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面临的挑战及其对策

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指出，要增强信心，从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2014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开幕式上首次系统阐述了新常态。2014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全面描述了经济进入新常态的九大趋势性变化，提出要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经济发展的体制、动力、模式和目标都将加速转变，同时也面临诸多挑战，需要根据新的约束条件选择适当的发展战略，才能实现由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的转变。

一 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基本内涵和主要趋势

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是由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所决定的，是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现象和自然过程。认识和准确把握经济发展新常态，是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的前提。

（一）基本内涵

从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和趋势性变化来看，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是指中国经济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经济发展方式更加合理，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成为主体；经济结构更加优化，服务业和消费需求逐步成为主体；经济发展动力更加强劲，创新驱动成为经济增长的主体；经济发展目标更加科学，广大民众成为享受发展成果的主体。中国经济新常态的核心是推进经济转型升级，宁可主动将增长速度降下来一些，也要从根本上解决经济长远发展问题，把提高增长质量和可持续发展能力放在第一位。从时间维度上看，新常态指的不是短期的一两年，也不是长期的二三十年，而是一个中期的概念。具体来讲，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基本内涵可从以下五个方面来理解。

1．经济发展动力从传统增长点转向新增长点

中国过去30多年经济发展，在需求结构上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在产业结构上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在要素投入上主要依靠增加物质和资源消耗。中国经济新常态立足于改变传统的经济发展动力，从拉动经济增长的三大需求看，经济发展动力将从传统增长点转向新增长点，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和出口需求都将出现新增长点，并将叠加起来形成推动经济发展的新动力。

2．经济发展方式从规模速度型转向质量效率型

中国经济目前已经到了只有转型升级才能持续发展的关键阶段，曾经让我们受益多年的以要素驱动为主的传统发展方式已经走到了尽头。同时，要素成本优势弱化、产业被低端循环锁定、企业创新动力不足，这些新的不利因素迫切需要中国尽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中国经济新常态将改变经济发展对要素驱动、投资驱动的过度依赖，转向依靠通过技术进步来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创新驱动，不断提高科技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形成创新驱动经济发展的新方式。

3．经济结构正从增量扩能转向存量调整和增量做优

制造业智能化、服务业高端化已经成为推动经济强劲、平衡、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动力，是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综合实力以及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标志。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经济结构将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存的深度调整，无论是制造业还是服务业甚至农业发展的重点都将从产业中低端环节向研发营销等产业高端环节转变，实现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成功跨越。

4．经济管理从刺激增长转向科学调控

中国经济正面临着近年来少有的“增长速度进入换挡期、结构调整面临阵痛期、前期刺激进入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的错综复杂局面，再加上世界经济处于深度调整之中，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外环境更趋复杂。如果一味采取总量刺激政策，忽视深化改革与结构调整，只能是拖延系统性风险爆发的时间。考虑到中国经济拥有巨大韧性、潜力和回旋余地，市场空间广阔和发展潜力巨大。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宏观经济管理将从刺激增长转向科学调控，着力增强宏观调控政策的精准性、有效性、前瞻性和协调性，确保就业稳定，避免出现系统性风险。

5．经济发展目标从追求经济增长转向共享发展成果

不惜代价追求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难以持续，中国经济新常态将放弃唯GDP论，真正做到以人为本，突出解决好教育、就业、社保等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促进公共服务共享、社会公平公正，促使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水平有新提升，实现人民生活水平的显著提升，保障人民共享发展成果。同时，中国还将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扩大同各方的利益汇合点，实现共同发展、共同受益。

（二）主要趋势

1．个性化、多样化、品质化的消费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从消费需求看，过去，中国消费具有明显的模仿型排浪式特征，现在模仿型排浪式消费阶段基本结束，个性化、多样化消费渐成主流，保证产品质量安全，通过创新供给激活需求的重要性显著上升，个性化、多样化、品质化的消费将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

2．公共服务、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的投资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从投资需求看，经历了30多年高强度大规模开发建设后，传统产业相对饱和，但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一些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的投资机会大量涌现，公共服务、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的投资将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

3．高附加值产品和服务的出口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从国际需求看，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前，国际市场空间扩张很快，出口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动能，现在全球总需求不振，中国低成本比较优势也发生了转化，同时，中国高水平引进来、大规模走出去正在同步发生，高附加值产品和服务的出口将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

4．小型化、智能化、专业化生产成为产业组织的新特征

从生产能力和产业组织方式看，过去供给不足是长期困扰我们的一个主要矛盾，现在传统产业供给能力大幅超出需求，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成为必然，企业兼并重组、生产相对集中不可避免，新兴产业、服务业、小微企业的作用更加凸显，生产小型化、智能化、专业化将成为产业组织的新特征。

5．创新成为驱动经济发展的新引擎

从生产要素相对优势看，过去劳动力成本低是最大优势，引进技术和管理就能迅速变成生产力，现在人口老龄化问题日趋严重，农业富余劳动力减少，要素的规模驱动力减弱，经济增长将更多依靠人力资本质量和技术进步，创新将成为驱动发展的新引擎。

6．质量型、差异化的市场竞争成为主旋律

从市场竞争特点看，过去主要是数量扩张和价格竞争，现在正逐步转向质量型、差异化为主的竞争。中国经济新常态将按照经济发展的内生性要求，深化改革开放，统一全国市场，形成统一透明、有序规范的市场环境，质量型、差异化的市场竞争将成为主旋律。

7．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成为新方式

从资源环境约束看，过去能源资源和生态环境空间相对较大，现在环境承载能力已经达到或接近上限。中国经济新常态将顺应人民群众对良好生态环境的期待，推动形成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新方式。

8．各类隐性风险逐步显性化

从经济风险积累和化解看，伴随着经济增速下调，过去被经济高增长和政府直接配置资源掩盖的各类隐性风险逐步显性化。虽然风险总体可控，但化解以高杠杆和泡沫化为主要特征的各类风险将持续一段时间。

9．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从资源配置模式和宏观调控方式看，全面刺激政策的边际效果明显递减，中国经济新常态将根据总供求关系的新变化，在全面化解产能过剩的基础上，通过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探索未来产业发展方向，科学进行宏观调控。

二 中国经济新常态面临的主要挑战

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中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但无论是从国际形势还是内部变化来看，中国经济发展都面临诸多挑战。

（一）面临更加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

世界经济深度调整成为新常态。国际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影响仍在不断发酵，未来一段时间，世界经济形势更加复杂多变，不确定性因素增加，深度调整将成为未来一段时间世界经济的新常态。首先，发达国家制造业回流成为新常态。国际金融危机使美国和欧盟等发达经济体重新认识制造业对推动技术进步、拉动就业的重要性，将重塑制造业视作拉动经济复苏、恢复经济活力的关键，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来实现本国的“再工业化”，吸引制造企业回归。美国先后推出《美国制造业促进法案》《重振美国制造业政策框架》《先进制造业伙伴计划》等一系列措施，鼓励企业在本国建厂，为制造业回流本土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德国政府提出了“工业4.0”战略，进一步提高德国工业的竞争力，在新一轮工业革命中占领先机。其次，发达经济体经济结盟成为新常态。长期以来，发达国家一直是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引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新兴经济体的增速明显高于发达经济体。为推动发达经济体经济快速复苏并继续主导世界经济，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从军事结盟、外交结盟开始转向经济结盟。经济结盟的主要策略是组建自由贸易区，以此形成发达经济体的自由贸易网络，这对于非经济结盟的国家和地区形成战略挤压。美国正在努力推进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议（TTIP），希望通过推行更高标准的自由贸易区遏制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再次，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速放缓成为新常态。当前，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总量已占到全球一半之多。但是，国际金融危机导致作为全球增长引擎的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速放缓，对世界经济产生重大影响。同时，一些新兴市场国家陷入“中年危机”，国家的经济结构长期失衡直接导致其经济脆弱。最后，世界经济还存在一些不确定的因素。当前，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幅度加大，未来10年或更长的时间，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大幅波动可能成为新常态。国际金融危机引发了人们对经济全球化和自由贸易的反思，进一步催化了贸易保护主义情绪的释放，各国政府将采取更多的贸易保护措施来缓解国内的矛盾和压力。

地缘政治等非经济因素影响加大。在欧洲，乌克兰危机引发的地缘政治格局正在发生冷战结束后最剧烈的嬗变，其外溢效益已经传递到亚太地区。在亚洲，一些国家出于觊觎之心与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在岛屿争端和海洋权益问题上狂飙突进；在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催化下，中国同周边国家的关系出现了新困难。在中东，“伊斯兰国”“基地组织”等极端恐怖势力的异军突起，悄然改变了中东政治版图与国际反恐格局。在西亚北非，埃及政局动荡不已，利比亚战争后遗症严重，叙利亚内战前景不明，地区国家宗教内部以及宗教和世俗政权之间的矛盾尖锐。地缘政治等非经济因素已经并将继续影响中国周边稳定、能源安全和经济安全。

（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

世界银行的《东亚经济发展报告（2006）》提出了“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基本含义是指，即鲜有中等收入的经济体成功地跻身为高收入国家，这些国家往往陷入经济增长的停滞期，既无法在工资方面与低收入国家竞争，又无法在尖端技术研制方面与高收入国家竞争。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2012年，中国已经进入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目前，经济增长减速、经济发展动力不足、经济发展方式不适应、就业压力上升、腐败现象蔓延等其他国家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出现过的问题，在中国也一定程度地存在。这些问题如果解决不好，不但会给社会稳定造成极大的危害，甚至使中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同时，中国还出现了严重的贫富差距问题，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发布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显示，中国家庭收入两极分化严重；2014年中国官方公布过去10年的基尼系数，始终在0.47以上，远远高于国际公认的0.4的警戒线。只有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形成新的发展动力，才能避免经济快速发展积累的矛盾集中爆发，防止经济增长出现大幅波动或陷入停滞，最终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但是，中国经济提质增效升级的动力基础薄弱，国内消费需求增长乏力，中国最终消费支出总额占GDP的比重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同时，企业普遍缺乏核心技术，转型升级困难。

（三）各类经济风险将持续一段时间

以高杠杆和泡沫化为主要特征的各类风险将持续一段时间。当前高杠杆的风险点主要包括企业高负债风险和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泡沫化的风险源则是以房地产为主的资产价格风险。近年来，企业高负债风险日益凸显，2014年，多家大型企业因负债率高企、无力偿还债务或资金周转出现问题而出现债务危机，陷入破产重整的境地。这些企业无不背负巨额银行贷款，靠高负债、高杠杆实现企业大规模扩张，在经济增速放缓与结构调整的双重压力下，这种高负债模式的风险逐渐暴露。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同样具有高杠杆特征。《全国政府债务审计结果》显示，截至2013年6月，全国共有7170个融资平台公司；地方政府负有直接偿还责任的债务为10.88万亿元，负有担保责任的债务为2.66万亿元，可能承担一定救助责任的债务为4.34万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7%。而2015年1月5日，中国指数研究院发布的报告显示，2014年，全国300个城市土地出让金为2.3万亿元，同比下降28%。同时，经过此前10年的繁荣，房价持续高涨，大量资金流入房地产市场，整个市场出现泡沫化迹象。随着市场进入调整下行期，房地产领域的风险隐患逐渐显现，部分地区已经出现小型房企因资金链问题而破产的案例。从发展态势来看，企业高负债风险、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和资产价格泡沫化风险还处于凸显阶段，短时期内难以化解。

（四）已经进入并将长期处于人口老龄化社会

人口老龄化是中国面临的长期挑战。2014年6月17日，民政部发布的《2013年社会服务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截至2013年底，中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14.9%。人口老龄化一般指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或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超过10%或7%。这表明，中国已进入并将长期处于老龄化社会。如果维持现行生育政策不调整，几十年后，劳动年龄人口锐减，老年人口比重过大，势必严重影响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活力和国际竞争力。同时，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国民收入的增长、社会保障制度趋于健全、城镇化水平提高，特别是生活、教育成本的提高，低生育思维定式已在处于生育期的新生代家庭中悄然形成，妇女总和生育率还可能进一步下降。

中国人口老龄化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具有明显不同的特点，解决起来更加困难。一是整体数量庞大。目前，中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世界老年人口总量的1/5强，占亚洲老年人口的1/2强。二是高龄趋势明显。中国高龄老年人口正以较快的速度增长，预计到2020年，8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将达到3000万人。三是性别比严重失调。中国老年人口中女性比男性多数百万人，特别是80岁及以上年龄段尤为明显。四是老龄化先于工业化。发达国家在进入老龄化社会时都实现了工业化，而中国现在仍处于工业化的进程之中。

（五）生态环境承载能力已经达到或接近上限

生态环境严重恶化。201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首次用了“上限”二字，这是中央在研判当前生态环境保护形势后发出的有史以来最为严厉的警告。201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生态环境保护形势的定性还是“生态环境恶化”，时隔一年，形势判断发生了巨大转变。措辞变化的背后是生态环境的急剧恶化。2014年6月4日，环保部发布的《2013中国环境状况公报》显示，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形势依然严峻，最受公众关注的大气、水、土壤污染状况依然令人忧虑。依据新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进行评价，74个新标准实施第一阶段，城市环境空气质量达标率仅为4.1%，华北不少城市常年被雾霾笼罩。

生态环境恶化的形势短期内难以改善。尽管2014年度的各项环境污染及相关指标尚未统计出来，但从现有的信息看，环境质量在量上和结构上的进一步恶化已经难以避免，环境污染的存量和增量都将持续发力，使得生态环境质量在短期内仍无望好转，生态环境承载能力达到或接近上限。无论我们如何调整经济发展方式，物质和环境资源消耗的自然规律都将使中国的利用总量在这段时期内达到峰值，正如2014年11月12日《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所提出的，2030年可能是中国碳排放的峰值年份，从同根同源和相关性角度看，碳排放的峰值年份其实也正是其他污染物的大概峰值年份。所以，在达到或接近生态环境承载能力上限后，如果生态环境恶化无法扭转的话，就有可能危及经济发展甚至社会安全。

三 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对策建议

面对国内外的挑战，要主动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坚持以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把转方式调结构放到更加重要位置，狠抓改革攻坚，深化对外开放，突出创新驱动，强化风险防控，加快实现由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的转变。

（一）全面深化改革，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1．深化经济体制改革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要加快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的要求，加快推进财税、金融体制以及一切有助于实现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各项经济体制改革，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为经济发展提供新的制度红利。要更好地发挥市场配置资源和发现有效率经济组织的功能，激发各类经济主体的活力，充分利用市场集体学习的机制，为参与经济的所有角色提供一个通过试错方式不断学习、不断挖掘现有机会并开创新机会的环境。同时，要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促进更多国有经济和其他所有制经济发展成为混合所有制经济，推动混合所有制经济实行企业员工持股，形成资本所有者和劳动者利益共同体，形成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蓬勃发展的良好局面。此外，要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建立以管资本为主的管理模式，一些行业性大型集团公司，可考虑赋予其国有资本投资经营权，鼓励其发展成为国际化集团公司；支持有条件的国有企业改组为国有资本投资公司，通过对各个行业的各类企业退股、参股或控股，放大国有资本的控制力和影响力，壮大国有资本；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准确界定不同国有企业的功能，健全协调运转、有效制衡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

2．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

经过20多年的实践，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发展，但仍然存在不少问题，仍然存在不少束缚市场主体活力、阻碍市场和价值规律充分发挥作用的弊端。这些问题不解决好，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难以形成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也是难以推进的。要加快形成企业自主经营、公平竞争，消费者自由选择、自主消费，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的现代市场体系，着力清除市场壁垒，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公平性。要建立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实行统一的市场准入制度，在制定负面清单基础上，各类市场主体可依法平等进入清单之外的领域。要完善主要由市场决定价格的机制，凡是能由市场形成价格的都交给市场，政府不进行不当干预，政府定价范围主要限定在重要公用事业、公益性服务、网络型自然垄断环节，提高透明度，接受社会监督。要改革市场监管体系，实行统一的市场监管，清理和废除妨碍全国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严禁和惩处各类违法实行优惠政策行为，反对地方保护，反对垄断和不正当竞争。

3．加快转变政府职能

科学的宏观调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内在要求。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就要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创新行政管理方式、健全宏观调控体系、加强市场活动监管、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和社会稳定。进一步简政放权，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最大限度地减少中央政府对微观事务的管理；要深化投资体制改革，确立企业投资主体地位。要健全宏观调控体系、推进宏观调控目标制定和政策手段运用机制化，着力保持经济总量平衡，促进重大经济结构协调和生产力布局优化，防范区域性、系统性风险，引导市场预期，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二）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形成国际合作竞争新优势

1．构建互利共赢、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创新外商投资管理体制，重点推进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管理方式，完善外商投资监管体系，推动开发区转型升级和创新发展。建立促进“走出去”战略新体制，重点推进境外投资便利化，完善境外投资规划体系，创新对外投资合作方式，健全“走出去”服务保障体系和风险防控体系。构建外贸可持续发展新机制，重点提高贸易便利化水平，培育外贸竞争新优势，建立健全服务贸易促进体系，实施质量效益导向型的外贸政策，健全贸易摩擦应对机制。优化对外开放区域布局，重点加快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完善内陆开放新体制，培育沿边开放新支点，打造沿海开放新高地，扩大对港澳台开放。拓展国际合作新空间，建立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构建开放安全的金融体系，推动资本市场双向开放，扩大人民币跨境使用。

2．加快实施“一带一路”战略

加快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简称“一带一路”），不断扩大同各方的利益汇合点。促进各方积极践行互利共赢的理念，形成共同建设“一带一路”的合力。打造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深化各方交流合作的制度性安排两个支柱，推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建设利益共享的全球价值链。超越西方国家新老殖民地主义的思维定式，与各方共同建造和平、增长、改革、文明四座桥梁，促进人类各种文明之花竞相绽放。实现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推动相关各方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领域开展广泛、深入、持久的交流与合作。整合现有的区域合作机制，让“一带一路”涵盖的国家更多，涉及的领域更广，合作的程度更深，发挥的作用更大。

3．实施更加主动的自由贸易区战略

坚持世界贸易体制规则，促进双边、多边、区域次区域开放合作，扩大同各国、各地区利益汇合点，以周边为基础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加快完成已经启动的双边自贸区谈判，推进中韩自贸区、中澳自贸区早日签署协议，推进中斯自贸区早日完成谈判，在积极推进中美双边投资协定（BIT）谈判的同时，加快开启中美双边投资和贸易协定（BITT）谈判。加快推进多边自贸区谈判进程，尽快启动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的谈判，推进中日韩自贸区、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谈判，启动亚太自贸区早期收获计划谈判，加快推动中欧投资协定谈判和中欧自贸区可行性研究，尽早重启中国－海湾合作委员会自贸区谈判。加快自由贸易园（港）区建设。加快上海、广东、天津、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率先建立符合国际化和法治化要求的跨境投资和贸易规则体系，使试验区成为中国进一步融入经济全球化的重要载体。

4．加快推进“走出去”战略

适应经济全球化新形势，推动对内和对外开放相互促进、引进来和走出去更好结合，加快推进“走出去”战略，形成参与和引领国际经济合作竞争新优势。鼓励企业主动走出去，加入全球供应链，更深层次地融入全球化，拓展中国对外贸易和开放体系的深度和广度。设立中央鼓励境外直接投资的专项资金，对中国企业境外投资给予信贷贴息、投保补贴、信息咨询等方面的支持。加强商协会对企业境外投资的指导，建立与各国同行之间的合作伙伴关系及民间对话机制。

5．积极落实“四个平衡”战略

面对对外开放出现的新特点，需要更加积极地促进内需和外需平衡、进口和出口平衡、引进外资和对外投资平衡，逐步实现国际收支基本平衡。要完善扩大出口和增加进口政策，提高贸易便利化水平，巩固出口市场份额。要改善投资环境，扩大服务业市场准入，进一步开放制造业，稳定外商投资规模和速度，提高引进外资质量。同时，推动优势产业走出去，开展先进技术合作。

（三）建设创新型国家，形成创新驱动发展的新方式

1．加快建设国家创新体系

着力构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培育和形成一批通过竞争成长起来的创新型行业领先大企业，发挥其重大技术研发、技术集成、推进产业化的优势。创造条件，使创新型民营大企业能够平等使用创新资源。发展风险投资、信息服务、技术交易、人才服务、并购融资等创新服务业，支持中小企业创新活动。加快完善创新机制，着力完善创新项目激励机制、创新合作扶持机制、创新风险分担机制，鼓励创新型人才向企业集聚。改革以项目直接拨款为主的科技经费支持方式，建立以基金等金融手段支持研发和产业化的财政支持机制。坚持科技和金融结合的原则，积极稳妥发展风险投资和私募股权基金，突破金融支持成长期科技企业的瓶颈制约；积极发挥市场融资功能，建立符合科技企业需求的多层次金融市场融资渠道。进一步增加国家在信息基础设施、数据资源、大科学工程、重大公共技术平台的资金投入，以支持更广泛的研究开发和创新应用。选择有条件的城市，加快科研、人才、户籍、教育、金融、城市建设等综合改革，鼓励先行先试，在全国形成若干个企业创新活跃、创新服务业发展较快的创新资源集聚区。

2．加快形成新的人才红利

要把人才资源开发放在科技创新最优先的位置，改革人才培养、引进、使用等机制，广泛吸引世界级科技大师、海外优秀专家学者、国际行业领军人才和尖子人才，努力造就和聚集一批世界水平的科学家、科技领军人才、工程师和高水平创新团队。要更加注重发挥企业家才能，积极进行体制机制创新，让一大批企业家脱颖而出、茁壮成长。要大力营造一种开放包容的创新氛围，鼓励大胆创新、勇于创新、包容创新，既要重视成功，更要宽容失败，为人才发挥作用、施展才华提供更加广阔的天地。要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全面实施素质教育，加强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推动中国加快形成大批专业人才和高技术人才。充分发挥人才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第一资源”的作用，不断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和科技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以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促进商品和服务附加值的提升，形成新的人才红利。

3．积极培育创新创意市场

面对科技创新发展新趋势，世界主要国家都在寻找科技创新的突破口，抢占未来经济科技发展的先机。要在商品市场的基础上加快形成创新创意市场，充分激发社会创新的活力，扩大创新创意供给，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壮大，促进制造业向产业中高端环节延伸，抓住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发展机遇，掌握大数据、智能制造、互联网革命等新技术。要加快培育世界知名企业和品牌，制订培育世界知名企业和品牌的中长期规划，有选择地扶植一批享有一定知名度、具有一定竞争优势和潜质的本土骨干企业实施创新战略；鼓励加强技术集成和商业模式创新，促进创新资源向优秀企业聚集。

（四）激发有效需求和供给，充分释放经济增长潜力

1．充分释放消费潜力

激发有效需求要充分释放中国巨大的消费潜力。加快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和劳动报酬占初次分配的比重。大力推进住房、医疗、养老等福利保障制度改革，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提高保障水平，消除居民消费的后顾之忧。着力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鼓励首次购房需求和改善型住房需求，对其给予一定的贷款利率和交易税费优惠。大力改善二三线城市道路交通硬环境，提高汽车使用便利度，特别是为新能源汽车使用提供更多便利，刺激新能源汽车消费。降低部分传统意义上的“奢侈品”关税，如高档饰品、化妆品、品牌服装、电子消费产品、进口奶粉等，将部分“奢侈品”消费者吸引回国内消费。适应当前网购和其他电子商务快速发展的需要，加快推进跨境贸易电子商务服务试点工作，把加强口岸监管和促进电子商务健康发展紧密结合起来，创造新的消费领域。

2．加快提升有效供给能力

扩大内需的根本措施是不断提高企业和个人的有效供给能力。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经济很重要的推动力来自生产行业完全向民营企业开放，民营企业逐渐在市场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但是在很多垄断行业当中的国有企业，还没有面临非常大的来自民营企业的竞争。如果能放宽准入、打破垄断，很多民营企业能够进来形成竞争，将会加快服务业发展。打破垄断，让更多的民营企业进入服务业，将有效地增加服务供给，并进一步激发有效需求。同时，要减税特别是降低边际税率，调动企业积极性，扩大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的投资，推进技术进步，开发各种新产品和新服务，为消费者提供丰富多彩的可选择的消费品，扩大消费者的选择范围，满足消费者日益增长的个性化、多样化、品质化的消费需求。

3．加大公共服务投资

加大城市基本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的投资力度，解决长期以来城市功能不完善、不到位所造成的公共产品提供不足的问题，弥补历史欠账。着重改善城市地下管网、给排水、城市道路、停车场以及城市轨道交通、高速铁路、城际铁路等基础设施，提高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公共卫生、养老康复方面的投资，解决看病难、上学难、出行难、停车难、养老难、买房难等突出问题。加大节能环保领域的投资，实施重大生态修复工程，推进河道及大气污染、荒漠化、石漠化综合治理；加快建设城市污水、垃圾处理设施，允许一定规模以上的城市建设集中供暖设施；支持节能低碳产业发展，加大对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以及页岩油、页岩气、煤层气等非常规能源发展的支持；抓紧完善节能环保产品优先采购和强制采购制度，加大政府采购力度。

（五）加强顶层设计，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

1．加快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是从根本上解决养老问题的制度安排。应加快完善老年人社会保障制度，尤其是加快建立健全老年医疗保障体系和老年社区服务网络体系，不断深化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改革。中国养老问题的难点在农村，重点也在农村。在健全和完善城市社会养老保险、医疗保险体系的同时，应在农村推广实行以家庭养老为主与社会扶持相结合的养老制度，逐步解决农村老年人口的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障问题，建立特困医疗救济基金和农民生活最低保障，提高农村孤寡老人的供养水平，争取到2030年基本建成由国家设立公共养老金、企业和职工设立补充养老金和个人养老储蓄组成的养老保障“三支柱”体系，通过国家、企业和个人的共同努力，逐步提高老年人的养老保障水平。

2．尽早全面放开二孩政策

单独二孩政策的实施效果远低于预期，进一步放开生育政策就是一个必然的方向。2014年12月15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经济蓝皮书：2015年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的指出，中国目前生育率已经非常接近“低生育陷阱”，呼吁尽快从“单独二孩”向“全面放开二孩”政策过渡。根据人口普查和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0～2013年的总和生育率分别是1.18、1.04、1.26、1.23，比陷入严重老龄化和少子化的日本的生育率还要低。为避免中国未来育龄妇女人数剧减带来的每年出生人数大幅度减少，国家应考虑尽早全面放开二孩政策。

3．逐步延长退休年龄

可考虑择机而定，每5年把退休年龄延长1岁。如此，20多年后，中国男性退休年龄可从现在的60岁延长到65岁，相当于发达国家现在的退休年龄。延长退休年龄不仅是为了养老金的收支平衡，而且是为了让有条件的劳动者更好地为社会服务。

4．大力发展老龄产业

老年人生活条件的改善，归根到底有赖于社会财富的不断增加。应积极发展老龄产业，开拓老年消费市场，制订老年服务业发展规划，实施对老年服务业的扶持保护政策。立足城乡社区发展老年服务业，培育老年服务中介组织，培养专业化的老年社会服务队伍；大力兴建公共养老设施、扩大老年活动场所，发展老年服务产业、增加老年服务项目、研制开发老年消费品、培育老年用品市场，进一步满足广大老年人在物质和文化等方面的需求。

（六）建设生态文明，实现绿色低碳循环发展

1．加快生态文明制度建设

建设生态文明，必须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实行最严格的源头保护制度、损害赔偿制度、责任追究制度，完善环境治理和生态修复制度，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要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坚定不移地实施主体功能区制度，建立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严格按照主体功能区定位推动发展。探索编制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对领导干部实行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实行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坚持使用资源付费和谁污染环境谁破坏生态谁付费的原则，逐步将资源税扩展到占用各种自然生态空间；坚持谁受益、谁补偿原则，完善对重点生态功能区的生态补偿机制，推动地区间建立横向生态补偿制度。

2．加大环境治理力度

要坚持努力不欠新账、多还旧账，加大水、空气等污染治理力度。要进一步加强饮用水水源保护，全面完成保护区划分，全面取缔所有排污口，全面推进水源地环境整治。要实行脱硫脱硝并举、多种污染物综合控制防治大气污染，健全重点区域大气污染联防联控机制，明显减少酸雨、雾霾现象。坚持城乡统筹、梯次推进，加强面源污染防治和农村环境整治。要严格实施重金属污染综合防治规划，有效减少重金属污染的危害。要继续加大环保产业发展支持力度，加快改革进程，完善财税、金融、投资等相关政策的支持，加快大气、水、土壤等污染治理技术装备研发推广，加大关键共性技术攻关，不断改善环境质量。

3．增强生态产品生产能力

党的十八大报告在提到加大自然生态系统和环境保护力度时，提出要“增强生态产品生产能力”。作为公共产品的良好生态环境，包括清新空气、清洁水源、安全食品——这些都是人类生产生活的必需品，各级政府理应成为第一生产者、提供者。增强生态产品的生产能力要建立完善的资金保障机制和技术保障体系。要将增强生态产品生产能力作为一项基本国策，加大资金投入力度，并采取一系列措施，鼓励生产主体参与生态产品的生产。增强生态产品生产能力必须加大研发力度，应鼓励科研院所围绕生态产品生产中的关键技术组织科研攻关，为生态产品的生产提供技术保障。通过不断增强生态产品生产能力，推动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建设天蓝、地绿、山青、水净的美丽中国，把生态文明建设不断推向前进。

参考文献

［1］胡舒立：《新常态改变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谈大趋势》，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4，第3～35页。

［2］李志青：《经济新常态与“生态环境上限”》, 《文汇报》2014年12月16日。

［3］林长云：《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 《人民日报》2014年10月10日。

［4］林毅夫：《什么是经济新常态》, 《小康》2014年第10期。

［5］吴玉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挑战》, 《光明日报》2014年10月11日。

（撰稿人：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咨询研究部副研究员、经济学博士李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