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GDP与生活满意度

宏观经济的一把尺子

 

已故著名经济史学家安格斯·麦迪逊（Angus Maddison）长期致力于用客观数据来刻画世界各国的经济增长，以求还原历史的真实面貌。数据是事实的精炼，相比文字，数据会显得更客观、准确。举个例子，我们常说，与西方国家比较，中国古代的经济发达而近代落后，这个论断的依据是什么？发达或落后具体又到了什么程度？回答这类问题，使用微观数据固然可以，但考虑到生活方式和环境的不同，用宏观数据会更有说服力，而在全部的宏观数据中，GDP（国内生产总值）或人均GDP是最常用也最基础的指标。

如果问一位生活在邻国的同志：“你生活得幸福还是美国人生活得幸福？”答案多半是前者，因为在他们所能接触到的有限的媒体中，满眼都是些“领导很忙、群众很幸福、国外很乱套”之类的东西，西方世界就是人间地狱，资本家就是把牛奶倒掉也不会低价卖给穷人，大街上遇到的不是犯罪分子就是吸毒瘾君子……除了被对事实的刻意歪曲所蒙蔽之外，这个问题也涉及一个比较困难的技术工作，即如何进行国家间的比较。是的，大家生活在不同的地方，吃的、穿的、买的、用的、生产的都不尽相同，怎么判断谁比谁生活得好一些呢？

经济学家也在长期思考这件事，到了20世纪初，总算有所收获，琢磨出了我们今天普遍使用的一整套国民核算体系，难怪有的经济学大师直言，这是一项堪与“风、火、轮”相媲美的伟大发明，带头的几位最后都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其中就包括大名鼎鼎的库兹涅茨（Kuznets）。可以说，如果没有数据的收集整理工作，或者没有一套完整的指标体系，就不会有今天大行其道、风光无限的计量经济学。

研究整体经济运行情况的经济学叫作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不同，它不考察单个个体（比如个人、家庭、企业或政府）的行为，只是尽量从宏观上来把握大局，使用的变量也往往是一些经过技术处理的总量指标，例如GDP、CPI等等。它的研究主题包括经济增长、失业、通货膨胀等等，但这些主题的展开，都离不开GDP。

回到前面的那个问题，你确定中国古代比西方发达吗？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如果仅仅从经济角度看，经济发达常常意味着高的人均GDP。那么，麦迪逊在这方面给我们提供了哪些证据呢？

从表1-1中能看到，截至公元1000年以前，埃及差不多是全世界最富有的国家，印度和中国相仿，英国要略差一点，我们可以认为中国在当时是世界上经济最发达的国家之一。不过世界平均水平的数据告诉我们，几个主要经济体之间的贫富状况相差无几。没错，在人类漫长的历史中，显著的经济增长也只是最近二三百年才有的事，而在之前的那段时间里，人类社会是基本上是缓慢发展甚至停滞不前的。我们还能注意到，在公元1000年左右（大约是北宋的样子），中国的确成为主要经济体中人均GDP最高的国家之一，人均GDP达到466美元，那时候的欧洲正处于黑暗无边的中世纪时代，人均GDP只有400美元，埃及的经济甚至出现了绝对的下降，从600美元降到500美元。到公元1280年（宋末），中国为600美元，欧洲为576美元。到公元1700年(清康熙年间)，由于中国人口增长过快，虽然经济总量仍在增加，人均GDP却依然为600美元，低于英国的1,250美元，其他几个主要经济体同1000年相比也没有什么变化。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后，中国经济一蹶不振，1870年人均GDP降至530美元。即使民国时期经济表现最佳的1936年，人均GDP也只是597美元的水平，未超过历史上的600美元。由于内战，到1950年，中国人均GDP仅为448美元，还不及宋朝初期的450美元。直到1956年才超过宋朝的水平，达到616美元，而这个时候的英国人均GDP已经达到8,000美元了。

按照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在古代社会—那个没有计划生育的年代，经济繁荣往往意味着人口增加，没有生育控制的技术和制度，只有战争和疾病是人类的杀手，当然也是经济杀手。中国在公元1年的人口总数大约为5,960万，其后人口数量变化不大，公元1000年的人口是5,900万，但到了1500年左右的时候达到了10,300万，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经济繁荣。其后的发展如图1-1所示。

总而言之，当我们考察一种经济现象时，可能有多个指标可供选择。如果我们观察的是整体经济的运行情况，类似GDP这样的经济指标就不可或缺了。那么，GDP究竟是什么？它又是怎么计算的？

 

什么是GDP

 

GDP又叫国内生产总值，说的是“一定时期（通常为一年）内一个经济体（一国）所生产的最终的商品和服务的市场价值之和”。这个概念说起来很拗口，定语很多，表明定义明确，内容具体。根据这个概念，在计算GDP时，哪些该计入，哪些不该计入，说得一清二楚。

为了便于理解和记忆，以一个国家的年度GDP为例，我们把上面的概念分解成一些关键词：“一年内”、“一国”、“生产的”、“最终的”、“商品和服务”、“市场价值之和”。

“一国”和“一年内”这两个词容易理解。GDP的全名叫“国内生产总值”，“国内”意味着一国的领土之内，也就是说，不论本国人还是外国人，但凡是在本国国土内生产的产品就要计入本国的GDP。这就涉及GDP和GNP（国民生产总值）的区别了，后者强调核算的“国籍”属性，生产的主体必须为本国人。从概念上看，不少人认为GNP比GDP要好：怎么能把外国人创造的财富计算在本国的产值中呢？可实际上，鉴于当今世界开放经济的现实，核算GDP要更容易一些，而GNP反倒难以准确核算。此外，作为一国居民，也没必要担心外资企业赢利后会把利润全都拿走。只要在它我们的国内，就一样要缴税，一样解决本国的就业，并非对当地经济毫无贡献。正是出于以上两点的考虑，GDP更为常用。而从企业的角度业来讲，其目标是尽可能地获得最大的利润，只要在这个国家发现了经济机会，它也一定会将赚到的利润再投资于该国。赚了钱就跑，回家“买房子、买地、存银行”，这种想法早就过时了。

消费是一切生产的最终目的，但概念中的“生产”一词意味着核算是以“生产”而不是以“消费”为依据。我们知道，虽然生产是为了消费，但从时间上来看，今年消费的东西并不一定就是今年生产的，比如旧货或“二手货”。前两年，中国国内地产严控、股市低迷、银行负利率，于是大量游资进入五花八门的领域，管他什么黄金邮票、古玩大蒜、小猫小狗、中药渣子。最有趣的是名画的股权，一幅名画分成若干股，然后卖给你。抛开最后你持有的股份能换来画中的一棵小草还是天上的一片云彩这类问题不论，炒作的结果倒是让人大跌眼镜，很多二线画家的作品竟然拍出天价。不过，在GDP的核算中，哪怕原来废纸一张的素描今天变成天价也不能计入今年的GDP中，它只能按照画家画完之后在市场上首次交易的价格计入当年的GDP。名画如此，邮票珠宝也一样。总而言之，二手货的价值不计入当年的GDP。

“商品和服务”表明GDP既包括有形的商品，也包括无形的服务。我们知道，在现代社会中，随着分工的深化，服务业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从业人员也越来越多。根据官方的统计，今天，在美国、日本、英国这样的发达国家，服务业占GDP的比重达75%以上；中等收入国家一般在60%—65%，而中国是40%左右，发展明显滞后，也反映了中国宏观经济结构的特点和不足。过去，苏联及相关社会主义国家曾经使用过一套不同于GDP的国民收入核算体系——“物质产品平衡体系（MPS）”，这是“经互会组织”根据会员国的实践经验制定的适用于计划经济国家的国民经济核算方法。其基本依据是马克思主义的再生产理论，主要特点是，社会总产品和国民收入只限于物质产品，不包含服务，因为后者投入的是社会劳动，不增加供社会支配使用的物质产品总量，所以不创造国民收入。在这样一种指标的激励下，国民经济的三大产业发展各有不同，重工业发展迅速，而轻工业特别是服务业极端落后。后来随着苏联的解体及东欧国家的剧变，加之以前实施中央计划经济的国家基本上都在向市场经济过渡或者已完成了过渡，MPS体系也退出了历史舞台。

“市场价值”和交易有关，这也是GDP核算争议最大的地方。简单来说，无论产品和服务是否具有社会意义，经过市场交换就计入GDP，不经交换就不能计入GDP。例如女性给别人当保姆，工资收入计入GDP；而给自己家做家务，无论多苦多累，对GDP都没有贡献。两个单身汉，自己给自己洗衣服、做饭、打扫不算作GDP；而互相为对方做家务并支付报酬，只要交易被记录在案，哪怕相互支付等额的工资而自己的收入最终没有任何变化，两个人的工资也会计入GDP。核算的注重市场交易的规定看起来值得商榷，但在多数情况下还算是一个准确、合适的准则。

掌握了这几个关键词，基本上也就明白GDP核算的要领了。根据中国政府的统计，在2010年，中国的GDP首次突破40万亿大关。图1-2给出了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的GDP变化情况，增长趋势十分明显，年增长率在9%以上。

经济学家在库兹涅兹工作过的地方（宾夕法尼亚大学）成立了一个“国际比较中心”(CICUP)。其中几位〔艾伦·赫斯顿（Alan Heston）、罗伯特·萨默斯（Robert Summers）和贝蒂纳·阿滕（Bettina Aten）〕出于研究上的便利，几十年如一日地收集宏观经济数据，建立了一个数据库并不断升级，命名为“宾州世界表”（Penn World Table）。因为数据既全又新，该表已经成为专业人士的最爱，我们以后也会常常用到。最新的7.0版本涵盖了198个国家和地区1950年以来的数据，图1-3就来自这里。从总量GDP来看，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时候，除了美国之外，其余几个国家都相差无几，然后是六七十年代日本和80年代中国的异军突起。日本经济在90年代开始放缓，最近两年受经济危机的影响甚至出现了GDP绝对下降的趋势。今天，中国的总量GDP（按购买力平价法）已经远超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然而，这并不足喜，在最重要的人均GDP方面，日本仍10倍于我，从整个世界的排名来看，中国多年来始终在100名左右徘徊，近几年甚至还有下降的趋势。

国民收入核算就是国家给整个经济做的一个会计账户，常用的指标不止GDP一个，还有GNP、NI（国民收入）、PI（个人可支配收入）等等。它们之间既有联系也有区别，存在一定的换算关系。以GDP和PI为例，人均GDP并不是你可以任意支配的收入，经过加加（特别是）减减很多道工序之后，最终变成的PI才是。别奇怪，当地方政府公布本地人均GDP的时候，多数人都会大吃一惊，觉得自己没赚那么多的钱，拖了政府的后腿。人均GDP和到你手里的钱差远了，税越高，差得就越多。

 

怎么算GDP

 

如果你在农村租了块地弄个果园，并雇了几个人帮忙干活。怎么来计算果园的GDP呢？

不管现实经济开放程度如何，在经济学家的心中总有一个理想的模型与之对应。在一个封闭的“循环图”中，虽然经过高度抽象，但各部门之间重要的经济往来还是一清二楚。货币和商品在各个部门之间你来我往，就整个经济体来说，所有部门的收入之和一定等于它们的支出之和，也等于产出之和，也就是“收入=支出=产出”。这为我们核算GDP提供了三条思路。

产出法是计算果园一年的水果产量，支出法是计算果园的销售总额，收入法是将整个果园的工人工资和你获得的利润加到一起来计算果园的GDP。果园产了多少，你就卖了多少，进而也就收入了多少。所以，这三种方法观察的角度虽然不同，但算出的结果应该是一样的。

我们就以常用的支出法为例来介绍一国GDP的核算。一国生产的商品和服务都被哪些部门买走了，用在何处？大体上可以分为四个部分：消费（C）+投资（I）+政府购买（G）+净出口（NX）。根据官方的数据，2012年根据支出法计算的中国GDP为527,608亿元，其中消费（含政府购买或政府消费）和投资各占约49%和48%，净出口约2%；而在全部消费支出中，政府的消费约占27%。美国多年以来的平均情况是，消费占70%，投资15%，政府购买20%左右，净出口-5%（贸易逆差）。从构成上的差异来看，中国的经济增长过分依赖投资，而发达国家主要取决于消费。为什么中国人消费低呢？一种解释可能是我们“藏富于国”了，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上述官方数据中GDP的计算是将所有商品的数量乘以各自当前的价格然后加总，这被称为名义GDP。而为了便于在不同时期进行比较，在计算“市场价值”的时候，有时候用的是事前确定的某一年（基期）的价格，这样求出来的结果叫作实际GDP。从概念上看，名义GDP的变化包含了商品自身数量和价格这两方面的变化，而实际GDP的变化只涉及前一种变化。经济一有风吹草动，货币当局会基于各种原因改变货币数量，价格也会随之波动，因此，实际GDP（或人均实际GDP）才最能反映真实的收入情况。名义GDP和实际GDP的差与实际GDP之比被称为GDP平减指数，它反映了物价的波动，和下一章要介绍的CPI一样，是计算通货膨胀的一种方法。

 

GDP与幸福感

 

GDP的概念明确而具有可操作性（科学的概念大都如此），这也使得它存在一些明显的问题而为人所非议。例如，健康、环境、休闲、廉政、勇气、智慧等与我们的生活福利息息相关的因素，却并不反映在GDP中。我们知道，古往今来，落后国家的发展或者工业化的过程几乎无一例外地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英美如此，日韩也不例外，今日中国情况尤为突出。很多地方政府为了发展经济，管他什么森林、湖泊、沼泽、草原、湿地、海岸线，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气概，满脑子人定胜天的想法，不惜出台各种优惠政策为各种高污染企业大开绿灯，挂绿色GDP之名，行黑色或黄色GDP之实，导致环境被严重破坏。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取的GDP是否该打一些折扣呢？值得我们认真反思。

还有一种活动也没有计入GDP，那就是地下经济（灰色或黑色经济）。不要以为地下经济都是些杀人放火、盗窃抢劫之类的勾当，其实多数地下经济的交易内容都是合法和正当的，相当一部分是为了躲避政府的管制（特别是税收，比如黑出租）才转入地下。一个国家对微观经济的干预越强，税负越重，地下经济也就越活跃。反过来，一些不正当的勾当，只要肯行贿，也可以免于税收，于是开始光明正大地“地上化”了。这两种情况在日常生活中都不难发现。根据一份国际权威机构的估计，发达国家的地下经济约为GDP的20%，发展中国家要多一些，大约在40%—60%，中国地下经济约占GDP比重的40%。从这个角度来讲，中国的GDP是被低估了。

不过，即便GDP存在诸多缺陷，并不妨碍它成为我们目前可获得的衡量我们生活满意度的一个最客观、科学的指标。不仅因为GDP本身与我们的生活质量密切相关，其他一些我们关注的指标也和GDP有着密切的联系，例如预期寿命、成人识字率、新生婴儿死亡率，等等（见图1-4和图1-5）。

经济学家伊斯特林（Easterlin）是研究“生活满意度”或“幸福感”的国际权威，无论从使用的方法和调查的样本来看，他所从事的调查研究都远非国内类似调查所能相比，可信度极高。通过多年调查，他发现生活满意度和GDP（或GNP）息息相关，收入越高，满意度也越高（尽管是以递减的速度提高）；当GDP达到一定程度之后，收入再继续增加，满意度只有微小的提高（这就是有名的“伊斯特林悖论”）。图1-6就给出了这种关系。

受他的启发，后来有大量学者继续这一研究，比较著名的是英格尔哈特（Inglehart）领衔的“世界价值观调查”。调查迄今为止已经进行了5期，持续26年，共调查了35万人。最近的调查给出了一个包括97个国家的“幸福感”排名，排在榜首的是丹麦、波多黎各，美国排名16、日本43、中国54，最后一名是津巴布韦。由于在不同的国家和连续的调查中都询问相同的问题，从而保证了基本的可比性。这显然比在大街上随便找个人简单问一句“你幸福吗？”这样的调查要科学和严谨得多。根据最近的4次调查，他们发现“人们对自由愈发重视，在幸福水平的提高过程中，自由似乎发挥了比经济增长更重要的作用……此外，最大限度地提高国民幸福水平的最有效途径似乎也在随着经济的发展而改变。在仅能维持生存基准的社会中，幸福水平与群体团结和国家荣誉紧密相关。在经济安全程度较高的社会中，自由选择的权利对人们快乐与否影响最大”。这个结论也为一国提高本国居民的幸福感指明了方向。

另一个调查结果也很有趣，我们也把它列出来，如图1-7所示，它的含义是：越老越物质。横轴代表年龄组，纵轴是价值观，我们会发现，随着年龄越来越小，物质主义的倾向逐渐下降，后物质主义（或理想主义）的倾向越来越高。对老年人，收入或者人均实际GDP是非常重要的。年轻的时候靠理想生活，年老的时候靠物质生活。

图1-8给出了几个主要国家的生活满意度变化情况，趋势线是根据最近几次调查结果综合得来的。我们发现，主要发达国家的生活满意度基本比较稳定，印度和韩国上升明显，中国稳中略降。

经合组织(OECD)在前不久也发布了一份涉及40个国家的生活质量报告。该调查使用的衡量标准不再是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速度或者整体经济规模，而是采用了更加广泛的11项指标，包括收入、就业、住房、教育、环境、卫生、社区生活、机构管理、安全、工作与家庭关系以及对生活条件的整体满意度。中国在这一报告中的排名依旧难言乐观。

由此可见，GDP虽然不是幸福生活的全部，但却是其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从政府的经济责任来看，追求GDP增长无可厚非。当下社会，人们把环境污染、道德滑坡归结为GDP之祸，是只看到了问题表面，我们应该从深层的制度安排上寻找原因。

GDP至关重要，但不是唯一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