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故事的意义

35岁时，玛格丽特·桑兹（Margaret Sands）和她还在青春期的女儿一起横跨国家，开展了一段长达两千英里的朝圣之旅。旅行的目的是闯入一个废弃的小教堂并“将它撕成碎片。1这座小教堂曾是天主教女子寄宿学校。母女两人爬过小教堂外的藩篱，女儿撬开窗户挤进房屋，跑到小教堂的后门处，开门让玛格丽特进来。距离玛格丽特离开学校已过去了25年。在已长大的玛格丽特看来，这所学校的一切如今显得那么小，但房屋里的味道没有变，这熟悉的味道激起了玛格丽特久远的厌恶与恐惧。

曾经，女性不允许来到祭坛后方的位置，如今玛格丽特自己大摇大摆地走过去。她踢踹着墙壁，捶打着祭坛与长椅，对着十字架与圣像做出亵渎的姿势。她拿着车钥匙，在小教堂的木质大门上刻下两句粗糙的文字：“我讨厌修女”以及“她们打小孩”。一切都做完后，她平静地告诉女儿：“现在我们可以离开了。”

等拜访完亲戚与老朋友后，玛格丽特开车回到芝加哥。她已完成了一项对她个人而言具有超凡意义的任务。在他人看来，玛格丽特的行为或许只是在搞破坏，但对玛格丽特来说，这次行动是根植于个人神话的一项神圣仪式——用玛格丽特的话说，她的生命故事具有悲剧色彩和英雄气概，讲述的是一个人“无用的一生”。在面对充满忽视与虐待的世界时，她的个人神话可不是一则允诺有希望、进步和胜利的故事。

我得知玛格丽特的故事，是因为她志愿参加了1986年秋天的一项社会科学研究。我让人们向我倾诉他们的故事，是因为我相信他们的叙述中埋藏着个人神话的要点。我知道不是所有人告诉我的故事都重要，我也明白有些人告诉我一些故事只是为了让我觉得他们“很好”。我同样清楚不论我们的访谈有多成功、我和他们的关系有多么亲密，人们还是会有许多无法宣之于口的故事。2但是人们无法在访谈过程中无中生有地造新故事。他们的个人神话一直在那里，存在于他们心中。它是一项随着时间缓慢变化的心理结构，为他们的生命不断地注入统一感和目的感。而访谈能够探寻出个人神话的几个方面，为我昭示出故事讲述者内心早已存在的真相。

玛格丽特的访谈里充满了她人生中一连串戏剧性事件，这当中包括许多活生生血淋淋的吓人场面、层出不穷的反派，以及一两个英雄角色。我仔细聆听了这则定义了她自我的故事——那是她个人神话的核心，能最清楚地描述她作为成年人的身份认同。这则故事镶嵌在一连串复杂的叙述中。在告诉我许多其他情节片段后，她讲出了这则核心故事。

玛格丽特怀着庄严的决心开始了访谈，就像她当年也怀着同样的决心走向祭坛，并摧毁了她作为天主教徒的过去。“我的生日是1941年7月21日，出生于加利福尼亚州的圣地亚哥。在45岁时，我开始怀疑自己作为一个人类的基础。”玛格丽特讲述了一则关于生命基础的故事。这基础脆弱又坚强。你看不见它，但它不可或缺地支撑着人们的生活。

玛格丽特的个人叙述显示，她的童年没能为她提供足够牢固的基础，来支撑她成长并过上快乐的生活。当两个小时的访谈接近尾声时，玛格丽特总结道：“你不可能再修改你的基础，并期望自己成为一个充实而完满的人。”不过，玛格丽特还是试着给女儿提供自己从未获得的关怀和爱，借此试着抹去玛格丽特生命中的创伤。即使玛格丽特做不到修补自己灵魂中的裂痕，她至少能给自己的孩子——她曾经想要遗弃的孩子——打下坚实的生命基础，为她女儿争得一丝机会去成为一个稳定、快乐、感觉完满的人。玛格丽特的苦痛与她对女儿的赠予，都和她的个人叙述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正因为玛格丽特被伤得如此之深，她才千方百计地为女儿挡住同样的伤害。

“在我出生之前，我的生命基础就注定会充满压力。”玛格丽特说。玛格丽特的母亲是一位演员，同时也是一位作家。她美丽、聪慧却又天真到无可救药，选择嫁给比自己年长19岁的、酗酒成性的歌剧演唱家。玛格丽特的母亲来自中上层阶级，是“半个犹太人”；而玛格丽特的父亲则是一名新教徒，曾有过一次婚姻。虽然婚事遭到父母反对，但玛格丽特的母亲却觉得这个男人生机勃勃又深沉复杂。两人打算在好莱坞闯出一番天地。

玛格丽特不太记得自己人生头四年过得怎样，她只知道父母在她四岁半时离了婚。在那时，玛格丽特的母亲刚打算在房地产行业开始一番新事业，于是在当地牧师的建议下，将小玛格丽特送去了一所精英化的天主教寄宿学校。这开启了玛格丽特称为“将人类强行制度化——我的五岁到十岁”的篇章。这可怕的五年摧毁了玛格丽特的人生基础。在这所学校中，尽管玛格丽特接受到良好的教育，却也一直遭受着修女的毒打、虐待和羞辱。而在此期间，玛格丽特的母亲同样罹患重病，包括周期性的呼吸方面问题。玛格丽特谈论道：“妈妈的肺部有个洞，她的生命基础同样糟糕。”由于生病，玛格丽特的母亲很少有机会去看望自己的女儿。“在那五年里我被囚禁着，我被她抛弃，被迫和那些痴傻可怜的老女人们待在一起。我离开学校以后，这段岁月的记忆依然对我纠缠不休。”

玛格丽特清楚地记得她离开寄宿学校的那天。那时母亲身体好多了，她们一起回到芝加哥，同玛格丽特的外祖父母住在一起。但让玛格丽特害怕的是，她的母亲决定不把她送去一所当地的好学校。这所好学校位于犹太人聚居区，如今玛格丽特自己正住在那里。相反，母亲把玛格丽特送去了另一所寄宿学校。用玛格丽特自己的话说，这第二所学校仿佛一处“垃圾收容所，堆放着街头混混和无可救药的年轻人……我被其他孩子欺凌。他们偷我的录像带收藏，偷走了我所有东西。”在新学校待了一年半后，她逃了出来，一路跑到芝加哥市中心的一家沃尔格林（Walgreens）药店。她先是在午餐柜台吃了一碗墨西哥辣肉汤，接着打了付费电话威胁她的母亲，告诉母亲要是她还不让自己离开那所寄宿学校，那自己就再也不回家。“我威胁了她。”玛格丽特说。在打那通电话时，她只是一个12岁的小姑娘。这是她人生中第一个紧要关头，而她大获全胜。

谈起童年时期身处权威地位的人们，玛格丽特表达了巨大的愤怒与苦涩，那些人包括忽视孩子的邻里、虚伪的老师和虐待成性的修女们。可一旦谈及母亲，玛格丽特的满腔怒意又转为怜惜。她将母亲视作一个倒霉的受害者，认为是母亲糟糕的健康与孱弱的意志造就了她自己残缺的生命基础。而当修女虐待玛格丽特和同学偷窃她的物品时，玛格丽特似乎也将迈向同自己母亲一样无助悲惨的命运。但在青春期与成年早期发生的事，预示了她会形成一个坚定的自我，一个“从地狱来的人”。玛格丽特认为，她和母亲不一样：“我会全力以赴。不论我做什么，我都要留下记号。”

如果说药店那通电话第一次预示了玛格丽特会成为一个大胆无畏的人，那么她同收养机构的抗争是她第二次胜利，其意义比第一次更为重大。21岁那年，未婚先孕的玛格丽特被家人和朋友催促着把肚子里的孩子交给领养机构。她答应生下孩子后，会把孩子送到私人领养机构待上两周，并在那之后签署机构领养协议。但当两周过去后，她拒绝签署协议。机构负责人气势汹汹地试着说服她，让她照着计划来，但玛格丽特丝毫不让步，她冲着负责人尖叫，让他们把孩子还给她。领养机构的工作人员嘴里骂骂咧咧，试图羞辱玛格丽特，但最终他们不得不低头。玛格丽特又一次胜利了。她说：“这对我接下来的生活而言意义非凡。”

玛格丽特的生活重心放在女儿和体弱多病的母亲身上。她同时照顾着两个人。玛格丽特再也没有结婚，尽管她和那名令她怀孕的男子对外宣称已经结婚，但那不过是对外“装个样子”。在生下女儿后，玛格丽特曾与许多人有过性关系，其中包括许多男人和至少一个女人，她试着让“风流韵事”成为她自己的秘密，来确保这些关系不会登上她个人神话的主要舞台。如果一个人想要建立长期、有承诺的关系，坚实的生命基础不可或缺，而玛格丽特坚称这是她不会拥有的。所以，她只敢对女儿许下承诺——承诺会关怀女儿、会帮助女儿建立她的生命基础，而这些承诺是玛格丽特成年后始终努力的方向。

到了1970年，“我的母亲死在我怀里，”玛格丽特说，她的母亲在家中突发心脏病去世。整整16年过去了，谈起她母亲的离开，玛格丽特仍旧会哭。而玛格丽特的女儿几年前就已高中毕业，并从家中搬出，正打算谋求一份帮助他人的职业（比如护士或者社工）。玛格丽特认为她依然在努力帮助女儿塑造她不曾有过的生命基础。

玛格丽特做过的工作有杂志编辑、办公室主任和销售员。她的政治倾向深受20世纪70年代女性运动的影响，在那段运动期间，她为好几家女性机构做过志愿服务。虽然她现在担心自己的未来似乎太模糊，但她最终希望在“妇女健康”领域做出实质性贡献。为此她需要回到大学，至少取得一个本科学位。大多数美国女性，就算能像玛格丽特那样充满决断力，也会发现在将近50岁时变换工作领域是很难做到的事。我们很难精确地预测，在玛格丽特为自己建立的生命故事的框架里，她下一步会做什么。

我们为玛格丽特安排了心理测试。结果显示，玛格丽特表面上认为她是一个不那么传统的女性：她蔑视社会文化对女性气质的定义，凭此得以在这个世界中留下深刻的记号。在衡量自己的“性别角色”时，她形容自己是一个特别“独立”“有攻击性”并且“个人主义”的人，这些形容词往往与男性化的刻板印象挂钩 3。然而，在一项更细微的、针对心理动机的测试中，玛格丽特显示出极强的对亲密感的需求——渴求与他人亲密地、温暖地和彼此分享地互动。女性在该项得分上比男性高一些，但即使以女性的标准来衡量，玛格丽特对亲密的渴求也非常高。4而她在对权力的需求一项上的得分令人惊异的低，表明虽然她极力主张自己有攻击性、偏向个人主义，但在生活中，她并没有强烈的对权力追逐的欲望。

玛格丽特创造了一个富有悲剧色彩的个人神话，讲述她如何竭力用坚定的行动与对他人温和的照料来消除自己可怕的过往。她的生命故事为她带来了统一感与目的感。故事中不乏挫折与失败，但至少她承认自己实现了两项意义重大的成就。首先，她成功地为女儿打下了自己未曾有过的生命基础。其次，她实现了对修女象征意义上的复仇。对小教堂的亵渎破坏，是玛格丽特走向重塑生命故事、使之变得圆满且重要的第一步。但我们明白她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从玛格丽特个人心理发展的角度出发，我们建议她将自己富有创造力的能量投入到重建自己的身份认同上来，因为她曾经帮助过别人建立他们的身份认同，比如她的女儿。而如今她的女儿已经从她身边搬离，玛格丽特或许能认识到，现在她有时间来修复她自己的生命基础，而这一次她会比小时候更强。她的故事证明她能在修复的过程中坚持下来。玛格丽特不像她母亲那样脆弱天真，她是一个能突破自己环境限制的坚强幸存者。

玛格丽特需要重塑她的个人神话，凸显出她的英勇成就。这或许能促使她同自己的过往和解，并推动她、让她充满能量地向前，能满怀骄傲地创造未来。我相信她的故事总会带有悲剧色彩，但她的生命故事会变得能够激励他人（更重要的是，能够激励玛格丽特自己）去寻找更深层次的满足。在那孤独的下午，在沃尔格林药店的午餐台边上，当12岁的玛格丽特第一次镇定自若地尝试掌控她自己的人生时，她不会想象自己有朝一日能获得那样的满足。

什么是故事

我六岁的女儿都知道什么是故事。她当然没有办法给出学术词汇来定义什么是故事，但当她听到故事时，她知道那是故事。有次我给她念了两段不同的、陌生的段落，总共花费了五分钟。其中一则故事是关于一个有魔法的男孩的民间传说，而另一个段落则是关于一种儿童游戏的介绍。我的女儿毫不费力地指出第一个段落才是故事。而第二个段落，虽然它的用词对孩子来说也有趣好玩——但我的女儿说，那是“另一种东西”，且“不像是个故事”。她才只有六岁，但是她已经能初步感觉到故事文法（story grammar）。5

和我的女儿一样，我们都认为故事应当包含几种要素。首先，我们知道故事一般有背景，且一般在故事开头就能看出。“这是圣诞节的前夜，家中一切已经备齐……”瞬间让我们明了时间和情境，准备听到一则发生在圣诞季节的故事。看到“很久很久以前，在一处遥远的地方……”就会明白，接下来讲的并不是日常生活的故事。但不是所有故事都会有背景——有一些故事能让我们联想到它们发生的时间和地点，另一些故事则飞速地略过了地点和时间，直接开始。一个背景模糊的故事会叫人困惑甚至不安。塞缪尔·贝克特（Samuel Beckett）在他的《等待戈多》（Waiting for Godot）里就用了相应的手法。故事的背景是一处荒地，挨着一条小路和孤零零的树。这背景乍一看似乎能在任何地方出现，而作者随意地提到埃菲尔铁塔与之前的灾难，只能叫人获得一个模糊的结论：也许这故事发生在满目疮痍的欧洲。贝克特对故事背景的交代如此有限，这并不是讲故事一贯的手法。贝克特推翻了我们对故事元素的假设，我想我六岁的女儿，和我们中间的许多人，并不会喜欢他的写法。

人们对故事的第二个印象，是故事会有人类，或是类人的角色。在故事开头，角色们就平静地存在着，直到风起云涌时。在一切事件发生之前，我们往往已经了解到关于角色的基本特征，比如他们是什么样子、几岁等。最终，起始事件发生了。在一个著名故事里，起始事件是一位母亲把小红帽送出门，让她照顾外婆，这件事是故事的开始。起始事件促使角色做出尝试，试着达到一个特定目标。即使角色希望能顺利地实现目标，但不可避免的，会有一个大恶狼（或是一个等同的邪恶势力）在路边等着。

当小红帽遇到恶狼时，“情节更复杂了”。按故事文法的话说，我们会看到角色的尝试导致了一个后果。遇见大恶狼，是小红帽尝试给外婆送蛋糕导致的后果。她对此的反应是泄露了外婆小屋的位置。现在外婆陷入了危险，而我们明白随着故事发展，小红帽与大灰狼最终会见面。小红帽一心想把蛋糕给外婆，而恶狼一心想吃了小红帽。他们想法的差异必定让他们彼此冲突。

每个故事情节都可以被视作一连串上述要素的组合。起始事件接着角色的尝试。后果激起角色的反应。一个情节接着一个情节，每个情节都包含着同样的结构框架。6情节环环相扣，构成了故事。

在基本的框架之下，有无数的文学手法与惯例，借由情节之间不同的串联方式，来增进故事的张力、丰富故事的内容。举个例子，作者可能用记忆闪回的手法，在故事中途告知读者，我们的中年英雄在刚诞生之初就惨遭父母遗弃。作者也可以运用变动的视角，展现不同角色与观察者对同一事件的不同看法。也有些故事中，早期微不足道的细节，可能会在以后触发数不清的事件。

随着情节推动、张力不断累积，我们期望看到一切的结束。亚里士多德认为张力会步步增加直至最高点，于是在戏剧中出现高潮或是转折点。随之而来的便是结局。

在小红帽的故事中，情节张力随着小红帽深入树林走向外婆的小屋而逐步攀升。而恶狼正身披睡袍等着小红帽。第一次听到这故事的人，会在此时感到一丝悬疑和好奇——这两种情绪对好故事来说必不可少。7恶狼最后吞下女孩沉沉入睡。直到伐木工路过，拿出斧头劈开恶狼肚子，救了小女孩和她的外婆。在这个高潮剧情之后就是结局。令人惊异的是，狼依然在沉睡。伐木工用石块填满了狼的空肚子。等恶狼醒来，由于肚子过于沉重，恶狼落在地上活活摔死。小红帽安全归家，故事也随之结束。结局又一次把我们带回了故事开头她离开的家，但小红帽已经发生了改变——而读者也是一样。

如果你仔细地关注平时你听到和诉说的事，你会惊讶地发现日常生活中蕴含了多少故事。我们看电视时，我们看到的是数不清的、形式多样的故事。像《我爱露西》（I Love Lucy）和《罗斯安家庭生活》（Roseanne）等情景喜剧就是一些有着精致背景的简单故事。好笑的高潮后故事就会飞快地迎来结尾。等广告过后，一个简短而乐观的对故事的总结，让故事安稳地结束。

像《我的孩子们》（All My Children）与《洛城法网》（L. A. Law）等电视剧里有一系列互有重复、彼此相关的故事。电视剧编剧不会想在一个简单的情节里就把所有事情都解决。他们希望能一直吊着观众的胃口，于是编剧们一周接一周地展开情节，保持故事张力。8即便是有奖竞赛节目和深夜秀都有着与故事一般的结构。我们观看竞赛节目，希望能看到谁将获胜。当人们播报新闻时，也会谈到背景、角色与情节。主持人、播报员和气象专家也会隐隐约约地用说故事的方式带领我们走上叙事之旅，最终“平安无事”地结束，他们会用乐观而有趣的故事、轻快的解说作为谢幕。他们希望人们能微笑而如释重负地离开，希望人们能更愿意再一次观看节目。

除了电视节目之外，我们在每天的社交活动中都能听到各种各样的故事。我们从朋友、熟人和陌生人嘴里听到故事；我们在办公室、教室、家里听到故事；当我们购物、玩耍、饮食时也能听到故事。我们会梦见故事，或是用叙事的方式来理解故事。我们为世界与我们的行为赋予故事的特性。

热爱叙事的心智

人类天生爱讲故事。人们口中的故事有各种各样的形式：民俗、传说、神话、史诗、历史、动态图片与电视节目。故事存在于每一种人类文化中。故事是一个天然容器，能容纳众多信息。而讲故事是我们对他人和世界表达自我的一种基本方式。

回想一下你最近一次向别人解释“为什么这件事对我来说很重要”的场景。你很可能是用说故事的方法完成解释。或者回想一下过去你和他人的一段亲密对话。我想之所以这段交谈很美好，是因为这段对话里包含的故事和听故事的人的反应起了作用。实话说，人们平时交流中传递的就是一个又一个的故事。这个现象太普遍，以至于许多学者提出：人类的心智或许就是用来讲故事的。9他们说：我们生来有一个叙事的大脑。

想象一下，在很久以前，一天的生活结束了。日光逐渐消退，夜晚即将来临，那会是一个充满了睡眠和看不见的危险的黑暗世界。我们的祖先结束狩猎，回到家中，在整天地搜集食物、喂养孩子、保护部落之后得以休息。祖先们围坐一团，清点一天的收获。他们诉说着自己的经历，借此来互相逗乐，有时也为了保持清醒。小说家爱德华·福斯特（E. M. Forster）曾推测道：

从史前人类的头骨中，你就能判断出他们会听故事了。这些听众是一群围着篝火、哈欠连天的原始人。这些人被猛犸象或犀牛折腾得筋疲力尽，只有故事里的悬疑才能使他们不致入睡：接下来还会发生什么呢？ 10

在一天结束时讲述的故事是对历史的共享。故事中的时间和事件把人们联系起来，分成了演员、讲述者和观众。借由故事的讲述，人们挖掘出更多生活中未展开的情节，这一过程胜过了人们在实际活动中获得的体验。故事不仅仅是一则“编年史”，或是像秘书写下的会议纪要，精确地记录下在什么时候发生了什么。故事中事实部分更少，而意义部分更重要。通过对过去主观地、添油加醋地叙述，人们重新构建了过去——历史是可以被重制的。人们判断历史正确与否，不是仅仅参照了一段历史是不是如实反映现实。相反，我们是通过“是否可信”与“是不是前后因果串联有条理”等叙事方面的标准来评判历史。生活中蕴含着叙事性的真相，且它与逻辑、科学和实证论证无关。我们只在意它是不是“一个好故事”。按一位作家的话，故事是我们古代先祖所熟悉的一种真相：

世上没有一个人知道什么是真相，直到有第一个人学会了诉说故事。闪电或是野兽的咆哮没办法成为人类生活中的一部分，只有这些事在后来形成的故事才能组成人类的生活。如果一位遥远的先祖能描述出或表演出自己在森林深处的屠杀，这位先祖便会得意非凡。在诉说与表演故事的过程中，故事融入了部落的生活，也帮助部落更加了解了自己。我们与野兽搏斗并获得胜利，于是我们才能活着并诉说这些故事。故事虽有修饰，但不能说它不真实，因为真实不仅仅是确切发生的事件，也包括在事件发生时和发生后人们对它的感想。11

心理学家杰罗姆·布鲁纳（Jerome Bruner）认为人类通过两种不同的方式认识世界。12第一种他称为“典范式”思考模式。用典范式思考时，我们试着用理性分析、逻辑数据与实证观察来理解个人的体验。而在第二种“叙事式”思考模式中，我们在乎的是一个人的愿望、需要和目标。叙事式是类似故事型的思考方式，在叙事过程中，我们关注在不同时间里人们“不断变化的意图”。

“典范式”思考者在说话时试图做到“不过度表达”。13科学家与逻辑学家就是例子，他们试着找到因果关联来解释事件、控制现实和预测未来。而他们在解释事物时，会努力去除假设性的部分。他们在构建理论框架时候，不喜欢一则理论可以有多种不同的解释；相反，理论应当用来阐述毫不含糊的、客观的真理。只有这样，人们才可以检验理论并得出结论：这条理论是行得通还是有问题。对于“典范式”思考者来说，模糊的表述是没有用的，因为没有一种严格的方法能用来检验含糊不清的、相对而非绝对的“真理”。我们许多教育都在强化人们的“典范式”思考。

尽管典范式思维有它的力量和精准性，但它仍比不上叙事式思维。人们无法用典范式思维来理解人类的欲望、目标与社会行为。现实中的事件背后的原因往往是暧昧不明的，用典范式思维可能无法理解它们。相反，那些叙事式思维大师，例如好的诗人与小说家，他们笔下的故事对描述人类事件尤其有效，特别是那些“底下的意义远胜于表面表达”（布鲁纳语）的事件。14一个故事会使得人们做出种种假设。当我们看完一个好电影、戏剧或是小说后，我们会和朋友互相讨论、比较各自想法，结果往往发现双方对同一个故事的理解很不一样。这是故事的有趣之处，也是它价值的体现。故事让人们有了不同的想法与意见，于是人们能就故事做出一番精彩的讨论与争执。好的故事会诞生出不同的意义。这些不同的意义就像故事的“孩子”。

采纳叙事式思考时，我们认为人的行为受到过去经历的影响。当我的朋友行事异常时，我会推测他是在渴望着什么却无法得到。我或许会溯及既往，将他的异常行为归因于他和妻子三年前的感情不和。而为了理解他的行为，你必须要理解我诉说的关于朋友的故事。同样的，我们必须得听桑兹诉说她悲惨的童年故事，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一个35岁奉公守法的女性，会一路开车驶过几千英里，只为破坏一个废弃的小教堂。

人类的经验之所以呈现出故事的形态，是因为我们通过说故事的方式来把人们在不同时间的行为组织起来加以理解。事实上，故事之所以听起来如此精彩，正是源于我们对时间的独特观念。哲学家保罗·利科（Paul Ricoeur）曾写道：“时间通过被叙述才成为人类的时间；而叙事正是作为对时间实质的描述而具有了意义。”15利科的意思是人们一直通过说故事来理解时间性。时间流淌了，于是事件发生了。而事件不会随机发生——人的行动导致彼此互动，随后人们做出种种尝试，最后迎来结果。对大多数人而言，时间似乎不断地向前走，而随着时间不断流淌，人们会发生变化、成长、生产、死亡等一系列事件。时间过去，有了发展与成长，也有死亡与衰败。

当我们用时间变迁的角度看待我们的行为时，我们便把这些行为变成故事。我们看到随着时间过去，人们会克服阻碍、理解意图，时不时也会感到沮丧。当我们从过去来到今天，再进一步走向明天，生活中的张力不断累积至顶峰，顶峰让位于结局，随后张力又一次回归，于是我们继续前行与改变。人类的时间都可以被叙述成故事。

治愈的故事

我们因为很多原因被故事吸引。故事使我们开心、欢笑和哭泣。故事吊着我们的胃口，直到我们了解事情的走向。故事教导我们如何行动和生活。通过故事，我们了解不同的人物、背景和想法。16《伊索寓言》和《圣经》中耶稣的故事都会给我们建议，有的简单而有的深刻。它们教我们识别善与恶的行为，分辨生活方式是道德的还是不道德的，给我们展现在好与坏之间进退两难的困境。故事帮助我们整理思想，让我们能更方便地记住和讲述人们的意图和交往。在某些情况下，当我们心碎时，故事会修补我们；当我们生病时，故事能治愈我们，甚至进一步帮我们获得心灵上的满足，从而使我们变得更加成熟。

精神分析学家布鲁诺·贝特尔海姆（Bruno Bettelheim）动人地写出了童话中蕴含的心理能量。17贝特尔海姆认为，像《杰克与魔豆》和《灰姑娘》这样的故事能帮助儿童解决内部的冲突和危机。贝特尔海姆认为：当一个四岁的女孩听灰姑娘的故事时，她可能会无意识地认同女主人公，将主人公的无奈、悲哀和最终的胜利与自己关联起来。同样，一个孩子可能认同男主人公杰克，杰克面临着巨大的威胁，但最终他以智取胜，变得更富裕和聪明。这些故事的主角都是平凡的孩子，就像故事的听众一样。主角们深层次的恐惧和担忧与孩子心中潜藏的无意识恐惧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在贝特尔海姆看来，童话温柔而巧妙地推动孩子的心理成长，提升了孩子的心理适应能力。童话鼓励孩子满怀信心和希望地面对世界。灰姑娘和杰克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邪恶的姐姐们和食人魔最终被惩罚。凡事终有出路，即使刚开始乍一看很可怕。

作为成年人，我们可以像孩子一样，对一个故事的角色产生强烈认同。通过间接地经历故事中的事件，我们能变得更快乐、更有适应能力、更有见地，或是在其他方面有所提升。在畅销书《当好人遭难时》（When Bad Things Happen to Good People）中，作者哈罗德·库什纳（Harold Kushner）讲述了许多他亲眼看见的令人痛苦与心碎的真实故事 18。这本书对许多人而言是极大的安慰。我有些好朋友的孩子是死胎。这些朋友告诉我：阅读库什纳的书有助于他们处理自己的哀恸。朋友们与库什纳产生了强烈的认同，而库什纳本人之所以写这本书，正因为他的儿子早早夭折。库什纳表示，写下这些故事对他自己也有帮助。通过收集和思考他作为拉比时所遇到的悲惨故事，库什纳得以将自己破碎的生命重新黏合。

简单地写或表演一个关于自己的故事，被证实能帮助人们愈合和成长。一部好的自传能将生活融入故事的形式，故事的背景、人物、反复出现的主题与意象一应俱全。并且能通过叙事，来实现对个人所经历的时间的自觉重建。在西方历史上，第一部自传由圣奥古斯丁（Saint Augustine，354—430）撰写，这本自传也相当出名。奥古斯丁的自传《忏悔录》（Confessions）是一种回顾性的自我分析，旨在重组并恢复他所说的“破碎”与“混乱”的精神状态。通过创作这个故事，奥古斯丁得以认清了自己在上帝造物中所处的位置。有了这个新的自我观，他得以为自己的生活找到方向和宗旨。19

许多人尝试着去做奥古斯丁所做的事情，并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写自传有很多原因，而按照人们自己普遍的说法，他们希望通过写自传来实现某种有意义的个人整合。通常由于生活环境的缘故，叙述者开始了这项整合工作。也许是因为他们终于有了足够的时间来回顾人生，又或者是因为他们有了某种更深的需要，比如像奥古斯丁所说的：讲述故事，找到方法，来拯救或应对即将到来的生命危机。

小说家菲利普·罗斯（Philip Roth）在他简短的自传《事实》（The Facts）里写道：在经历了数年的困惑和烦恼后，他正试着“去病化”自己的生活。20罗斯试图从自己复杂的过去中找出一些直白的真相——所谓“事实”——来说清他如何成为作家。他认为写自传是对自己创作的一系列虚构故事的清理过程，并借此获得一个简单而可信的故事。而在自传里，罗斯与自己虚构小说里的主角，内森·祖克曼（Nathan zuckerman），发生了一系列虚构的对话，并从中发现：这个去病化的过程很棘手，甚至可能是很不明智的。在自传里，祖克曼自称是罗斯的一部分，并且这部分比罗斯自己更加罗斯。“因为这就是你会从那些没有想象力的作家身上得到的，”祖克曼说，“你真正无情的媒介，你用来自我抨击和自我对抗的媒介，就是我。” 21

也许罗斯同意祖克曼的观点，认为把过去称为“事实”是不够的。他在书中把章节命名为“男大学生”“我梦中的女孩”和“我的一家”。显然，罗斯发现，一旦他除掉了在小说中投射进去的自我（比如祖克曼这样的角色），剩下的内容都是陈腔滥调。一旦把虚构的故事部分清理掉，罗斯的生活里只剩下陈腐老套的模式和平淡无奇的情节。当讲故事的人开始怀疑他讲的故事的真实性，罗斯的自传变得讽刺和自嘲。然而整个过程还是有点启发性，也很有趣。因为我们确实从罗斯的自传中了解到了他生命中一些重要部分；而罗斯也在写作中发掘了自我。看起来，他还是在“去病化”人生的目标方面取得了适度的进展。

在那些明确以“人生去病化”为治疗目标的心理治疗中，故事的疗愈力是一个重要主题。这些治疗里的主要目标，是帮助来访者创造一个连贯的生命叙事。分析师与来访者会尝试构建更充实的、更有生机的有关自我的故事。22一位学者写道：“理想状态下，一个人的一生应当是一个内容彼此关联且连贯的故事，所有的细节都得到解释，所有（或尽可能所有）内容都能找到彼此之间的因果关联，或者有其他类型关联。”类似的说法还有：“心理疾病至少部分是由于不连贯的生命故事或对自己不足的叙事而导致的。”23

部分心理问题和众多情感痛苦之所以会产生，是由于我们没办法通过故事来弄明白自己的人生。治疗师帮助我们修改我们的故事，以产生一个能自我疗愈的叙述。这个过程中人们可能会获得胜利，像圣奥古斯丁所享受的那样；也可能会像罗斯一样，进步得慢一些，或者进步得不明显。

神话与故事

人们广泛接受一些故事，因为它们有能力传达关于生活的基本真理。这些故事被吸纳进一个特定人群的文化。我们认为这些故事是神圣的，并将他们称为神话（myth）。在宗教社会中，人们认为神话体现了现实的原始特征，因此有别于民间传说或其他较不神圣的故事形式。传统神话关注的是超自然的存在，如神、圣灵、伟大的贵族和英雄，如俄狄浦斯。24

如果人们的想象力足够活跃，能意识到或是好奇于人类的起源和命运，就会看见神话里包含了诸多原型符号，这些符号如今依然有效。25神话中包含着一个社会中基本的心理学、社会学、宇宙学与形而上学真理。一个社会的神话反映了一个民族最重要的问题。通过收集社会中各种要素并变成可叙述的形式，神话有助于维护社会的完整，保证社会的可持续与健康性。26

一则个人神话对一个人类的影响，与传统神话对文化的影响是相同的。27个人神话描绘了一个身份，照亮一个人生命的价值。个人神话不是民间传说或童话故事，而是能体现出个人真理的神圣故事。

之所以说个人神话是“神圣的”，是因为人们创造个人神话所应对的终极问题，也正是那些神学家与哲学家所关注的。许多社会评论家认为，美国人和欧洲人生活在一个“去神话化”的世界；我们中的许多人不再相信自己生活在一个由公正的上帝主宰的有序宇宙中。我们活在一片存在的虚无里，被迫去创造属于自己的意义，去发现我们自己的真理，并撰写出个人神话来赋予生活独特的神圣含义。

尽管玛格丽特·桑兹生活在一个“去神话化”的世界中，她从来没有放弃去寻找生活中的统一感和目的。她必须从自己的艰难过去与不确定的未来前景中吸取意义。玛格丽特无情地拒绝一切有组织的宗教，称自己是“燃烧的不可知论者”，但她经常向死去的母亲和外祖母祈祷。两者占据了玛格丽特生命中神圣的位置，在她的个人神话中是核心人物。她去往幼年天主教寄宿学校的朝圣之旅是她神圣的仪式；而通过诅咒那个小教堂，她得以肯定自己的美好良善与生命的神圣。她得以身体力行地表达她心目中的真善美，并痛击她心中的邪恶与亵渎。

塑造个人神话不是在创造一场自恋的幻觉，或是妄想自己成为上帝。相反，通过塑造个人神话来定义自我，是在履行对我们的心理与社会的责任。因为世界再也不能替我们回答：“我们是谁，我们应该怎样生活？”我们必须自己解决问题。制作个人神话是一种心理社会性追求。作为成熟的成年人，我们都面临着挑战：我们需要要构建我们对权力和爱的需求，要在我们所处社会和历史背景下，塑造一则个人神话。并且，我们对自己的个人神话负有道德责任和人际责任。

人们如何发展自己的个人神话

即使在婴儿时期，我们也在为自己的个人神话收集材料。婴儿们自发且无意识地收集着素材，并受到各种各样的影响，最终形成了他们对生命和神话的期望。甚至在孩子们了解什么是故事之前，他们就在经历着一些事物，并且这些经历会影响他们将来遭遇和构建的故事。

在婴儿第一次建立爱和信任关系时，他们就会无意识地发展出或希望或绝望的态度。婴儿无意识地学习了第一堂课程，了解到世界是什么样子，以及他们应该对人类的行为抱有何种期待。婴儿与母亲和父亲之间的关系，有可能影响他们叙事基调的长期发展。每个人的神话都有一种基本的叙事基调，从无望的悲观主义到无限的乐观主义。对于玛格丽特·桑兹，她的基本叙事基调是悲观的。她在充满不安全感的叙述中寻求意义和目的，并且她的故事由悲剧的内容构成。

学龄前儿童会收集核心意象，有一天这些意象会激活他们的个人神话。栩栩如生的意象会加深孩子的记忆力。尽管学龄前儿童很难完全地掌握故事的情节，但他们能记得意象。四岁的孩子能通过搜集情感符号和意象来理解自己经历的事物，这些意象包括家庭和学校、妈妈和爸爸、上帝和恶魔、白雪公主和邪恶的西方女巫。尽管在成长过程中孩子会遗忘部分意象，但一些重要的意象和象征在成年时期依然存在，并被纳入个人神话。当玛格丽特·桑兹谈起她回归教堂时，我们能瞥到她用来定义自我的形象。她童年时代的宗教偶像和象征承载着她内心深深的憎恨和遗憾。

随着孩子们开始接受正规教育，他们越来越发展出逻辑思维和系统化思维。在鉴赏故事时，孩子们会把故事当作按主题组织起来的整体，而不是随机的片段。他们认识到故事里的人物会朝着某种目标努力。于是，孩子们从故事或其他途径学习，建立起自己的动机模式。围绕着对权力和爱的需求，孩子们进一步强化了个人目标和需求，有了稳定的喜好倾向。孩子们的个人神话主题将最终反映出他们内在的动机模式。由于对亲密的强烈需求，玛格丽特创造了自己的个人神话，在其中强调要照顾和帮助别人。但是，关于要不要与朋友或恋人建立长期的亲密关系，玛格丽特仍感到相当矛盾。

在青春期后期我们开始遭遇身份认同危机，这时我们第一次有意识地创造起个人神话。从青少年开始，我们有意无意地为个人神话创造一个意识形态背景——使得生命故事拥有伦理道德与宗教信仰背景。因此，从青春期后期到成年早期，是人类身份发展的一个特别重要的阶段。该时期创造个人神话的根本挑战，是要在回答有关意识形态的种种问题时，发现对自己来说有意义的答案。这样，我们才能有一个稳定的基础来建立身份认同。人们一般在青春期后期和成年早期形成自己的意识形态背景。一旦意识形态建立完毕，绝大部分的意识形态在人们余下的一生里都不会发生改变。比如，玛格丽特曾固执地相信不可知论，它成了她个人神话的意识形态背景。而直到今天，不可知论仍然是她的生命故事中一个毋庸置疑的背景。

在二三十岁阶段，人们集中精力创造并细化神话的主要角色。我们的个人神话与生活往往过于复杂，只有一位主要角色登场是不够的。神话中的角色源于我们的意象原型。意象原型是一种复合体，它内化了多种现实中或想象里的人物角色。许多个人神话里包含不止一种意象原型，在建立身份认同的过程中，神话里的核心人物们会在我们的内心里互动，甚至有时会彼此冲突。举个生动的例子，“爱照顾人的玛格丽特”与“从地狱来的反叛者玛格丽特”之间就存在着紧张的冲突。事实上，最丰富多彩和最有活力的个人神话一般会充满大量的矛盾和复杂的意象原型。在中年时期，一个人有了成熟的自我认同的标志，就是能够整合并平息个人神话中意象原型之间的冲突。

所有好的故事需要一个令人满意的结局。随着我们步入中年，我们越来越关注个人神话的结局。我们所有人对结局的感觉都是矛盾的。很少有人会向往死亡。成熟的自身认同会促使我们建立功绩，留给后人。某种程度上，这份遗产将在我们身后长存。许多人在生命的这个阶段，会重制个人神话，以确保我们身上重要的东西能够传递下去。正如我们在玛格丽特的故事中看到的，孩子可能象征了我们能将自己好的部分传递给下一代。

正如伟大的神话学家约瑟夫·坎贝尔（Joseph Campbell）所说：“神话和仪式一直是使人类精神向前发展的象征，并对抗那些常出现的、试图把人类精神往后扯的人类幻想。”28人类创造了一些流传千古的宗教与宇宙神话，像它们一样，我们创造的个人神话中也承载着对人类有益的东西，而它们值得被保护和改进。我们创造的生命故事会影响他人的故事，他人的生命故事进一步改变了更多人的生命故事。人们创造生命故事、实践生命故事，形成故事与故事的网络，并从中找到意义和联系。通过创造个人神话，我们塑造了世界，同时它也塑造了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