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资源利用与产业布局

雄安新区是国家级新区，定位于高端高新产业之城，且绿色宜居。寻找合适的路径，在当前产业结构低端特征明显的基础上进行产业布局，逐步达到创新、高科技、绿色的定位，是雄安新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2016年年底，国务院正式公布了战略新兴产业的名录，数字文化创意产业首次纳入了国家新兴产业的发展规划，这是对文化产业发展的促进和引领，也是未来雄安新区数字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良好机遇。

第一节 脱钩视角下资源利用与区域发展的协同分析

——以雄安新区为例

王宏亮 高艺宁

摘要：雄安新区是继华南深圳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后党中央的又一具有全国意义的重大历史性选择，其重要意义不仅在于通过疏解非首都功能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还在于通过创新发展模式打造新的经济社会发展的增长极。在快速城镇化时期，掌握雄安地区资源利用与区域发展的协同演变规律有助于推动雄安新区的规划安排与布局建设。本文基于Tapio脱钩模型，剖析了2001—2015年以来雄安地区及所辖县域在三个国民经济发展阶段以及连续时期土地利用强度与综合城镇化水平之间的脱钩类型与协同状态，从总体和局部对不同时期的协同变化进行了重点分析，并挖掘了不同国民经济发展阶段协同演变的根源，从而探讨了未来雄安新区布局建设的发展策略。本文可为探索雄安新区开发利用与建设布局提供思路与参考。

关键词：脱钩模型 协同分析 资源利用 区域发展 雄安新区

一、引言

新型城镇化是实现现代化建设的必由之路，而大规模、快速的城镇化进程是我国当前乃至未来很长一段时期所要经历的发展阶段。继华南深圳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后，为了实现快速城镇化阶段区域协同发展与创新模式探索，党中央于2017年4月1日提出了设立雄安新区的战略布局，其重要意义不仅在于通过疏解非首都功能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还在于通过创新发展模式打造新的经济社会发展的增长极。在城镇化过程中，摆脱城镇化对资源环境的过度依赖，协同资源利用与区域发展的关系，促进土地资源集约高效利用是探索雄安新区发展模式亟须解决的问题。

20世纪8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出现了大量经济增长与资源消耗相背离的现象，因此“脱钩”术语率先引入经济领域的相关研究。随后，“脱钩”理论被国际经济合作组织（OECD）、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及欧洲环境署（EEA）广泛应用于“脱钩经济与资源消耗”的研究报告。近年来，国内众多学者广泛开展了基于脱钩理论的资源消耗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研究内容主要包括耕地变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建设用地扩张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研究方法大多采用应用广泛的OECD、Vehmas或Tapio构建的脱钩模型。鉴于脱钩与协同变化二者之间存在一定的内在联系，且雄安新区区域发展的战略意义，本文尝试地运用脱钩理论，分析土地利用强度与综合城镇化水平之间的脱钩类型，构建脱钩视角下的雄安新区资源利用与区域发展的协同分析范式。具体以雄安地区所辖县域为研究单元，分析2001—2015年三个不同国民经济发展阶段及连续时期两个时间维度上雄安地区土地利用强度与综合城镇化水平的脱钩类型，探讨其协同演变的规律特征并提出新区发展的策略方针。

二、研究区概况与研究方法

（一）研究区概况

雄安新区位于中国河北省保定市境内，地处北京、天津、保定腹地，规划范围涵盖河北省雄县、容城和安新三个县及周边部分区域，辖区国土面积为1560平方公里。雄安新区规划建设以特定区域为起步区先行开发，起步区面积约100平方公里，中期发展区面积约200平方公里，远期控制区面积约2000平方公里。雄安新区定位二类大城市。设立雄安新区，对于集中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探索人口经济密集地区优化开发新模式，调整优化京津冀城市布局和空间结构，培育创新驱动发展新引擎，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二）数据来源

雄安新区的土地利用强度与综合城镇化水平的指标数据，主要源于《保定经济统计年鉴》（2002—2016）和《河北经济年鉴》（2002—2016），其指标包括国内生产总值、第二三产业产值、城镇人口、常驻人口、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和辖区土地总面积等指标。受雄安各县域土地分类数据获取的限制，土地利用强度只能从狭义的角度基于单位土地面积上国民生产总值的经济产出来体现。综合城镇化水平从经济城镇化、人口城镇化及社会城镇化三个指标加权来体现。其中，经济城镇化采用第二三产业产值占GDP比重；人口城镇化采用城镇人口占常驻人口比重来体现；社会城镇化直接选取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体现。

（三）研究方法

“脱钩”源于物理学概念，是指具有响应关系的两个和多个物理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的脱节或不再存在。目前，基于Tapio模型较为常用，它将相对量变化和总量变化两个指标进行综合考虑，以时期为时间尺度的弹性分析方法来反映变量之间的脱钩关系，克服了OECD脱钩模型在及其选择上的困难，提高了脱钩测度的准确性。因此，本文采用Tapio脱钩模型，测算土地利用强度与综合城镇化水平之间的脱钩弹性系数。另外，针对脱钩弹性系数的指标测度，本文中综合城镇化主要从经济、人口和社会城镇化三个方面构建综合城镇化水平指数，为了避免指标体系量纲的差异，使用z-score标准化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同时，采用AHP层次分析法对不同指标进行赋权；最终，所得综合城镇化指标，其数值越高意味着城镇化发展的水平、质量就越高，反之表明城镇化水平或质量越低。

脱钩弹性E的计算公式为［式（1）］：

式中，E为土地利用强度递变速率相对于综合城镇化水平递变速率二者之间脱钩的弹性系数；%ΔQD代表土地利用强度末期相对于初期的变化率；% ΔCZH代表综合城镇化水平末期相对于初期的变化率；m、n分别代表末期和初期，各种脱钩类型含义如表2-1表示。

参照Tapio对脱钩类型的分类，本文将土地利用强度与综合城镇化水平之间的脱钩类型结合实际应用适当调整并划分为六类，分别为衰退脱钩、弱负脱钩、强脱钩、强负脱钩、弱脱钩和扩张负脱钩。具体将Tapio脱钩类型的扩张连接与衰退连接纳入到扩张负脱钩和弱脱钩（或衰退脱钩和弱负脱钩）。

（四）逆向关系释义

脱钩与协同二者之间存在着逆向的内在关联，文中所涉及的土地利用强度与综合城镇化水平之间的脱钩，是结合当前社会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协同演变的现实情况，在既定的时间窗口内，地区综合城镇化水平的提升速度快于它所占用土地资源增加的速度，换言之，弱脱钩是现阶段城镇化进程中不突破土地承载的环境容量，并相对于资源环境压力逐渐缩小的路径选择，是城市土地集约利用与城镇化质量改善的必经之路。

（1）协同上升趋势。扩张负脱钩指在某一给定的时期内一种最为理想的土地利用强度与综合城镇化水平同步提升的状态模式，是城镇化质量高级阶段的表现类型。本文将其设定为“协同上升3级”；其次是弱脱钩，设定为“协同上升2级”；最后是强负脱钩，设定为“协同上升1级”。这3类脱钩类型均表征了城镇化进程中城镇化质量的提升过程。强负脱钩（协同上升1级）→弱脱钩（协同上升2级）→扩张负脱钩（协同上升3级），脱钩类型的递进式转换，反映出城镇化质量提升阶段连续时期内城市土地利用强度与综合城镇化水平之间协同演化逐步高升的趋势。

（2）协同下降趋势。衰退脱钩指在某一给定时期内最不理想或不可接受的状态模式，是城镇化发展的初期表现的状态类型，它意味着这一时期土地利用强度与综合城镇化之间均表现为协同退化的状态，本文将其设定为“协同下降3级”；其次是弱负脱钩，设定为“协同下降2级”；最后是强脱钩，设定为“协同下降1级”。强脱钩（协同下降1级）→弱负脱钩（协同下降2级）→衰退脱钩（协同下降3级），这一脱钩类型递减式的转换，表现出城镇化质量相对后退的过程，反映出城镇化进程中连续时期之间土地利用强度与综合城镇化水平的协同演变逐步下降的趋势。

（3）另外，需要强调的是，如果连续时间的脱钩类型不变，则需要依据土地利用强度与综合城镇化水平二者之间的脱钩弹性系数大小来判定这个时期协同变化的情况。如2011—2012年和2012—2013年两个期间的土地利用强度与综合城镇化水平之间的脱钩类型均为“弱脱钩”，2011—2012年的脱钩系数为0.372，而2012—2013年的脱钩系数为0.330，很明显后一时期小于前一时期的脱钩弹性系数值，说明2011—2012年相比2012—2013年土地利用强度与综合城镇化水平呈现出“协同下降”的变化。

三、基于脱钩视角的协同结果分析

（一）脱钩类型与协同变化的总体分析

雄安新区脱钩类型与协同变化分析根据式（1），得到2001—2015年期间每间隔5年（即国民经济发展阶段）以及每个相邻年份间的雄安新区土地利用强度与综合城镇化水平之间的脱钩弹性系数，并区分了不同时期的脱钩类型以及对应的协同变化的状态（见表2-2）。

由表2-2可以得知，从整体上看，2001—2015年间，即“十五”“十一五”和“十二五”这三个国民经济发展阶段，雄安地区的土地利用强度与综合城镇化水平之间的脱钩类型由“弱负脱钩”经历“衰退脱钩”转变到“强负脱钩”，协同状态由最初的“协同下降2级”经历“协同下降3级”后又迅速上升到“协同上升1级”，协同变化呈现出“先降后升”的变化趋势。具体分析，在“十五”期间，雄安地区综合城镇化水平的递减速率快于土地利用强度的递减速率，属于“弱负脱钩”类型；在“十一五”期间，土地利用强度的递减速率反超城镇化水平的递减速率，属于“衰退脱钩”类型；在“十二五”期间，土地利用强度的递变速率转为快速增长，而城镇化质量的递变速率却进一步下降，属于“强负脱钩”类型。不难发现，在国民经济发展的三个阶段，雄安地区的土地资源不断消耗，土地利用强度不断加强，伴随着经济水平的快速增长，资源利用随着区域发展的不断调整而上下波动（见图2-1）。

由图2-1可以看出，在局部变化上，2001—2015年，雄安地区土地利用强度与综合城镇化水平之间的协同变化波动显著，2006—2010年在经历了相对平稳的变化后，2011—2015年呈现出明显的协同上升的趋势。将研究尺度进一步缩小，以雄安地区土地利用强度与综合城镇化水平的协同状态为持续“协同上升”阶段（2008—2013年）为研究重点，分析发现，雄安地区土地利用强度与综合城镇化水平之间的协同变化在2011—2012年为最佳协同状态，即“协同上升2级”，其脱钩弹性系数为0.505，达到了持续协同上升阶段的最大值（见表2-3）。

分析持续协同上升阶段的各指标变化，由表2-3可见，脱钩弹性系数从2008—2009年的0.362快速调整到2009—2010年的-5.904，同期的土地利用强度递变速率由-0.806快速调整至-10.506，综合城镇化水平由-2.228提升至1.780，脱钩类型由“弱负脱钩”转换至“强脱钩”，协同状态由“协同下降2级”变化为“协同下降1级”；随后，脱钩弹性系数又从2010—2011年的-5.277迅速翻转至2011—2012年的0.505，同期的土地利用强度递变速率从0.999调整到0.372，综合城镇化水平由-0.189递变到0.738，脱钩类型由“强负脱钩”转换至“弱脱钩”，协同状态由“协同上升1级”进阶到“协同上升2级”。分析发现，脱钩指标的快速变化及脱钩弹性系数的不断翻转，导致了指标的协同状态从低级阶段持续晋升到高级阶段，表明快速城镇化时期，雄安地区的土地资源对其城镇化发展提供了重要的资源保障作用，而经济的快速发展也促进土地资源的集约、高效利用。

（二）脱钩类型与协同变化的县域分析

为进一步分析雄安新区各县域土地利用强度与综合城镇化水平之间的脱钩关系，本文继续测算了各县域在不同国民经济发展阶段土地利用强度与综合城镇化水平之间的脱钩系数，并识别了对应的协同状态，如表2-4所示。

“十五”期间，雄安地区的脱钩类型为“衰退脱钩”和“弱负脱钩”，协同状态为“协同下降3级”和“协同下降2级”，即土地利用强度与综合城镇化水平之间的协同关系较为薄弱，处于协同发展的低级阶段。在“弱负脱钩”类型中，雄县的脱钩弹性系数为0.485，是安新县0.297的1.63倍，进而得到协同状态的排序为：容城县＜安新县＜雄县；“十一五”期间，雄安地区的脱钩类型及协同状态类似“十五”期间的类型与状态，不同的是容城县脱钩类型从“衰退脱钩”变换到“弱负脱钩”，协同状态晋升一级，安新县与此相反，雄县保持不变。在可比的脱钩系数中，容城县是雄县的1.31倍，且该阶段的协同排序为：安新县＜雄县＜容城县；“十二五”期间，雄安地区的脱钩类型为“弱脱钩”和“强脱钩”，协同状态较比前2个国民发展阶段都有显著提升。其中，容城县和雄县协同状态上升至“协同上升2级”，较弱的安新县也从“十一五”期间的“协同下降3级”晋升至“协同下降1级”，显著提高2个等级。在可比的脱钩系数中，雄县是容城县的45.9倍，该阶段的协同排序结果为：安新县＜容城县＜雄县。

（三）变化解析

从总体上看，“十五”时期，雄安地区土地利用强度的递减速率慢于城镇化水平的递减速率，而“十一五”时期，土地利用强度的递减速率又快于城镇化水平的递减速率，这两个国民经济发展阶段的指标速率均呈现“递减”变化，且协同状态均处于“协同下降”趋势中，反映出这一时期可能是雄安地区资源利用与区域发展协同演变过程中最不理想的发展阶段，是城镇化发展低级阶段的状态处境。主要由于工业化和城镇化初期，管理水平、技术创新和政策制度等方面的落后与不足，土地资源的边际消耗难以实现经济收益的同步增长，因此，土地资源的利用能效较差；同时，由于二、三产业发展的不足，其产值对GDP的贡献力度有限，并且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能力十分局限，使得推动城镇化发展的经济动力不足，农村户籍向城镇转移的人口速率较慢，人口城镇化进程缓慢。所以，综合城镇化水平受经济、社会及人口等方面的影响，其任意一方面的缺陷或约束，均引起了其指标系统内部的扰动与失衡，导致综合城镇化水平的不断调整。

“十二五”时期，随着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及各县域土地利用规划的有序落实，土地资源的利用能效明显改善，土地利用强度持续加强，但综合城镇化水平仍有待进一步提高。可能的解释是宏观上受制于地区经济发展格局的限制，即北京市、天津市及保定市等核心城市在经济发展上具有明显的优势地位；微观上是人口规模的变化：雄安地区各县域城镇人口数量相对较少，而地区内部二、三产业的快速发展难以吸引外来人口，甚至难以留住本地人口。另据本文统计数据表明，截至2015年年末，雄安地区人口城镇化率约为39.41%，而经济城镇化率约为85.99%，表明人口城镇化率远落后于经济城镇化率，这也是导致“十二五”期间雄安地区综合城镇化水平的递变速率不断下降的原因。

从县域分解上看，经历了三个时期国民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雄安地区各县域的土地利用强度与综合城镇化水平之间的脱钩类型及其协同状态表现出以下三个特征：一是随着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雄安地区各县域的脱钩类型均发生了明显的改变，且协同状态均呈现出显著的上升趋势。二是根据各县域的协同关系排序，雄县土地利用强度与综合城镇化水平的协同关系较强，安新县则相对薄弱，反映出土地资源利用与城镇化水平之间协同状态具有明显的区域差异。三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尤其“十二五”期间，相同脱钩类型的脱钩弹性系数的倍数关系明显增强，协同分化趋势明显，意味着在快速城镇化阶段，雄安地区的资源利用能效与区域发展质量的耦合协同关系愈发显著，构建和谐共生、互利互惠的协调发展模式意义重大。

（四）发展策略

2017年4月1日，雄安新区获批设立，这是党中央、国务院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为有效缓解北京及周边地区的城市发展压力，治愈首都城市诟病，雄安新区成为承接非首都功能的建设新区。由于雄安新区地理位置优越，自然本地出色，土地开发强度较低，生态环境优良等地域优势；且随着快速城镇化进程，雄安地区的土地利用强度与城镇化水平的协同效应愈发明显。因此，雄安新区在落实国家战略布局上应遵循资源利用与区域发展的协同演变规律，进一步做好雄安新区土地利用规划与战略发展目标的总体安排。

（1）遵循资源利用与区域发展的协同规律，加快培育京津冀地区的创新动力引擎。雄安新区城市功能的尽快实现需要遵循资源利用与区域发展的协同规律，尤其是在政策推动下雄安新区的空间布局与资本入驻，势必触发新区在资源利用强度与城镇化质量二者之间极速的脱钩变换。通过遵循资源利用与区域发展的协同规律，才有助于雄安新区快速、高效地建成具有创新动力引擎的国家级新区，促进京津冀城市群的经济联动与区域协调。

（2）探索“严控增量，涓涓溪流”供地模式，提供行之有效的土地利用政策。雄安新区的土地供应模式应该结合新区建设的实际用地规模，尤其是建设初期，“合理控制新区开发边界，优化新区内部空间结构，提高资源利用的综合效能”是雄安新区土地利用规划的核心策略，“严控增量，涓涓溪流”的供地模式将成为雄安新区土地集约高效利用的制度保障。

（3）探索绿色共享产业链条，形成环境友好型的生态新区。结合“十三五”规划提出的五大发展理念，即“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进一步创新经济发展模式，通过全面引入国际先进的管理经验和前沿科技，培育创新型绿色产业链条来加速雄安地区的经济发展。为构建环境友好的生态新区，实现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的最大化，雄安新区应突出“湿地”生态的本底特征，合理进行土地功能分区，组团开发城市空间，率先引入含有绿色·共享·创新概念的高新技术产业入驻新区，同时吸引中央机关、企事业单位总部落户新区，实现人口与产业的同步转移，加速形成环境友好、功能完善的国家级生态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