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新闻编辑部的编辑们，已经从他们的记者那里得知今天的世界处在它通常的贪婪与无序、混乱与冷漠的状态，现在正准备参加新闻会议，向丹尼尔传达这一信息。他们知道，丹尼尔会非常平静地接受所有这一切。在一个小时内，新闻会议结束，大多数人会回家去，忘掉它，知道在早上《纽约时报》的一切都又会是整洁和整齐的。

他们以这样的观点来看待《纽约时报》:它是每天的奇迹，是一个程式化工厂。每一天，除非劳工罢工或头上氢弹爆炸，它都会出现在全国的11464个城市和所有首都，其中50份进入白宫，39份进入莫斯科，有几份被偷运到北京，一份厚厚的星期天版在每周末被空运给台湾的外事主管，他每次都得付16.4美元。他需要这份报纸的原因是，如同其他千千万万在世界各个角落被孤立的人一样，他需要《纽约时报》作为一个必要的证据来证明世界的存在，作为测量一切纷纷杂杂的晴雨表，作为世界理智与否的评估者。如果世界曾经存在，而且继续存在着，它每天都会被《纽约时报》及时地记录下来——1966年6月23日下午4:57，在纽约的一个特定的下午，世界就在第四十三大街与百老汇大道交会处的一幢巨大的哥特式灰色建筑当中被记录下来。

在这一时刻，大约有4000名雇员工作在这座14层大楼里。他们有接待人员和电话接线员、印刷工和照相感光制版工、制图员、自助餐厅厨师、护士、社论作者。他们大多数自早晨9点或10点就到了这座大楼里，是在大卡车停靠在路边之前来到的。大卡车在路边卸下几十大卷纸，这些纸卷砰然一声掉进《纽约时报》的地下室里，再掉进机器里，机器的纸张消耗每一年都要吞掉500多万棵树。

《纽约时报》的全部在册雇员有5307名，只有700人工作在第三层的新闻部门。他们是编辑、记者、文字编辑、评论员、新闻助手，他们自认为是《纽约时报》的总体，是它的体现和唯一的精神。即使他们没有完全无视大楼里其他那些诸如生产、推销和广告之类的部门，他们也是以带着某种恩赐的态度来承认它们。广告部毕竟是现金交易，永远具有最肮脏的商品——金钱。它雇用几百个人销售那些在新闻部不能买到的东西。它是奥克斯圣殿的世俗一面。

起初奥克斯基本上就是一个商人。后来他不单是商人了，但如果没有他那不可思议的经营意识，他就不可能在1896年接管衰败的《纽约时报》，并使它恢复活力，这是靠削价这样不高明的策略计谋实现的成就。1898年奥克斯把《纽约时报》的价格从每份三美分——这是最体面的日报当时所要的价格——削减到一美分，这是专门猎奇的小报的标准价格。奥克斯的合伙人认为他在犯一个重大的错误，使《纽约时报》的形象掉了价，却没有解决它的资金问题。奥克斯不同意这种看法。他说，《纽约时报》在风格上不会掉价，只是在价格上降低，并且说在价格相同的情况下，大量斤斤计较的纽约人可以从阅读廉价报纸转向阅读《纽约时报》。

一年后证明他的设想是正确的，《纽约时报》的发行量增长了三倍，广告收入滚滚而来。到1915年，奥克斯的报纸富裕和强大到了足以选择和拒绝广告商的程度，在报纸需要更多的版面用于刊登最近出现的新闻时就删除一些广告。这些特权相当自然地滋生了新闻部的自豪和自大。这些特权是奥克斯一生中的亮点，使得他满足于一种双重动机——他能够在一个屋顶下既管理兴旺的生意又管理一种神权政治。但他知道二者不能掺和起来：它们必须各自在不同的楼层发挥作用；钱商必须待在他的圣殿之外。他在经济上是坚实的，在社会地位上同时又是高尚的。在他的报纸上决不允许搞一些像连环漫画这样的发行花招（但连环漫画在他的第一张报纸《查塔努加时报》（Chattanooga Times）上是被容许的，而且现在还允许）。在他死后，历史不会让他的犹太同胞、那些大商人来取代阿道夫·奥克斯，这些商人成了银行家，但奥克斯却会进入伟大公仆的更庄重的行列里。

奥克斯决没有忽略他的商业部门。1966年夏天，负责为《纽约时报》赚钱的人是一个懂经营、没废话的典型，叫作门罗·格林。格林60岁，坐在第二层他的大办公室繁忙的桌子后面，指挥着有350人的部门，这个部门每年通过卖广告带来一亿多美元的收入。平日版上的一张整版广告大约值5500美元，在星期天版上值7000美元，来自广告的收益是该报的发行销售和其他经营事业收入总和的三倍。

门罗·格林是个大块头的留着黑色波浪头发的人，穿着线条分明的深色服装，上面有闪闪发光的袖扣，打着白色或银色的领带。他迅速有力地对着办公桌上一个红色电话讲话。他作为一个广告人在《纽约时报》已工作25年了，此前是在《先驱论坛报》和《美国杂志》（Journal-American）的广告部工作，再往前是梅西百货公司的广告经理。他是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毕业后到的梅西百货。《纽约时报》的广告中每一天都描绘着豪华的世界，在假日里去欧洲旅行的幸福的人，穿着貂皮衣或佩戴着蒂芙尼珠宝的苗条的时装模特儿，一点儿都不像格林在他的大半生所知道的世界。他的父亲曾在新泽西州的南安博伊经营一家小服装店，在他唯一的孩子格林才10岁时就去世了。尽管他也可以无忧无虑，轻松愉快，但他天生是一个严肃的人，一个坚定的现实主义者，一个不容易被他的广告的虚幻梦想所影响的人。

从他办公室的窗户向外看，他能看到大街和一个醉鬼睡在一个旧剧院后面的台阶上。格林能隐约地听到交通拥堵的警报器声。这声音将不可避免地引起一位骑警的注意，他将必不可少地指出新闻车或卡车停放不当，但不会拿出处罚单，因为他知道当天稍后他得把他的马拴进《纽约时报》装卸斜坡后面的围栏里。格林能感觉到楼下印刷机的震动，并且以完全不同于楼上克利夫顿·丹尼尔的方式意识到《纽约时报》的权力。他的生活观肯定不同于十层的社论作者们的生活观，这些作者在平静的居处写作一些有时使格林感到恼怒的崇高期望和理想。记得一天早晨，他读了《纽约时报》的一篇社论，该文章批评在乔治·华盛顿桥南沿哈得孙河建的有豪华房间的新摩天大厦。依《纽约时报》的社论作者所见，这座大厦是对新泽西崖壁景观的亵渎。但格林不同意这种观点。他最近刚刚向这些公寓的建筑者和拥有者出售了一份5万美元的广告副刊，并在《纽约时报》上刊登了对这个工程的赞美。格林知道，蒂什曼房地产和建筑公司对这篇社论是最恼火的，他坐在办公桌旁等着他们打电话来。他们甚至会撤销以后的广告，如果《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或评论冒犯了大商人的话，在他们中间这是常见的反应。例如《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谈论吸烟引起肺癌后，一个卷烟厂主撤销了广告，使报纸损失了几千美元。除了格林，报社的管理者中没有人真正关心这件事。当《纽约时报》关心它的广告人想些什么时，一些管理者就说，那样做将不再是《纽约时报》了。

尽管这不无道理，但格林还是相当怨恨他楼上一些同事漫不经心的态度，怀疑他们对待报纸商业方面的方式也许反映了他们私下对他的看法。他像他们一样意识到了《纽约时报》的吸引力，但他也认为《纽约时报》一年在广告上吸引1亿多美元不单是靠这种磁力——还与格林有关，与他的干劲、他的决定以及他的工作人员有关。正是他们带来了金钱，使得十层编辑部的聪明人能大发慈悲，也正是在这金钱的支持下，三层的记者们才可以仅仅为了核实一项事实而打电话去柬埔寨。格林还觉得，广告费尽管是由热情的支持者支付的，同时也为《纽约时报》的读者提供合法的消息。它不仅告诉人们买什么和在哪里买，而且每天还描述了国家的经济，对当代品味的见解。广告对日常生活展现了第二种愿景，证明世界不完全是充满了贫穷、威胁、炸弹和灰烬。在广告上穿着名牌服装的漂亮姑娘、吸着一支温和昂贵的香烟的男士，都为《纽约时报》读者在阅读灰色的庄重栏目之余提供一种轻松的休闲。格林怀疑，从现在开始到50年后，那时历史学家想知道20世纪60年代的人如何生活和梦想时，他们就像阅读新闻一样也从阅读广告中得到许多启示。当然，广告强调的是积极的方面，而新闻强调的是消极的方面。真理就在二者之间的某个地方。

6月的这一天，新闻集中注意的是“漫长炎热的夏天”，密西西比的种族暴力；广告突出的是夏天的交易——梅西百货公司宽松的貂皮长外套，通常是299美元，现在降到了236美元。新闻挑出来的是严重的失业问题；帮助与求助广告塞满了对熟练工和新手提供职业的信息。新闻强调是住宅的短缺；广告展示的是在纽约周围各种价格的可购买的住宅。新闻注意的是名誉和权力、巨大的成功和巨大的失败；广告却迎合了每一个人每天的梦想，可得到的甜蜜生活，消遣的小玩意和可供出逃的交通工具。

广告也记录日常人的悲剧，但只是在报纸背后以最小的字体，在商场清单和腾达的管理者平淡的照片之间——在这里，接近于最下面，一个人可以在极小的字体中读到那些已经破产的人的名字，那些已经被抛弃的人的名字，那些已经失去了包括梦想在内的某种东西并试图复苏的人的名字。他们把这些消息告诉《纽约时报》，《纽约时报》会发表它，在它的分类广告版里每一行只收取几美元——时报大楼六层的一个特殊部门负责这件事，成员主要是中年妇女，她们坐在用玻璃隔开的小房间里，接听电话，匆匆记下日常生活的可怜事实。如果这些事实不是太庸俗或报复性的，她们便把这些事实转发到四层的排字室，供《纽约时报》下一版的公告栏目用。

今天《纽约时报》会公布一个事实：琼·庞皮罗，销售小姐，住布鲁克林的肖尔路89-01号，已经破产。她承担的债务是15251元，她的财产价值1275元。今天皇后区二百零七大街89-36号的爱德华·多尔蒂，在《纽约时报》上宣布，他的妻子弗洛伦斯“几个月前已经离开了我的卧室和餐桌”，但现在却要对她的债务完全负责，他不再支付任何钱。今天一个丈夫逃跑的妻子会在《纽约时报》上呼吁：“莱恩·W.-伊丽莎白和我孤独无望。我们知道你感觉到了我们的痛苦和眼泪。我们没有你不行。请你快回家吧。”东部的曼哈顿的一位女士，心烦意乱，因为她丢了她心爱的手表，请求《纽约时报》发表启事：“一块帕太克·菲利普方形金表，白色和黄色的表带，多加酬谢。”

这块手表没有再回来，所以东部的这位女士不久又买了一块，不是帕太克·菲利普表，这对《纽约时报》来说不是新闻了。《纽约时报》不会研究莱恩·W.和弗洛伦斯·多尔蒂在哪里，《纽约时报》的读者也不会知道致使销售女郎琼·庞皮罗陷入1.4万元债务的确切原因是什么。如果要求讨论她的财务困境，她也不愿意这样做。这不是新闻。对三层的《纽约时报》编辑来说，新闻是由目前你不知道但应该知道的、有意义的事件构成的。在门罗·格林的世界里，新闻就是鼓吹生意，重点是快乐、成功、舒适和陶醉。对格林来说，B.奥尔特曼公司的鞋店有一种“令人产生幻觉的无带轻便舞鞋”卖41美元；J.普雷斯公司有低口袋的、钩状开衩的、易洗的、速干的绦纶棉毛夹克衫；东方航空公司有直飞圣安东尼奥的喷气式飞机航班，这些就是新闻。在格林看来，“水宝宝让你的皮肤晒得更漂亮”并且在广告里配上一张拉蔻儿·薇芝的穿比基尼泳装的大黄褐色照片，摆出一种《花花公子》杂志上的姿势，引起人们惊奇，但没有遭到《纽约时报》广告接受适当性检查部[47]的反对，这就是新闻。那些和格林一起工作但不是他手下的人，他们一般都要降低广告中用语的调子以避免过高评价——“城市最好的家伙”成了“最好的家伙之一”，“我们所见到的最精美的外衣”成了“我们销售的最精美的外衣”。他们不允许用外语做广告，除非有英语译文，他们很快取消了性色彩太浓或没有品位的广告本子。他们不允许广告中有裸体，除非是儿童，但他们允许拍摄热带海岛的日光浴和宣传肥皂的广告中有穿着很少的比基尼女人——一个管理者解释说，《纽约时报》承认女人也有肚脐。这对格林是好消息，因为他一直在从女人的短裤和胸罩中为《纽约时报》谋取好处，特别是在星期天的《时报杂志》（Times Magazine）上，这个杂志有时被叫作《束腹带公报》。在格林那里，几乎用不着什么洞察力就能认识到在一个杂志上推销女士服装的商业可能性，说明它的分量，它在普通市场上的款式。但格林知道，星期天的《纽约时报》以它140多万份的发行量，不仅被男人也被许多女人所翻阅，改进了的广告色彩给读者一种额外的刺激，一部分版面变成了艳丽的活泼的女士的衣物间，同时它也从外交部长的照片里选取些场面，放到读者一眼就能看到的版面。这样做，实际上给了产品以弹性，似乎能在版面上把那些有不同意识形态的人统一起来。

只要门罗·格林和《纽约时报》联手，任何东西都能推销掉，而且非常自然。格林听说艾伦·蒂什曼在沿哈得孙河边建摩天大楼公寓，就去接近他的朋友蒂什曼，建议他购买《纽约时报》的广告版面，以期引起人们对这项建设的注意，招徕租户。蒂什曼同意了，5万美元的广告副刊拼起来了。可他没有想到《纽约时报》的社论竟谴责蒂什曼的建设。现在门罗·格林坐在他的办公室里等着艾伦·蒂什曼来电话，他束手无策。这是一篇最不吉利的社论，但现在对它做任何事情都为时已晚。在私下，格林不像社论的作者那样认为，这些摩天大楼会玷污哈得孙河沿岸新泽西崖壁的自然优美。格林认为，蒂什曼利用的土地不是历史的文物或神圣的保留地，恰恰相反，只是荒凉的几英亩杂草、棚屋和未修剪的树木。在那里建公寓住宅比做其他任何事情更是对环境的改善。但格林对社论的作者没有任何影响。他甚至不知道是谁写了这篇文章，因为每一篇社论都是由社论部的十人中的一个匿名者写的，但格林知道谁对写这篇文章负责。他就是约翰·奥凯斯，社论部的主任，一个在这座大楼内外以热忱的保守主义者而广为知名的人，一个对保护树木、河流和群山并反对土地开发商侵入几乎到了着迷程度的人。奥凯斯是一个精神崇高的人，憎恶一切金钱和营利动机，他一度甚至谴责沿第五大道建金色的铝电话亭，在一篇编辑部文章中声称：“这些金色的废物桶……完全破坏了这个大道的整体性。”

在《纽约时报》的当权者那里，也许再没有哪两个人会比门罗·格林和约翰·奥凯斯更少有共同点了。奥凯斯是一个衣着随便的人，在50岁时密密的鬈头发已经白了，长着一双白蓝色的眼睛，有一副非常年轻但严肃的面孔。他是普林斯顿大学的毕业生，成了一名罗德斯学者[48]。奥凯斯几乎对每一件事情都有强烈的意见，更重要的是，他的意见支配着该报的社论。尽管他的确不期望他的社论部作者们赞同他们并不同意的事业，但同样他也不期望他们赞同他不同意的事业。如果他们的观点和他的相冲突的话，他们的文章就不能发表。如果他们在当时重大的政治、社会或经济问题上一直和他的意见相左，他们最好明智一些，考虑调到报社其他部门，因为奥凯斯像任何社论部主任必须做的那样，坚持他的观点与业主的观点和谐一致，奥凯斯必须对业主负责。

奥凯斯认为，社论版是一家报纸的“灵魂”，是它的内在特点和哲学的反映。自他1961年接管《纽约时报》社论版以来，这一特点和哲学比以前更生动地体现出来。社论版曾谴责越南战争，忠实地支持黑人民权运动。它一般是亲劳工的，但批评像詹姆斯·霍法[49]以及后来的迈克尔·奎尔[50]这样的劳工领袖。它在中东战争中是以色列的支持者，但在以色列取胜后又批评以色列对领土的野心和行动。尽管它赞成约翰·F.肯尼迪当选总统，但后来当肯尼迪没有按奥凯斯的意见履行他的联邦援助教育法案的诺言时，它又倒戈了。由于在肯尼迪时代社论部的冷枪继续集中在这一点和其他问题上，总统的许多家族成员和朋友开始越来越讨厌约翰·奥凯斯，指责这种否定论是奥凯斯在肯尼迪刚进参议院时就已形成的根深蒂固的个人偏见的表现。

他们中的一些人怀疑，正是奥凯斯帮助扩散了1957年底的一个谣言，即肯尼迪不是其自传《信仰在风中飘扬》（Profiles in Courage）的唯一作者。奥凯斯实际上在散布这种谣言上没有起任何作用。最应负责任的人也许是德鲁·皮尔逊，皮尔逊负责美国广播公司（ABC）的一个电视节目，促使这个广播网继而进行了一项调查，这项调查没有提供足够的证据来证明这种指控，ABC后来公开向肯尼迪道了歉。在这件事情上，奥凯斯所做的一切只是他在一次社交聚会上向碰到的哈珀出版公司的一个曾为肯尼迪写这本书做过工作的编辑询问，这个传闻是否有实质性的意义。也就是说，西奥多·索伦森[51]或肯尼迪的其他某个助手是不是曾帮助写作。这位编辑否定了这件事，奥凯斯也就没有再说什么。但几周后，当约翰·奥凯斯在华盛顿对每个国会议员进行正常访问时，他在肯尼迪的办公室里受到了肯尼迪参议员长时间的严厉审视。接着肯尼迪从他的桌子上拿起一封信，交给约翰·奥凯斯说：“我现在亲手把它给你，而不是寄给你。”这封信的开头是：“亲爱的约翰，我最近注意到，有人引用你的话说，关于我的《信仰在风中飘扬》的著作权的谣言是真实的。”这封信共有300字。信中不含糊地声称，其他任何一个作者都没有参与写作这本书。在奥凯斯阅读完这封信后，肯尼迪想进一步证明这一点，让奥凯斯检查一下肯尼迪为写这本书而亲笔写下的一沓笔记。奥凯斯对肯尼迪说这没有什么必要，很快他们就讨论起其他事情了。但给奥凯斯印象最深的是肯尼迪在驳斥这件传闻上所投入的时间和精力。在1958年1月的这一天奥凯斯得出结论说，肯尼迪已经有了争取当总统的严肃计划。后来在纽约，奥凯斯得到了肯尼迪寄来的一本《信仰在风中飘扬》。赠言写的是：“赠约翰·奥凯斯——谨致他的朋友以高度敬重和最好的祝愿——作者：约翰·肯尼迪。”

奥凯斯在《纽约时报》大楼内外有雄心的人那里所得到的这种恭敬的对待，并不完全基于他作为社论版主任的地位及威望，还在于奥凯斯是《纽约时报》统治家族的一员。他的父亲是阿道夫·奥克斯的弟弟，在1917年改了自己的姓，把乔治·奥克斯改为乔治·奥克斯—奥凯斯，并约定他的儿子叫“奥凯斯”。促成改姓的原因，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强烈的反德情绪，以及认为奥克斯这样的明显德国人的姓在将来会被美国人所厌恶。查塔努加或纽约的奥克斯家族其他成员肯定不赞成这种意见。他们实际上被乔治的做法侮辱，但他们对乔治的行为已经习以为常了。他们一直把乔治·奥克斯看作家族里一个迷途的家伙，一个不可预料和复杂的人，不想靠家族的庇护来确立自己的地位和实现自己的理想，然而他不能或者说不会永远不要他哥哥阿道夫提供的有保证的奢侈。

阿道夫·奥克斯比乔治年长三岁，是一个有三个儿子和三个女儿的家庭里的老大。他们是相互冲突的性格的绝妙结合，尖锐的意见分歧总会被更为强烈的彼此奉献精神所战胜。他们是在美国内战前的南方结婚的德国犹太人的后代，父母效忠的对象在内战中是相冲突的——他们的父亲朱利叶斯·奥克斯是联邦军的上尉，而他们的母亲伯莎·奥克斯却被指控为南部邦联的间谍。如果天才的孩子阿道夫没有在20岁开始购买并创办报纸的话，这个家族也许几年后就分裂了。他创办的报纸成了任人唯亲的图腾柱，在近一个世纪里抬高并塑造了他的家族，他的孙子、孙女、侄子、堂兄弟姐妹和姻亲，使他们信奉一种比他们的宗教更强大的正统观念，并确信阿道夫·奥克斯是他们的恩人，一个比他们自己的父亲更像父亲的人。

朱利叶斯·奥克斯，1845年移居到美国，是一个多才多艺、有教养的聪明人，但赚钱不是他的本事。他是一位优秀的吉他演奏者，一位业余演员，一位受过希腊、拉丁和希伯来语古典教育的学生，而且能熟练说英语、法语和意大利语。1826年他出生于德国西南部巴伐利亚的富尔特市，一个有修养的相对宽容的城市，那里有庞大的犹太人群体。犹太人群体尽管受到尊敬，却被剥夺了某些公民权和特权。然而，这些限制并不适用于朱利叶斯·奥克斯的家族，这个家族在富尔特生活和兴旺几代了。在富尔特古老的犹太人墓地里，有一些奥克斯族人的墓碑可追溯到1493年。朱利叶斯·奥克斯的父亲是一个有成就的钻石匠，也是一位语言学家和研究《塔木德经》的学者。他的母亲是一位漂亮优雅的女人，共生了九个孩子，朱利叶斯是最小的。在朱利叶斯上科隆军事学院的第二年，他的父亲去世了，朱利叶斯的哥哥成了家长，让他退了学，去一家装订公司当学徒。朱利叶斯造反了，在1845年春和一位朋友离开了富尔特，步行到不来梅，乘坐一艘装备有全帆的轮船渡过大西洋，七周后到达了纽约。他最初定居在路易斯维尔，他的两个姐姐也生活在那里，那里的姐夫拒绝资助朱利叶斯重新上大学，让他去当沿街叫卖的小贩。他不久就不干了，后来在肯塔基州的斯特林山一个女子学院里找到了教法语的活儿。当美国1848年向墨西哥宣战时，朱利叶斯·奥克斯应征入伍，由于他在德国的军事背景，当了教官，但还没等到他的部队被派到前线，这场战争就结束了。此后几年他极力寻找适合他的智力和他所信奉的理想主义并能结束他的不安定生活的工作，但他没有找到。他既不是很有决心，也不是很幸运，所以他的生活是在纽约和新奥尔良之间来回奔波，并且多变。他为一家珠宝公司当巡回销售商，拥有并经营过纺织品商店，组织过小型戏剧俱乐部；他涉猎了小城镇的政治，在市政府里供过职；他在密西西比冒险期间，在种植园舞会上弹奏吉他。他在密西西比州的纳奇兹，短期定居下来，经营一家商店，并且碰到了一个吸引人的多少有点固执的年轻姑娘，叫作伯莎·利维。

伯莎·利维出生于巴伐利亚的兰道，当时和一个叔叔生活在纳奇兹，是她父亲让她去那里的，为的是躲避德国当局的迫害，因为在她还是海德堡的一名16岁的学生时，她参与了在1848年革命起义中牺牲的几名烈士墓前的政治示威。朱利叶斯·奥克斯1851年就认识她了，但他在密西西比停留时间很短，不可能干什么浪漫事情。三年后，在密西西比流域爆发黄热病期间，他在一份报纸的死者名单中看到纳奇兹的伯莎·利维的名字。两年后，在田纳西的纳什维尔的一次招待会上，他又见到她了，的确是她。她说她当时病得很重，但作为拯救她生命的孤注一掷，医生们用了冰裹法，现在她完全恢复健康了，和最近从巴伐利亚移民过来的父母生活在纳什维尔。在一年之内，伯莎·利维和朱利叶斯·奥克斯结婚了。三年后，1858年3月，在朱利叶斯作为旅行销售商的基地辛辛那提，诞生了未来的《纽约时报》业主阿道夫·奥克斯。

美国内战开始后，朱利叶斯·奥克斯加入了联邦军，成了一个营里的上尉，负责保护辛辛那提和圣路易斯之间的铁路线。在战争期间，他的妻子和他生活在一起，但她依然坚决忠实于南方。一次她把治疗疟疾的金鸡纳霜藏在她孩子乔治的襁褓里，企图偷运到驻扎在俄亥俄河桥对岸的邦联军队。联邦军的哨兵发现后，对她发出了逮捕令。这使得奥克斯上尉面临一种最麻烦的、生死攸关的局面，需要他发挥比他作为一个销售商所能证明的更强的说服力。他设法使他认识的一位高级军官撤销了逮捕令，但这种宽大为怀却不会从奥克斯夫人那里得到任何感激。她依然忠实于南方的事业和生活方式，甚至不害怕它的奴隶制。几年后当家庭定居在查塔努加后，她成了邦联军女儿会地方分会的永久成员。在她1908年75岁去世之前，她请求在她的灵柩上覆盖一面邦联军的旗帜。在俯视着查塔努加城市的一个土丘上，与她的坟墓相邻的是她丈夫的坟墓。她丈夫于1888年死于该市，按照他的嘱咐，他的葬礼是由美国内战联邦退伍军人协会举行的，他的灵柩上覆盖着星条旗。

奥克斯夫妇如此显示出来的对事业特别是失败事业的党派忠诚和奉献精神，并没有吸引他们的儿子阿道夫。他是一个刻苦工作的人，一个不抱幻想的走中间道路的思想家。他认为冒犯一派而取悦于另一派不是什么美德。他愿意和所有集团做生意，尽可能少触犯别人。他是一个早熟的年轻人。他早就认识到他父亲走的是一种无目的的、变化多端的道路。他开始集中于一件事情，并坚持下去，把它干成功。对他来说这件事就是报纸，它有给他带来寻求某种特权的激动人心的前景，是继承他童年的英雄霍勒斯·格里利传统的一个机会——格里利曾经从新罕布什尔州的一家农场主发展成《纽约论坛报》（New York Tribune）的业主。

奥克斯14岁时开始打扫《诺克斯维尔记事》（Knoxville Chronicle）的地板。三年前他曾经在这家报社当过报童，但后来为赚更多的钱去一家杂货店当了学徒，后来又在剧院当领座员，最后是在他叔叔在罗得岛的普罗维登斯食品杂货店里做职员，晚上上商业学校。他讨厌这些工作，因为体验不到他在《诺克斯维尔记事》编辑部当报童的日子里所感觉到的生气勃勃，所以1872年他向《诺克斯维尔记事》报社申请一份全职工作，当了办公室的小伙计。他决心让报纸成为他生活的理想，他的父母不想劝他不要这样做。奥克斯的天性，把他父亲的理想主义和他母亲的敢作敢为结合起来，很适合于经营一家报纸。报纸可以把他引入政治，在那里他能够实现他内心的某种社会工作者的追求，但成为公众注意的中心却对他没有吸引力，因为别人把注意力集中在他身上时，他会感觉到自己的笨拙。他敏锐地意识到了他在教育背景和社交上的局限性，甚至在他已经在《纽约时报》取得了成就之后，或许因为他已经取得了成就，他也不得不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弥补这种局限性。他在对他的编辑们发表一个评论或意见后，通常是微笑，或不好意思地咧嘴一笑，好像说得不全面或在某个方面有错，他的话不是真正要求严肃地对待这一切。有时他的语法有错，他的词汇贫乏，但他通过对细节的重视和对主题的同感及宽容而进行了弥补。他的思想永远是对显而易见的事情的挑战，甚至在他开车到乡下停下来问路时也是这样。如果不问一下他能否通过别的路到达同样的目的地，他是决不会按别人指的路去走的。他既谨慎又乐观，有感情却很严厉。他是个身材矮小并有着黑头发、蓝眼睛的小个子。当有人评论说他像拿破仑时，他回答说：“是吗？我比拿破仑要高多了。”然而他非常谦虚。他是一个有伟大设想的温和的组织者，对人性、对做什么有可靠的见解。他真的相信，真诚是最好的政策，他为自己的父亲和母亲感到骄傲。他从不亵渎上帝，他深信努力工作就会有收获。

奥克斯在成为《诺克斯维尔记事》的办公室小伙计后不久，便被提拔为印刷工学徒，学会了一门对他后来拥有的报纸具有标志性的手艺，使他在后来的岁月甚至他去世后几十年里成为印刷工的英雄。以致在20世纪60年代，在纽约的一次报纸罢工期间，只要奥克斯的白发女儿伊菲吉妮——当时70岁了——走近《纽约时报》大楼的前门，印刷工们的阻止上班的纠察线就会尊敬地分开，形成一个通道，让她过去。

阿道夫·奥克斯18岁时，在为《路易斯维尔信使报》当排字工，生活简朴，他把节省下的钱都寄给在诺克斯维尔的家里。在业余时间里他也当半日制记者，虽然不是一个聪明的作者，但也算是非常可靠的注意搜集事实的人。19岁时，他和两个老人对一家衰败的报纸《查塔努加新闻报》（Chattanooga Dispatch）有了兴趣。他们不能使它复苏，但它为奥克斯提供了进入一个新城市的通道。这是一个处在迅速建设期边缘的城市，奥克斯感觉到了，因此他留了下来。

查塔努加，它的山脊和高原曾在内战期间被几千名战斗部队发射的加农炮弹和步枪子弹刻下了伤痕，1865年人口不到2000人，但当奥克斯1877年来到时，这里的人口已经达到了1.2万人。据传闻，山里有铁矿石，现在肮脏的道路开始铺上木板，商店和住宅正在建设，在新居民中间有一种乐观主义的气氛，一种繁荣的前景。当时查塔努加没有电话，为了解信息，新来到的陌生人经常不得不到处打听。阿道夫·奥克斯到来后萌生了印刷一张城市指南的念头。在这个指南中他列举了查塔努加的每一个商店，它的地点和它销售的商品的种类。在搜集这种信息的过程中，他到过城市的每一个街道，接触了商人、政治家、银行家。当一年后即1878年他需要贷款和广告支持他来购买并重办《查塔努加时报》时，这些人对他是很有帮助的。《查塔努加时报》当时是一个经营不善的四版报纸，印刷质量差到了无法辨认的程度，发行量下降，复苏的前景渺茫。它的拥有者非常绝望地要卖掉它，以致奥克斯能够以先付250美元，随后付清5750美元的总价格把它买下来。奥克斯的父亲朱利叶斯从诺克斯维尔来到查塔努加参加了更换所有权的仪式，不是出于感情的原因，而是代表他的儿子签署法律文件。因为阿道夫·奥克斯当时离21岁还差八个月。

奥克斯对《查塔努加时报》做的事情，也就是他后来对《纽约时报》做的事情——他使它成为一家新闻报纸，而不是意见报或明星作家的陈列柜，也不是失败者或胜利者的拥护者，或主张政治社会改革的斗士。奥克斯要推销的东西是新闻，他希望不带偏见地推销它，并且保证它是可靠的和纯洁的，不是出于欺诈编造出来的。阿道夫·奥克斯想在查塔努加站稳脚跟，和这个城镇一起成长并帮助它成长。他知道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不要去批评它，而是不伤人地促进它。由于查塔努加继续处在建设繁荣时期，由于土地投机商和投资者进入这个峡谷并沿着鲁克奥特山向上发展，砍伐树木并平整这块曾是内战战场的土地，阿道夫·奥克斯把这看成进步。他并不像他的侄子约翰·奥凯斯在近一个世纪后所做的那样，担心对树林的破坏和对美丽风光的亵渎。

奥克斯在他的社论中关心并提倡的是，挖掘一条深渠同田纳西河连接起来，为越来越多的受过教育的人建设一个剧院，为年轻人建造更好的图书馆和学校，年轻人有一天会阅读和支持他的报纸的。当黄热病蔓延到查塔努加，暂时阻碍了经济发展并使366名公民丧生时，《查塔努加时报》帮助筹措了一项紧急救济资金。一篇社论中写道：“这是不是将毁灭查塔努加呢？不！如果这个城市的诞生是为了被毁灭的话，那么它早就被抹掉了。”

奥克斯最显著的性格是乐观，正是这种性格而不是别的什么，吸引了银行家和商人的金融支持。尽管他自己在查塔努加的早期也是一个异想天开的精明的政客和商人。他把自己的支票印在精致设计的高质量的纸上，用成功的手签署它们。当时他很少会拿着新借来的款立即到银行兑现，以防止他的支票被拒付而退回。他一直是靠借钱拆东墙补西墙，但他是非常诚实的和准时还债的。他要求他的债务人在和他交易时也同样按良心办事。如果谁签了协议而得不到支付，就会收到奥克斯一张严厉的便条：“如果在提供账单五天之内没有支付的话，《查塔努加时报》将停止寄送。”当时他需要把能得到的每一个镍币都捏在自己手里，用来购买清晰的铅字、更好的机器，扩大他的队伍。在他实现了这些目标后，他去迎接更大的挑战。他的视线永远是开阔的，他的成功鼓励他进行更大的冒险，而不是沾沾自喜或停滞不前。在不太长的时间内，阿道夫·奥克斯开始迅速成长到他的城市容纳不下他的程度。

可以肯定的是，查塔努加没有成为南方主要工业中心的前景。尽管它已经从流行病和小的经济危机中恢复过来，但人们发现它的铁矿石含硫太多而不能生产伯明翰能生产的高质量的钢，因此它遭受了一场严重的衰退。这一发现使得查塔努加失去了大部分发展势头，使得资金一时非常紧张。当时奥克斯已经在地产投机上损失惨重，成了他自己乐观主义的牺牲品，亟须更多的贷款来继续改进他的报纸，完成他新建的六层大楼，这个大楼的顶上将有一个闪闪发光的镀金的穹顶。

在他自己或者在任何人看来，他毫无疑问是一个优秀的商业冒险家。他作为一个20岁的年轻人，已经成功地接手一家报纸的残骸，用十年左右把它变成一个庞大的兴旺的日报，年利润达到2.5万美元。他还拥有一个小农场主的周刊，也在赚钱。他已经在查塔努加一个条件更好的住宅区买下了一所很大的砖房，他已经把他的父母兄弟姐妹都从诺克斯维尔接进去了，后来他的妻子也从辛辛那提接过来了，在那里他招待了许多访问查塔努加的杰出人物。当格罗弗·克利夫兰总统来到查塔努加时，奥克斯是欢迎委员会的成员。为了这个隆重的场合，他借了一件优雅的灰色外套，在行进队伍里乘坐一辆敞篷车跟在总统左右。在宴会上总统同他亲切交谈，他在总统面前就像总统在他面前一样是自信的和给人印象深刻的。在格罗弗·克利夫兰回到华盛顿后，奥克斯和他保持着接触。然而，尽管奥克斯有勇气经营《查塔努加时报》使其营利，但他却深陷于债务之中。这既是因为他为了改进他正在成长的报纸而借债过多，也是因为他跨越田纳西河的地产投机项目已经耗费了他十万美元。

他知道，除非以更快的速度赚钱，否则他是恢复不过来的，他在处在衰退期的查塔努加是做不到这一点的。他必须到别的地方扩张。他必须极力保持他的《查塔努加时报》不断营利，同时到整个田纳西州和州外旅行，寻找另一家就像他拥有的《查塔努加时报》一样能使他便宜地买下来并且重办的报纸。奥克斯从一开始就拒绝任何想以非报纸的方式赚钱的想法。不动产的惨败使他得到了教训：从此时起他发誓，除了报纸而外他决不再投资于任何事情，报纸是他唯一喜欢的生意。

这个时期的报纸业主享有许多铁路公司的自由乘坐权，是“公费旅游”的先驱，奥克斯充分利用了他的这个便利，在纳什维尔、诺克斯维尔、辛辛那提、路易斯维尔甚至纽约之间来回旅行，亲自了解更多的报纸和经营报纸的人。奥克斯在获得了《查塔努加时报》后不久就开始雇用他的家族成员，他逐渐地把经营《查塔努加时报》的大部分责任转交给他们。他的父亲朱利叶斯被任命为该报的财务主管；他的大弟弟乔治和他最小的弟弟米尔顿被训练成记者；他的三个妹妹中有两个已经结婚，奥克斯把她们的丈夫拉来做生意；后来又有了堂兄弟、侄子、家族的朋友——奥克斯的王朝开始形成了。那些在査塔努加没有为奥克斯工作的亲戚，在他1896年买下《纽约时报》后就在纽约为他工作了，或者在1901年后为奥克斯在费城拥有达十年之久的报纸工作。这一或那一时期的每一个人似乎都在为阿道夫·奥克斯工作，他们以适度的谦虚和敬畏融进他的机构框架中——所有人，但他的弟弟乔治除外。

乔治·奥克斯，后来于1917年自愿更名为乔治·奥克斯—奥凯斯，1879年作为一名记者加入了《查塔努加时报》，一周挣九美元。他在诺克斯维尔的东田纳西大学上了三年学，尽管他在查塔努加加入他家族的事业而没有完成学业，该大学还是授予了他文学学士学位。他是一个敏感且善于表达的年轻人，是该大学的辩论俱乐部的成员，非常不同于他的哥哥阿道夫。阿道夫总是力图避免争论，乔治却似乎刻意追求争论。阿道夫从不渴望得到别人对他个人的注意，作为家族最满意的儿子他得到的关注远远超出了他的需求；乔治比阿道夫小三岁，却对这些永不满足。乔治非常在意他得到的每一种荣誉的纪念。他从不忘记别人表示的一个敬意，不管多么微不足道。他不厌其烦地听他的母亲讲述内战期间她如何在他睡着的时候在他的襁褓里隐藏给邦联军的供应品。当阿道夫开玩笑说实际上是自己睡在这个襁褓里时，他会十分生气，经常会哭起来。但阿道夫并不经常招惹他的弟弟，做这种事情太容易了。相反，阿道夫极力帮助乔治，就像他帮助全家一样，在他获得他们的尊敬和热爱时给他们以指导和鼓励，维护着他作为可敬的大哥的地位。这个沉着稳重的男孩是他母亲最为偏爱的。阿道夫是她的第一个活下来的儿子——此前的一个儿子在幼年死掉了。阿道夫出生了并且活了下来，对他的母亲来说是莫大的喜悦，就像是给她带来了生命，或者使她的家庭从贫困走向显赫才会有的那种喜悦。她知道，阿道夫是可以指望的，因为她的丈夫虽然是个好人，却是不能指望的。阿道夫总能采取正确的行动。除了地产投机交易之外，他对金钱是精明的。阿道夫娶了一个他母亲非常赞赏的姑娘，怀斯拉比温顺的女儿伊菲吉妮，没有像他的弟弟米尔顿那样娶了没有共同宗教信仰的人。他也没有像乔治那样总是在公众面前发脾气，老是给家庭带来麻烦。乔治似乎总是极力证明他如何与别人不同。当他还是个孩子时，如果告诉他别去做什么事情，他肯定会去做的。长大后他在他哥哥的《查塔努加时报》报社里工作，经常卷入戏剧性的局面和争论、威胁之中。有一次他差一点杀了一个人。

乔治当时22岁，是《查塔努加时报》的记者。有一天，他在县法院对一份离婚记录做摘记，这份记录涉及本县一个显赫的官员。这位官员散步过来注意到乔治在做这件事情。他非常生气，警告说，如果乔治把这事刊登出来，他会“在他身上打满窟窿”。但乔治没理他，还是把它发表了。几天后，当乔治和一位朋友正在大街上说话时，他突然感觉到头部被人从后面猛然击中。转过身一看，这位官员举着一根手杖还要再打他。乔治喊道：“如果你再打我，你就要受到惩罚。”但这位官员还要打他，并且还把手伸向口袋里，像是掏手枪，于是乔治伸进自己的口袋，掏出一把枪，击中了这个人的下腹和臀部。这个官员尽管摇摇晃晃，还是继续举起他的手杖，并且企图从口袋里抽出家伙，此时乔治已用枪对准了他的喉咙并扣动了扳机。幸运的是，枪卡壳了。但这个人已经瘫倒在地上，乔治没有再开第二枪。许多人围拢过来，把这个不幸的家伙送到了一家医院，在那里经过了几天危险期后恢复过来了。乔治向县治安官自首，但没有被逮捕。乔治并不因此就不携带枪支。一周后这个家伙的兄弟又来找乔治，并且威胁他。乔治用两把枪对着他，劝他不要再找事。这次遭遇使乔治情感上受到震动，但他不久又恢复了他的胆量。几个月后，在火车站他看见一个大个子旅客和一个铁路官员之间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因为这个铁路官员拒绝让这个旅客坐进特等客车。乔治对此做了报道，惹怒了这个旅客，无意中遭到了这个旅客的袭击。乔治组织起一支武装来抓这个人，但他逃到了得克萨斯，并且几年之内再没有回到查塔努加。后来乔治·奥克斯转向了政治，并且当选为查塔努加的市长。作为市长，他大度地接受了那位旅客的道歉。

乔治不顾阿道夫有力的但无效的反对，进入了政治世界，成了一个非常成功的市长。他作为一个民主党人赢得了两次选举，第一次是在1893年，当时他31岁。如果他愿意的话，他还能赢得民主党的第三次候选人提名。乔治·奥克斯的行政管理是非常高效的，在改善公民福利的同时又减了税。1896年他拒绝支持民主党将威廉·詹宁斯·布莱恩[52]提名为总统。查塔努加的地方领袖要求奥克斯辞去市长职务，但他并不接受。还有一次，乔治·奥克斯扣留了一个曾有力地给他以支持的地方政治老板的资助，此举招致了一个民主党代表团对市长办公室的抗议。这个代表团里有乔治的弟弟米尔顿和他的一个姐夫。但乔治仍然不留情面。他说他没有做任何交易，又说他会以他认为正当的方式管理这个城市。他相信自己是一个廉洁的人，是独立的和与众不同的。尽管他对自己的正直偶尔有夸耀的成分，但他是按他的自我形象行事的，做他愿意做的，说他想说的，即使主题经常是有争议的。

作为一个犹太人，一个德国犹太人，乔治·奥克斯像他家庭的一些成员和全国的许多德国犹太人一样，对前不久从东欧来的犹太移民有一种优越和不满的感觉——不像阿道夫，乔治会公开谈论这一话题。尽管乔治同情他们的贫困和斗争，但很少宽容那些在到达美国后仍坚持外国习惯的犹太人，那些坚持在大街上说意第绪语、在火车上阅读意第绪报纸和根据一个民族或种族而不是根据一种宗教来看待犹太人身份的犹太人。他觉得，这些犹太人因宗族而鼓励了一些偏执行为，使他们无法立足于社会，使他们在商业上变得刻板，使得生活不仅对他们，而且也对已经站稳脚跟的犹太人更为困难，后者已经在美国得到了同化并且兴旺起来。他同样批评那些暴富的犹太人，因为这些犹太人即使不是庸俗地也是卖弄地炫耀他们的财富。

纵观直到他70岁去世时的一生，乔治·奥克斯—奥凯斯不遗余力地反对犹太复国主义和所有其他的关于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国家的主张。这一观点也被阿道夫·奥克斯所认同，多年来一直是《纽约时报》社论方针的一部分。阿瑟·海斯·苏兹贝格成为《纽约时报》的业主后发表讲话和声明，呼吁犹太人不要煽动建立一个犹太人的巴勒斯坦国家。1939年苏兹贝格加入了一个有影响的犹太人集团，他们强烈要求罗斯福总统不要任命费利克斯·法兰克福特为大法官，他们认为这会在美国增加一种反犹太人主义倾向，这个观点是为罗斯福所讨厌并无视的。1946年《纽约时报》撤销了美国自由巴勒斯坦联盟（the American League for a Free Palestine）提交的一个广告，激怒了犹太复国主义者，致使苏兹贝格发表冗长的讲话解释说：尽管《纽约时报》过去经常刊登编辑部反对组织的广告——苏兹贝格提醒他们，它以前刊登了许多犹太复国主义的广告，但这一次撤销犹太复国主义的广告的决定，首先是因为《纽约时报》深信该联盟和中东的一个犹太恐怖主义集团有直接联系，其次是因为该广告上的反英指责是没有事实支持的，因此苏兹贝格说他不能为《纽约时报》上的这个广告将在英国和美国之间激起的敌意承担责任。“我们相信，英国是抱着善意而非恶意而行动的，”苏兹贝格给一位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写道，“因此，按照我们的立场，你们的广告是不真实的；既然依据任何标准都无法证明真实性，那么我们就优先选择我们的判断，而非你们的——你们不认可的，而我们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到了乔治·奥克斯—奥凯斯的儿子约翰·奥凯斯对《纽约时报》有影响的时候，以色列国已经成立，《纽约时报》的社论在近些年通常对它都是友好的，并且在1967年达到了高潮。当时正值中东战争期间，《纽约时报》提醒美国政府注意它维护以色列的主权和独立的义务，甚至主张如果以色列军队需要帮助的话，美国军事力量应当介入，实际上以色列军队并不需要。《纽约时报》新闻部多年来，而且在20世纪60年代仍然有一位全日制的记者专门报道犹太人在美国的活动。这是一个非常敏感的任务，据一位编辑说，它的目的包括“不让纽约犹太复国主义者暗中攻击苏兹贝格”。然而，乔治·奥克斯—奥凯斯30多年前所表达的老德国犹太人的态度——对那些墨守其犹太人身份的美国犹太人不抱幻想，希望犹太人同美国社会交融的愿望，仍然偶尔地渗透在《纽约时报》的等级机构中。《纽约时报》新闻编辑部的老记者早就意识到高层经理对犹太事宜的敏感。编辑和处理关于犹太人的或对犹太人有特殊利益的报道，是更审慎和谨慎的，如果能感觉到这一点的话——即使感觉不到，记者也要保持着乔治·奥克斯—奥凯斯过去的那种意识。《纽约时报》不愿意被看作是一家“犹太人的报纸”，它的确不是，它将回过头来证明这一点。不时地迫使自己采取不自然的立场，因妥协而歪曲、平衡双方，小心不触犯别人，希望别人承认和尊敬它的实际样子——一家好公民的报纸，遵守和忠实于法律，坚定支持和平和战争时期国家的最大利益。

像《纽约时报》这样令人惊叹的机构竟如此的不傲慢，如此背负着责任感和生怕走得太远的担忧，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明它为什么有生命和力量，但在某种程度上也暗示了它是脆弱的——不仅是拥有《纽约时报》的这个犹太家族的脆弱，而且还有这个家族把自己的命运系于其上的民族的脆弱。在美国社会表面之下存在的对犹太人的狡黠的轻蔑，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影响到了这个家族的每一个成员，甚至扩及第三代——苏兹贝格的儿子，一个海军士兵，在去朝鲜的路上因是犹太人而被拒绝进入佛罗里达州霍布桑德一个不对公众开放的胜地；苏兹贝格的一个女儿，在纽约的一所女子私立学校上学，在班里的唯一朋友也是一个犹太姑娘（但她俩很快就彼此讨厌了）；乔治·奥克斯—奥凯斯的儿子，一个聪明的学生，在劳伦斯威尔学校的犹太人入学限额之下被录取。由于这些以及类似的事件，甚至这个拥有《纽约时报》的家族也要遭到社会的这种详细审查。毫不奇怪，《纽约时报》对犹太复国主义是非常敏感的，同时对于保持《纽约时报》无可非议、远离国内偏见的影响十分讲究。

奥克斯家族的某些成员对这种偏见的最初感觉，是在阿道夫于1896年购买了《纽约时报》后不久他们开始向北方迁移之时。在查塔努加他们一点儿也感觉不到反犹主义，这种环境也许是一个流动的、松散的社会造成的结果，这个社会在内战后已经确定下来，把查塔努加变成了一种边疆城镇。乔治·奥克斯—奥凯斯相信，可能自己所属于的那种类型的犹太人比在世纪之交大量迁移到美国的东欧犹太人更可为非犹太人所接受。他将查塔努加对他及其家人的接纳当作对此理论的佐证。他的父亲长期担任查塔努加犹太人社区的在俗拉比，他自己也曾在唱经班唱诗，后来娶了一位犹太姑娘，按这种信仰培养了他的儿子们。就宗教而言，他自认自己是一个“好”犹太人，但他回避对犹太人的任何种族的或民族主义的义务。当他1893年当选为查塔努加市长后，他深信他的生活是很明智的，也是很好的。

当乔治1901年搬到费城，接受他哥哥为他提供的职位，管理阿道夫在该城新买下的一家报纸时，乔治逐渐开始意识到作为一个犹太人更完全的意义。费城更严密设防的社会在种族歧视上并不轻微，尽管乔治一般不挑起争端，但也惊恐万状。他认为挑起争论只会进一步加剧不愉快的局面，犹太人在某种程度上要对这种种族偏见负有责任。如果犹太人少一点在美国建立自己的学校和大学的欲望，不再首先把自己当作犹太人，犹太人和其他美国人之间的隔阂就会减少。他承认，犹太人完全整合进美国社会制度要用几年甚至几十年时间。在美国出生的第一代犹太人，也许还有第二代，不会取得百分之百的美国人地位。但如果他们保持耐心并且树立起作为杰出、忠诚公民的榜样，那么第三代和第四代无疑就会得到承认——虽然在宗教信仰上不同于他们的美国同胞，但会是典型的和完全的美国人。无论如何这是他希望发生的，在他的后半生他试图这样生活，认为这会促进他的事业，有益于他的两个儿子的未来。

乔治的两个儿子像他的妻子一样，都是在费城出生和长大的。他的妻子是一个商人和银行家的女儿，她的家庭在近75年来一直是费城的居民。乔治的第一个儿子小乔治，1909年出生。他上了普林斯顿和牛津大学，成了出色的学院辩论家。他为各个报纸工作，写游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当了炮兵军官，后来用了五年时间为中央情报局工作。1965年他55岁时，在佛蒙特州的一次车祸中丧生。

第二个儿子约翰出生于1913年。大约一周后，由于分娩时的并发症，他的母亲去世了。此后乔治的儿子都是在他的未婚姐姐南尼的帮助下长大的。南尼·奥克斯是朱利叶斯和伯莎的三个女儿中最大的，比乔治年长一岁，比阿道夫小两岁。她上过弗吉尼亚州布里斯托尔的一家女子学院，但她母亲生病后，她被叫回家帮助料理家务。南尼曾得到过别人求婚，但从未结婚，特别是阿道夫也没有鼓励她去结婚，因为他对求婚者抱有批评的眼光。南尼的确一直在家里，这是直到她母亲去世时她一直待的地方。她的母亲1909年在纽约拜访阿道夫时去世了，享年75岁。

南尼当时48岁，此后五年她到欧洲生活和旅行。由于她弟弟的妻子去世，她回到费城和乔治住在一起。孩子们敬爱南尼，他们长大后，开始赞扬她敏锐的头脑和她的社会责任感，这种责任感在30年代初期使她成了新政的一个热情支持者，敢于抵制在奥克斯王朝大家庭聚会时她碰到的所有反对意见，特别是来自阿瑟·海斯·苏兹贝格和他的妻子伊菲吉妮的反对意见。这两个人都不能容忍罗斯福，而且伊菲吉妮绝对不宽容埃莉诺·罗斯福，容不得她的声音。但南尼讲自己的观点总是有说服力的。多年后约翰·奥凯斯认为自己之所以在政治上成了自由的民主党人，至少一部分起源于他的姑姑南尼。单是提到她的名字，他正经的性格就会温和起来。当然，对他的一生起支配性影响的还是他的父亲乔治。

现在多数儿子都早已不对他们的父亲抱有什么幻想了，但约翰·奥凯斯依然坚信他的父亲是一个少有的正直杰出的人，一个肯定具有比阿道夫更高智慧的人。这话显然不是出于对阿道夫的怨恨。约翰总是称赞他父亲的直率，敢做敢说他想的事情，不管后果多么不招人喜欢和使人尴尬。约翰不厌其烦地讲述一个个能反映出他父亲是一个独立的、大胆的、不妥协的思想家的故事。他记得，费城一家非常庞大的抱有敌意的广告客户代表团有一次去造访他父亲在《费城公报》（Philadelphia Public Ledger）的办公室，抗议乔治·奥克斯曾给予一个共和党改革候选人的支持，反对民主党的组织。他们暗示，如果乔治继续奉行这一政策，将会使该报在广告收益上付出沉重的代价。但乔治不顾他们的反对，在市长竞争中更加支持这位改革候选人。这个候选人最终获胜了，出于感激，问乔治是否希望推荐哪个人到新闻管理部门担任政治职务，但乔治拒绝了这个好意。他不祈求任何恩惠，也不提名任何人。乔治告诉这位市长，他只希望他能有效地、诚实地管理这个城市。在这位市长的整个任期里，乔治从未去过他的办公室，极力避免跟他谈话。

约翰·奥凯斯对树木、河流和群山的保护，对土地开发商野心的反对，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由他父亲激发起来的。他父亲是一个热爱自然公园的人和徒步旅行爱好者，但约翰·奥凯斯比起他的父亲来是一个更有激情的保守主义者。事实上，奥凯斯可能是自乔伊斯·基尔默[53]以来《纽约时报》的一个对树木最有强烈感情的人。基尔默是个诗人，1918年去世时在美国军队服务，是从《纽约时报》的星期天版部去军队的。自奥凯斯成了《纽约时报》有影响的人物以来，在社论版上定期地热烈讨论变化的季节，还有一个主要议题是大自然反对人的贪婪的无止境的斗争。在这些问题上，奥凯斯经常和那些有权力、有财富、自以为是（这些品行在约翰·奥凯斯身上不是没有）的人意见相左，奥凯斯看重的恰恰是他和世界之间的这种谨慎的平衡，是一种自省。他有时在人们身上看到了他批评的东西，无疑加剧了他的敏感和追求高尚灵魂的习惯。他似乎一直处在一种自我检查的状态中，过分讲究他写作的用词，为了一个想法而苦苦思索，既担心自己的批评太严厉，又怕它不够严厉，小心避免给人造成一种印象——一种个人的动机促使他去做他正做的、已经做的或将要做的事情。因此他也许不会发表有关他曾经上过的学校、参加的组织的社论；有时他还会批评那些他参与其中的事情，这时他不会避讳自己与这些事情的联系，因为这一举动处于意料之中，而他不想变得容易捉摸。在普林斯顿大学做学生编辑时，他批评学校的社团体系，但他同时也是一个社团的成员；作为一名《纽约时报》编辑，他理应支持民权运动，私下里他又对华盛顿大都会俱乐部以及其他类似组织的一些种族政策感到反感，但他没有加入那些在60年代初期退出该俱乐部并引起舆论一片哗然的有头有脸的人物的行列：奥凯斯几年之后悄悄地退出了该组织，并不公开讨论退出的原因。

像大多数报纸编辑和评论员一样，奥凯斯并不欣赏批评。如果在另一家报纸或杂志上出现了对《纽约时报》不迎合的评论，特别是针对它的社论的，奥凯斯会很快发出一封答复信。他的信经常是极力证明这种批评是不可信的，揪住这种批评中出现的事实或解释的错误不放，即使这些错误对文章更大的目的来说是微不足道的或没有实质意义的。不是说奥凯斯比其他编辑更谨小慎微，而是说对他的心脏部位哪怕最轻微的攻击，他都抑制不住反击的冲动。他是非常容易生气的和敏感的，他的一生因为与他的出生相伴随的悲剧，因为父亲强烈的多愁善感，因为他的改名，而变得同样复杂起来。他改名是为了正式澄清他是谁、他在哪里、他如何到那里。奥凯斯接受一切挑战，他的一生老是有小的冲突，其中大多数是和他自己过不去。

1936年从牛津回家后不久，他在上衣翻领上别着一枚罗斯福的圆形小徽章到特伦顿一家报纸求职。他得到了一份工作，但主编告诫他，除非他把这枚圆形小徽章摘掉，才能到办公室工作。奥凯斯被这个要求所冒犯了，认为这多少是对他的独立性的一种侮辱。他又等了几天，直到罗斯福再次当选后，他才摘下这枚圆形小徽章到《州公报和特伦顿时报》（State Gazette and Trenton Times）报到。后来在《华盛顿邮报》，再后来是在《纽约时报》，奥凯斯似乎拿不准在自己的文章上如何署名，结果他的笔名在几年内多变，从约翰·奥凯斯到约翰·B.奥凯斯、J.B.奥凯斯，再到约翰·伯特伦·奥凯斯——在他为《纽约时报》写的一些观察文章上署名是“约翰·伯特伦”。在他掌管《纽约时报》的社论版并开始发表汤姆·威克的文章后，奥凯斯开始认为这种署名太不正规了。一天他给威克写信问问是不是用托马斯·威克或托马斯·G.威克署名更合适，威克说，他喜欢用他原来的名字。

尽管约翰·奥凯斯声称很高兴他父亲改了名，减轻了他家庭分支中具有某种不必要的奥克斯的分量，但他却对他父亲的默默无闻和不被家族一些成员所看重而失望。在与伊菲吉妮·苏兹贝格及其他近亲合作写的一本关于阿道夫·奥克斯的传记中，他的父亲乔治被称为一个“持枪的浪荡子”。阿道夫本人对他弟弟的整个一生都有深刻的影响，但在乔治的性格中明显可感觉到他与制度的不和谐，所以他总是让乔治安全地远离权力的中心舞台。当奥克斯开始把更多的时间投在纽约而不是南方时，他任命乔治经营《查塔努加时报》，他一直非常满意，直到乔治决定竞选市长。阿道夫不能泄他的气，既不帮助他，也不鼓励他。在乔治结束政治生活后，阿道夫为他在巴黎提供了一个职位，负责1900年《纽约时报》在巴黎展览会的展览，这一任务包括每日出版一份《纽约时报》巴黎版。乔治接受了这一挑战，既在工作上也在生活上和国际组记者围着巴黎城奔波，提高了《纽约时报》的声誉。展览会结束后，乔治获得了法国政府的荣誉勋章。

一年后乔治去费城管理奥克斯在那里的报纸，这是一次成功的冒险，于1913年结束。当时阿道夫·奥克斯越来越多地卷入了《纽约时报》在纽约的扩张中，并且对他在查塔努加的报纸恋恋不舍，所以接受了乔治的建议，以200万美元的价格把费城的报纸卖给了赛勒斯·柯蒂斯，条件是乔治仍然当费城这家报纸的业主。但乔治和柯蒂斯之间很快就出现了政策上的分歧——乔治对柯蒂斯把他的女婿安排在经营部工作做出了让步。1915年乔治辞了职，又继续为阿道夫工作，这一次是在纽约。乔治负责《纽约时报》公司的两个辅助出版物《当代历史杂志》（Current History Magazine）和《周中画报》（Mid-Week Pictorial），他在时报大楼十层有一个办公室，约翰·奥凯斯现在也在这一层管理《纽约时报》的社论版。

乔治从不涉足《纽约时报》的新闻部，他的儿子约翰也没有。约翰·奥凯斯喜欢有一条把他的社论版职员同报纸其他职员分离开的清晰的分界线，保护它免遭时报大楼二层的门罗·格林的商业野心和三层的克利夫顿·丹尼尔咄咄逼人的官僚作风的影响。奥凯斯享受着在机构内少见的独立性——他的意见以及他手下的社论作家的意见，只服从于业主的审查。奥凯斯和业主定期接触，得到了相当于完全的自由，因此近些年来的社论已经从乏味变成了活跃，咄咄逼人地攻击阿道夫·奥克斯决不会容忍的那些问题，诽谤在《纽约时报》内部一度被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重要人物，如蒋介石、罗伯特·摩西[54]和弗朗西斯·卡迪纳尔·斯佩尔曼[55]。当奥凯斯1949年在为星期天版部的莱斯特·马克尔的“一周评论”栏写作三年后，开始为《纽约时报》写社论时，社论部的政策是坚决支持蒋介石。写了大部分社论的专家是一个中国通，是蒋介石的崇拜者，很少表达会冒犯这位通过译文阅读《纽约时报》的领导人的意见。这位作家退休后，约翰·奥凯斯在50年代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尤其因他对麦卡锡主义的尖锐社论而引人注目。和其他重大问题相比，《纽约时报》对中国的政策开始明显改变了。奥凯斯认为美国承认共产党中国成为联合国一员是明智的，当这种观点开始渗透进《纽约时报》的社论中时，蒋介石暴怒起来。一天，在《纽约时报》一位驻台湾记者按几周前安排好的一次计划去采访蒋介石之前，《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这样的社论。见到这位记者时，蒋介石挥动手臂，生气地拒绝合作。记者解释说，在《纽约时报》他的新闻人员和社论版是由完全不同的部门管理的，即使这样也没能使他息怒下来。

几年前，《纽约时报》给予了罗伯特·摩西罕见的特权待遇，这种待遇的获得主要靠的是摩西的大胆。他老练地利用个人关系，或者编造包括苏兹贝格夫妇在内的《纽约时报》高层人士的关系，吓唬一些去采访他的记者。作为纽约最有权力的公职人员——在50年代，除了其他头衔，他还是公园行政管理人、市长的贫民窟清理委员会主任、特里博罗夫大桥和隧道管理局的主席、州电力局的主席、计划委员会的委员——不可否认摩西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消息源。同样真实的是，他对如何采访有自己明确的看法，如果他对报纸上的一篇报道不高兴，他会毫不犹豫地给《纽约时报》发电报，谴责记者是无能的，或者有时会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开申斥这个记者，或者有时会给阿瑟或伊菲吉妮写一封有礼貌的抱怨信。这封信会通过各种渠道传递到时报大楼第三层，最终也许到城市版主任助理手上，这位主任助理会怀疑罗伯特·摩西对那个记者的贬低在某个方面是不是有道理。尽管摩西从来没有成功地使一个《纽约时报》记者解职或者受到惩戒，但他仍不停去尝试，他所做到的事情是使记者注意他可能做出的反应，使许多记者——可以肯定是不怎么有把握的记者——对自己写的关于他的每一篇报道都格外小心。这些记者知道，或者自认为知道，或者宁愿相信，摩西一定比纽约的其他重要新闻制造者更难以对付。他们已经听说过新闻编辑部里的传闻，摩西是《纽约时报》统治家族的一个朋友，伊菲吉妮·苏兹贝格特别喜欢他对她关于城市公园的建议做出的回应。这在多大程度上是真实的并不重要，在这种背景下不管是事实还是谣言都同样有说服力。在时报大楼里似乎有足够的证据支持这样一种观点，罗伯特·摩西需要特别对待，他也的确得到了特别对待。

例如，1959年，摩西对《纽约时报》发表的关于以他为首领的该市第一贫民窟清理方案的一系列文章感到生气，他的表示异议的信件并没有出现在它们应该出现的“致编辑的信”的栏目里，而是作为新闻发表在平时的新闻栏目里，前面加上一段解释性的话，在新闻标题下出现。这不仅使读者开始怀疑那一系列文章的可信度，而且还挫败了那一系列文章的锐气，但那些文章是记者经过几个月认真研究的——对摩西来说，即便不是在所有细节和解释上都完全令人满意，也是确切和客观的。当摩西在《纽约时报》上为他的朋友莱斯特·马克尔，一个因其风格标准的严格而知名的编辑撰写评论文章时，编辑们对摩西华丽的散文很少修改，很少削弱它的锋芒和做作，这些文章在星期天的《时报杂志》上几乎和马克尔本人写的文章毫无二致。当时在《纽约时报》的新闻队伍里有一个老记者，在他的同事中以“摩西的人”而知名，这意味着摩西使他成为自己的一个心腹和朋友，把他的私人电话号码和周末的行踪都放心地告诉他。这样一来，为了证实、否认或评论某个消息的进展，《纽约时报》的编辑想找摩西的话，只需问一下这个人就行了，他会和摩西联系的。这个特殊的记者在职员中的地位，他的信心和行动方式，无疑还有他寻求奖赏的勇气，在某种程度上因他同罗伯特·摩西的关系而得以巩固。当摩西在20世纪60年代作为一个重要的制造新闻者的地位开始衰落时，摩西的人在《纽约时报》新闻编辑部里的地位也衰落了。

罗伯特·摩西在《纽约时报》上的神圣不可侵犯地位的衰落，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60年代期间该报组织的大调整，先是苏兹贝格生病和能力不济，然后是他50岁的接班人奥维尔·德赖富斯于1963年突然去世。三年内这两个业主的迅速退出，连同他们手下老卫兵的重新安排，对《纽约时报》的许多传统习惯和价值产生了破坏性的影响。在时报大楼三层发号施令的人中突然出现了一些具有新观念的新编辑，约翰·奥凯斯开始管理十层的社论版，这些人大多数都不怎么敬畏那些神圣不可侵犯的人物。最早感觉到这种变化的是罗伯特·摩西，另一个人是弗朗西斯·卡迪纳尔·斯佩尔曼。

1963年的冬天摩西开始感觉到了这一点。当时作为即将举行的纽约世界商品展览会的主席，他那么多的计划和行动居然不被新闻界所看好。媒体的情绪看起来对他不利，不仅有《纽约时报》，还有其他报纸，加上广播电视。并不是说他们不完整地或不准确地报道这些新闻，而是在一些事情上他们做得太完整、太准确了，他们什么也没有忽略。他们引用一些多余的词语或句子，插入多余的小细节，有意地向读者表达一种怀疑。他们和摩西开玩笑，因为这个暴躁的老人极力吹嘘这次商品展览会。他们在它劣质的建筑完工之前就把它拆散了，然后他们又在接下来的两年之中不断地来贬低它。

《纽约时报》社论批评摩西对这次商品展览会的财务操纵，他“对辱骂的爱好”，记者们似乎很高兴记录下他的每一个挫折——他想让A&P来清除在商品展览会场地上空可被看到的大霓虹灯面包广告牌，结果徒劳一场；他想让苏联人参与商品展览会，结果人家没来；他对每天来参观商品展览会的人数的乐观估计也没有实现。新闻界，包括《纽约时报》，过分渲染商品展览会开张日种族骚乱的威胁，包括黑人好斗分子在高速公路上的一次汽车“阻塞交通示威”——一种尽管没有成功却不利于人们参加展览会的威胁。在这一时刻没有人有兴趣去帮助摩西，媒体没有显示出一点愉快的态度，对小过失也不无动于衷，尽管这种无动于衷曾是他们对以前的布鲁塞尔商品展览会报道的特点，或者会激发起对后来的加拿大商品展览会的报道。摩西，纽约商品展览会的象征，在他的漫长生涯中已经树敌太多了。他写了太多的信，推开了太多的人。他罪有应得，但正像很多情况一样，他并没有在该遭报应的时候就遭到报应。因为1964至1965年纽约世界商品展览会并不像大量新闻报道所暗示的那样是非常丑陋的、无聊的、没有生气的铺张演出。每一天都有成千上万的参观者出席这次商品展览会，都找到了精彩的、值得记住的画面和声音，但他们无法表达出这一点，没有完整的声音，因为新闻界关注的只是大门口的示威者、停车问题、劳工争论，以及如果人们留心就总能发现的过失——《纽约时报》的一个记者在他的专栏里报道说，“在这次商品展览会上”，在斯科特纸巾展馆的男厕所里却没有擦手纸。

弗朗西斯·卡迪纳尔·斯佩尔曼，是《纽约时报》几十年一直在报道但从没有认真写过的人物之一。从阿道夫·奥克斯时代开始，《纽约时报》就对宗教题材格外敏感，一直害怕冒犯这个或那个集团。在碰到卡迪纳尔·斯佩尔曼的事情时，编辑们的工作甚至更为谨慎，因为他不仅是一个有广泛权力的神职人员，而且有时还说些或做些有争议的事情，使编辑们不得不去琢磨如何发表新闻，同时又不去冒犯斯佩尔曼和他成千上万的追随者。编辑们多年来努力巧妙地这样做，磨去报道的棱角，软化标题，只要有可能就强调斯佩尔曼的仁慈、他的魅力、他的朴素的方式，他在教会学校毕业典礼上和警察交流早餐会上受到的热烈欢呼。他们一直不去突出，有时甚至会无视斯佩尔曼红衣主教不怎么光辉的因素。比如他对轰炸者的祝福，他对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的感情，他对纽约政治的参与。如果他不是在越南战争期间如此固执地炫耀他的爱国主义，新闻界对他的这种礼貌的政策无疑会永远继续下去。在越南战争时期，美国放松了限制，越来越和斯佩尔曼的教会不相一致。60年代的斯佩尔曼，像罗伯特·摩西一样，走得太远了，自由主义者越来越不自由，包括《纽约时报》的一些像约翰·奥凯斯这样的人。在斯佩尔曼去世前的一年，《纽约时报》的一篇社论攻击这位红衣主教在越南对美国军队进行圣诞节访问期间说“除了胜利，别的都是不可思议的”，这一评论不仅招致美国许多天主教徒的反感，而且也招致了保罗教皇的厌恶，教皇正在进行争取和平谈判的运动。甚至在《纽约时报》新闻栏目里，在最近雇用的一个宗教新闻编辑约翰·科格利——以前就职于天主教杂志《公益》（Commonweal）的开明天主教徒——所写的一篇分析文章中，对这位红衣主教的说话不当进行了谴责。科格利还指出，在传统上对战争表达严肃的保留意见的天主教徒的数目，相应地要比新教和犹太教反对战争者的数目更少——这一声明是几年前《纽约时报》的记者或许其他人都不会发表的；即使现在，《纽约时报》的一个有着犹太人作者名字的人也不会发表这种声明。

更惊人的是，在斯佩尔曼红衣主教去世的当天，《纽约时报》为他发表了一篇社论，做出的评价不仅震惊了许多天主教徒，而且也使《纽约时报》的其他许多读者感到惊奇，因为他们曾错误地假定《纽约时报》的社论会缓和它对这位红衣主教的观点，向他发表一篇颂文。相反，这篇社论把他描绘成一个顽固不化而又有表现欲的人，挖掘了注定是他罪行的东西：“他以蛊惑人心的过分言论支持后来的参议员麦卡锡，他对富兰克林·D.罗斯福夫人进行了拼命攻击，因为她主张在教育上宗教应和国家分离。在政治事务上和公共辩论中，他经常是以一种命令的口气说话，披着一种权威主义的外衣。权威主义尽管在其他某个时候和其他某个地方也许是合适的，但却不适合于一个多元主义社会。不管斯佩尔曼红衣主教是否极力禁止影片《宝贝儿》（Baby Doll）或阻碍纽约离婚法的改革，他有时都是在琐碎的问题和失败的事业上滥用他和他教会的特权。”

几十件抗议信和电话接踵而至，众口一词地反对这篇社论。在最初收到的70封信件中，有62封谴责信，其中一些后来在社论版的“致编辑的信”栏目中发表。在《国家评论》（National Review）上，它的主编威廉·F.巴克利就这篇社论写了一篇社论，指责《纽约时报》在斯佩尔曼犯错误时不去批评他的错误，指控在斯佩尔曼和麦卡锡的友谊以及他和罗斯福夫人的分歧有新闻价值时，《纽约时报》的社论对他保持了沉默。巴克利写道，这位红衣主教曾把《纽约时报》吓得不敢说话。巴克利总结说，因此，“我们更要悼念这位红衣主教的去世”。

巴克利断定《纽约时报》在罗斯福夫人事件上保持沉默，这是不正确的。在1949年《纽约时报》的两篇社论中，尽管对这位红衣主教的抵制是最微妙的，但支持了罗斯福夫人的立场。

在斯佩尔曼去世后的喧闹声中，约翰·奥凯斯保持了冷静。奥凯斯以前多次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并且他还会经历的，他有点喜欢这些社论引起的激动。他想在《纽约时报》经营一个刺激性的社论版，表达一些并不总是流行的但至少是他自己的和出版人的意见，并且不受《纽约时报》之外的有权力的人所影响，而且也不受从门罗·格林那里购买《纽约时报》版面的广告商所影响。

这天，门罗坐在他的办公室里，等着艾伦·蒂什曼来电话谈谈新的豪华的摩天大楼公寓，因为这一天《纽约时报》的编辑部文章把这些公寓说成是对哈得孙河边新泽西崖壁的自然美景的亵渎。当格林的秘书通知说蒂什曼的电话打过来的时候，格林对蒂什曼突然发作的气愤的语无伦次的腔调并不感到惊奇。蒂什曼说，这是可怕的、残忍的、愚蠢的、不公平的。这些公寓大楼并没有像那篇社论说的那样，破坏了空中的轮廓线。蒂什曼说，相反，它们给这片单调的土地带来了优美。为什么《纽约时报》允许发表这样的抨击？靠它得到了什么？是谁做了这样的事情？

门罗·格林同情地听完后，告诉蒂什曼，他很抱歉，尽管他赞成蒂什曼的观点，但他却控制不了社论。至于采取什么样的办法，格林说蒂什曼有两种选择：他可以给社论版写一封抗议信，它会得以发表，可以有些好处，或许会有更多的害处——它只会引起人们注意这篇社论，因此不要发这封信。格林继续说，为了使他的推销商的声音成了更使人放心的，要做的最好事情是什么也不做，忘掉它，只当它没有发生。广告增刊——和以后的广告——会抹去这篇社论造成的所有伤害。格林说，他个人并不认为这篇社论会造成什么损害。格林说，没有人会去读这些社论。

蒂什曼考虑了一会儿，他最终决定按格林的建议去做。后来，在这些豪华的公寓住宅起用并且被租户塞满后，蒂什曼才相信格林的建议是正确的——没有人会去读这些社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