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中国文化国际负影响的制约因素

当前，中国正在稳步向现代化国家迈进，一些西方国家，尤其是西方主流文化国家对中国形象的评价并不是很高，反而时常出现“挨骂”的现象，给中国的和平发展、现代化建设造成了很大的阻力，产生这些阻力的主要原因是：

一、西方价值观居于主导地位

在目前世界文化的大格局中，资本主义文化是主流文化，西方价值观居于主导地位，并积极向世界拓展，增强控制权。中西方文化和传统差异明显。如西方文化崇尚个人价值的理念；中华文化却推崇“和合”思想，重视求同、中庸、仁义、和谐等整体性诉求，强调个人对整体的义务、责任与担当。欧洲民族主义认为，一个拥有自己独特文明的民族，应该建立一个国家；中华民族融合，多元一体。中国人的传统政治理念中个人德行重于法律制度；西方重法治。自由、民主、人权是人类共同的追求，也是人类在长期奋斗中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文化传统、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自由、民主、人权的实现形式和途径各不相同。

世界上绝大多数地区都直接或者间接地受到极少数西方主流国家的控制，这些极少数西方主流国家向世界各地强行灌输他们的意识形态、道德观念等。整个世界像是存在着一个地理象征（Symbolic Geography），它由大量的价值等级体系构成。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一方面把西方制度模式说成是“普世价值”，一方面把中国一切不好的东西都归咎于制度和体制，鼓吹中国只有接受“普世价值”才有前途。其实他们所宣扬的“普世价值”根本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人类共同价值，而是专指西方政治理念和制度模式，推行的是一种文化霸权、思想征服。这反映了文化在本质上是无法摆脱意识形态的。在冷战时期形成的传统意识形态观中，在西方的语境里，“共产主义”是恐怖、专制、集权的代名词。由于我国政治制度和文化传统与西方国家不同，“西方媒体至今仍惯用冷战思维来看待中国，他们往往从一些政治性文化问题入手，频频发起攻势。”人权、宗教、环境等问题一直是某些西方国家向中国施压的砝码。

二、中国在国际舞台上至今仍未形成自己的话语体系

许多当代中国文化理论直接套用西方话语框架，用于解释当前出现在中国的各种政治、经济和文化现实，这直接导致了将西方价值观视作为唯一改善中国前途命运的“治世良方”。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对百年来的探索进行总结，提出了“洋为中用”的理念，但由于处在冷战的国际环境中，没有真正实践的机会。改革开放后，中国开展全方位的对外文化交流，主动融入了西方主导的世界体系之中，学习和引进发达国家的现代观念和文化成果。中国再次大规模学习西方文化，一方面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养料，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当代文化的发展；另一方面，在西方的话语垄断下，中国经典被遮蔽，中华文化被忽视。不少人在学习西方时，迷信“西学”，对中华民族自身的优秀传统文化渐渐生疏，不观照中国的现实。

其实不然，归根结底在于当代中国知识界、文化界未能充分找到中国自身的文化自信和理论自信，中国知识界至今在国际舞台上未能形成自己的话语体系。中国当代通行的文化理论大多从西方“拿来”，照搬西方的话语框架和研究方法，缺乏本民族的东西，缺乏文化理论创造的心态，由于生吞活剥，缺乏自主创新，流行用西方的概念和理论解读中国，理不直气不壮，找不到文化自信；更有甚者，一些人“挟洋自重”，将西方的价值观视为决定中华民族前途命运的“治世良方”而大肆渲染。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观点和方法又一定程度上存在简单化、概念化和公式化倾向。结果“一是至今尚未更深入有效地利用西方现有的文化价值体系中所包含的合理成分为我所用，展开我们的文化价值解释；二是我们所说的一套文化价值大都仍不被西方接受。”

三、我国现有的文化建设不够深入，价值认同和人文关怀不强

国家对外传播所要构建的世界，是一个事实与价值互相缠绕的世界。“事实世界”着眼于国家之间在利益上的互蒙其惠，“价值世界”则强调意义分享和共同体观念的构筑。在对外传播中，中国一直对外传达“事实议程”，而“价值议程”的传播则明显不足。

中国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社会生活出现了一系列的矛盾与问题，如：在发展中也同样出现了普遍重视技术经济而忽略人文精神的现象，生活中神圣的东西被消解；人文关怀的缺失和物质享受欲的泛滥，又进一步衍生出诸多生态环境问题、社会问题，如大众层面的道德滑坡、诚信危机问题，一些领导干部中的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等等。这些不良现象影响国家形象。

当前，中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期，社会矛盾事件频繁出现，尤其是一切以经济利益为唯一的标准体系对其他人文精神领域产生了一定的消解和重构。这种消解和重构又进一步衍生出诸多的生态环境问题、社会问题、道德危机问题等，这些不良的现象直接影响国家形象的传播与塑造。文化传播追求的是一种价值、理念的认同，好的作品应当给人以信仰的力量，目前的中国文化还有差距。

主流媒体对外传播所体现出的包容和认同不是消极迎合国外对中国的想象性印象，而是通过自身的大国文化自信的展示，在“中国故事”的讲述中全面展现人、物、思想、精神融合，彰显中国文化积淀和思想厚度，传递出中国传统价值观和生活哲学与世界的融通之处，展现中国人的勤劳和善良；以柔性价值传播策略，在中国故事的接触与阅读过程中，积极主动地促进世界对中国思想文化、价值观念的认同：中国主流媒体所讲述的中国故事本身，就是世界故事的有机构成部分，尤其是当下中国发展变化的故事更需要讲述给全球各国的民众，在互动对话中实现价值观的普遍认同。

四、我国的对外文化传播尚未找到有效路径

我国的对外传播已经形成的官方基本格局是一社（新华社）、两台（中央电视台和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和两报（《中国日报》和《人民日报》海外版），构成了中国目前主要的对外新闻报道媒体格局。除这五家媒体之外，中国新闻社、中国国际出版集团（旗下有《北京周报》《今日中国》等五份外文杂志）和凤凰卫视也通过各自独特的方式，向世界传递来自中国的新闻信息。在新媒体环境下，要求主流媒体重视运用“三微一端”（微博、微信、微视频和客户端）和国外“GTFA”（谷歌、推特、脸书和亚马逊）形成内涵式的传播渠道，为多层面的受众群体讲述真实的“中国故事”。在对外传播领域，我们做了大量的工作，投入增加了，覆盖率提高了，信息量增大了，但是信息到达了却没有进入，进入了却没有接受，相当部分属于无效传播。其原因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我国官方报道独大。只有官方独家报道，缺少非官方渠道的多家报道。由于新闻体制的差异，西方受众更相信民营传媒。西方受众所信任的信息源从高到低依次是：专家、媒体、政府，并认为宣传是贬义词。我国的对外传播媒体都属政府所有，如果所有信息都是由官方发布，外国受众难免会有抵触情绪。非官方渠道在国际传播领域可以更自主和多元地进行话语表达，而国家可以不必为此承担责任，这种相对自由的表达同时也是国际传播界接受的“规则”和“秩序”。随着中国日益融入国际社会，要塑造良好的形象，逐渐开放非官方传播资源就成了一种逻辑的必然，它将更灵活有效地更快进入国际传播领域（比如国际合作，凤凰卫视正是通过与美国新闻集团的伙伴合作方式开拓全球传播空间而迅速发展起来）。这构成一种良性的逻辑链条：民间传播或非官方传播是当代国际认同的一种传播价值理念，当我们要融入国际循环体系，开放这个渠道本身就是一种开放国家的良性形象显示；开放这个渠道会构成前所未有的多种声音的传播，它包含不同意见的表达、争辩和讨论，这种“会议式”的传播形式更具有广泛的传播效应；传播过程中，争议并不表示混乱，因为舆论的核心是特定社会认同的基本价值观和信念（舆论环境），舆论倾向（主导意见）通常会在争议中必然地倾向大多数人认同的价值观方面。官方传播更多给人留下统治者政治态度的印象，而民间或非官方概念上的国际传播可以避免很多问题，获得更宽的话语空间。

其二，对外传播中NGO缺失。在关于对外传播主体的问题上，西方国家认为社会民间组织与政府同样重要。因此在西方国家的对外传播活动中，社会民间组织（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简称NGO）或配合政府的行为，为政府拉高声势；或补充、代替政府去完成政府不便出面或难以完成的使命。而在中国政府的对外传播中，却始终面临着国际NGO严重缺失、亲中NGO积弱的困境。传统上文化外交的主体是政府部门及其代表和专门的外交机构及宗教、文化教育机构，在全球信息一体化及公民社会日渐活跃的现今社会，民间的文化外交活动日趋频繁活跃，所以，其主体不只是政府及其代表，也应该包括国民，即事业单位、非政府组织、民间文化团体、宗教团体以及个人等。有些民间文化外交本身就有政府背景，譬如，那些政府直接支持下的民间出面的，或者政府搭台民间唱戏的文化、音乐、教育、研讨等国际互动。

其三，我们的对外传播政治口号化、概念化、理论化。惯用政治口号、社论式语言，堆砌政治术语，平实生动的语言能力不强，对外传播的内容和方法不适应。只会讲道理，不会讲故事。目前对外宣传存在一种自言自语、自说自话、自我欣赏、自娱自乐的现象。主流媒体不太明确“讲故事”胜过“讲道理”。中国传媒对外传播的主要任务是文化交流，通过文化交流，把中国以构建和谐世界为核心的理念传播出去。只有中国传媒讲述的“中国故事”获得西方民众的接受或青睐，中国的文化与价值观念才能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理解。因此，主流媒体的传播方式要柔性化。

好的传播策略应该是“当地化”，采用当地熟识的方式来讲述中国的故事，运用跨文化传播的意识、策略和技巧，用当地的语言思维习惯来讲述当地人感兴趣的故事。通过构建扩大共通的意义空间，来加深彼此的相互理解，这是中国对外传播赖以成立和发展的重要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