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谢

很多朋友鼓励我写这本书，尤其是黛安娜·拉里（Diana Lary）和斯蒂芬·麦金农（Stephen MacKinnon）。1998年4月的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the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会议上，他们两位邀请我讨论这项研究的最初成果。接着， 2002年6月在哈佛大学，他们又一次邀请我参加其组织的傅高义（Ezra Vogel）纪念学术研讨会，并宣读我的研究结论。尤其是后一次机会，对我想要表达的观点，具有决定性意义。我也必须要感谢鲍勃（Bob Tadashi Wakabayashi），1999年3月，他邀请我参加了其主办的纽约大学学术研讨会，在会上我与同行们交流了关于南京的“合作”研究，他在这本书的构思上也扮演了重要角色。

2002年秋，我受张隆溪教授之邀在香港城市大学做客时，完成了论文的写作。从他跨文化研究中心的研讨班上得到的反馈信息，对澄清我的观点帮助很大。丽萨·拉斐尔斯（Lisa Raphals）是一位赞同我观点的读者，她理解了我所要表达的意思并鼓励我表达得更清楚一点。复旦大学的李天纲教授根据我的论点听出了他的门道，并认为我所说的值得一听。并不是我所有的中国同行都能接受将“合作”作为抗日战争研究的主体，甚至不能接受把它作为一个值得研究的题目。

由丹尼尔·贝斯（Danial Bays）和中国基督教史的卢斯项目基金（the Luce Project）慷慨资助，我开始了这个课题的最初档案研究。多伦多大学与加拿大社会科学和人文研究委员会继续提供支持。第三章和第六章较早版本收集在黛安娜·拉里和斯蒂芬·麦金农主编的《战争的伤痕》（The Scar of the War，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和克里斯蒂安·汉诺（Christian Henriot）和叶文心主编的《日本占领时期的上海》（Shanghai under Japanese Occupation，剑桥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在出版商的允许下，再版时做了一些修改。

非常感谢凯瑟琳·麦克德莫特（Kathleen McDermott）鼓励我在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在本书出版的过程中，感谢伊丽莎白·吉尔伯特（Elizabeth Gilbert）编辑了最后的稿子，特里什·麦卡拉斯特（Trish McAlaster）准备的图片，凯文·卢（Kevin Lu）做的大量工作。最后我还要感谢我的三位朋友：较早阅读我手稿并鼓励我修改删减论据和提炼观点的王国斌、较晚阅读稿子并指出我需要完善一些思考的吉姆·雷塔莱克（Jim Retallack）以及能理解这项研究对我的重要性并给我时间和地点写作的费伊·西姆斯（Fay Sim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