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结果和讨论：国际和省际比较

呈现在表1-5中的结果，以定量和比较的方式，勾勒出中国人口老龄化成因的基本情景。

生育率下降是中国人口老龄化动力机制中占主导地位的因素。对中国来说，与其庞大的人口相比，其国际迁移是很少的。生育率（用总和生育率测度，下同）的下降，而不是死亡率（用预期寿命测度，下同）的下降或者期初年龄结构，是人口老龄化的决定因素。在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第一个70年（即1971～2041年）里，60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了19.4个百分点，其中18.6个百分点是由于生育率下降造成的。在3个因素中，生育率的贡献率在中国达95.8%，远高于发达国家（45.8%）。在1971～2006年的开始阶段，生育率的决定性作用直接体现在它本身的贡献率（98.3%）上，而在随后的2006～2041年这一作用则是间接地通过地位占先的期初年龄结构的贡献率（89.0%）反映出来的。实际上，正如我们的结果所指出的，归根结底正是1971～2006年生育率的大幅度下降，导致了人口年龄结构的急剧变化。

死亡率下降的作用是微弱的，但有上升的趋势。由于死亡率的下降，1971～2041年中国60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只增加了1.1个百分点。在3个因素中它的贡献率仅为5.8%，而在发达国家这一作用的贡献率为18.7%。尽管如此，2006～2041年死亡率在中国人口老龄化中的绝对效果将达到1.5个百分点，不仅高于1971～2006年（0.5），而且高于同期发达国家（1.2）或发展中国家（1.0）。

随着人口转变接近完成，期初年龄结构对老龄化的影响将越来越大。这意味着，在21世纪，老龄化已经被“镶嵌”在当前的人口年龄结构之中，从而是不可避免的。由于之前的高生育率，1971年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属于“年轻型”。这个结构导致了年轻化而不是老年化。根据模拟，1971～2006年由于期初年龄结构，60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下降了0.4个百分点。然而，2006年的年龄结构变成了“老年型”。这类结构能够以“自发”扩展的方式导致内在老龄化。根据我们的模拟，2006～2041年，即使生育率和死亡率保持不变，60年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也将上升13.3个百分点，从而在期末达到24.6%。在这一时期，期初年龄结构对老龄化的影响占主导地位，其贡献率达到89.0%。

中国人口老龄化成因的构成类型与发达国家不同，属于发展中国家的类型。在中国，生育率、死亡率和期初年龄结构对老龄化的作用之比在1971～2041年是96∶6∶ -2，明显接近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98∶7∶ -5），而与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不同（46∶19∶35）。

中国人口老龄化成因的地区差异十分显著并不可避免，它反映了各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类型、人口转变类型与人口老龄化的紧密联系。我们选择以下两个典型的省级地区进行分析。在中国，从研究老龄化的角度来说，广西壮族自治区是一个典型的欠发达地区（莫龙，1989）。在广西，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较低（1998年人均GDP仅为492美元），生育率的下降不剧烈（1989年总和生育率仍达2.8孩），老龄化进展缓慢（1990年60岁及以上人口比重为8.1%）。广西是一个多民族地区，其少数民族人口数量之多居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首位，1990年少数民族人口占全自治区人口的39.2%。广西的城镇化水平很低，1990年农村人口占85.1%。与此完全相反，上海市是发达地区的典型代表：1998年人均GDP为3413美元，1989年总和生育率下降为1.3孩，1990年60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达14.2%, 1990年少数民族人口和农村人口的比重分别为0.5%和33.8%（中国人口信息研究中心/联合国人口基金，1994; 1995a; 1995d；中国国家统计局，1999）。据我们的定量分析结果（表1-5），我们有如下发现：（1）在上海和广西，影响1990～2030年人口老龄化的第一个主要因素是期初年龄结构，该结构是生育率和死亡率前期共同作用的结果。期初年龄结构的上述作用，在上海比在广西强。在上海由于期初年龄结构的作用，期内60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了24.9个百分点，而在广西仅上升了6.2个百分点。差别的原因在于上海的人口转变较快；（2）两地在1990～2030年生育率下降对老龄化有直接作用，这方面的作用在广西比在上海强；（3）1990～2030年死亡率下降对老龄化的作用在两地都很有限，相对来说在广西比在上海更弱；（4）1990～2030年迁移对老龄化的作用在两地都是显著的，但作用相反，年轻人口的迁入弱化了上海的老龄化。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年轻人口的外迁加剧了广西的老龄化。人口迁移起到了在国内调节中国人口老龄化空间分布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