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
社会网络对人类现实行为的影响

第2章
你若微笑，世界将回报以微笑

社会网络如何影响人类的情绪

每一个快乐的朋友，让你也快乐的概率大约增加9%；每一个不快乐的朋友，让你也快乐的概率减少7%。与口袋里大把大把的钞票相比，一个素未谋面的三度分隔的人会对你的快乐产生更大的影响。坚持那些产生快乐的行动，让更大的群体快速实现快乐的同步化。

1962年，坦桑尼亚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在靠近维多利亚湖的布科巴地区，有一所女生寄宿学校出现了一种“发笑”流行病。这可不是几个小女生在分享一个有趣的笑话。她们不由自主地发笑，这种笑通过人与人之间的传染而蔓延开来。最后，上千人传染上这种“发笑”流行病。

这件事发生得很突然。最初染上这种病的人发作起来短则几分钟，长则持续几个小时。然后，这些人的行为又恢复正常。过一段时间，她们会再次发作，间隔时间最长达16天之久。关于这种流行病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染病的人往往这样描述：虽然看起来她们在笑，但内心的感觉却是恐惧和焦躁不安。

最先开始调查和报告这次流行病爆发的医生是马卡雷雷大学的教授兰金博士和布科巴地区的医疗官员菲利普博士。调查工作做得非常细致。他们发现，每个病人发病前都与染过这种病的人有过接触。他们观察到，从接触开始到症状出现之间的潜伏期短的仅有几个小时，长的则达几天。他们坦率地说：“真是万幸，没有出现可怕的后果。”受流行病折磨的人最后都完全康复了。

流行病是在1962年1月30日爆发的。这一天，年龄从12岁到18岁不等的3个女生突然放声大笑无法停止。病情迅速蔓延，很快，学校的大多数学生都染上这种流行病，相继大笑不止。到了3月18日，学校159个学生中有95个被传染，学校不得不停课。

这些学生分别回到了自己的家中。10天后，这种大笑不止的疾病在距学校88公里的村子爆发，共有217个人被传染，原因是有些学生回到了那里。还有一些女生回到了位于另外一座女子中学附近的家中，结果6月中旬，流行病传到了那所学校。当154个学生中的48个染上大笑不止的流行病之后，该校也被迫停课。还有一个村子在6月18日也爆发了流行病，同样是因为有一个女孩回到了那里的家中。流行病从她家开始爆发，并蔓延到邻近的两所学校，这两所学校也被迫停课。直到几个月后，“发笑”流行病才逐渐消失。

兰金和菲利普努力寻找导致这一流行病的生物学原因。他们为患者做身体检查和实验室分析，做腰椎穿刺，检验患者吃的食物是否有毒，并检查这一地区是否有过类似的流行病记录。村民们也弄不清楚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在布科巴地区，人们对这一疾病的起因极为关注。有一种说法是：“原子弹爆炸污染了空气。”另外一些人则认为，这是一种“蔓延的癫狂”或“endwara yokusheka”，即“笑之病”。

对这次突发流行病进行调查的村民和研究人员意识到，染病的人的笑，跟通常的笑根本不是一回事。笑通常是在传播幸福与快乐，但这种笑并不是。事实上，这种不正常的笑是一种流行性的焦躁情绪失控。人类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倾向：将情绪表现出来。所有的情绪，不管是快乐的还是不快乐的，都能在两个人之间或者在更大的范围内传播。因此，情绪具有群体性，而不完全是一个人的事。你感觉如何，取决于你接触到的那些与你的关系或远或近的人的感觉如何。

情绪，在人与人之间传染

每个人都会产生情绪。情绪由以下几个要素构成。

 

· 首先，我们往往能意识到自身情绪的存在。快乐时，我们知道这种快乐情绪的存在。

· 其次，情绪往往会影响到我们的身体状态。我们通过面部表情、声音，甚至是姿态来表现情绪。因为情绪在社会网络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这些身体表现就显得极为重要。

· 再次，情绪与特定的神经生理活动紧密关联。如果让你看一幅很恐怖的画，流向大脑组织的血液会立刻发生变化。

· 最后，情绪与发笑、喊叫、尖叫等行为紧密关联。

 

实验证明，通过短到几秒、长到几周的观察，人们能“抓住”被观察者的情绪状态。随意分配一些大学新生与轻度抑郁症患者同住，在随后的三个月里，这些学生也变得越来越抑郁。陌生人之间也能发生情绪传染，哪怕只有短暂的接触。服务员接受“微笑式服务”训练后，顾客对其服务更满意，因此愿意支付更多的小费。人的情绪会受到相互交往的人的情绪状态变化的影响。为什么会这样？这又是怎么发生的呢？

先思考另外一个问题：为什么情绪不能仅仅存在于内心呢？为什么人们无法独享自己的情绪呢？毫无疑问，从进化的角度来看，感觉能力对人们而言是非常有好处的。比如说，在需要快速反应来保全性命的场合，感觉受到惊吓的能力对人们来说就是有好处的。但是，人们不仅仅是感觉受到了惊吓，也表现出受到惊吓的样子——或跳、或叫、或骂、或紧紧抓住什么，而这些反应会引起其他人的注意。其他人也会模仿着这样做。

早期的类人动物已经开始建立社会群体并传播情绪，从进化的角度来看，这是为了实现适者生存的目标。早期的人类必须相互依存才能生存下去。他们通过建立良好的社会环境提高应对自然环境（天气、地形、猛兽）的能力。人们组成群体，以便更有效地应对险恶的世界。进化机制是支持建立群体组织的，这样既可以进行更容易理解的口头沟通，又可以进行情绪上的模仿。人类情绪的产生、情绪的表现及读懂别人情绪的能力有助于协调群体的活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便于人际关系的建立、让行为同步及沟通信息。

情绪及情绪传染可能起源于母子构成的二人组，而后逐渐扩展到亲戚，最后才发展到没有亲戚关系的人。情绪传染有助于活动的同步。就拿母子来说，当孩子需要关注时，情绪传染会让母亲立刻去留意孩子，孩子也能够感受到来自母亲的保护。实际上，当家庭成员忧伤时，我们也会感到忧伤，而陌生人的忧伤对我们造成的影响就要小得多了。让自身的情绪与跟我们相关的人保持一致对我们是有益的。

最终，情绪或行动的一致性，有利于狙击敌人的进攻或狩猎等大型群体行动。如果你想让一支狩猎队伍的行动协调一致，那么，就应该让所有人都虎虎有生气。相反，假设你是狩猎队伍中的一部分，队伍中有一个人因为看到猎物而表现出害怕的情绪，快速将情绪调整到与他一致将有利于你免受猎物的伤害。

你能很快感受到，你的妻子或丈夫是否不高兴，但是，让她或他跟你说清楚是怎么回事，则需要不少时间。如果你的妻子执意让你在她告诉你之前，猜猜看她为什么不高兴，情况更是如此。晚上走进家门的时候，你能立刻感知到家里的环境是安全的，还是危险的。这种感知能力，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

当然，快速保持情绪的一致性也并不总是一件好事。如果你回家时情绪很糟糕，你的妻子往往要在弄清真相之前猜测一番。这样，在你解释情绪为什么不好之前，你的坏情绪已经传染给她了，有时甚至会因此导致一场争吵，使不好的情绪愈加不好。

情绪的传染源于人类模仿的天性

情绪之所以会在人与人之间传播，是因为人具有相互影响的两个特性。从生物学上来说，人天生就会从外表上模仿别人，以及通过模仿别人的外部表现，接收他们内心情绪状态。如果你的朋友感觉快乐，她会微笑，你也会随之微笑，通过“笑”这一行为，你也真正感受到了快乐。无论在哪里，酒吧或是卧室，办公室或是大街上，人与人之间都是相互影响的。我们会下意识地产生这样一种倾向：快速与他人的面部表情、声音和姿态保持同步。结果，我们改变了自己的情绪状态。

脸部是最能表现情绪的地方。这就不难解释，为什么一旦受到外界环境的刺激，人们的面部表情就会发生变化，以及为什么只有适者才能生存。

但是，面部表情不仅仅代表个人对外部世界的体验，它已进化为一种与他人沟通的方式。随着时间的推移，面部表情可能会失去最初的作用。这些变化是随着进化而出现的。

最开始的时候，羽毛仅仅是为了将史前爬行动物的身体与外界隔开，起到保暖的作用。但是，当它们卷拢起来后，就有了不同的、更为重要的作用：飞翔。

我们已具备了读懂他人面部表情的能力。因此，厌恶时我们可以通过控制面部表情而获得好处，同时，留意他人是否因厌恶而在控制面部表情，对我们而言也是非常有益的。人是很善于捕捉面部表情变化的，哪怕只是极为微小的变化。这一能力受人脑的特定区域控制。人也有可能丧失这种能力，这种情况被称为“面容失认症”（prosopagnosia）。读懂别人的表情可能是实现情绪同步与共鸣的关键环节，然后才能进入情绪传染过程。

早在1759年，经济学创始人、哲学家亚当·斯密就对“同情”一词进行了深刻的论述。他认为，有意识思维是这样一种思维方式：我们可以站在他人的角度思考，因此在感觉上也跟他人一样。他说：“当我们的兄弟在接受拷问时……通过想象，自己似乎也忍受着所有同样的痛苦。我们似乎进入了他的身体，在一定程度上同他成为一个人，因而形成了关于他的感觉的某些想法，甚至体会到一些虽然程度较轻，但并非完全不同的感受。”

但是，情绪的传播远非只是模仿他人的面部表情，或者站在他人的角度去体会他人的感受那么简单。实际上，存在一个非常原始的、不够精细的情绪传染过程，这就是本能上的同理心（instinctive empathy）。人们模仿别人的面部表情，这样做的直接结果就是，自己的感觉也和别人差不多了。由于信号的传输路径是从面部的肌肉到大脑，而不是像通常那样从大脑到肌肉，所以人们称之为“情感传入”或面部反馈理论。面部表情对人的情绪有很大影响。例如，电话接线员在工作时要面带微笑，尽管电话线另一端的人看不到他们。这一理论也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微笑能治愈心伤。

从生物学的角度来看，导致情绪传染或行为传染的是人脑中的“镜像神经系统”。尽管我们只是看到别人在做动作，但我们的大脑也会做动作，就好像正在亲身经历一样。如果你见过观看比赛的超级赛车迷，你就一定明白我们在说什么：他看到选手的失误会痛苦不堪，并试图将自己的开车动作传递给赛场上的选手。看到运动员在跑、跳、踢的时候，不仅我们的视觉皮层被激活了，大脑中负责控制“看到了什么”的这一部分也被激活了，而且大脑中与跑、跳、踢相对应的部分也将被激活，就好像我们自己正在做这些动作一样。

从情绪蔓延到“群体性心因性疾病”

我们每个人都经受过情绪传染：与朋友分享一个笑话；因配偶在哭喊而感觉悲伤；与邻居们一起对市政厅发火；在孩子情绪低落时紧紧抱着他。可是，在情绪分享方面，人们往往会忽视的一点是：我们的情绪不仅仅会传播给自己的朋友，也会传播给朋友的朋友，甚至还会传播得更远，传播到一些我们从没有出现过的地方。我们就像一群在草地上静静吃草的牛，发现旁边的一头牛开始奔跑，就随之奔跑起来，然后，其他牛也加入奔跑的行列。结果，整个牛群不可思议地、突然向前蜂拥而去。

几百年来，有大量关于情绪蔓延事件的记载，其中还不包括在布科巴爆发的这类“发笑”流行病。现在，人们将情绪在人与人之间传播，并影响到很大人群的这一现象，称为“群体性心因性疾病”（MPI），而不再采用“流行性癔症”这一叫法。MPI是一种能令其他健康人也陷入心理级联的特殊社会现象。就像牛群中一头受到惊吓的牛一样，仅仅是一个人的情绪反应，有时就能导致很多人都有相同的感觉，并最终形成群体性情绪风潮。MPI有两种类型：一种是纯焦虑型的，另一种是运动神经型的。这两种类型的MPI包含同样的基本心理过程。

 

· 纯焦虑型患者的症状包括：腹痛、头痛、昏迷、呼吸急促、恶心、头昏眼花等。

· 运动神经型患者的症状包括：情绪激动地跳舞、假装发病、大笑等。但这些行为都是表面的，他们内心真正的感觉是恐惧与不安。

 

关于这种现象的最早记载可以追溯到1374年。流行欧洲的“黑死病”刚刚过去，“跳舞狂躁症”就爆发了。这种狂躁症最初发生在德国的亚琛。德国医学家、历史学家赫克（J. F. C. Hecker）在其1844年出版的著作《中世纪的流行病》（Epidemics of the Middle Ages）中写道：“这些人因同样的妄想而聚集在一起，他们在大街或教堂等公共场所大秀热舞，场面十分奇特。他们手拉手围成圆圈，看起来已完全失去理智。他们连续几个小时不停地跳舞，兴奋异常，根本不在意看热闹的人，最后精疲力竭，瘫倒在地。事后这些人解释说，他们感到非常压抑，他们呻吟着，好像痛苦至极。”显然，这些跳舞的人跟非洲发笑的女生一样，内心都不是真正的快乐。

在那个久远的年代，人们往往将这种病症的起因归咎于鬼怪和巫术。但是，今天人们一般认为有毒物质和环境污染才是真正的根源。不错，有毒物质确实引起了一些身体疾病的爆发，但却不是MPI爆发的罪魁祸首。这些病症的出现以及传播，都是精神因素在起作用。可是，遭受痛苦的人和众多的目击者，通常都不愿意承认这些病症是由精神因素引起的。

近期的一起MPI发生在田纳西州麦克明维尔的沃伦县中学。当时，这所学校有1825名学生和140名教职员工。1998年11月12日，一个老师声称她因为闻到了汽油味而头疼、呼吸急促和呕吐。看到她的这种反应后不久，她的一些学生也出现了类似的症状。随着一些人陆续离开教室，目击事态发展的其他学生，也开始报告说自己觉得不舒服。最后，学校的火警警报被拉响，所有人都从学校撤离。

因为听到警报而撤到校外的学生和老师，亲眼目睹了救护车将那位老师和一些学生送至附近的一家医院。3个邻县出动了大批警察、消防员和应急医护人员。那一天，有100人去了医院，38人留院观察与治疗。学校因此停课。

学校停了4天课。消防部门、燃气公司与职业安全和健康管理局（OSHA）的官员联合进行了检查，没有发现任何问题。在确信学校绝对安全之后，学生和老师才返回学校。但不幸的是，又有很多人闻到了汽油味。11月17日，71人出现不良症状。人们又叫来了救护车，人员再次撤离，学校再次停课。

学校的校长实在受不了了。他决定开展彻查病因的行动，并向有关政府部门求救，包括大名鼎鼎的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的流行病信息服务部。参与彻查的机构还包括美国环保署、美国毒物与疾病登记署、美国国家职业安全与卫生研究所、OSHA、田纳西州卫生署、田纳西州农业署及众多其他地方组织和人员。

 

· 通过空中监测找出潜在的环境污染源；

· 派人探测学校周边的洞穴；

· 对学校的空气处理系统、自来水管道等系统进行全面检查；

· 在学校周围的地面进行钻孔取样；

· 对空气（包括疾病爆发那几天的样品）、水和垃圾等都进行取样检验。

 

调查是非常全面、彻底的。对空气质量的评估，甚至动用了众多的技术装备，包括色度管、火焰离子化检测仪、光致电离检测仪、辐射表和可燃气体指示器等。

两年后，《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发表了一篇文章，探讨是不是环境因素导致了疾病发生这一问题。文章介绍了各机构进行的全面、深入的调查工作，并公布了CDC的调查结果。最后，和研究“发笑”流行病的兰金和菲利普一样，调查人员得出的结论也是：病症是由精神因素引起的。他们发现，患这种疾病的人都曾亲眼目睹另一个病人的发病，并且都是女性。诊断结论是：群体性心因性疾病。

诊断结论并不为大家所接受，一些患过病的人为此感到很苦恼。一个十二年级的学生是这样说的：“他们说我们是疯子……这让我很伤心。如果我生病了，我可不希望别人说我是假装的。如果我没生病，他们不会把我送去医院，我的血压也不会那么高。”当然，MPI的症状，比如发笑、跳舞、昏晕和呕吐，都是真实存在的，而不是有意装出来的。“装病”是那些有意逃避工作的人惯用的伎俩。不过，最让人感到惊讶的现实情况是：

我们自身的焦虑能让我们生病，别人的焦虑也同样能让我们生病。

如果精神因素更可能是引发疾病的原因，为什么公众还是倾向于动用各种各样的资源，去找出导致疾病发生的环境因素呢？CDC的调查人员就此进行了讨论。问题的关键在于，负责公共健康的行家们往往对“精神因素导致疾病爆发”这一说法持怀疑态度。他们觉得别无选择，只能事无巨细地进行全面调查，只有这样，才能让公众极度焦虑的情绪平静下来。当然，谁敢保证所有可能有毒的物质都被检查过了呢？这虽然不是不可能，但也是非常困难的。CDC的调查人员注意到，公众可能会对“精神性疾病”这一定性产生消极反应。CDC的调查人员说道：“医生及其他一些人不愿意宣布‘疾病的爆发是精神性因素所导致的’，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这样的诊断结论让他们很没面子、很不开心。”

奇怪的香味，MPI爆发的罪魁祸首

MPI的爆发并不仅限于儿童和学校。资料显示，MPI也会发生在成年人身上。人们对群体性心因性疾病的发病情况做了系统性分析。

数据显示，1973—1993年，共发生70起群体MPI。其中50%发生在学校，40%发生在小城镇和工厂，仅有10%发生在其他地方。MPI爆发时，至少会有30人染病，多的时候常常达到几百人。大多数MPI的持续时间不超过两周，但有20%的发病案例持续时间超过一个月。

最不可思议的案例非“马顿幽灵麻醉师”事件莫属。1944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在激烈进行中。在伊利诺伊州马顿市，很多成年居民都相信在这个人口仅1.5万的小镇上，有一个“邪恶天才”在四处游荡。这种情况持续了几周时间。这个隐形人会打开卧室的窗户向受害者喷放一种“有香味”的麻醉剂，使其暂时处于麻醉状态。奇怪的是，同一房间的其他人却不会受到任何影响。大家联合起来组成武装巡逻队，但从未抓到这个麻醉师。当地负责治安的官员害怕伤到无辜，最后要求巡逻队解散。一位参与调查的人员是这样记录的：“所谓的‘喷气人’假想，就是说人们都相信症状是由一种气体所导致的，这种气体是一个假想的‘邪恶天才’喷出的，他有能力逃过警察的抓捕。在马顿，大多数人至今仍相信这种解释。另外一种解释是，症状是由MPI而引起的。”

距离今天更近的一个事件发生在1990年。2月16日，纽约市罗伯特·肯尼迪大桥收费站的16个工人说自己肚子不舒服，并且头昏眼花、嗓子痛、胸痛。在接下来的几天里，越来越多的工人出现了相同的症状。一些生病的人还说他们闻到空气中有一股“香味”。他们说当他们进入或靠近收费站时，症状就开始出现，离开那里不一会儿，症状就开始减轻。2月22日，当一些领导跟这些患病的人一起坐在收费站里时，病人的病症随之消失。截至这一天，共有34个工人因病情严重而去了医院，还有很多人也都出现了相同的症状。人们对可能导致身体生病的各种原因都进行了检查，花了不少钱，但一无所获。很明显，这种疾病是精神性的。由于患病后身体虚弱，有44%的女性工人去了医院，从比例上看几乎是男性工人的两倍。

这些事件的很多特点都与MPI的特点一致。发病总是很突然，而病症通过关系极为密切的群体扩散。这些群体往往与外界没有太多的联系，并且承受着较大的压力。从身体方面几乎找不到致病的原因。多数情况下，染病的人以女性居多。为什么女性的发病率很高？现在还不清楚真正的原因。但是，女性更愿意谈论她们的病症，并且更富有同情心，这一点可能是导致更多女性发病的原因。女性的味觉更为敏感可能也是一个原因。

普鲁斯特曾在《追忆似水年华》一书中描写到：点心的香味让主人公一下子想起了童年往事。随后，人们将上述现象称为“普鲁斯特现象”。如果闻到的香水味与快乐的记忆有关联，大脑中与情绪和情绪记忆相关的部位杏仁核的活力将增强；但如果只是看到装有香水的瓶子，却没有这样的效果。

不可思议的是，赶到现场的警察、救援人员、调查人员和政府官员往往会使事情变得更糟。人们会因为他们的到来而做出判断：正在发生严重的事情，事态可能非常危险。如果这些人为了消除人们的恐惧或疑虑而告诉大家：事态是安全的，只不过还没找到事情的起因，情绪紧张的人群往往会对此深表怀疑。他们会认为，这是在蒙蔽他们。之所以会这样，就是因为官员们的最初反应太强烈了。恐惧与怀疑也会传染，这会让权威性大打折扣，而权威性是结束这种流行病必不可少的。

利用社会网络切断情绪的蔓延

应对MPI爆发的最好方法，就是在社会网络上做文章。人们已经认识到，这种疾病是通过社会连接关系传播的。为紧急救援人员制定的心理指导策略包括：“采用平和、权威的方法消除恐惧或疑虑”和“将未染病的人与染病的人隔离开”。一位专家说道：“唯有坦诚之心才能使事件平息下来。作为家长甚至是一个普通人，我也可能被卷入这类事情。我们都可能。这种事情来势凶猛，对此要持尊重与理解的态度，医疗管理人员也不要慌不择言。”

要想准确找到这些流行病的起因，往往很不容易。就像一个不寻常的声响可以让整个牛群开始奔跑一样，很多因素都可能引起情绪的群体性波动。但是，找出最开始发病的人并不困难。比如，就非洲“发笑”流行病而言，尽管调查人员还无法解释是什么原因导致了疾病的流行，但是，找到最开始出现症状的那几个女生还是挺容易的。

当前美国的坚果过敏问题也是一个很好的例证。现在大家都说，声称完全“不限制坚果”的学校数量正在增加。校园里是禁止吃黄油花生等坚果食物的，所以烘烤食物及未标明配料成分的所有食物都是家庭做的。学校门口有标志，劝告来访者在进入学校之前要洗手，以免引起可能的污染。

在美国，大约有330万人对坚果过敏，而对海鲜食品过敏的人数达到690万。可是大家都在说，每年因严重的食物过敏反应住院的只有2000人（全国住院人数超过3000万）。实际上，最多的时候，每年也仅有150人（包括儿童和成人）死于食物过敏。与此相比，每年有50人死于蜜蜂蜇伤，上百人死于雷击，4.5万人死于摩托车交通事故。

再做一个比较：每年有1万名儿童因体育运动而导致的脑外伤住院，2000人死于溺水，约1300人死于枪杀。可是，没有人要求禁止儿童从事体育运动。可能有成千上万的家长不准许在家里的柜橱放黄油花生，却会在那里放枪。与因坚果过敏而死亡的人数相比，每年死于步行或乘车去上学的路上的儿童肯定要多一些。

问题不在于坚果过敏是否真的存在，或者是否偶尔也会造成严重的问题，或者是否应该为这些已确诊患有严重过敏症的儿童准备足够的病床。问题的关键是，如何解释社会对坚果过敏的过度反应？实际上，这种反应有很多MPI的特征。经临床诊断确诊有过敏症状的人很少，但是那些没有患病的人，模仿了那些过敏症患者的行为。焦虑在人与人之间传播，并扩散到更远的人群，于是人们就对患病者的比例产生了错觉，对这种病症也充满了恐惧和疑虑。

实际上，刻意不把坚果摆上柜橱，加剧了人们对坚果过敏的恐惧心理，因为这等于明白无误地告诉儿童的父母：坚果确实有危险。于是，有更多的父母对此表示担心，进而导致恐惧情绪进一步蔓延。还有很多父母让孩子尝试了一下，结果发现真的有轻微的、无关紧要的过敏反应。最后，大家都对坚果采取排斥态度，导致坚果过敏症发病率上升，因为早期缺少与过敏物的接触才是坚果过敏的主要原因。

追踪情绪传播

若想度量人们在情绪上的主观感受，以便与其生物学上的或神经学上的外部表现相比较，就需要询问他们自身的感觉如何。“经验取样法”就是一个比较系统的度量方法。

经验取样法就是在一些不确定的时间向被试发送一系列警示，然后要求被试马上记录下当时的感觉、想法和行为。利用这种方法可以得到被试日常情绪变化的完整信息。这种方法的一个好处是，可以实时地对相互影响的一个群体同时进行评估。

还有一种类似的方法，曾用于调查情绪在护士、运动员，甚至会计等团队内的传播。针对上述几种职业，一个尤为关键的问题是：一个士气高昂的团队成员，是否能改善团队其他成员的情绪，进而使他们有更好的工作表现。果不其然，积极的情绪与一些团队绩效改善指标是正相关的，包括强烈的利他行为、更强的创造力和更有效的决策。

情绪的三度影响力

尽管在生物学和心理学上都有证据表明情绪模仿的存在，而且多数MPI也是因焦虑情绪的传播而起，但在过去，人们对社会网络在情绪传播中所起的真正作用知之甚少。直到最近这种情况才有所改变。众多的MPI案例都告诉我们，情绪能够沿着社会关系网络进行广泛传播：一个人传给另一个人，这个人接着又传给其他人。与这种病理学现象类似，正常的情绪也是这样传播的。人的社会关系网络中可能真的存在情绪波，因此，如果处于社会网络中某些特定位置的人有一种情绪体验的话，其他地方的人会受到不同的情绪影响，并获得一个综合在一起的、不同的情绪体验。

让人感到费解的是，尽管医学、经济学、心理学、神经系统科学和进化生物学等多个领域的研究人员，找到了很多能让人感到快乐的刺激要素，但都没有提到一个关键的——也许是唯一一个关键的决定要素：其他人的快乐。显然，朋友和家庭能让我们快乐。但是，在我们进行调查研究之前，还没有人探索快乐是如何通过社会网络从一个人传播到另一个人，再传播到下一个人的。

我们很渴望知道事情的真相。我们尤为感兴趣的是，情绪的传播仅仅发生在你与你的朋友之间（双向传播），还是也发生在你与你朋友的朋友之间，以及你与你朋友的朋友的朋友之间，甚至更广的范围（多向传播）呢？情绪在这个网络上能传播多远？传播是否存在空间上或时间上的限制？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工作的第一步就是采集一组能够度量情绪和社会关系的数据。这些数据的采集是按照一定的时间周期持续进行的（我们将在第4章讨论这个过程）。然后，我们画出一个关于快乐的社会网络图，见彩图Ⅰ。这幅图画出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包括兄弟姐妹关系、朋友关系和夫妻关系。数据来源于2000年对马萨诸塞州弗雷明汉12060人的一个抽样。图上还标示出了这些人的快乐程度。以前从没有人画过这样一幅图。这幅图上的1 020个节点代表1 020个人，每个节点的颜色代表快乐程度：蓝色代表非常不快乐，黄色代表非常快乐，而绿色代表快乐程度中等。从这幅图上，我们可以得出两个结论。

 

· 在网络上，不快乐的人与不快乐的人集聚在一起，快乐的人与快乐的集聚在一起。

· 不快乐的人大多处于网络的外围，他们更可能处在社会关系链的末端，或者说处在网络的边缘。

 

造成社会网络中这种物以类聚的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快乐的人往往会与快乐的人交朋友。快乐的人也会选择相同的环境，因为在那里他们都会感到快乐。不过，分析表明不同情况下的快乐效应是不一样的。我们发现，快乐的人聚集在一起，可能是因果效应在起作用：一个人的快乐，导致了另一个人的快乐。

粗略一看，这些效应好像意义不大。但是只要将它们与高收入的效应做个比较，我们就明白了。在1984年，额外得到5000美元（相当于2009年的10000美元），仅仅能使一个人快乐的概率增加2%。因此，与挣更多的钱相比，拥有快乐的朋友和亲戚更能给你带来快乐。令人感到惊讶的是，与口袋里大把大把的钞票相比，一个素未谋面的三度分隔的人会对你的快乐产生更大的影响。在社会网络上某一个特定位置的人，只要在网络上传播情绪，就可能对你的生活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

众所周知，朋友多、亲戚多比金钱多更有可能带给你快乐。但是，过去所进行的研究从未考虑为什么朋友有那么大的影响力。至少存在两种可能性。

 

· 仅仅是社会关系的存在就会让你更快乐——这是网络对你产生的结构效应（第1章讨论的社会网络的连接规则2）。我们在第7章将要讨论，我们天生就离不开社会网络，所以跟朋友、家人在一起感到快乐毫不奇怪。

· 我们更容易受到朋友、亲戚的情绪传染，所以朋友的情绪状态会直接影响到我们自己情绪的好坏（社会网络的连接规则3）。

 

这两种机制都可能引发人的快乐，但无论是哪种情况，情绪传染的作用都非常重要。我们发现，每一个快乐的朋友，让你也快乐的概率约增加9%；每个不快乐的朋友，让你也快乐的概率减少7%。只要计算一下平均值，就知道多一个朋友更可能给我们带来快乐。假设你对于刚认识的一个人的情绪状态一无所知，你可能想跟她建立朋友关系。她可能让你不快乐，但更可能给你带来快乐。这就很好地解释了研究人员之前发现的一个规律：快乐与朋友和家人的数量之间具有相关关系。但是，一旦我们受制于朋友的情绪状态，我们就会认识到，仅仅有很多朋友是不够的——为了让自身有一个良好的情绪状态，拥有更多快乐的朋友才是最重要的。

是因为快乐而拥有了更多的朋友，还是因为朋友多了而快乐，这个问题有点像“先有鸡，还是先有蛋？”不管怎么说，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我们是很快乐的人，我们一定会吸引很多的朋友，包括拥有很多朋友的朋友。这意味着，是快乐驱动着网络，而不是反过来。但是，在观察网络怎样随着时间而变化时，我们发现快乐的人并没有占据网络中心位置的倾向。尽管范围广阔的社交圈有可能让你快乐，但是，快乐并不一定能帮你扩大你的社交圈。相对而言，处于网络的中间位置更有可能让你快乐，你的网络结构及你在其中的位置，对你快乐与否有重要的影响。

关于直接交往对于情绪传染的发生究竟有怎样重要的作用，我们从研究中得出了以下结论：你在社会网络上接触到的快乐对你情绪状态的影响程度，取决于他们与你之间的距离。这就是说，居所离得近的人，更可能有面对面的接触，因此彼此更有可能受到对方情绪的影响。我们可以把空间距离当作衡量社会交往频次的指标。在我们的研究中，大约有三分之一的人跟自己最近的朋友相距不到1.6公里，而有些朋友则住在几千公里之外，远近差别很大。

所有这些发现都表明，对于这些彼此间有情绪影响的人来说，距离远近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近邻对情绪的重要影响告诉我们这样一个事实：在传播快乐方面，频繁的面对面交流一点也不逊色于人与人之间的深度沟通。在上面这个例子中，我们只是在探讨某种特定的情绪状态在某一段时间内的传播。这些发现与我们前面讨论的面部表情模仿的效果是一致的。

如此说来，快乐就不仅仅是个人的体验或选择，也是一群人的共同财富。个人情绪的变化能够通过社会连接关系进行传播，并在这一网络上产生大范围的模式，最终形成快乐的人群和不快乐的人群。在我们的研究成果发表后，对中国10万农村居民样本的快乐传播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尽管我们无法找到引起快乐传播的真正原因，但我们相信快乐有很多种传播方式。快乐的人可能会将自己的好运气分享给别人（例如，为别人提供一些实际的帮助，或在钱财上表现得慷慨一些），改善自己对待他人的态度（例如，对别人更友好，或者说不带敌意），或者仅仅是显露出一种能够传染的快乐情绪。被快乐的人包围可能还有生物学上的好处。但不管快乐究竟是怎样传播的，有一点确定无疑：我们要改变对快乐和其他情绪的认识。

我们都生活在“快乐水车”上

我们都知道有一群人叫“享乐主义者”。他们从不满足于已经拥有的好日子。实际上，长久的快乐是难以得到的，因为，我们都生活在“快乐水车”上。尽管人文环境发生变化能让人们更快乐（如找到伴侣、彩票中奖），或更悲伤（如失业、瘫痪），但大量研究结果表明：在这些事情发生之后，人们倾向于回归原来的快乐水平。事实上，对彩票中奖者和脊髓病患者的研究表明，事情发生一两年后，他们往往就不比我们更快乐或更悲伤了。

我们之所以会对此感到惊讶，是因为我们没想到有些事情是恒久不变的。中了彩票的人会多一些恼怒的亲戚，而瘫痪病人仍可坠入爱河。就像心理学家丹尼尔·吉尔伯特（Daniel Gilbert）说的那样：“如果有事情降临到我们头上，我们倾向于仅仅关注其最突出的影响。”而且，我们忽视了自身对环境的适应能力。所以，努力想快乐的人就像某个沿着下行的自动扶梯向上行走的人。尽管向上爬和想快乐都是有益的，但是这种努力被适应过程抵消了，我们被拖回到原来的状态。

很多人都试图通过有意识地参加一些活动让自己更快乐。我们可以改变自己的行为，比如，有规律地锻炼，努力对他人友好，甚至避免过长的上下班距离（过长的上下班距离对快乐是非常有害的）。我们可以改变我们的态度，珍惜所拥有的，或者用最积极的态度去思考所经历的事情。我们还可以投身于我们认为有意义的事业，或者努力去实现重要的个人目标。我们有理由相信：坚持这些能产生快乐的行动，有助于我们在下行的自动扶梯上行。

但是，尽管我们做出了这些努力，我们还是倾向于保持在一个特定的、长久的情绪状态中。每个人好像都有一个设定好的快乐点。事实上，就像其他个性一样，人的快乐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基因的影响。

当然，我们的生活经历能够在一段时间里改变我们的情绪，但大多数情况下，这些改变都是暂时的。

快乐在网络上传播的情况又如何呢？是否也有这样的限制，让我们只能快乐一阵子？因拥有一个朋友而变得快乐的效果会趋于消失吗？

群体性孤独

快乐能够传播，至少在一段时间内是这样。那么其他情绪呢？社会网络上令人关注的另外一种情绪是孤独。从某种意义上说，孤独是连接的反义词，孤独是一种感到失去连接的情绪。

心理学家约翰·卡乔波（John Cacioppo）的研究成果表明，孤独是一个复杂的情绪组合，当人们对亲密与社会连接的核心需要无法得到满足时，就会体验到这种情绪。这常常诱导很多人（但不是全部）调整他们的情境，他们会认为：孤独的作用就是促进重新建立连接（第7章将讨论孤独的进化作用）。

心理学家已经发现，孤独感与自尊、焦虑、发怒、悲伤、乐观和害羞等其他情绪与状态在很多方面都是类似的。心理学研究表明，在期望的与他人的连接关系和实际的连接关系之间存在差异时，就会产生孤独感。这一研究主要是针对被试独处时的主观感受进行的，但这和感觉孤独并不是一回事。研究结果显示，拥有好朋友可以减少孤独感，但我们过去从未研究过整个社会网络对孤独倾向的影响，即使我们也身处群体之中。

利用研究快乐时利用的那个网络，我们研究了独处与感觉孤独是否有相关关系，以及这种情绪是否会传播。我们发现，现实世界的社会交往确实会对我们的感觉产生影响。拥有更多朋友的人很少能体验到孤独。在一年时间里，每增加一个朋友，会让你感到孤独的天数减少两天。由于平均来看（根据我们的数据），一个人一年感到孤独的天数是48天，因此，增加两个朋友就会让你感觉孤独的时间比其他人减少10%。有趣的是，家庭成员的多少对此却没有任何影响。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目前尚未确定。

 

· 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如果家庭成员较少，我们就会觉得有责任跟家人在一起，因为，很少有其他人到家里来。

· 还有一种可能是，如果家庭成员多，我们只能跟一小部分人多相处一些，其他连接关系的影响受到限制。

 

不管真正的心理机制如何，有一点是很清楚的：孤独作为一种情绪，跟后天选择的社会交往有密切关系，而跟与家人天然形成的交往关系不大。

实际上，孤独能够改变社会网络的结构。平均来说，总是感觉孤独的人，在2～4年时间里，将会失去8%的朋友。孤独的人往往只能吸引很少的朋友，而能被他们认作“朋友”的人也很少。这就是说，孤独与失去连接互为因果关系。情绪和网络之间是可以互相促进的，这样就可以形成良性循环，让人们拥有很多的朋友。朋友少的人更容易感到孤独，随后，这种情绪又令他们不容易结交新朋友或者建立新的社会连接关系。

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就像对快乐的影响一样，居住地的远近对孤独也有影响。如果朋友和家庭成员就住在附近，经常与他们见面将有助于减少他们感觉孤独的可能性。不过，这也增加了彼此间情绪传染的风险。

住在一起的夫妻也可以相互影响，但是效果不是很明显。一个人的孤独天数增加10天，其配偶的孤独天数仅仅增加1天。兄弟姐妹之间几乎也没有什么影响，即便他们离得很近，这再一次证明了：孤独与根据意愿建立的社会连接网络有密切关系，而跟由家庭亲人所构建的网络关系不大。

爱与社会网络的形成密切相关

通过讨论快乐和孤独等情绪的心理影响，我们知道了社会网络中的关系是如何建立和消亡的。实际上，人的感情，如发怒、悲伤、悲痛、爱等，都会影响到社会关系。一个人可能天生易怒，可能会因森林火灾而悲伤，也可能喜爱宠物。这些情绪都是有缘由的。在人际交往过程中，人们会将感受到的喜怒哀乐充分表达出来。

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信仰和观点，即有不同的思想，但人们有一种非常类似的情绪（如果不是完全一样的话）。人们对别人的情绪也有类似的回应，喜欢快乐的朋友而不喜欢压抑的朋友，喜欢心胸宽广的朋友而不喜欢自私的朋友，喜欢有爱心的朋友而不喜欢粗暴的朋友。所有的情绪都能够传播，包括愤怒、仇恨、焦虑、恐惧、快乐和孤独等。但是，有一种情绪我们还没讨论，这种情绪是人生中最为重要的，对于理解社会连接关系也是非常关键的：爱。

只有弄清楚爱的心理是怎么一回事儿，才能理解人与人之间的社会连接关系是如何形成的。就像人类学家海伦·费舍尔（Helen Fisher）所说的：爱可以细分为性爱、爱情和依附之爱，它们都有进化上的意义。

 

· 性爱的目标就是繁衍后代，这种爱可以与任何一个异性朋友发生。浪漫的爱情就不一样了。

· 浪漫的爱情一般只发生在与某一个特定的异性朋友之间，或者退一步说，在一段时间内只能与一个异性朋友发生。从进化的角度来看，这样可以保护好宝贵资源，避免因为有几个爱情对象而造成资源浪费。

· 依附之爱代表着与另一个人建立的牢固连接关系。这种爱已进化为父母联手养育孩子，从进化的角度看，也有很多好处。

 

在第7章，我们将详细讨论社会网络中自然选择的作用，但在此之前，有必要考虑一下我们最深厚的连接关系的含义。除了进化意义上的优缺点，性爱、爱情和依附之爱还告诉我们，在与他人建立连接关系时，各种方式分别有什么样的含义。对于我们来说，爱的目标就是成为“某个人世界的中心”，一切别的事情都要围着它转。对自己爱的人，我们总是记挂在心，夸大她们的优点，并从她们那里获得力量。显然，我们跟她们建立了密切的连接关系。在一段时间内，我们通常只能与一个人产生这种浪漫的爱情。因此，浪漫的爱情跟社会网络的常规组织形式是不一样的。毕竟，我们不会爱上我们认识的每个人。我们还有对父母的爱，对孩子的爱，对兄弟姐妹的爱，以及对其他亲人的爱，但这些是另外一种爱。后面几章将介绍，恋爱决定着一些重要社会连接关系的形成，因此，恋爱跟社会网络的最初形成（也包括它的功能）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