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初，我曾担心计算机革命会在西方国家形成技术统治阶级，因为世界其他地方的人很难买得起计算机和类似的高科技设备。我也害怕整个社会将被糟糕地划分为贫富两个等级，结果是“富者愈富，穷者愈穷”：因为穷人缺少接触新信息技术的机会，从而被剥夺了更多的政治经济权利。为此，我开始投入时间和精力以提高这方面的预警，并努力思索防止和减缓它的计划，但是，在我还没有取得任何显著进展的时候，这个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原因是互联网出现了。我曾是互联网前身阿帕网（ArpAnet）的用户，但它却无助于我预见未来。

我们确实看到很多富裕的技术官僚生活更加优裕了，但我们也见证了有史以来最深刻的转变：技术扩散的民主化和均等性。便宜的晶体管收音机、电视机、手机和笔记本电脑——现在则是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它们将无远弗届的全球联系置于几十亿双手之中。这颗星球变得如此信息透明，若在40年前，没有人能想象得出来。

从历史大方向上看，这种趋势无疑是美妙的。那些过去愚弄无知信徒的宗教机构，现在必须修正其传教、灌输教义以及末日之说的方式。独裁者则要面对可怕的两难选择：是严酷地压制，把整个国家变成炼狱，还是容忍一个知情又沟通良好的反对派？知识真的是一种权力，人们正在逐步认识世间的一切。

不过，这种均等性也让我们增加了新的忧虑。人们过于依赖互联网技术，以致它成为我们的“死穴”。我们根本不必担心一个贫民窟里的穷孩子会造出原子弹，因为这要耗费数百万美元，不但保密困难，而且搞到特殊的原材料也不容易。不过，这样的少年可以整天泡在计算机和互联网上，摸索全球电子工业的致命漏洞，他被逮捕和处罚的风险很低。因为几乎无法被觉察，而且成本极低。应该说，分散和冗余的天才式设计让互联网看起来刀枪不入，不过尽管看上去非常强大，但它绝非无懈可击。

歌利亚（Goliath）还没有被击败，但是数以千计的大卫（David）们正怀揣复仇之心忙着学习必要的知识。这些知识能够帮助大卫设计出特殊工具，从而在竞技场上打败巨人。大卫或许没有很多钱，不过，如果互联网出了故障，我们也终将一贫如洗。我想可能的选择非常简单：或者坐等技术泛滥毁灭我们的所有，这种可能性与日俱增；或者也可以思考如何与技术分享我们所拥有的一切。

在未来，如果“互联网的主干网全面瘫痪”这样的事注定要发生的话，我们现在最明智的举措，就是用头脑风暴的方式想想如何限制其破坏力。医院和消防局（还有超市、加油站和药店）能继续运行吗？人们又如何才能得到可信的消息？游轮会强迫其付费客户在海上的第一天就要演练救生艇逃生，虽然这并不是出海旅游的流行项目，人们还是明智地照做了。恐慌是会传染的，一旦发生，人们往往会做出疯狂的、令人遗憾的决定。只要我们要坚持生活在快车道上，就应该学会如何不制造混乱地上下车。

或许我们应该设计并着手全国范围内的“救生演习”，以提升应对互联网大崩溃的能力。当我尝试去想象大崩溃发生后，人们将面临的最主要问题是什么以及如何处理它们，直觉上，我发现自己信心不足。还有其他专家关注这个话题吗？

古斯塔夫·多雷（Gustave Dore）1866年创作的版画，描述了大卫斩首歌利亚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