年当中，很多人以口头或书面的形式给我提出了一些紧迫的问题，而同时有更多的人问我是否以及何时再写一本最新版本的《符号学理论》。写这些文章的目的或许是向我自己而不是别人回答我为什么没有这样做。

基本上有两个原因。第一个是，当时在六十年代去思考把很多符号学研究领域中的零散课题凑泊起来从而对它们作一次总结是可能的，而如今这一领域覆盖面如此之广（涵盖了多种认知科学）以至于重新进行任何系统概述都是鲁莽的。我们现在所面对的是一个不断在扩展的庞大星系，而不再是一个可以为其提供基本公式的行星系统。当时的这种情形在我看来即预示着可以在其中有所成，同时也无损于身体。对指号过程的怀疑在很多学科中成了中心问题，即使在那些自认为并不是研究符号学以及并非有意甚或根本就不想研究符号学的人们那里，情形也一样。在我写《符号学理论》的过程中早已出现过这种情况（只举一个例子，生物学家们并不是因为读了有关符号学的书才开始谈论基因“符码”的）。而这一现象波及面之广表明，不管他们的理论标准多么挑剔，那些对这一争论感兴趣的人们最好采取基督教式普遍克制的态度，要同慈悲为怀的传教士一样认为即使是对偶像和神圣原则不忠的人也天生都是基督徒，因此也应被拯救。

然而，每个人不论多么地容忍别人的观点，也必须至少就基本的问题阐明自己的观点。为了整饬和改正《符号学理论》，我在这里准备解释与那本书有关的悬而未决的一些问题，阐述我最新的看法。

实际上（至此我们开始谈第二个原因），在《符号学理论》的第一部分我谈到过一个问题：如果按照皮尔士的说法，有动态客体（Dynamical Object）这样的东西，我们也是通过直接客体（Immediate Object）来对它进行了解的。我们通过操纵符号把动态客体说成是指号过程的终点。在该书专门讲生产符号的方式的第二部分，我预先设定（尽管我没有明确说出）如果我们说话（或是发出不论是什么样的符号），也是因为是某物（Something）促使我们去说的。而这正引入了作为起点的动态客体这一问题。

用其作为终点的身份首先论述动态客体的决定是为了确定我的接二连三的问题，跟在作为阐释中介序列的指号过程之后——在文化过程当中制定出的集体性、公共性以及可观察的产品的阐释中介，即使人们不事先假定存在着接纳、使用或发展它们的思维。这一切的结果是，我就意指、文本和互文本、叙事性，以及阐释的条分缕析和限度这些问题进行了论述。但确切地说是阐释的限度问题促使我思索那些限度是否只是文化上的和文本上的，抑或是隐藏得更深的什么东西。这就说明了这些论文为什么首先触及的是存在。这并非是为了产生炫目的迷幻，而是出于职业责任心。随后将会看到，我只是在我感到何种是（is）在限制我们说话自由的时候谈及存在的。

当我们假定一位试图明白自己所体验的内容（以及客体——也就是说，物自体 [Thing-in-Itself]成为了起点）的主体的时候，那么即使在阐释中介链形成之前，一个阐释这个世界的过程就已经开始进行，而这个过程，尤其是在小说或未知客体的情形中（比如十八世纪末的鸭嘴兽），表现为一种“早期”的形态，是通过试错法形成的；但这也已经是进行中的指号过程了，它对先前建立的文化系统予以了质疑。

于是，每当我考虑着手修改《符号学理论》的时候，我就想是否应该从它的第二部分进行重新结构。我为什么有这种想法的原因会在阅读随后的文章中变得明确。这些原因被用文章的形式表达出来的事实，以及从各式各样的观点中得到零散阐明的解释的事实说明，被试图系统地推翻一切的冲动控制住的我甚至不能对其进行结构有多么清醒的认识（或许没有人能独自做这件事）。出于审慎的考虑，我还是决定从花园的建筑师转向当一名园丁。于是，我没有去设计凡尔赛宫，而是把自己限制在由土路连接起来的花圃中翻土——同时萦绕在脑际的还有一个怀疑，那就是在这一切附近仍然会有一处具有英国风格的浪漫花园。

通过决定在何处安置我的花圃，我还决定解决我自己的问题（而不是成千上万其他人的问题）。也就是说，考察我以前写过的东西，当我觉得正确的时候就自行改正，但不会完全推翻我自己，因为一个人改变自己的观点跟动物蜕去皮毛差不多，也就是说会一块一块地蜕，不会一个晚上的工夫就彻底蜕完。如果让我总结我所围绕的问题核心的话，我会用认知语义学（认知语义学肯定与真值函项或结构-句法变量少有关联，尽管它想从两者之中吸取主题和观点）的特征进行论说。认知语义学是建立在我们的认知图式的契约观念以及意指和指称的契约理念之上的——这个立场与我以前阐明内容为语义学和语用学结合起来的理论的尝试是一致的。在这样做的过程中，我试图把指号过程中的突出的“文化”观点弱化，这样做是基于这么一个事实，无论我们的文化系统的影响力是什么，在经验的连续体（continnum）中总是存在着限制我们阐释的因素，于是——如果我并不怕让人看起来矫情的话——我就会说内在实在论（internal realism）和外在实在论（external realism）之间的论争将会在契约实在论（contractual realism）的理念中趋于平息。

读者将会注意到，从第二篇文章开始，在我随后越来越多的文章中，这些理论上的讨论穿插了“故事”。可能一些读者知道，在我生出讲故事的冲动时，我会在别处满足这种冲动，因此在此处讲故事的决定不是受制于实现被压制的欲求的需要（这对于那些用哲学论说代替满纸美文的当代思想家们来讲是一个诱惑）。可以说，在我的决定背后有着深刻的哲学原因：如果像人们所说，“伟大叙述”的时代业已过去，那么靠寓言继续行进是有益的，这些寓言让我们看见了以文本形式存在的东西——正如罗特曼所表述的那样，也正如布鲁纳邀请我们去做的那样——而不想从其中抽取出语法规则。

但是还有第二个原因。在采取了对我们感知（也是命名）猫、老鼠或大象的方式予以质疑的态度时，我感到用模型去分析像在草垫上有一只猫这样的表达式，或者去研究在看见草垫上的一只猫时我们的神经元会产生什么反应并没有多大用处（就更不用说当猫看见我们坐在垫子上时它的神经元有什么反应了——就像我将要解释的那样，我不会去对“黑匣子”一探究竟，而是更愿意把这个困难的差事留给专家们），还不如把经常被人忽视的角色带到前台，这个角色就是常识。为了了解常识性判断是如何运转的，没有比想象“故事”更好的方法了。在这些“故事”中人们按照故事的旨意行事。以此方式我们会发现常规性在叙述上会有多么大的惊人之处。

但是所有这些猫、狗和老鼠的出现把我带回说教的动物寓言集和寓言的认知功能中。至少是为了使我的动物寓言有新意，我就把鸭嘴兽作为主人公引入这本书中。我向史蒂芬·杰伊·古尔德和乔治·切利（还有通过互联网结识的皮契尼）表示感谢。是他们帮助我追寻这个神秘莫测的小动物（几年前我亲眼遇见过）。这只鸭嘴兽每一步都在陪伴我，即使在我没有提及它的地方。而我也不厌其烦地通过即刻发现它同独角兽的近亲关系使它具备了哲学资格，正如单身汉一样，思考语言离不开独角兽。

在感谢博尔赫斯在先前的研究中给予了我很多想法的同时，我对他除了鸭嘴兽之外无所不论这一事实感到欣慰，因为这样我就会避免影响引起的焦虑而喜不自胜了。但是正当我把这些文稿交上去付梓时，巴尔泰扎吉向我指出，博尔赫斯在同波吉欧的一次讲话中至少是口头上在解释（大概）他从未去过澳大利亚的原因时提到过鸭嘴兽：“除了袋鼠和鸭嘴兽这些可怕的由其他动物的零零碎碎拼凑起来的动物之外，现在还有骆驼也是这样。”在研究亚里士多德的分类法的时候我谈到过骆驼。在这本书中我将解释为什么鸭嘴兽并不可怕，而是奇妙的天赐的动物，如果我们对一种知识论进行检验的话。顺便提一下，鉴于鸭嘴兽在物种进化进程中出现得很早，在我看来它并非是由其他动物的零零碎碎拼凑起来的，不妨说其他动物是由它的零零碎碎拼凑起来的。

我不仅谈论猫和鸭嘴兽，而且还谈到了康德——不然本书的题目就会令人匪夷所思。实际上，我之所以论及猫就是因为康德把经验性概念带了进来（只不过他谈的不是猫而是狗），但又不知道随后把它们归属于哪里。从康德开始我就要感谢在大学时代所欠下的另一笔债。我当时记下了很多关于那个被称作图式的“毁灭性”概念的只言片语（这是皮尔士给我提出的建议）。图式论这个问题在今天又重新出现，正好是在关于认知过程的讨论中。然而，这些研究中的很多线路因为缺乏历史背景而多有不足。比如，一些人谈论新构成主义，而另外一些人明确地提及康德，但还有很多其他人再次不知不觉地沉溺于新康德主义。我还记得有一本美国人写的书，是一本真正的好书。除此之外（就像一句谚语所说，不说名字就难罚其人），在书中的某个地方出现了这样一句话：“好像康德就这一点说过类似的话（Brown,1988）。”

如果似乎康德说过类似的话，哲学论述的任务就是再看一看康德的出发点，并且看一看他所讨论的是一组什么样的问题，因为他的经验也对我们有所教益。我们仍然是对他的错误懵懂不知的孩子（就像对他的真理我们也一无所知），而意识到这一点会帮助我们避免犯类似的错误，或者避免认为我们发现了他早在两百年前就提过的东西。让我这样说：康德对鸭嘴兽一无所知，这对我们来说无关紧要，但是如果鸭嘴兽想解决自己的身份危机，那么就应该了解一下康德。

我将不会试图把要感谢的人罗列殆尽，因为无疑会漏掉一些人，首当其冲的是巴门尼德。附在本书后面的参考书目索引并不能形成真正意义上的书目索引，它们只是一种合法的手段，目的是为了避免因漏掉我直接引用的作者姓名而受到责备。而太多重要的名字——那些我感激不尽却没有直接引用的作者的名字则没有列出。

我应该感谢哥伦比亚大学美国意大利语高级研究所，是它给我机会让我花了两个月的时间写完了第三、四、五章的初稿。

除此之外，近几年来关于这些论题我受到了跟我一起工作的同事们的启发（他们把站得住脚的观点融合起来，必须直截了当地提到他们，因为那些曲言委婉的客套只该为对头留着）。我对他们在这层意义上的谢意是在很多争论中日积月累起来的，也是无穷无尽的。人们将会看到我引用了近几年发表的一些论文，它们直接影响了我在这本书中的很多文章，但是上帝知道有多少名字我没有机会提及，所有这些人都同我在圣玛利诺大学符号学和认知学研究中心的研讨班中展开过争论，在波伦亚大学举办的研讨会上我们也争论过。

我也不能漏掉《历史符号学阐释：论翁贝托·埃科》（米兰：彭皮亚尼，一九九二年）这本文集的供稿人提供的各种评论和意见，尤其是固执的抵制。最后，我决定把各种笔记收集和重新润饰，之后着手写作这些文章是在一九九六年夏天，当时在法国瑟里西拉萨勒的十周年纪念的与会者们给我提出了讨论意见、判断和（仍然不确定的）预测。那时的在场者肯定会以为我只是陶醉在音乐晚会之中，淋漓畅快地饮着苹果白兰地，把其他的一切都抛在了脑后。然而我并没有漏掉他们说的每一句话，并且曾多次争执得面红耳赤。

我要向所有这些人（尤其是年轻人）表示我的谢意，是他们把我从我的一些顽固的昏睡中惊醒——如果不像是休谟，也至少像老兰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