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硅谷与雄安新区对比研究

——基于文化资本、智力资本、财务资本的雄安新区发展策略

邵洪波

摘要：本论文从胡孚琛先生提出的“财力社会”“智力社会”“德力社会”的社会发展规律入题，“从财务资本”“智力资本”“文化资本”三个角度，结合创新创业的时代背景，对硅谷和雄安新区的发展，从时、空两个角度进行解读，提出雄安新区发展的策略性意见，即经济角度，短期靠财务资本、中期靠智力资本，远期靠文化资本；文化角度，东方互鉴，古今兼容，综合创新，形成“千年大计、国家大事”视域下的雄安新区文化策略。

关键词：文化资本 智力资本 财务资本

一、财务资本、智力资本与文化资本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胡孚琛先生指出：“当今世界的前锋已经由财力社会向智力社会进化，代表人类社会智慧结晶的现代科学技术早已成为社会历史发展的杠杆。随着20世纪西方世界后现代主义新启蒙运动兴起，科学主义及工具理性万能的弊端日益暴露，老子的道学文化成为世界各国学者研究的热点，全世界出现了从智力社会再向德力社会回归的契机。德力社会就是以道学文化为主导意识形态的大同社会。”实际上，上述从社会角度论及的财力社会、智力社会、德力社会，与从资本角度论及的财务资本、智力资本和文化资本等概念呈现对应关系。

财务资本通常指组织中可用货币度量的资本。经典的索洛增长模型技术外生给定，因此经济的长期增长主要依靠人均投资拉动。给定技术条件下，一国经济达到稳态的时点取决于储蓄率的高低，因此增加储蓄率进而增加人均投资，有助于经济的长期增长。此时，财务资本在经济增长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智力资本由人力资本、关系资本与社会资本三部分构成。经济到达稳态后，进一步的经济增长来自于对技术的突破与革新，亦即内生增长模式为主要方面。此时，智力资本受到人们的重视，就某一区域而言，智力资本可分为区域人力资本、区域关系资本与区域社会资本。智力资本的提升有助于经济体突破稳态，实现进一步发展，也是经济长期增长的源泉。

文化资本是布迪厄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资本概念扩展后提出的一个社会学概念，与智力资本有一定的重叠，尤其是其中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而价值观念、思维方式、信念信仰等仍可放在智力资本之外。进一步放宽视阈，则可发现经济在数百年乃至数千年的较长时期的增长，不仅取决于增长函数所给定的技术、稳态，还取决于区域在较长时间内所积淀的文化。如果说智力资本影响了技术水平，那么文化则影响着智力资本的形成时间、总量多少与质量高低。

综上所述，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短期主要在于财务资本，中期在于智力资本，而长期则在于文化资本。

当前中国已进入工业化中后期，须走以知识和科技为先导的新型工业化道路。此时，“人的智力”成为第一生产要素，知识、信息等无形资产成为主要的要素投入。这类要素投入具有非稀缺性、非排他性与非消耗性等特点，其生产率远高于资本和劳动力。新时代的竞争力结构以智力资本为核心，而智力资本的核心是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企业家是经济活动的重要主体，企业家精神是未来中国经济提质增效、转型升级的重要动力。

作为美国经济巅峰的硅谷，经过近百年发展，成功地适应了变化中的国际竞争格局，成为世界公认的高新科技发源地和信息技术产业核心区。硅谷在财务资本、智力资本和文化资本结合方面具有世界范围内的独特性和前沿性。而于2016年4月1日横空出世的雄安新区，其未来发展亦须将财务资本、智力资本与文化资本有机结合，走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如果雄安新区模式成功，将是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一次重要升级，也将是人类社会与文化发展的新模式与新样板，其意义超越中国，超越千年。

二、硅谷发展的时空背景

文化有多种定义。人们习惯上至少将宗教、科学、哲学、文学艺术、社会伦理（包括民俗）作为基本的文化要素，体现了人类对“真、善、美”的追求，“科学和哲学是对客观真理的追求，是人类对自然和社会的规律性进行理性思维的结果；伦理学是人类对善的追求，是人为提升动物性和社会性的素质所必需的道德约束与生活规范；文学艺术则是人类对美的追求，是人对自然和社会的感悟和超越。宗教是人类文化的母体，是人类的终极关切（Ultimate concern），是超越人类理性的非理性体验，是人类心灵的完整状态，因而是文化的最高层次。”

古往今来，每一个伟大民族都有自己博大精深的文化，每一个现代国家都把文化作为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的重要力量。文化是维系民族团结和国家稳定的重要基础，是国家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强盛，不仅可以形成一个民族巨大的凝聚力和文化认同，而且由这种认同感和凝聚力所形成的安全屏障，可以极大地提高国家整体安全度，由此赢得良好的国际安全环境，成为国家稳定发展的重要力量。

如果说物质是城市的基础，文化则是城市的灵魂；经济是城市的实力，文化则是城市的魅力；经济建设创造城市的现实财富，文化建设最终决定城市的历史地位。在基础设施和硬件配备日益趋同的今天，城市的特色被消弭，而文化是一种“救赎”，是使一个城市不同于其他城市的一张特有名片。

研究硅谷的发展，需要从其更长远的欧美文化根基讲起。

（一）美国的文化精神发展

欧美资本主义文化主要根基有三：“一是古希腊的理性逻辑思维及由此形成的自由、民主、科学传统；二是古罗马的政治法律制度、公民身份观念及由此形成的人权和法治传统；三是希伯莱人的宗教信仰及由此形成的基督教伦理价值观念。”西方文化假定人性本恶，因此约定最低界限，即在法律允许范围内，个人自由不受侵犯，并由此形成根深蒂固的人权观念。个人自由不得妨碍他人之自由，必须以法治约束；法治运行又要防止专制权力破坏，须以符合多数人意愿的民主保障。“如此法治以自由为根基，科学以民主为条件，乃是西方社会近三百年迅速实现现代化的动力机制。”

马克斯·韦伯立足于宗教社会学，第一次揭示了禁欲主义新教伦理与商业精神的渊源关系，论证了为什么很多企业家毕生为积累财富而奋斗但却对财富消费不感兴趣，反复言及的大概只有两个词：贪婪与控制。韦伯认为，源于达尔文宿命学说的生命观念，使得那些人勤俭、自律、诚信、清洁、对单纯娱乐非常厌恶，对劳动的热爱对应成为“上帝感召中的使命感”，他称之为“新教精神”，而这正是现代西方经济成功的精神起源。韦伯的观点，一言以蔽之，即没有宗教基础就没有道德契约，没有道德契约就没有企业家阶层，没有企业家阶层就没有资本主义发展。其结果是大量勤勉的、苦行的俗世行为在世间涌现，对效率孜孜不倦的追求成为表明信仰的方式。由这种伦理所促成或至少强化的理性，汇合诸多其他因素，增强了对现代资本主义制度的影响。

美国文化的基本特征是自我实现，“即将个人从传统束缚和归属纽带（家庭和血缘）中解脱出来，使得他能按自己的意愿‘塑造’自己”，为了实现自己的“发财梦”，在较为公平和相似的起点上奔跑，投入利益的激烈竞争。美国人创造了一种多民族的人群重新聚合的新模式，将脱离传统、自由放任、个人主义、实用主义、物质主义、冒险发财等社会心理要素演变成其“文化基因”。美国总统华盛顿在立国之初集西方政体精华创建的政治文化，亦为美国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提供了相对自由、公正、宽松的社会氛围，知识分子的人格尊严得到法律的保护，世界各地学术精英汇聚美国，世界科教中心也离欧入美。

美国文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迅猛发展，其集中了欧洲文化的某些精华的同时，又把欧洲工业文明的弊端积累至顶点，使美国优秀文化基因逐渐变质。美国经济是由有势力的大财团、大集团操控的经济，“钱管政府”乃至将其触角延伸至联合国，市场竞争的经济规律取代了神圣教条的传统权威，宪法和政治制度保障了每个美国公民不尊重传统的自由，物质成就标志着美国人的荣誉，从而使科技发展与人文精神产生脱节，将加尔文派清教徒的伦理精神丧失殆尽。而美国的贫富差距和中国以及其他西方经济体不同，种族差异和歧视使分配不均几乎成了永远无法化解的矛盾。美国2001年的“9·11”事件乃至2008年金融危机的引发，均与这些弊端息息相关。由于美国历史较短且仍处于发展过程中，社会兴衰周期还没有在美国得到充分体现。

（二）硅谷成功的“天时、地利、人和”

硅谷成功是一系列因素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的结果。套用中国古话，即“天时”“地利”“人和”，造就了今日硅谷。

1．天时

硅谷是目前世界上最著名、最成功的科技园区。半个多世纪前，硅谷还是一片环绕旧金山湾南端的农耕用地，只有圣克拉拉峡谷因其橘子林和李子树而为人所知。硅谷并非指一个固定的区域或行政单元，而是一个以高新技术产业集群为发动机的不断扩张的创新区域。目前，硅谷的范围大致包括旧金山湾区（San Francisco Bay Area）的南部，由圣克拉拉县与临近的圣马刁县（San Mateo County）以及圣塔克鲁兹县（Santa Cruz County）组成，总面积约1500平方公里，人口239万，就业人口117万。

硅谷的发展经历了四个阶段。

（1）国防工业阶段（20世纪50—60年代）。早期的国防工业为硅谷的发展提供了资金支持和技术保障。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硅谷地区国防工业的发展为其电子工业的产生、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基础。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朝鲜战争时期，硅谷由于临近旧金山港湾和众多大学（如斯坦福大学），成为此时期国防工业的集聚地。冷战阶段，为了在“军备竞赛”以及太空技术上保持领先，美国国防部门投入了大量资金用于开发先进技术。通常，他们提出技术标准，然后在众多研发公司中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这些投入激励了地方高新技术的发展，如惠普公司就是在这一时期诞生的。为了获得稳定的技术来源，国防部门会同时资助不同的公司开发技术，这无疑又促进了技术的扩散。这一阶段只是硅谷的萌芽期。随着国防技术商业化领域的发展，硅谷进入了其发展的起飞阶段。

（2）集成电路阶段（20世纪60—70年代）。集成电路最初的买家是国防部门。1962年，国防市场就消化了100%的IC产量。随着半导体商业用途的日益广泛，国防市场的份额开始下降，集成电路进入到日常消费领域。1959年集成电路的发明导致60年代到70年代半导体工业的急剧增长。以肖克利半导体为例，它产生了仙童半导体公司及众多的后起之秀，包括英特尔、AMD和国家半导体等公司。1959年到1976年产生在硅谷的半导体公司有45家，而同一时期，在美国其他地方总共才产生5家半导体公司。在此阶段，《电子新闻》记者霍弗勒（Don Hoefler）首次将这一以生产电脑芯片为主的地区命名为“硅谷”。此次技术浪潮由于英特尔公司发明了微处理器而逐渐停止，而微处理器为下一次技术浪潮（个人电脑）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同时，在现货芯片产业，国外企业的激烈竞争也对这次浪潮造成了影响，促使半导体工业转向更专业化的芯片领域。

（3）个人电脑阶段（20世纪70—80年代）。国防和集成电路产业的发展使硅谷集聚了大量的技术公司、辅助企业、风险投资企业以及乐于从事个人电脑开发的人才。一些经常参加“自制计算机俱乐部”聚会的年轻人创立了包括苹果电脑在内的20多家计算机公司。这一爆炸性的增长使硅谷的企业数量从1975年的830家迅速扩展到1990年的3000余家，而就业人数也相应地从10万人上升到26.7万人。在诸如太阳微系统公司的引领下，个人电脑在商业上快速发展，这些都促进更成熟的工作站的发展。同时，它也为下一次的网络革命播下了种子。

（4）“硅谷”到“网谷”的转变阶段（20世纪90年代至今）。20世纪90年代开始，硅谷又经历了一次以网络经济的迅速发展为主题的大的产业革新。尽管2000年网络经济泡沫破灭，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网络经济在硅谷发展中的地位，但它仍然是硅谷就业中规模最大的产业集群，是硅谷最为重要的创新集群之一。从1990年至今，“网谷”的形成和发展主要经历了两个阶段：一是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以网络经济的形成和繁荣为特征；二是2000年至今，网络经济在硅谷的主体地位下降。

在硅谷发展史上，军事订单的作用很大。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朝鲜战争期间，由于美军对于高尖端技术的迫切需求，一大批硅谷高科技公司得到了大量的军工订单。硅谷企业成为高技术军工订单的天然接单者，是因为除了技术传统之外，硅谷企业还具有其他地区企业所不具备的创新性与灵活性，如在流程创新性、产品创新性等方面能非常满意地达到军方需求。另外，军工订单往往具有成本加成的定价特点，使企业有动力去研发更为昂贵及先进的技术。与此同时，大量的联邦资金也涌入硅谷补贴研发，使得硅谷企业的领先优势更为显著。这是硅谷发展的第一个“天时”。

1947年人类发明了第一台电子计算机，但当时电子计算机完全在政府主导下发明出来，没有引进市场机制，因而发展进程十分缓慢。美国政府也意识到了这一问题，放开行政干预，交托于市场；1952年，IBM决定制造计算机，此时正值老华生退休，小华生上台，为脱离本部整个官僚体制的影响，带领IBM的正规军迁移到了圣荷西南边，成立了圣荷西研究中心，给硅谷带来了IT正规军，这是硅谷发展的第二个“天时”。

2．地利

硅谷毗山邻海，风景绝佳，加之良好气候，对硅谷的成功均有所助益。硅谷所在的旧金山湾区拥有覆盖从商贸学校到中等学院，再到斯坦福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这两所著名大学的全方位的教育设施。1891年，加州的斯坦福参议员捐出了其8000英亩的农场并在此创立了斯坦福大学。彼时圣马刁县（San Maeto County）人口仅有1万，是美国东北部麻省以科技著称的Middlesex县人口的2%，整个区域亦是一片文化荒地。恰是这种与“主流”文化距离甚远之地，使得斯坦福大学一开始就注重“实用”与“开放”，重视与科技相关学科的建设。斯坦福大学鼓励学术界与工业界进行紧密的联系。大学要站在科技的前沿，须知道学术界以外的工业界正在发生什么，因此斯坦福最初时就注重人员的双向流动，聘用了新兴产业界的科技领袖来领导学校相关学科的发展，并向科技界输送大量的毕业生。如“联邦电报公司”（FTC）就是由斯坦福大学的毕业生所创立，而该公司之后又促进了湾区近20家新公司的创立，使得斯坦福大学的毕业生在无线电、声学、通信等新兴技术领域执掌牛耳。斯坦福大学还利用其土地资源优势为科技公司提供租金便宜的用地，吸引了大量科技公司进驻，形成了一片产业园区。包括杨致远、黄仁勋、谢青、金海平等华裔在内的一大批创业家均从斯坦福起步，硅谷也从这里往南北辐射。斯坦福商学院更是创业家的摇篮，创意和商业结合，吸引了大批风险资本集中于斯坦福的Sandhill大街。

硅谷市场经济在优胜劣汰中形成了产业定位错层，不仅催生了多元产业，也将产业链密集浓缩，每个城市都牢牢占据着不可替代的位置，而城市之间又环环相扣，成为完整系统，进而促进创新浪潮此起彼伏，有效投资加速科技产业化进程，形成不断推动世界进步的科技动力。

3．人和

“天时”和“地利”不能带来必然的成功。同一海湾中的另一半土壤并没有依托另一所名校——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而孕育出引领全球创新的强大动力；在硅谷覆盖区域内，也有一些没有良好产业定位的硅谷城市如Campell、Saratoga、Los Gatos等，至今仍未在科技版图上占一席之地；美东的128公路前期也曾依靠政府大量的军工订单而辉煌一时，但最终难逃没落的命运。因此，除了“天时”“地利”之外，硅谷的成功还得益于一种“人和”。斯坦福大学是硅谷发展的源动力，据称，70%的硅谷公司与斯坦福大学有直接或间接的关联。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今天的硅谷不再仅是一个地理概念，而是一个不断扩张的高新技术产业集群集聚地，是一个“技术硅谷”，更是一个具有丰富内涵的“人文硅谷”“文化创新硅谷”。

美国《商业周刊》曾将“恰当的硅谷文化”归结为美国硅谷的成功要素之一，并将这种文化概括为：繁荣学术、不断创新；鼓励冒险、宽容失败；崇尚竞争、平等开放；讲究合作、以人为本。硅谷文化的中心思想是一种“凡事都有可能”的态度，硅谷的全部文化归纳为两个字：变化。具体内容包括：创新是美国硅谷的首要战略；平等宽松的理念是硅谷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鼓励冒险、宽容失败的硅谷文化激发了员工勇于探索的创新热情；竞争、开放的环境是硅谷成功的重要因素；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经济生态系统是硅谷企业成功奥秘之所在。硅谷的发展模式不能完全复制，但可借鉴。

硅谷提倡自我抛弃和自我毁灭，没有抛弃就没有创新，没有毁灭便没有重生，如果你不忍下手，你只有守着你的幼崽等别人来赶超替代你。硅谷的做法是，再好的幼崽，也只能守候3分钟，然后你要去追寻更好的。

三、雄安新区发展的时空背景

（一）中国的文化精神发展

金岳霖先生在《论道》中指出：“现在这世界的大文化区只有三个，一是印度，一是希腊，一是中国。它们各自有它们的中坚思想，而在它们的中坚思想中有它们的最崇高的概念与基本的原动力。欧美思想的中坚思想也就是希腊的中坚思想，我们现在所急于要介绍到中国来的，追究起来，也就是希腊精神。”进而，他强调“中国的中坚思想似乎儒道墨兼而有之”，又指出：“中国思想中最崇高的概念似乎是道。所谓行道、修道、得道，都是以道为最终的目标……不道之道，各家所预欲言而不能尽的道，国人对之油然而生景仰之心的道，万事万物之所不得不由，不得不依，不得不归的道才是中国思想中最崇高的概念，最基本的原动力”。

先秦之道，儒、墨、道、法，皆是有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学说。儒家在“身、家、国、天下”四者中，以“家”为本位，国是家的放大，因此家庭中的“父慈、子孝、兄让、弟恭”的家庭伦理关系和秩序，推演成为“君仁、臣忠、官慈、民敬”的政治伦理关系和国家秩序。而墨家则是以“天下”为本位的学说，墨家之忠孝，实际上“忠”是忠于民，所以为民能够竭尽心力，不遗余力，不恤其私；“孝”是尊事社会上的三老，故此有兼爱之说。故《礼运》中的“大同”学说，应直采于墨家思想，而本质上道墨相通。道家在四者中，以“身”为本位，道学是一种身国同构之学，道之原理可用于治身，亦可用于治国，进而至于天下，所以倡导天人同构、身国一理。法家实际上是以“国”为本位，战国及秦时由于专制政体之存在，国即君，法家隆君权而倡法制，充当了国君“刽子手”的角色；由于“严而少恩”，秦至二世而亡。

汉平帝时引入佛学，东汉末，作为民族宗教的道教兴起。之后中国传统文化，即为儒、道、释三家之学为主。

清末，墨经被人从道经中找到，成为考据对象。之后民国建立。“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引入马克思主义。“五四运动”，有“德先生”“赛先生”概念之倡导与引入，最终引入“赛先生”成为时代之主流文化思潮。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中国文化经数千年，变迁历经沧桑沉淀，不仅是一些价值观原则，亦包括很多独有智慧。这种文化积淀是多元而非一元，是中国历史中不同思想流派互相斗争的结果，亦为长期实践所证明，对中国人具有极强的说服力，在中国社会亦有极强的适应力。中国人的行动准则多少有点谦牧自守的传统大国观，渗透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内敛意味。而中国式管理中偏重于“仁爱”精神的追求，恰好是西方管理所欠缺的，“天下”精神也是世界上独有的思想。在信息经济时代，中国应有进一步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

（二）雄安新区发展的“天时、地利、人和”

1．天时

党的十八大着眼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对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做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作为“千年大计、国家大事”的雄安新区于2016年4月1日横空出世。

雄安新区定位为二类大城市。设立雄安新区，对于集中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探索人口经济密集地区优化开发新模式，调整优化京津冀城市布局和空间结构，培育创新驱动发展新引擎，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在此基础上，雄安新区承载着七方面重点任务：一是建设绿色智慧新城，建成国际一流、绿色、现代、智慧的城市。二是打造优美生态环境，构建蓝绿交织、清新明亮、水城共融的生态城市。三是发展高端高新产业，积极吸纳和集聚创新要素资源，培育新动能。四是提供优质公共服务，建设优质公共设施，创建城市管理新样板。五是构建快捷高效交通网，打造绿色交通体系。六是推进体制机制改革，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激发市场活力。七是扩大全方位对外开放，打造扩大开放新高地和对外合作新平台。

2．地利

雄安新区地处北京、天津、保定腹地，与北京、天津恰成等边三角形，各自相距100～120公里。这个举世瞩目的“金三角”，区位优势明显、交通便捷通畅、生态环境优良、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较强，现有开发程度较低，发展空间充裕，具备高起点高标准开发建设的基本条件。

雄安新区规划建设以特定区域为起步区先行开发，起步区面积约100平方公里，中期发展区面积约200平方公里，远期控制区面积约2000平方公里，远期规划人口为200～250万，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1000～1250人。

对雄安新区的定位描述为：“绿色生态宜居新城区、创新驱动发展引领区、协调发展示范区、开放发展先行区”。

3．人和

由于雄安新区的定位，将承接非首都功能的产业，这意味着一部分首都产业和企事业单位的迁移，同时相关人才也会陆续转移过来，尤其是北京的人才，进而全国乃至世界各地的人才将逐步进入。它会成为优秀人才的集聚地。

雄安新区当地人民有着传统中国人民的勤劳、善良、忠厚、质朴等优点。由于地处京畿，有很好的服从性和大局观；与南方江浙诸省相比，思想相对趋于传统和保守。另一方面，“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具有内在的突破潜力。

当前，雄安新区具备“天时”和“地利”的条件，只欠“人和”。我们应当发挥雄安新区的天时地利的优势，借鉴硅谷成功的经验模式，努力创造出适合中国国情的“雄安新区文化”，形成符合雄安新区定位的“人和”。

四、硅谷的经济发展及借鉴

以下分别从财务资本、智力资本、文化资本三方面探讨硅谷的经济发展及其借鉴。

（一）财务资本与区域发展

参照迈克尔·波特的经济发展理论，由财务资本驱动的区域经济发展可分为两个不同阶段：第一阶段是廉价劳动力、自然资源等“生产要素驱动发展阶段”；第二阶段是大规模投资、改善技术装备成为支撑经济发展主要因素的“投资驱动发展阶段”。区域财务资本可通过下列方式评估（见表1-1）。

硅谷则具有典型的资本驱动特点，其基础设施完善，尤其是与IT相关的基础设施较为发达。此外由于金融体系完善，风险资本给予初创公司扶持，使得该区域也具有丰富的财务资源。相比而言，其自然资源与劳动力优势则显得并不突出。

对雄安新区而言，其以劳动力为核心的要素驱动的特点更为明显，基础设施与财务资源仍显薄弱。因此，雄安新区短期内发展的关键，是如何尽快实现由要素驱动发展阶段向投资驱动发展阶段的跃升及转变。

（二）智力资本与区域发展

在中期内，当财务资本开发殆尽，智力资本成为决定区域发展的关键因素。智力资本与财务资本在一些维度上可能存在交叉，一定量的财务资本是智力资本形成的条件与基础。依据智力资本的H-S-C范式，智力资本可分为区域人力资本、区域关系资本与区域社会资本三个方面。其中，区域人力资本指促进高水平劳动力形成的相关因素，包括教育水平、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区域关系资本指区域与外部联系的所有无形资源，包括对内和对外的经济、贸易关系等。区域社会资本包括保证区域经济安全、有序、高效运转以及区域人力资本和关系资本发挥作用的资产，包括制度规范、物流水平、金融水平、信息技术等。

区域人力资本、区域关系资本、区域社会资本彼此相互支撑促进，然而纵向来看，在某一时点，智力资本的某些方面可能数量较多、质量较高；其余方面可能数量不足，质量较弱。正是因为智力资本内部有多寡、强弱之别，使得不同区域在中期形成了不同的发展模式（见图1-1）。

（1）区域社会资本与区域人力资本的组合可形成创新集群，即主要依靠突破式的技术创新引领区域发展。区域人力资本为创新集群提高了必要人员基础，而区域社会资本则创造了创新氛围以及与技术创新相适应的知识产权保护、先进技术设备等软硬件。

（2）区域人力资本与区域关系资本的结合可形成产业集群，即相同或相似产业的集聚。区域人力资本培育了支持某一产业发展的人才，而区域关系资本则使得同一产业的各企业以及相似的产业具有较好地联系，并形成合力以提升产业整体的竞争优势。

（3）区域社会资本与区域关系资本的结合可形成价值链整合，即处于某一价值链上的不同产业的集聚，并通过价值链的整合以获取区域竞争优势。区域社会资本的制度、物流、金融、信息等可为不同产业共享，形成规模经济性。而区域关系资本则使得价值链上各产业高效协调，建立基于价值链的核心竞争能力。

根据智力资本的上述维度，我们对硅谷与雄安新区的智力资本进行了定性评估。其中硅谷区域人力资本与区域社会资本得分较高，属于典型的创新集群。雄安新区与北京紧邻，可分享北京的教育、金融等资源。雄安新区各项得分较近，其中区域人力资本、区域社会资本得分相对较高，适合采取创新集群的发展模式。此外，创新集群的发展模式带来的环境压力相对较小，也与“五位一体”发展的思想相契合（见表1-2）。

（三）区域文化资本与区域发展

从长期来看，区域文化对于区域发展具有潜移默化而根本的影响，尽管文化资本与智力资本的概念存在交叉，但较之智力资本，态度、实践、信念的形成更为漫长，发挥作用的过程也更为缓慢，而其影响也更为持久。

区域文化资本一方面树立了整体性的评价体系，给予区域经济不断突破与增长的动力，例如硅谷锐意进取、包容失败、鼓励创新的区域文化刺激了硅谷高质量智力资本的形成。另一方面，在区域文化资本的影响下，企业家在企业内部也将进行持续的文化资本投资，并在企业间形成创新性关联。正如日本学者名和太郎在《经济和文化》一书中所言：“作为一种经济现象，企业家是工业社会的产物；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他们是现代文化社会中一个特殊阶层，拥有自己独特的价值观念、思维模式和行为特点。”

硅谷虽然是科技产业与互联网产业的集聚区域，但其文化依然与西方的文化传统一致。自工业革命以来，西方逐渐形成了以“商品经济”为核心的文化传统。无论从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论还是从新古典经济学的效用价值论出发，产权划分始终是其中十分重要的条件。就劳动价值论而言，只有资本家对生产资料的占有才能实现对剩余价值的占有；而就效用价值论而言，只有在产权清晰的前提下，市场才能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因此，就西方的文化传统而言，价值创造以占有为前提。同时也是因为对产权划分的重视，西方也显现出更为明显的“法治”社会特征。反过来说，如诺斯指出，对于创新成果与知识产权的保护也是西方国家在工业化期间飞速增长的关键。

与之对比，东方文化具有更强的“仁礼”文化传统。中国素称礼仪之邦，民间文化中“礼尚往来”“多给少取，先给后取”等说法，而作为蒙学典籍的《三字经》中亦有“予宜多，取宜少”的表述。其中，“礼”具有两种内涵，一方面，礼是一种政治制度，无论是孔子所推崇的周礼，还是后世依据时代特点而颁行的礼制，在一定程度上都出于维持国家、宗族间等级秩序的需要。另一方面，礼是仁的表现形式，即“礼为情貌者也”，礼的形式与仁的实质应当是统一的。虽然儒家对于“仁礼文化”的阐述颇丰，事实上道家、法家也都存在相似的思想。例如道家有“圣人不积，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认为分享能创造价值，分享范围越高，价值创造越多；法家有“为礼者，事通人之朴心者也”，认为礼的内涵与礼的实质应该是统一的，否则礼就成为“忠信之薄而乱之首”。

互联网时代是信息时代的高级阶段。过去的产品偏重于物质产品，是依靠机械、增加劳动力的产业经济，现在的产品偏重于服务及信息产品；以前服务及信息在一定程度上，只起到了服务于产业经济的目的，但并未改变产业经济的性质，现在的经济形态应该是新的经济形态。在互联网经济中，商品经济演变为礼品经济。礼品包含着主观价值，不完全以价格为基础，而强调以社会、伦理关系而非经济关系进行相互赠予。“所谓礼尚往来，意思就是送礼讲究回礼，而且通常回礼应该至少与赠礼的价值相当。这些道德基础能够促进礼品经济长期有效运行。”礼品经济与共享经济在内涵上具有一致性，即将可共享的物品、服务、信息与尽可能多的人分享，并在此过程中创造价值。

当前，无论是以“商品法治”为基础的西方文化，还是以“道德仁义礼智信”为基础的东方文化，都不完全适应互联网时代的特点，而应当相互借鉴，兼容并蓄。西方文化主要体现索取价值或者是占有价值，偏重物的价值；而于信息经济时代，偏重于人的价值，尤其是企业家的创造能力的价值。而东方文化虽然指明了“共享”“尊重”“诚信”等理念的重要意义，却一定程度上缺失了对于共享边界的讨论，忽略了他人所固有的独立性。一旦自身的情感好恶、价值判断出现偏差，则缺乏公认的标准加以约束。

五、雄安新区发展的经济对策建议

（1）财务资本是短期内区域发展的主要驱动因素。雄安新区的财务资本目前依然以要素驱动为主，在短期内应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合理规划投资，以实现要素驱动阶段向投资驱动阶段的转换。

（2）智力资本是中期内区域发展的主要驱动因素。雄安新区较为适宜采取创新集群的发展模式。但其区域人力资本、区域关系资本、区域社会资本均相对较弱，在中期内应重点加强区域人力资本与区域社会资本的建设，加强北京教育资源对雄安新区的转移与辐射带动作用，同时加强物流技术设施、信息技术设施的建设。雄安新区应高度重视与城镇化高度相关的产业集聚、规模经济、人力资本积累、知识外溢等，尤其是对可持续发展更为重要的人力资本积累和知识外溢，其核心是企业家精神和企业家的培养。

（3）文化资本是长期内区域发展的主要驱动因素。为避免陷入“低水平均衡”，雄安新区应建立起植根于历史传统并适应时代发展的区域文化，带动智力资本不断向更高质量发展。同时，在继承中国“道德仁义礼智信”文化的基础上，吸收借鉴西方的科学精神、商品法治文化，形成适应互联网时代与未来发展的时代文化。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文化与经济逐渐相互交融、彼此渗透。而随着可自由支配时间和可自由支配性收入的增多，人们对文化产品的需求越来越大，不断增多。在文化资本方面，应注重雄安新区的文化资源向文化产品的转化，当地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利用等。

六、雄安新区发展的文化对策建议

雄安新区的建设不仅要重视物质建设，更要跟进文化建设。其文化建设不仅能承载历史文化，反映新区的历史发展过程及其特有的文化积淀；还要昭示未来，顺应新区的文脉，发展创造属于自己城市独特的新文化。在此方面，应“坚持保护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延续历史文脉”，在形成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基础上，借鉴古今中外文化精华，形成代表时代、代表未来的雄安新区特有文化。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是“十三五”时期乃至更长远的发展思路、发展方向、发展着力点的集中体现。以下雄安新区五个方面的文化对策对应着上述五大发展理念。

（一）发展中国特色的企业家精神

在脑力和心力为主导的知识时代，团队创造的价值更高，其本质是全身心付出所产生的超常价值。此种超常付出，只能是来源于对事业的无限热爱，对企业价值观的高度认同。企业家的核心工作，就是激发和引导价值观一致的人，共同创造价值。

张维迎与盛斌先生在《企业家——经济增长的国王》一书提及的企业家，更多代表民营企业家。学者型企业家林左鸣先生的新书《用企业家精神点亮时代引擎》，提到“士大夫操守，企业家精神”，更多代表着国有企业家的追求。对于当前中国经济崛起而言，没有比企业家阶层的崛起和企业家精神的弘扬更重要的了。这种企业家精神的弘扬，应该遍布于国企与民企，而混合所有制的发展将有希望进一步融合二者之长。中国企业家精神渗透着中国的“仁爱”思想，“仁爱”精神源于儒家思想，爱有差等，因此有国企、民企的手心、手背说，是这种差等性的体现。发展的关键，是突破这种有差等性的、低层面的“仁爱”精神，形成更高层面的无差等的“大爱”精神。民营企业家应成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的典范，应在经济责任、法律责任基础上，具备公益和慈善责任乃至环保责任的观念和行动，才是中国的优秀企业家。而国有企业家应以增强国有经济活力和竞争力为目标，如果不改革不创新，不能为国家做贡献，同样成为人民唾弃的罪人。另一方面，需要“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文化和社会氛围，对企业家合法经营中出现的失误失败给予更多理解、宽容、帮助。”

未来的中国企业家，应是具有全球化战略眼光、市场开拓精神、管理创新能力、文化担当力、社会责任感的优秀企业家。应在雄安新区设立一个企业家学院，来培养新一代的中国企业家。

（二）从“修之于身”到“修之于天下”

从个体的人力资本，到内部群体的结构资本，再到客户乃至社会的社会资本，智力资本呈现出一种由内而外、由小而大的拓展状态，与《道德经》中从“修之于身，其德乃真”到“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的结构相对应，恰似道结构的展开。

《道德经》描述的“身”“家”“乡”“国”“天下”的五层社会结构，“其起点和基础是身，即个人自身，强调以个体为本，从自己做起。”马克思亦认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原则。”

哈耶克认为，《道德经》中“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是自发秩序的经典描述。在《法律、立法与自由》中，他区分了两类社会，即“开放社会”与“封闭社会”，前者对应的是自发秩序，后者对应的是人造秩序。在《致命的自负》中，哈耶克的扩展秩序包括两个方面：第一，这个秩序必须是“自发的”，非人为设计的。任何精英都无法了解社会成员之间分工合作的无限复杂细节，不可能涉及人类合作的秩序。确保“自发性”，只能实行产权的分立，通过竞争达到合作。第二，此秩序是能够“不断扩展的”“从家庭内部的分工，扩展到部落之间的分工，再扩展到国际分工，直到全人类都被纳入到这个合作的秩序内。”

哈耶克的理论在全球化浪潮与网络经济时代得到了验证，也与《道德经》中“修之于身，其德乃真”“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的表述遥相呼应。

互联网作为一个工具，可以为人类文明做出贡献，同样也可以毁掉人类文明。伴随着互联网经济的发展，亦需要人类精神文明的同步发展。正如齐善鸿先生在《精神管理》中所言：“人类最终的命运，将由人的精神文明决定，而不是由经济发达程度决定。”

（三）进化共生的生态理念。

雄安新区要在自由市场机制和政府干预之间寻求合适的进化共生。日本筑波的例子表明，过多的政府干预只会使得体制机制趋于僵化，势必阻碍技术创新和地区发展；同时，过多的政府主导也会使得地区缺乏市场竞争的活力，使得新技术、新科技难以转变为新的生产力。在当前，更应强调“推进体制机制改革，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激发市场活力”。

“既然所有的生物都相互适应，就意味着同一生态系统内所有生物都能通过直接共生或间接相互影响的方式参与到一个共同进化的统一体里。共同进化的力量由一个生物流向它最亲密的邻居，然后以较弱一级的波状向周边扩散，直至波及所有生物。这样一来，地球家园中由亿万物种构成的松散网络就编结起来，成为不可分割的共同进化体系，其组成部分会自发提升至某种不可捉摸的、稳定之非稳态的群集状态。”最终进化的结果是：合道的个人和各类组织，以无为而治的方式进行自我管理和自我进化，整个社会是个近似人间天堂的“真、善、美”统一的道德社会。这种社会形态，体现着老子所说的：“至治之极，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第八十章）“甘”“美”“安”“乐”，是一种极高生活水平和精神境界的人类大同社会。

（四）构建“以我为主，多元并存、超越创新”的新文化

21世纪世界文化“多元并存，相互融会”的大趋势是任何力量都阻挡不了的。因此，21世纪不是什么“文明冲突主宰全球政治”，而是由“文明冲突”转向不同文明的对话和交流，从而出现一种崭新的生态文明，从而将人类导向光明的未来。胡孚琛先生在《再论21世纪的新道学文化战略》一文中指出：“新道学文化的创立是中国文化的第三次重构，也是世界上‘第二轴心时代’普世文明的发展。我们应以道家的自然生态文化为基础进行现代化的阐释和综合创新，将现代西方文化的精华接纳进来，创立集古今中外文明精粹之大成并具有时代精神的新道学文化，以解决全世界共同面对的问题。”

雄安新区文化应该构建“以我为主，相互借鉴，兼容并蓄，综合创新”的网络时代的新文化。网络时代的新文化应当是对西方文化与东方文化的包含并超越。西方文化提供了价值判断的基准，同时基于产权的经济关系也有利于激励创新。而东方文化则暗合了互联网时代的价值创造方式。倘若将西方科学精神、正义文化视作“真”的代表，而“仁礼”文化视作“善”的代表，而更美好的大同社会是美的代表，那么网络时代的中国文化应“融真入善，融善入美”，最终实现“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目标。

党的十八大提出了24字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可分为三组，即富强、民主、文明、和谐为国家的核心价值观；自由、平等、公正、法制为社会的核心价值观；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为个人价值观。“必须承认，自由、平等、公正、法制在我国现阶段还没有成为社会的核心价值观，成为全体社会成员的共识。”可以将雄安新区作为一个24字价值观落地的实验基地。

（五）从“人之道”走向“天之道”

从经济学角度看，当今流行的互联网思维的理论基础是长尾理论，而长尾理论号称是打破80/20法则的新经济学，其表述恰似《道德经》中提到的“天之道”与“人之道”之别。“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损不足以奉有余”。“人之道”类似80/20法则或是马太效应，贫者愈贫富者愈富。“天之道”是则使事物走向正义与公平。因此，长尾理论带来共创共享、参与经济，是人道合于天道的体现。

从伦理学角度看，老子的“尊道贵德”生态伦理思想有划时代的超前意义。他跳出了以人事论人事的“人之道”传统，而是站在宇宙演化、自然发展的高度，认为自然界、自然规律就是人类行为的模板，因而是一种天道决定人道，人道服从天道的伦理观念。

从人性角度看，《道德经》云：“天道无亲，常与善人。”陈鼓应先生云：“有心为善名为德，无心为善名为道。”道家的人性观是按照自然规律形成向善的追求。《道德经》云：“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高尚的善像水一样，居下不争，博大包容。恰如某些具互联网思维的企业家，如盖茨、巴菲特、扎克伯格等人，自然而然、低调不争地行善。当人们按照自然的秩序采取行动，并信赖他们得到的道理时，就会获得快乐。

从价值的占有以及价值的创造角度看，《道德经》云：“生而不有”，生是创造，有是占有，罗素、陈鼓应、胡孚琛诸先生都对此做过解读，其本质表明了人类的两种欲望：创造欲和占有欲，人类应该创造而非占有。工业社会、信息社会、大同社会，对应着“有而不生”“生而有”“生而不有”的三种价值学说，目前中国正处于向“生而有”的信息社会转型阶段，而信息社会是未来“生而不有”的大同社会、道德社会的起点。

马克思在《资本论》等著作中提出共产主义社会，不仅是一切人全面发展的社会，而且是道德理想的社会，形成的是一个“自由人的联合体”。

《庄子·天下篇》曰：“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后世之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道术将为天下裂！”道术即道学，道学即人学，也即文化学。“道术为天下裂”，只是一个历史循环的起点而已。“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最终，“道术必将为天下合”！大道之行，天下为公；浩浩汤汤，以向大同！大同社会，亦即马克思所说的共产主义社会。

总之，我们不仅要从“产城一体化”角度，更应从“城国一体化”角度，去思考和建设一个“年轻的、未来的、创新的”雄安新区。因为，她，很可能成为一个新社会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