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千年大计·国家大事·通向未来

——构想雄安新区的美学治理新范式

林玮

摘要：雄安新区是国家作出的一项重大历史性战略选择。作为“千年大计”，它的规划发展需要体现出大国风范的美学特征，这从中央对其“四个坚持”“七项任务”等导向性政策中可以看出来；作为“国家大事”，雄安新区的规划应在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京津冀一体化协同发展和国家发展的整体格局中，分别表现出中华美学精神的不同核心价值；在未来城市的治理形态上，雄安新区应探索出一种带有自觉美学追求的新理念、新体系，以打造中国城市建设的典范。美学治理是中国城市化进程与社会发展迄今而出现的新范式。

关键词：雄安新区 美学治理 美学规划 新型城镇化

雄安新区的设立，作为“千年大计、国家大事”，暗含着国家对城市化进程、区域治理现代化、京津冀协同发展及首都圈建构的宏观思路与未来图景。它是在一片现有开发程度较低、发展空间充裕且临近首都的区域中建设一座新城市，更是在新发展理念下，按照国家导向，以新体制、新方法来规划建设一个创新发展示范区，是以“未来的标准”构建的“未来的城市”。可以说，雄安新区的发展方向明确，导向清晰，又具有充分的想象空间。而根据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雄安新区的建设“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从市民需要出发”“给老百姓更多的实惠，让他们有更多的获得感”。这就为其规划建设提供了人本思路，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市民生活为中心，完成城市发展的建构。目前的雄安人口密度尚较低，因此，总书记对“市民需要”的关切，不但是着眼于其未来，更是要突出雄安新区之于中国新型城镇化进程的典范意义，彰显城市治理之于“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的重要属性。

以人民为中心，以市民生活为中心，乃是一种突出人的物质和情感需求的城市发展思路。它在强调“宜居的环境”，要求物质层面具有审美意义的同时，又重视“优质的公共服务”，倡导人与社会之间的情感互动，能够让人民群众产生幸福感与获得感，因而也是一种带有自觉美学追求的发展思路。这种发展思路可以视为雄安新区作为未来城市治理的美学新范式，也可以认为是其作为国家导向的创新发展示范区域更具普泛和标杆意义的价值所在。

本文尝试从政策解读、规划基础与城市治理三个方面对雄安新区的建设发展方向和路径进行解读，讨论其作为千年大计、国家大事，以及通向未来城市的多维意义，力图以雄安新区为代表，勾勒一种城市发展美学治理的新范式，为中国新型城镇化的发展道路提供美学上的参照，从而回应和阐释全球化时代中国崛起的城市语境。

一、千年大计：国家导向的美学解读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设雄安新区是“千年大计、国家大事”，是一项重大历史性战略选择。概括而言，雄安新区的建设意义有三：一是作为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集中承载地，承接北京疏解出的行政事业单位、总部企业、金融机构、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等，可以缓解首都的“大城市病”；二是作为第19个国家级新区，对标深圳和上海浦东，着眼于京津冀一体化，可以为中国经济的点状崛起创造新的经验和可能；而更具普遍意义的是，雄安新区的建设以“未来城市”为指向，可以为中国城市发展，乃至世界城市生活提供一种标杆式的参照和定位。就此而言，不妨将“千年大计”与“国家大事”分开考虑，前者是指雄安新区作为中国发展的“未来城市”，城市治理“以人民为中心”，注重“人的生活”的价值指标；而后者则是其城市发展规划的现实考量，是雄安新区得以提出和建设的物理条件。“千年大计”是国家导向，“国家大事”是现实基础，分别对应雄安新区的政策指向与规划基础。

以习近平总书记的多次指示为核心，关于雄安新区的国家导向性政策大致包括“四个坚持”“七项任务”和“三条原则”。对这些导向性政策进行美学解读，可以找到雄安的城市发展图景，也是理解雄安新区发展规划人本思路，体现城市发展美学治理新范式的前提。

坚持世界眼光、国际标准、中国特色、高点定位，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坚持保护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延续历史文脉，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对雄安新区发展提出的基本要求。从美学角度来看，这“四个坚持”分别体现了城市风范的气度美学、居住环境的生态美学、社会治理的生活美学和历史传承的价值美学。

分而论之，雄安新区城市气度要体现辩证的一体两面，既要有世界范围内的宏大眼光，要有国际标准上的高点追求，又要有中国特色，有传统文化和当代中国发展道路的意涵表征；其城市环境在物质与人文（社会）的一体两面，要分别注重“绿色、宜居”和“人本、民生”；从其城市治理的要求看，“绿色”是为“民生”服务的，“生态优先”的目的在于生活品质的提升。因此，围绕“人的生活”（市民需要），体现“以人民为中心”，是雄安新区规划发展的根本指向，而这恰是延续历史文脉以民为本、仁者爱人、天下大同的必然要求。

如此来看，“四个坚持”可以归纳为雄安新区规划发展的美学内涵与核心，是要在坚持国际视野与传统价值的同时，突出“以人民为中心”，突出“人的生活”之于城市的根本意义。毫无疑问，这“四个坚持”不但是总书记对雄安新区发展建设的要求，也是中国未来城市建设都应该努力实现、积极探索的价值标准。而要实现这种美学追求，就需要更进一步阐释“四个坚持”的落实要求，即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雄安新区规划建设“七项重点任务”：①建设绿色智慧新城，建成国际一流、绿色、现代、智慧城市；②打造优美生态环境，构建蓝绿交织、清新明亮、水城共融的生态城市；③发展高端高新产业，积极吸纳和集聚创新要素资源，培育新动能；④提供优质公共服务，建设优质公共设施，创建城市管理新样板；⑤构建快捷高效交通网，打造绿色交通体系；⑥推进体制机制改革，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激发市场活力；⑦扩大全方位对外开放，打造扩大开放新高地和对外合作新平台。这七项任务可分为三个层面：第一项任务是总体要求；第二项至五项任务是环境要求，自然环境“优美生态”和社会环境高新产业集聚、公共服务优质、交通网络高效；而第六项与第七项任务则是路径要求，即坚持改革开放。

显而易见，经过分解的七项重点任务也是中国任何“未来城市”的“一张蓝图”。而从“七项任务”中，同样可以看到国家政策导向对于雄安新区的美学寄望。这七项任务，从总体要求突出的绿色、智慧开始，到环境要求倡导的优美、优质、快捷，乃至路径要求体现的开放与活力，无不具有美学意义。于此，以“七项任务”政策导向中美学意味体现得最为明显的“环境要求”和相对隐晦的“路径要求”（改革开放）为例，做一点分析与解读。

习近平总书记在对雄安新区规划发展的要求中，特别富有诗意地提到要“构建蓝绿交织、清新明亮、水城共融的生态城市”。这一要求的核心在“水”。雄安新区是北方城市，“水城共融”尚如此要紧，更遑论中国其他地区。对此，新华社更为直白地点评道，习近平同志来自南方，“曾在宁德、福州、杭州等南方城市工作，对山清水秀的生态之美感触至深。”事实上，“水”极富美学意味，不仅在于自然、生态“山清水秀”的意义，在中国传统美学中，它还带有典型的“治理”意味。“水”之清廉是君子道德的象征，老子说“上善若水”“善利万物而不争”“万物恃之以生而不辞，功成而不居，衣养万物而不为主”，与总书记要求建设雄安新区要有“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是相通的；而“水利”一项更是中华国家治理传统的重要内容，从远古时代开始，“治水”就是安民生、定天下的关键，是造福万民的隐喻。从这个角度来理解总书记“蓝绿交织、清新明亮、水城共融”的诗意表述，就看到雄安新区规划建设中“以人民为中心”的民生意义，看到“人的生活”在政策导向中的核心地位；否则，只有客观的物质环境一面，很可能使“水城融合”衍为有名无实的“形象工程”。

再就顶层设计对于雄安新区的路径要求而言，“推进体制机制改革，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目的在于“激发市场活力”，而“扩大全方位对外开放”，充分引智、引技的目的也在于形成内外交融，不断融合创新的城市生态。前者以市场为基础，后者以世界为参照，其意义都是为了使城市得以新陈交替，充满活力，能够“吸纳和集聚创新要素资源”。“活力”是生命美学的根本特征，“融合”则是文化创新的必然要求，二者的结合不但能够使城市本身作为“人的生活”之物质载体，呈现出环境与系统的更新、进步，更重要的是能够让“人的生活”本身体现积极进取的状态，实现“创新、活力、联动、包容”——这是2016年G20杭州峰会的世界经济主题，也是世界城市生活的时代内涵。

诚如学者所言，“人的生活”与城市载体之间具有互动效果，可以激发新的意义与可能，“24小时接连不断的日常生活对提高城市街区活力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可以产生对城市各种设施的使用需求，提高了用地的混合性，自然也就提高了其文化创意诞生的可能”。此处的“文化创意”，包括了制度、科技、创业环境的改革创新，也包括了技术研发和转移、成果孵化与转化的高效、迅速，及其带来人/市民生活的积极活力。而在如此高标准、重视人民生活（民生）的美学价值追求下，雄安新区必然不可能是“传统工业和房地产主导的集聚区”，而是以创新驱动，尤其是文化创新驱动为原动力的国家城市创新发展示范区。

由此可以讨论雄安新区建设的“三条原则”：一是绝不搞土地财政；二是一定考虑百姓的长远利益；三是绝不搞形象工程。“土地财政”是中国旧城镇化的老路，显现不出新的发展理念，因而是对“千年大计”的“矮化”；而“形象工程”只是纯粹物质层面的改变，缺乏“以人民为中心”，缺乏对“市民需求”和“人的生活”的深刻关照，因而是对“国家大事”的异化。唯有“考虑百姓的长远利益”，在对城市进行美学规划的基础上，不断探索户籍、医疗、公共服务、行政管理和投融资等方面的体制机制改革、扩大对外开放、促进贸易便利化，建立城市社会的现代美学治理体系，形成具有自觉美学追求的政策体系，才能使雄安新区真正成为“千年大计、国家大事”，成为具有世界标杆意义的城市典范。

二、国家大事：城市基础的美学规划

选址雄安新区，国家充分考虑到了城市发展的物质基础和民生成本。除区域优势和交通便捷外，它地处平原，便于建城，生态良好，开发程度低，建筑少，可供开发的土地充裕，可塑性强，建城对当地百姓的生活影响小。可以说，雄安新区的建设在很大程度上是“于白纸之上绘蓝图”，因而其规划可以具有更为自主的美学追求。但雄安新区的美学规划还必须虑及“国家大事”的价值与效果，亦即上文提及的建设雄安新区作为国家重大历史性战略选择的两点意义：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和作为国家级新区对区域经济的推动意义。

首先，对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来说，尽管国家媒体一再申明建设雄安新区“既不是什么‘迁都’，也不是什么建设‘副都’”，但作为众多试图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的区域之一，雄安的“集中承载”显然更富有标示性意义——相比石家庄、保定、上海奉贤等地，它不但靠近首都，便于接纳来自首都的高水平总部企业、金融机构、高等院校，而且能够在近似“白纸”上构建蓝图，更面临着以“世界眼光、国际标准、中国特色、高点定位”进行建构的要求，其规划必然需要具有“国家气派”，其城市形象、城市规划以及城市治理水平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当前我国的“国家队”，体现着国家意识的审美要求。

因此，在美学规划上，雄安新区的城市建筑、功能布局、产业分布、板块组合都应具有大国大都的风范和气派。一方面要坚持“靡革匪因”，牢牢把握“十三五”规划提出的“和谐宜居城市”要求，将绿色城市、智慧城市、创新城市、人文城市、紧凑城市，以及海绵城市、创意城市等新发展理念融入其中，打造“树我邦国，天下来同”的典范，另一方面则要坚持“靡故匪新”，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延续历史文脉，使新区具有旧传统。这不但是城市规划自身场景识别性的要求，更是指向未来的整体趋势，亦即如论者所言：“如果说此前中国的大部分现代化城市建设都是向外借鉴学习，那么在多年积累的基础上，雄安新区将建构一个蓬勃内生、发扬传统、自信开放的现代化城市，从而达到‘从跟跑到并跑再到领跑世界’”。而事实上，当前世界城市的规划与发展也正在出现“向亚洲学习”的浪潮。

以“水城融合”为例。华北平原最大的淡水湖白洋淀，加上漕河、南瀑河、萍河、南拒马河等多条河流交汇在雄安新区，构成了中国北方难得一见的独特生态。历史上，与这一环境相配合的是四种场景，前两种看似功能相悖：一是北宋朝廷改造河道，建构“水长城”以抵御契丹的边境场景，表现出雄县的屏障意义；二是顺应“水长城”而屯田养兵，种植稻谷的生活场景，表现出日常生活意义；而“檀渊之盟”后，这里出现了第三种与百姓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商业场景，即雄州榷场，宋辽两国开放贸易，促成文化交融——当地居民的生活本体、地缘的独特功能（边防）和时代的特殊需求（跨境贸易）在上述三种场景中结合得堪称无缝。而第四种场景则是清代康乾时期，白洋淀曾为皇家牧马场，建有四座行宫，供皇帝水上围猎与赏景赋诗。这是一种脱离了百姓日常生活，但凸显出雄县、白洋淀一带地缘优势（靠近京畿）、生态优势和历史人文优势的特殊场景，是雄安具有国家气派的传统因素。

这四种场景分别体现出雄县、白洋淀的地缘、生态、经济和政治意义，是今天规划雄安新区可资借鉴的历史资源。延续其文脉，融雄安新区“地缘、生态、经济”意义而治之，通过互联网、物联网、智慧城市等现代技术手段，将水与绿色城市、创新城市、人文城市、海绵城市等城市形态相结合，就不但可以发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经济基础性作用，通过发展包括文化产业在内的多种实体经济，变“水”为“富”，更可以使自然水体延伸而成为电影院、咖啡馆、图书馆、餐厅、主题公园等休闲场景，成为总部经济、产业园区、高等学府的办公、办学场景，成为城市创意阶层的灵感来源、城市居民乡愁的来源。而在这一“水”与“城”互动的过程中，作为中华美学精神核心的“天人合一”观理应贯穿城市规划建设，以及日后城市生活展开的始终，使雄安新区的生产、生活、生态都呈现出对中华美学精神的自觉依归，呈现出大国风范的审美传统，特别是使市民具有自觉的美学意识。这样，雄安新区在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的规划上，才能体现出自觉而深厚的国家审美意识。

其次，建设雄安新区作为“国家大事”的意义还表现在其作为第19个国家级新区的特殊性上。其实，具有国家气派、代表国家形象是国家级新区的普遍规划追求；浦东新区、深圳特区也具有一定的国家象征意义，是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代表中国的文化符号。但是，与它们不同，雄安新区的规划建设有其当务之急，即是要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因而不可避免地带有更明显的国家美学色彩；同时，雄安新区的地理位置乃京津腹地，距离北京、天津都只有100公里，处高速公路1小时、城际高铁0.5小时交通圈之内，可以与这两座城市形成充分的互动，因此，其规划发展还需要放置在京津冀一体化的跨区域语境下进行分析。

从“首都圈”（1982）到“京津冀协同发展”（2014），北京、天津和河北三地之间由于体量和产业发展阶段的差距，长期以来没有形成良好的互动格局，其主要表现是河北一省没有一座足以与京、津两地相匹配的城市。究其原因，一般都认为是京、津两地的“虹吸效应”。而通过雄安新区的打造，吸引北京部分功能疏解、搬迁，是阻断“虹吸”的根本途径。这一做法在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同时，也体现了“尚和合，求大同”的美学意义，体现了京、津、冀（雄安）三地在由“首都圈”“环渤海圈”“大北京”“京津冀都市圈”等理念引导而相互濡染之后的美学效果。这种美学效果表现在政策上，即是2015年4月出台的《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这一“纲要”的核心目标就是要有序地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

“和而不同”的美学，要求雄安作为国家级新区的规划要立足于京、津两地的已有样板，立足于自身的历史文脉与自然生态，“自觉打破自家‘一亩三分地’的思维定式，抱成团朝着顶层设计的目标一起走”，不但在功能定位、产业分工、城市布局、设施配套、交通体系等方面与京津两地互通互联，还要在城市规划的美学风格上与京津冀三地互和，使得京津冀的区域规划具有整体美学效果。具体来说，雄安新区的城市美学规划应具三点特征：一是在自身发展的历史脉络和大国大都的视野上找到自身的审美独特性，突出视觉辨识度；二是与“未来城市”“创新发展示范区”的定位相统一，突出绿色、智慧、宜居；三是城市美学风格要融入京津冀一体化的整体语境中，突出三地长期相互影响、濡染的美学效果。这可以2015年作为保定市“一号工程”出现的、投资额达313亿元的白洋淀科技城为其前身，在“科技服务”和“创智休闲”两个方面表现出于京、津两地的差异性和融合性。

另外，还值得指出的是，建设雄安新区作为“国家大事”还需从国家发展的总体格局加以审视，以体现“全局上谋势，关键处落子”的整体美学观。贯连雄安新区及其对标城市（深圳特区、浦东新区），可以看出国家级新区发展“80年代看深圳，90年代看浦东，21世纪看雄安”的历时性表达与“南深圳、中浦东、北雄安”的共时性存在。这一“三步走”与“三联动”乃改革开放以来三代领导人进行“接力赛”的结果，是中国道路的三座里程碑。它们形成了“三生万物”的大格局，是中国模式的战略显现，也是中国崛起的美学蓝图。

三、通向未来：城市生活的美学治理

从具有自觉美学追求的导向性政策制定，到城市发展物理空间的美学规划，最终落实为“人的生活”，落实为百姓实实在在的幸福感与获得感，中间还需要经过一个由政策导向而形成社会运行机制的城市治理过程。雄安新区是在由大城市病而导致的“逆城市化”出现端倪之际诞生的，其城市治理必然具有与传统城镇化进程所不同的新理念和新表达。

用习近平总书记的话说，就是“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从市民需要出发，做到疏密有度、绿色低碳、返璞归真，提供宜居的环境、优质的公共服务，有效吸引北京人口和功能疏解转移。”要对北京人口形成“有效吸引”，绝非生活条件完善即可，更要有富于情感意味与价值归属的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方式，让外在于“人的生活”的客观条件转入人的情感价值层面，通过优质的公共服务，使市民有尊严、有获得感。这就需要在城市治理上牢牢把握人的情感中介，想民所想、急民所急，真正做到“体会民情、打动民心、赢得民意”。这种诉诸共情与同理的城市治理方式，其基础正是美学上“移情”作用的社会显现，是城市发展的一种美学治理。任何治理，归根结底都是通过人际交往来完成的。治理无外乎管理者与民众之间的情感和信息传递，其成功的关键在于尊严的给予与获得——通过有效的、有组织的人际交往，让民众有获得感和尊严感，进而对城市产生价值归属与身份认同，就是成功的城市治理。以浙江省“最多跑一次”的改革为例，其通过完善政府信息系统，“让数据多跑路，让群众少跑腿”，赢得广泛称赞，就是一种极有成效的“以人民为中心”的美学治理和改革实践。

美学治理是一种新的治理形态，是中国现代化进程发展到今天才有可能出现的国家（城市）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新表达，也是全球治理理论创新的题中应有之义。在传统的统治/管理思路中，由政治—行政二分带来效率与价值二分是其弊端之源。自20世纪30年代古德诺（Goodnow）开始，“政治是国家意志的表达，而行政是这种意志的执行”的观点就深入人心。而以马克斯·韦伯的科层官僚制为代表，行政管理日趋技术化、理性化；公务员队伍作为工具，不应有情感倾向的观点更是日渐明显。与之相伴的是市场带来的平等主张，认为“目标相同的顾客所得到的利益也应该是相同的”，公务员应平等对待所有“顾客”（民众）。

这种国家统治/城市管理思路在当代中国至少遭遇以下三个层面的冲击：

首先，西方管理思想与形态的谱系更迭和自我反思。20世纪60年代以来，以社区、志愿部门为代表的基层社会组织蓬勃兴盛，对传统公共行政非人格化的、冷冰冰的公务员治理体系构成了明显挑战，而这种第三部门的治理方式在20世纪末进入中国，至今已有一定社会共识和民间基础。

其次，西方非人格化的“管理”方式随着改革开放而逐渐进入中国，与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作为党的三大作风（三大优良传统）之一而提出的“和人民群众紧密联系在一起”，形成了治理理念上的张力，二者间有一定的裂隙。正因为此，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要求加强党的作风建设，为民、务实、清廉。由于党的执政在中国具有特殊性，以“群众路线”为价值指归、以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价值追求、以人民为价值中心的社会治理形式在某种意义上也应当成为整个国家公共行政，尤其是与新型城镇化道路相结合的未来城市治理形式——它带有党的组织色彩，是具有中华传统与中国特色的社会治理形态，它强调“鱼水情”“一家亲”，富有强烈的情感美学意义。

最后，发展迅猛的互联网技术有效地弥补了传统“管理”方式的效率不足之忧。以马克斯·韦伯为代表的西方治理理论之所以对工具化、理性化的科层化官僚治理形式倍加推崇，正是因为它效率高。效率被认定为“官僚制的美德”，是“无可匹敌的权力手段”。但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尤其以物联网为特征的智慧城市建设，社会治理的效率问题已大为改善；更重要的是，互联网带来的共享理念使马克思的社会共同治理理想有了实现的可能，即“全体社会成员共同使用全部社会工具和按共同协议来分配产品”，这在今日中国尤其明显。其实，在物联网的世界中，城市治理所遇到的问题并非效率，而是“物”后的情感，是如何通过非人格化的“物联”实现“心联”的问题——这是心联网哲学在今天受到关注的原因。

建立在智慧城市基础上的雄安新区，作为通向未来城市的起点，其城市治理应该率先完成体系与能力的现代化，实现以情感为中介，将优美的生态环境、高效的交通体系、高端的高新产业、优质的公共设施等“物”之美，转入人心之中；通过城市治理新理念、新手段，形成富有美学意味的新治理体系，使市民获得情感上的尊严、身份上的认同与价值观上的自信。这种基于情感的自信是制度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文化自信的内化，是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幸福感与获得感，也是雄安新区得以作为“中国城市建设的典范”之内涵式意义。

四、结语

过去30多年来，中国的城市经济保持稳步增长，“高楼大厦”成为城市化的物质基础，也导致了“千城一面”的缺憾。而随着中国的崛起，人民群众生活的富足，今日之中国开始进入了一个美学时代。对审美的需求，尤其对作为美学核心的情感交往与身份认同的需求，成为人民群众的生活重心之一。10余年前，“日常生活审美化”作为一个公共问题进入学术视野，仍被许多人所质疑；而今，在新型城镇化道路不断拓宽，城市建设日新月异，不但城市发展和规划需要美学的介入，城市生活与社会治理的方方面面都应该具有相对自觉的美学追求，以改变“千城一面”，形成不同城市的独特美学风格和中国城市的美学治理标准。

雄安新区作为第19个国家级新区和创新发展示范区，理应在历史包袱最小、社会期望最高的情况下，积极探索出一种新的治理理念、治理形态和治理范式。本文从政策的美学解读到城市的美学规划，最后聚焦于社会的美学治理，为雄安新区的发展提供一种可能的思路。它可以归纳为城市/社会的美学治理范式，核心就是“以人民为中心”和“从市民需要出发”。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影像表达及其美学诠释”（项目号：16YJC760035）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