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授受与一贯

“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论语·里仁》）孔子说的是一贯，为什么曾子标出忠恕两个字来呢？原来忠恕只当得一个仁字。“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己立己达便是忠，立人达人便是恕。忠恕的本体是仁，行仁的方法是诚，所以“吾道一以贯之”。这一贯的道理可以应用到教学上。教与学的宗旨是仁——真善美的极致，教与学的方法是诚——良知良能的自觉与发挥；己立己达便是学，立人达人便是教，教与学是一件事的两方面，应该是一以贯之的。

近来中学校里各科教学都多少有些脱节跟架空的现象，国文一科更甚。恐怕便是忽略了这教学一贯性的缘故。

多数教师不能明诚以教，学生不能明诚以学。初中的学生成绩达不到预期的标准，胡乱升入高中去；高中的学生成绩达不到预期的标准，胡乱升入大学去。学生时时在躐等，时时在跻高致蹶，当然发生脱节的现象。教育当局看到脱节，就想弥缝。所以初高中的课程与教学往往有叠床架屋的地方，大学的一部分时间，又要用来复习高中的课程。学生的课业像是已经煮得“夹生”了的饭黏，任凭你再加上去几道火力，它永远要停滞在那内生外熟的线上。结果是弥缝不起，反而把所脱的节拉得长了。

多数教师不问学生的志趣与程度如何，只是选一些艰深的教材，填鸭子似地塞进学生的肚皮去。学生不理会立志，也不知道自己所需要的是什么，能领略的教材反嫌它粗浅，不能理解的反充强胃口，生吞活咽下去。不能消化与吸收，当然发生架空的现象。教育当局制定的教材，更是宁失之深勿失之浅的，反而把所架的空抬得高了。

学生像是患了肠胃病的孩子，照料他的人偏又不分清昼夜晚地给他不易消化的东西吃。渐渐这孩子看见食物就头痛。你把食物塞进他的嘴时，看他像是在咀嚼着；你一转身，他却偷偷地“吐哺”了。因此，中学生里面重视国文一科的寥若晨星。大学一年级的学生把国文看成无用而丑陋的尾巴。一些大学中文系学生真能志在学习文学的都是凤毛麟角，有的想着横竖各系都一样，有的是姑且“住”一年再说，有的是不得已而为之。这是脱节与架空必然的结果，人哪里会对他所不能了解的东西发生兴趣呢？

教学本是一件艰难的事，不是容易便做到好处的。《学记》上说：“今之教者，呻其占毕，多其讯言，及于数进而不顾其安；使人不由其诚，教人不尽其材。其施之也悖，其求之也佛。夫然故隐其学而疾其师，苦其难而不知其益也。虽终其业，其去之必速。教之不刑，其此之由乎！”所说教学失败的情形，跟现在也相仿佛，可见是“古已有之”的了。但这是说一些教书混饭吃的常师，授业解惑的能力都欠缺的。传道之师便不同了。孔子之于七十子不待说，汉以来儒者重视家法，绍述专门之学，都能一脉相承，薪传不息。郑玄质疑于马融，问毕辞归，马融便说：“吾道东矣！”杨时受学于程颐，学成归去，程颐便说：“吾道南矣！”这里都见出他们师生对于道术传授间的重视与默契，也说明了教学的人把平生的心得一股脑儿传授给下一代，尽了教学一贯的责任。

《文史通义·师说》云：“经师授受，章句训诂，史学渊源，笔削义例，皆为道体所该。古人‘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竹帛之外，别有心传。口耳转受，必明所自，不啻宗支谱系，不可乱也。此则必从其人而后受，苟非其人，即已无所受也，是不可易之师也。学问专家，文章经世，其中疾徐甘苦，可以意喻，不可言传。此亦至道所寓，必从其人而后受；不从其人，即已无所受也，是不可易之师也。……至于讲习经传，旨无取于别裁；斧正文辞，义未见其独立。人所共知共能，彼偶得而教我。从甲不终，不妨去而就乙；甲不我告，乙亦可询。此则不究于道，即可易之师也。”把师分为可易的与不可易的两种。在过去负笈从师时的情形，原是有如此的分判的。

现在已是学校林立，教师按时授课，学生同堂听讲，从哪儿再去分辨这可易与不可易呢？仍然是有的。有些大学里的教授，在课堂上教他们人数众多的“官学生”，课堂下却分别指导着三五个“亲学生”。官学生是纳费入学、凭证听讲的；亲学生是堂上听讲、堂下请益的。这些教授对官学生只负授业解惑的责任，对于亲学生有时才因人施教地传一星半点儿的道——专门学识的研究门径、参考范围、自己治学的系统与心得等——给他们。我们可以说这些教授是官学生的可易之师。亲学生看他们便该是不可易之师了。

中学里有一些教师也如此。某一科的老师对于性质接近某一科的学生是常常在课外个别指导、着意勖励的。几乎课堂上的工作是在一般探讨与兴趣的养成，课堂外做的是特殊研究兴趣的启发；学生们发见自己的天才，决定自己的志向，往往便在这课余之暇请益的当儿。

这种授受，还在有意无意地保持着过去师承家法的遗风。见解固然有些小家子气，但却借着这力量把师生牵合到一起，收了教学一贯的实效。只是能够如此做的终竟占少数，而且这风气又逐年地衰替下来。尤其是在抗战以后，教书的人有的看到政治社会上一切不良现象，甚至于对教育的力量也怀了疑，振作不起精神来；有的为维持数口之家的生活，不得不在各处兼授课业，师生间的相与只剩了每一节课五十分钟的时间，便什么也谈不上了。

我以为我们做教师的人现在对于家法师承有再认识的必要。现在不惮辞费地说几句。清代以前教经义八股的先生，只是传授那一套特种文体的技巧和准备的知识，学生志不在此，只是利用它为干禄之资，所以是可易之师。义理考据词章上的先生所指道的学问，在学生是认为道之所在、志之所安的，所以是不可易之师。那时一般的思想是隆古蔑今，制度是家天下，所以学问重因袭，授受讲家法。民国成立以后，人们已经认识了人文是日新月异地进步着的，视野又已由家扩展到社会，在今日学校的制度中，应该重视创造，不以因袭为既足，同时也不该再讲什么家法了。大学是造就专门人才的地方。教授不该各立门户，让某些学生的学与思不得超越自己的圈子；学生也不该故步自封，将某一位教授看成“本师”，在片面的小天地里回旋。教授应该一视同仁地施教，学生也该在课下普遍地向本系的各教授请益，因为所教所学都是研究这门学术的基本知识，不容偏重或畸轻。教授阐述他们各自所知的学术，学生兼收并蓄作为学的基础，然后加上自己的才智与功力，走上新的路途，便不是一味因袭，而能创造了。“官学生”与“亲学生”的看法是不该的，“亲”应该公开地、分沾地交织于本系所有师生之间，便不是家法，而是社会化了。

中学校里，最好是正课注重一般功课的平行进展，而在课外成立各科的学会，限定学生各就性之所近加入一个学会里去，由各科的先生分任导师，培育学生对某一科的特殊兴趣，学会里的同学也可以互相得到切磋之益。因为中学教育的目标固然注重训练具备普通知识的公民，也要做将来研究专门学识的准备。只靠课堂上的一般讲习是不够的。

这办法未必便合适。不过因为我看到一些国文教师，能够在课余负责指导的，不免有些讲家法师承割据教学的味道。不沾染这儒巾气的，又往往认为下了课便都是自己的时间。我们若能共同有大公无私分科辅导的义务感，总该比学生私有或是师生秦越要好得多。

国文一科，这几年来可以说是走了厄运。大学生多半去学经济、学工了，中文系的学生数目少得可怜。中学生大部分精力时间都用在数理跟英语上面，不但课余自修的手眼放不到国文上，连上国文正课时都“心不在焉”的了。

国文教师中弹老调子的，抱着一种“孺子不可教也”的态度，在课堂上瞟也懒得瞟学生一眼，书像是讲给自己听的一般。有些倒是诲人不倦的，又不大讲求方法，上课时讲得舌敝唇焦，学生却视若无睹，听若罔闻，书又像是讲给墙壁听的一般。不负责任的恐怕要占大多数，他们认为不必再给这些病入膏肓的孩子们苦药吃了，反正是不济事的；有的随缘随喜地讲授几篇烂熟的古文，有的节外生枝地敷衍一阵闲话，便算了事。少数要负起责任来的，又感到一曝十寒，费力不讨好。譬如要学生课前预习，课后复习。学生的课余时间已经尽量用在数理等学科上，时间不敷分配；凭你这国文课也要这样煞有介事地起来，这官司打到教务处去，怕也要国文老师碰上几个软钉子败诉的。不能预习，课堂上便无由讨论起。学生是一向用惯了耳朵听讲的，没有用脑用口的习惯；而且本来是在受着脱节架空的教育，无言之学是藏拙的上策。教师鼓励他们讨论发问，碰到几个闷雷之后，便也心灰意懒，“委蛇委蛇”了。

总括起来说，一般国文教师因为丧失了教学的兴趣，也泯灭了责任心和义务感。生活的鞭策使他们拖着过重的车子，拿身子当田种，一寸光阴一寸铜。学生们若当真勤学起来，教师的时间又不敷分配了，最好是各不相扰，道一声“彼此彼此”省事波罗蜜！

因此便教者自教，学者自学，同床各梦，分道扬镳。这样便造成了近十年来国文教学每况愈下的局面。

其余的枝节问题还很多。我很少看见有哪一个中学三个年级分配着规定的教材，往往是人自为政，各不相谋。近年来的中学教师又多半跟学生一样的喜欢跳学校，学生得到的知识因此便是东一块、西一脔的，寻不出个端倪来。现在的文坛上又是新旧交替，十风五雨。上一期的老师骂语体文是引车卖浆之徒所操之语，这一期的老师又说线装书该放进垃圾箱里去。学生有的就东一头西一头地跟着冲撞，有的以不变应万变，一概闻雷掩耳。……这样写下去，将是一本没收煞的流水簿。只好在这里“带住”，一言以蔽之，曰：教无方。

治病的消极方法是针对致病的原因，反其道以行；积极的方法是讲求摄生之道，恢复患者的健康。现在国文教学太散漫了，反其道以行，便是该求教学的一贯。大家太看轻了国文的课程，学的人不用说，教的人也因为不重视它，才这么敷敷衍衍；所以恢复健康的维生素，只有一个明诚。

譬如我在前面提到的那要负起责任而终于心灰意懒的教师，便是不能择善而固执，也便是没有教学一贯的真认识、明诚以教的真精神，所以碰鼻头便转弯了。“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舌耕的人实现了自己的认识，便是收获。

1946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