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研究什么：当代中国政治思想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的扩展

（一）60多年来政治思想研究对象的变迁

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虽然进展缓慢，但仍然取得了一些成果，为后来的政治思想史研究提供了重要基础。20世纪六七十年代，研究基本处于停滞状态，直到70年代末期以后，这一研究才被重新提上日程，开始涌现了较多成果。在这些研究成果中，对政治思想内涵的阐释是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重要逻辑起点。

1．“政治思想”基本内涵的扩展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关于政治思想研究对象及基本内涵的理解主要受到苏联学者的影响。刘泽华认为，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对象是“历史上各个阶级和政治集团对社会政治制度、国家政权组织以及各阶级相互关系所形成的观点和理论体系；各种不同政治思想流派之间的斗争、演变和更替的具体历史过程；各种不同政治思想对现实社会政治发展的影响和作用”。“政治思想最主要的就是各个阶级对待国家政权的态度和主张，即关于国家的产生、性质和作用，以及如何维持国家政权的理论观点和政治主张。”后来，不少学者以此为基点，发表了不同的看法。有的在继承这一认识的基础上进行了具体阐释，有的提出了一些补充性阐释，有的还提出了一些质疑。

这一转变主要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王沪宁认为：“政治思想总是一定社会历史阶段经济和政治发展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反映。只要有阶级和阶级斗争，有作为统治机器的国家权力存在，政治思想就必然会在各个不同的阶级中产生。”“政治思想以国家、国家权力、政府活动、阶级诸问题为主要对象，但是他们毕竟产生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具有不同的政治倾向、结构特点和时代色彩。”王沪宁据此提出了不同历史阶段政治思想所具备的显著时代特征。诸庆清指出：“严格来讲，政治思想史的研究，任务在于考察关于国家政权问题的各种思想理论观点（即各种国家观）的矛盾和冲突、发展和演变。诸如君主的起源、君臣民的关系、王道与霸道、集权与分权、民主与专制等等直接涉及政权观念的各种思想分歧和争论。其中，政权的组成（国体）和政权的组织形式（政体）两个方面，尤为重要。”他同时也指出：“经济的要求、阶级的利害，总是毫无掩饰的在政治思想中得到最集中的反映。”“也正是由于这一点，在整个意识形态领域里，政治思想不能不居于格外突出和重要的位置。它比经济思想更加集中，比哲学思想更加直接，说明历史的每一步行程，在社会大变革的时代，表现尤为明显。”该观点不但指出了政治思想的基本内涵，还在与其他思想的关系中指出了在整个意识形态领域里，政治思想所具有的重要位置。

刘泽华认为，上述观点是“相当深刻的，作为政治思想主要内容之一是被抓住了”，但“问题主要是把政治思想史的对象规定得过于狭窄，有碍于视线的展开”。他认为，以下内容也应列入研究的范围：政治哲学、关于社会模式的理论（又可称为“理想国的理论”）、治国的方略和政策、伦理道德问题、关于政治实施理论以及政治权术理论，等等。因此，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对象大体上可概括如下：研究历史上不同阶级、不同阶层、不同学派和不同人物关于国家和社会制度、社会改造以及通过国家机关和强力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的理想、理论、方针和政策；研究这些理想、理论、方针和政策提出的社会背景及其对实际政治的影响；研究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发展、演变的过程和规律。因此，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对象得到了比较广泛的扩充。

对此，也有学者持不同看法。例如，诸庆清撰文指出：“政治思想史所要考察的对象和范围，与广泛的社会革命的主张、要求和任务，不能完全等同。”“政治思想史也理应有自己相对独立的领域和范围，并从这个特定的侧面去探索这一时期意识形态发展演变的规律，而不在于对社会各方面斗争的思想反映作全面记载。”

徐大同在《中西两种不同的政治思想体系》一文中指出，按照通常的理解，政治思想也称为政治思潮，或称为政治学说、政治理论、政治哲学等。而金岳霖则认为，政治思想区别于政治思考、政治观念、政治理论或政治哲学。但是，无论如何称呼，内容大体相似。徐大同认为：“政治思想就是适应一定时代需要，反映一定社会阶级、阶层或集团利益的政治思想、政治态度和政治要求，为其设计夺取、建立和维护政治统治的方案和为实现其统治出谋划策。”

那么，哪些人能够提出各种政治的方案或者出谋划策呢？这就是政治思想的“主体”问题。

2．“政治思想”主体范围的逐渐扩大：谁能成为思想的主体？

学者黄其松认为，政治思想与某个或某种历史形态、历史事件关系密切，但是，政治思想会“超越了具体的历史形态、历史事件，它超越了具体的时间，并成为能被处于历史中的人所理解的符号系统和政治知识”。因此，基于政治形式与社会秩序的此种性质，人类不必完全依赖于当下亲身的政治经验，而是可以通过历史来习得关于政治的知识与智慧，从而创造优良的政治形式与社会秩序，进而创造优良的政治生活。他由此得出这样的结论：“政治思想往往源于历史中伟大思想家对于人类政治生活困境的诘问与反思，以及由此产生的观念与思想。”因此，政治思想的“主体”自然是“伟大的思想家”。

其实，关于这一问题的认识，很长时间以来并没有什么分歧。综观中西政治思想史、思想史的著作，绝大部分的书写是以人物、流派和时代作为主要内容。“翻开叫做‘思想史’或‘哲学史’的著作，是睿智的哲人系列和经典系列，从孔子到康有为，从《诗经》到《大同书》，天才似乎每个时代都成群结队地来，经典也似乎每个时代都连篇累牍地出，我们的思想史家按照时间的顺序安排着他们的章节。”“思想的历史也就自然成了思想家的博物馆，陈列着他们照片。”有人甚至指出：“以人物为中心题旨的研究方式，可以说是近50年来处理思想史方法之主流。”美国密歇根大学历史学教授戴维·霍林格也提出了“思想者”素质的问题，即是否有批判的眼光、知识是否充分、是否严肃、是否聪明。思想者应是那些进行充分的思考从而使他或她毕生追踪特定人类活动轨迹的人。也有中国学者甚至指出，政治家天然就是思想家。放到中国的历史、政治场景中去对照，不无道理。

但是，也有学者认为，完整意义上的“中国政治思想史”不仅仅是社会精英阶层的思想，还应当包括世俗文化的层面。那么，人民群众的思想要不要和能不能写入思想史？林德宏在《思想史与思想家》一文中说，历史上的思想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民众思想，主要反映民众的政治、经济、文化要求，大多来自日常生活和对社会的一般观察，缺乏系统的理论概括和论述；另一类是杰出人物的思想，常常是对民众思想的理论概括，比民众思想更能全面深刻地反映社会矛盾和社会发展的本质。此外，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民众思想很少被记录和保存下来，因此，把思想史研究的重点放在民众思想方面，也是不现实的。李锦全指出：“人民群众的思想一般说来缺乏理论概括，在历史上也很少被保存下来，所以不能作为思想史的研究重点，对此我是同意的。把群众思想作为思想史的研究重点，我也并无此意。我只是想提出：群众思想在思想史中是否也应该占有一席之地？”他通过历史梳理，认为：“在封建社会中，起义农民对平均平等的祈求，有着一条连续不断地演进着的思想理路，构成了一个思想的历史过程，因此，它也应当在思想史的视野中。”

葛兆光指出，传统的思想史依据的是怀有某种意图的官方或控制着知识和思想话语权力的精英的历史记述，这些历史记述并不一定切中思想世界，尤其是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的本相，在任何一个时代的档案和史书中，都可能存在“有组织的历史记载”和“有偏向的价值确认”。他进一步指出，思想与学术“有时是一种少数精英知识分子操练的场地，它常常是悬浮在社会与生活的上面的，真正的思想，也许要说是真正在生活与社会支配人们对宇宙的解释的那些知识与思想，并不全在精英和经典中”，过去的思想史只是思想家的思想史或经典的思想史，可是我们应当注意到在人们生活的现实世界中，还有一种近乎平均值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作为底色或基石而存在，这个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的延续，也构成一个思想的历史过程，因此它也应当在思想史的视野中。葛兆光关于一般的“知识、思想与信仰”的认识为确定思想史（包括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对象提供了一个更为广阔的领域，这种认识被后来的不少学者认可。

张分田也认为，思想史研究者很容易将目光仅仅局限在思想家身上，过分抬高少数著名思想家的历史价值是最常见的弊病之一。一般说来，任何一种具体的思想成果最初都是由某一个体创造的，但是在思想与社会互动的过程中思想成果往往呈现多种多样的存在形式，与此相应，思想的载体也会多种多样。依据社会影响的广度和深度，政治思想的存在形式及主要载体可以分为五大类型：个体提出的主张、政府制定的政策、国家实行的制度、大众认同的价值、全民缔造的文明。旨在全面揭示实况、分析过程、评估意义的政治思想史研究必须全面考察政治思想的存在形式及主要载体。要做到这一点，也需要强化问题意识，拓展学术视野。刘康明确指出，单纯的主流文化研究并不能涵盖“政治思想史”的全部内容，完整意义上的“中国政治思想史”应当贯通文化的主流与亚文化层次，这就要求研究者将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层面扩展到世俗文化，从社会一般群体中和民间文化中搜寻政治思想的印迹。王迪进一步指出，探究思想史上“失语”的下层民众的思想观念时，应尽量区别什么是下层思想，什么是由精英记录和描述的下层思想，以尽量接近真实的下层民众的思想观念，才能更清晰地揭示下层民众与公共空间、社会改良者以及地方政治之间的主要关系。

不管是前者提出的“必须全面考察政治思想的存在形式及主要载体”，还是后者提出的将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层面扩大到“世俗文化”层面，这些认识都极大地拓展了以往政治思想史的研究领域，其中也内在地包含了对过去传统学界认为的“思想主体”仅仅限于“少数精英知识分子”的否定，蕴含了对思想主体的理解应该进一步扩大化的认识。

谁能成为思想的主体？随着“思想”“政治思想”的内容扩展，研究视域更新变化，越来越多的人跨入了“思想者”的行列，对“政治”提出各种各样的看法和思考，而不只是受到政治势力、意识形态之类的因素的影响。当然，当我们去具体分析不同的历史场景，也不难发现，“思想”有可能被泛化，“思想者”也可能被泛化。

“谁能成为思想的主体”揭示了政治思想话语权归属于谁的实质。在一个极权主义盛行的时期，民众不可能产生出自己的“政治思想”，只有在一个现代化国家的治理环境中，才会为孕育丰富的“政治思想”提供土壤，思想的主体才不至于受制于政治权势的影响而“失声”。

（二）60多年来中国政治思想研究内容述评

1949年以来，中国政治思想界对中国政治思想的研究，大体上可以归结为从时间维度上进行的研究，包含当代中国学术界对中国古代政治思想、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中国当代政治思想的研究。有的研究者倾向于从思想产生的主体维度进行研究，如有对统治者或领导人的政治思想的研究，也有对知识精英，即知识群体政治思想的研究，还有对民众政治思想的研究。

1．对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内容的研究

对古代政治思想的研究本来是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主要内容，不过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关于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却很少。

1949年，三联书店出版了吕振羽的《中国政治思想史》，对中国古代政治思想有些论述。1955年，人民出版社又出版了吕振羽的《中国政治思想史》。这是两本对中国政治思想研究的通史性著作。1956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汤用彤、任继愈的《魏晋玄学的社会政治思想》，属于当时比较难得的对政治思想进行专题性研究，该书对魏晋玄学中的政治思想做了比较系统的整理。1957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侯外庐的《中国思想通史》前三卷，对古代思想的研究，不少内容论及对政治问题的看法，可以说是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研究的重要参考文献，之后，第4卷于1965年出版。

1959年，中华书局出版了王国维的《观堂集林》，其中的《殷商制度论》论述了周代统治思想中对“民”的高度重视。王国维对商周政治思想的研究对后来学术界有很大影响，中华书局当时的这一做法在当代中国的学术史中具有重要意义，弥补了当时政治思想史陷入停滞的遗憾。20世纪70年代出版的相关著作几乎没有。

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到“文化大革命”结束的这一时期，关于政治思想研究的论文虽然不多，但还是有一些代表性的研究论文发表，其中不少是对儒家学派政治思想的研究，尤其是对孔子的研究。例如，童书业的《孔子思想研究》（《山东大学学报》1960年第1期）、杨向奎的《论西汉新儒家的产生》（《文史哲》1955年第9期）以及《孟子的思想》（《文史哲》1957年第9期）、《孔子论仁》（《文史哲》1961年第3期）、《论孔子的政治思想》（《历史研究》1962年第1期）、《董仲舒及其政治思想》（《历史教学》1958年第3期）（对儒家政治思想研究的评述本书第四章有专文论述，在此不赘述）。另外，还有《关于老子的政治思想》（《学术月刊》1957年第11期）、任继愈的《韩非的社会政治思想的几个问题》（《文史哲》1955年第4期）等有较大学术价值的论文出现，1958年还有两篇关于1958年思想解放运动的文章，但几乎没有什么学术意义，更多的是对当时政治形势的呼应。

对古代政治思想内容的研究从20世纪80年代以后开始增多，本书无法对其进行全面梳理，只能对代表性成果加以综述。1996年，浙江人民出版社隆重推出刘泽华教授主编的三卷本《中国政治思想史》，这部巨作近150万字。作者在三卷本“小序”中明确归纳了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主题：君主专制主义、公民意识、崇圣观念，并认为“由古代政治观念向近代政治观念的转变，主要是对上述三者的超越”，即向着民主主义、公民意识和自由观念的转变。有学者认为，这一概括极具特色，充分表明了作者对传统政治思想的深刻理解和总体把握。对传统政治思想进行科学分析与评价，总结其深刻的历史经验，无疑将给当代中国的社会政治实践以极大的启示和借鉴，有利于促进中国的改革从单纯的经济领域向着政治领域发展。另外，比较有代表性的一本著作就是葛荃的《认识与沉思的积淀——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历程》，这本书对中国古代先秦时期诸子百家的政治思想、秦汉的政治思想、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政治思想、隋唐时期的政治思想、宋元时期的政治思想、明清时期的政治思想的研究状况进行了专题介绍，可以说是当前能看到的对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概括最为全面的一本著作。

对于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的整体状况，有学者总结指出，在最近30多年间，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呈现出“主题突出”“兼容并蓄”“思考深入”“注重比较”“相互借鉴”的总体趋势，又在几个主要研究领域呈现出不断丰富研究内容、拓展研究视野、创新研究方法的良好局面。时至今日，政治思想史不但成为政治学专业的基础课程，而且日益成为一个综合性的学术领域，出现了许多奠基性的学术成果，除了有大量的学术论文发表，还有多部专著问世。这一时期较为重要的学术成果主要有王引淑编著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纲要》、曹德本主编的《中国政治思想史》以及刘泽华主编的多卷本《中国政治思想史》等。这些著作涉及的主要内容是关于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的论述。

在论文方面，从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学术界对儒家政治思想的研究已进入了黄金时期。1978年中国举行了“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第一次儒学讨论会，随后儒学研究开始“解冻”，走出“冷宫”，并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不断深入而蓬勃兴盛起来。据统计，仅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学者发表研究儒学的文章就超过1000篇，儒学开始“复兴”，对儒家政治思想的研究在这一时期也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主要表现在“反传统”文章增多、研究领域不断拓宽、研究深度不断加大、关于政治思想专题研究的著作大量问世、“新儒家”的出现等几个方面。还有学者在对1995～2005年的古代政治思想研究进行综述时指出：总体而言，现有研究，可谓成绩与不足并存。一方面体现为研究成果的丰富性，无论是在研究领域上，还是在研究深度上都有相当数量的研究成果涌现，并且呈现出综合研究与专题研究并重的趋势。另一方面体现为研究旨趣的时代性，在研究成果中，多数成果并不只是为了满足研究者的兴趣，整理国故，或者是陷入历史的故纸堆难以自拔，而是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研究，其目的在于从历史脉络中寻找到影响深远的思想资源，并为政治思想发展寻求可资利用的智力资源，但仍有一些不足之处。一是贯通性研究不多。由于历史长河的久远性，所积累下来的历史文献和思想资源浩如烟海，这就需要具备深厚而扎实的学术积累来作为研究基础，这既需要研究者具有很强的耐力与毅力，能始终如一地专注于此领域，也需要研究者具有开阔的视野与良好的能力，能够以历史的大视野来观照古代政治思想史。二是交叉性研究不足。现有研究从历史角度研究居多，而从经济、制度、社会、文化、日常生活等角度探讨政治思想史与这些因素的相关性的研究较少，缺乏综合多学科角度来多维把握政治思想史的研究。三是方法上创新性不够。在研究方法上，现有研究以文献研究为主，缺乏计量史学方法的研究，也缺乏关键词方法的研究以及其他一些具有创新性方法的运用。

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研究最重要的成绩是对它的实质和所蕴含的价值以及深远影响进行了理性反思。

刘泽华在政治思想史研究中提出了“王权主义”概念，用之表述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核心或主题。在1986年发布的一篇论文中，他说：“从内容上看，中国古代人文思想的主题是伦理道德，而不是政治的平等、自由和人权，当时的伦理道德观念最终只能导致专制主义，即王权主义。”20余年后，他又对王权主义做了全面总结：“我所说的王权主义，既不是指社会形态，也不限于通常所说的权力系统，而是指社会的一种控制和运行机制。大致说来可分为三个层次：一是以王权为中心的权力系统，二是以这种权力系统为骨架形成的社会结构，三是与上述状况相匹配的观念体系。”他认为，王权主义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主脉。也有学者明确指出，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在近代中国演进过程的中断有其合理性，它已经不能适应近代中国社会的历史需要，无法为人们提供民主、平等、法治这些促使中国社会走向近代的价值规范。它在本质上是古代的或中世纪的，我们只能从传统政治思想中汲取有益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思想资源，而不应该把回归儒家传统作为我们的努力目标和发展方向。

还有学者认为，儒家“德”“礼”结合的治国之道在一定程度上和法家思想融合，逐渐演化出“礼主刑辅”的治国思想，在漫长的历史中逐渐凝聚成中国人共同的政治—文化心理，对社会的政治生活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以愚忠为基础的造神政策，“使得百姓对官吏、官吏对君主而言都不具有政治上的独立人格，因此也就没有任何真正意义上的政治权利”，造成中国观念的淡薄。“以孝治国”的观念实质上是把外在的政治规范转换为人的内在情感和伦理要求，从而，理性的变成了情感的，现实的变成了心理的，社会的政治问题变成了个人的道德修养问题。这种为政之道排斥民主、法制和人权，以致封建社会统治者除了有道德上的内在约束外，很少有外在规范（如法律等）的制约。“牧民政策”是造成中国封建社会具有超稳定结构的原因之一。民众总是被视为恩赐和怜悯的对象，诸如重民、爱民、惠民、利民、恤民等观念和举动都是手段，目的则是利于君主保持自己的统治，稳定家天下的局面。把政权的维持作为政治统治的核心，自然就谈不上人民真正的权利、自由，个人的价值、尊严等。“统治者的政治哲学只在于稳定自己的一统江山，而不在于社会是否发展、人民是否幸福，这就是中国的政治悲剧。”从根本上考察，中国传统政治观念与现代政治发展趋向有悖的种种影响都需要我们搞清楚，努力塑造出从意识到心理、思维方式、价值观念都现代化的人。

也有学者对中西政治思想进行了对比性研究，认为中西政治思想至少有两点不同：第一，中国政治思想渗透着专制主义，西方政治思想贯穿着民主原则。一部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就是君主专制主义的产生、发展直至凝固僵化的历史。这种君主专制主义禁锢了人们的思想，束缚了人们的手脚，鼓励了愚昧，培植了奴隶性。西方中世纪虽然也出现过君主专制制度和专制主义理论，但后来却被资产阶级送进了历史博物馆，影响甚微。第二，中国政治思想讲伦理道德，西方政治思想讲利害关系。谢庆奎认为，要拓开研究范围和层次，确定研究侧重点，改变中国政治思想重实际而不尚理论，西方政治思想重理论而轻实际等传统看法，打开中西政治思想教学和研究的新局面。徐大同认为，中西政治思想都带有阶级性和社会性，都具备民族性和交汇性。此外，中国政治思想表现出较强的务实性，强调知行合一；西方政治思想表现为唯理性，强调逻辑思辨。中国政治思想的核心问题是如何认识、组织和管理国家，而西方政治思想关注的基本问题是人类为什么要参与政治生活；中国政治思想发展的连续性较强，而西方政治思想的发展则经历了不同政治观的演变。

曹德本则认为，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发展史，也就是中国整个封建社会的治国方略史。它内容丰富而历史悠久，其中蕴含优秀的文化价值，也存在不可克服的历史局限。中国政治思想史所蕴含的文化价值，主要包含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关于修身的思想，二是关于治国的思想，三是平天下的思想。关于现代价值，是指优秀传统在现代社会的选择价值，也就是如何正确对待历史文化传统问题。研究中国政治思想史，就是立足于中国现实，对优秀的历史文化传统中蕴含的文化价值做出符合中国特点和时代潮流的现代选择，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

2．关于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的研究

按照中国学术界的习惯分期，中国近代史指的是1840年鸦片战争到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国现代史指的是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间的历史。但是，也有学者把1840～1949年称为近代史，把1949年以后称为现代史。本书所论及的中国近现代史主要是指1840～1949年这一阶段的历史。

（1）关于中国近代的政治思想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近代政治思想史方面的专门著作几乎没有，但有一批和近代思想史相关的著作，涉及近代政治思想的不少内容。1949年11月由上海时代书局出版的斐民所著的《中国近代思想发展简史》，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部比较系统地论述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著作。1949年，三联书店出版的吕振羽所著的《中国政治思想史》，对中国近现代的政治思想有些论述。1955年，这部书再次由人民出版社出版。1955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石峻、任继愈、朱伯崑编的《中国近代思想史讲授提纲》，为建立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基本理论框架做了进一步的尝试。1956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侯外庐的《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分析了中国出现的近代的民主主义思想。1957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侯外庐的《中国思想通史》，其中对古代思想的研究不少内容论及对政治问题的看法，可以说是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研究的重要参考文献。1957年三联书店出版了《中国近代思想家研究论文选》。1958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陈天华的《陈天华集》，这是很难得的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研究的一手文献资料。1979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李泽厚的《中国近代思想史论》。

20世纪90年代以后，出版了多本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方面的著作。由知识出版社1993年出版的山东师范大学王有光所著的《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是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中的一个新成果。在这部38万字的著作中，作者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对近代中国80年间的政治思想状况和演变做出了全面的论述，既有宏观的纵论，又有微观的剖析，生动地反映了中国近代政治思想曲折复杂的发展轨迹。作者把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的本质特征概括为“一个主旋律”“两个核心问题”“一个重要课题”。他指出：“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求得民族独立的爱国主义思想是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的主旋律。”“反对封建专制主义，争取民主主义是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的核心问题。”“学习西方，面向世界，寻求救国真理是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的重要课题。”对于这三个方面，《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都做出了较为精彩的说明，并指出：“近代爱国主义思想突出特点，是由爱国主义走向民主主义，由爱国主义走向马克思主义。”

谭双泉编著的《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认为，中国近代的政治思想活跃于一个重大的历史转折时期，一方面是世界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阶段转变，各列强之间争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斗争愈演愈烈；另一方面中国社会的资本主义正常发展却受到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严重压迫，愈来愈陷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畸形地位。中国究竟向何处去？如何走上现代化的道路？这是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的主题。该书阐释了这样一个道理：只有科学社会主义才能引导中国人民走上解放和富强的道路。在内容结构上，对某一时期政治思想的论述，先叙述其产生特定政治思想的历史背景和社会环境，进而列举各政治思想流派的内容、特点及主要代表人物，层次分明，注重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吴雁南等教授在1998年编著出版的《中国近代社会思潮》没有拘泥于把1919年作为近现代史的分界线，而是把109年的历史作为一个整体进行了研究，不仅是一部集大成的世纪总结之作，也是一部极富前瞻性的开拓之作。该书明确把“改造中国，走近代化的道路，即是否有利于政治的民主化，经济的工业化以及与之相适应的近代文化建设作为评价近代社会思潮的标尺”，实现近代化，完成从传统农业社会向近代工业社会的转型，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趋势。只有紧紧把握这一标准，才能对历史事件与人物做出真正公正客观的评价。该书确立了近代化的评价标准，自始至终严格贯彻了这一标准，既有效地避免了单纯的阶级标准的偏颇，使之富于鲜明的时代气息，又克服了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消极影响，使之符合中国的现实国情。

在研究论文方面，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间内，对农民革命领袖及其思想的研究相对较多。例如，侯外庐在1952年《新建设》4月号上发表《论洪秀全与洪仁玕》、王永康在《史学月刊》1957年5月发表《论洪仁玕及其资本主义改革思想》一文。吴雁南在1957年和1958年分别撰写了关于洪秀全政治思想的起源以及洪秀全政治思想的主要特征，发表在《史学月刊》和《人文杂志》上。1959年，嵇文甫发表了《黄梨洲思想的分析》，认为黄宗羲的政治主张和近代意义的民权政治还是有很大差距，只是以相权和学校限制君权。

研究洋务思潮的论文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几乎没有，对早期维新派人物的思想研究也有一些，主要集中在对冯桂芬、郑观应、王韬、薛福成的研究上。而对戊戌变法的研究相对较多，1958年，《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历史研究》发表了一些纪念戊戌变法60周年的文章。有学者总结指出，1949年以后，学术界对维新派人物思想的研究逐渐丰富起来，基本上是随着各个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的发展，政治思想研究呈现出不同的时代特征。20世纪五六十年代延续了前一时期的研究状况，基本上是对人物思想的历史资料性整理与初步评价，并侧重于研究人物的哲学思想；进入60年代后，研究者们比较注重对人物的政治思想进行基本评价与历史定位。这一时期政治思想研究的一个鲜明特点是，各家各派争论热烈。70年代后期，开始对人物及其思想进行总结与反思，而研究也更加侧重于其政治思想的一面；对维新派人物的研究开始步入正轨。对康有为的大同思想的研究成为当时的一个热点和重点。对《大同书》的性质、实质、内容以及康有为的整个思想体系进行了不少的讨论，代表性的学者有汤志钧、张岂之、冯友兰、李泽厚等。对梁启超政治思想的研究成果也有一些，如李华兴、姜义华所著的《梁启超与清末民权运动》（《复旦大学学报》1979年第5期）、胡啸所著的《梁启超后期思想的评价问题》（《复旦大学学报》1979年第5期）等。对辛亥革命与孙中山政治思想（及其后续思想发展）的研究在这一阶段学界对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的研究中很有代表性。早期的研究比较少，如李光灿、张磊的同名文章《论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分别载于《新建设》1956年第12期和《北京大学学报》1957年第4期。

对于近代中国政治思想派别或思想体系，吕明灼认为，曾依次出现过三种比较进步的思想体系：以洪秀全为代表的太平天国的农民平均主义思想，以康有为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君主立宪主义思想，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民主共和主义思想。新生的科学社会主义思想，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政治思想的核心与领导思想。同时，吕明灼也指出，科学社会主义虽然适合中国的需要，但也存在一个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问题，其中心是如何正确处理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既相联系又相区别的关系问题。该学者还论述了新三民主义思想的发展、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中间道路思想的变化、买办法西斯主义等的冲突。这里还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在革命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化的过程中如何处理与其他政治思想的关系。

关于近代政治思想史研究的中心问题，不少学者认为，近代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是半封建主义、半资本主义与外国帝国主义侵略相结合的一个畸形社会形态，因而作为专门研究这一时期的政治思想发展的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就必然带有它本身所固有的复杂性。诸庆清明确指出：“研究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首先应当重视在国家观上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斗争。因为只有这一斗争，才能本质上概括近代政治思想领域种种纷繁复杂的思想矛盾和冲突，集中体现近代政治思想斗争的内容和实质。”

（2）关于中国现代的政治思想研究。在新中国成立至1976年这段时间内，关于中国现代政治思想的研究成果也十分有限，但也有一些代表性论著和论文。1951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胡乔木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为研究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思想提供了一些基础。1954年9月，教育部发出通知，要求各高等院校在有关系科开设中国现代史课程，1956年又颁布了《中国现代史教育大纲》，并于同年底开始组织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山东大学等高校的教师着手编写中国现代史教材。“教育部的这些举措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现代史研究的开展，同时也促进了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的研究。”艾思奇的《俄国十月革命以来中国的哲学和社会思想的发展》是新中国成立初期较早系统研究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的著作，其他还有李新、陈铁健主编的十二卷本《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长编》、陈旭麓的《五四前夜政治思想的逆流》、丁守和的《十月革命对中国革命的影响》、彭明的《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等专题论文。另外，还有蔡尚思所著的《五四前后东西文化问题的大争论》（《学术月刊》1961年第5期）。

还要指出的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至1976年的这段时间里，对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的研究还有非常突出的一个特点，即在政治宣传作用下的以政治思想内容命名却无学术研究意味的“成果”层出不穷，它们出现在当时的报刊上，成为这个时代“学术发展”的重要“印记”。

学者们关于1919年以来中国政治思想史比较系统的研究，是从1978年开始的。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史学界对中国现代（1919～1949年）政治思想史缺乏专门、系统、深入研究。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90年代得到了迅速发展和全面繁荣。

在著作方面，1984年6月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林茂生、王维礼、王桧林主编的《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标志着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开始创建自身的学科体系。当然，也有学者说：“从今天的视野来看，该书所论述的内容及其观点有其明显的时代局限性。全书关于现代史上非无产阶级政治理论和主张的评价，是谴责多于分析，尤其对国民党的政治理论和主张的评判，甚至还沿用了‘伪’的字眼。”紧接着，北京出版社1985年版了严怀儒、高军、刘家宾主编的《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简编》。这两部著作“围绕现代中国社会各阶级和政治集团对待国家政权归属问题的不同态度，抓住对‘中国向何处去’的不同回答，把握社会中基本的政治主张，以政治思潮的变迁为顺序，来探讨中国现代政治思想的发展规律”。

1986年3月，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北京大学彭明教授的《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十讲》，这成为国内出版的第二部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专著。该书采用专题论述的方法，对1919～1949年我国各政治派别及其代表人物的政治思想进行了精辟分析。另外，还有1988年谭双泉编著的《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纲》。

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研究得到了长足发展。几乎是在同时，学人们相继推出了三部有关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的专著。一是高军、王桧林、杨树标主编的《中国现代政治思想评要》，由华夏出版社1990年出版；二是许光枨、林浣芬主编的《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由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出版；三是王金、李子文所著的《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由吉林大学出版社1991年出版。无论是论述的广度还是深度，《中国现代政治思想评要》都体现了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刘健清、李振亚主编的《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南开大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对晚清改革派、农民革命思想、洋务思想、资产阶级改良政治思潮、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政治理论、中国无政府主义、马克思主义、国家主义、“好政府主义”、戴季陶主义、新民主主义理论等都做了介绍。

陈哲夫等主编的《现代中国政治思想流派》（当代中国出版社1999年出版）三卷本，对1919～1949年的重要思想流派及代表人物政治思想做了比较全面的介绍。河北师范大学黄存林教授、邢台学院张振朝教授合著的《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稿》，于2005年4月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全书共计34万余字。另外，还有一些思想史资料编写，如蔡尚思主编的《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1～5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出版）。

在论文方面，有学者统计，1991～2001年发表于各类学术刊物的相关文章在2000篇以上，其研究无论在广度和深度上，还是在研究视角和理论方法上，都有了重大突破，取得了大量有价值的成果：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西文化和现代化等问题的讨论，成为学术界最关注的领域之一；对中国共产党政治思想的研究，包括新民主主义理论、陈独秀研究都有了新进展；对中间派别政治思想的研究，如对胡适和人权派的研究、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等提出了许多新看法，评价更加客观公正；对国民党政治思想的研究逐步走向深化。也有学者对21世纪以来的相关研究进行了考察，得出以下结论：近十年来，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研究领域呈现出可喜的发展趋向：一是关于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的研究正走向深入；二是关于三民主义及国民党诸派别政治思想资产阶级诸派别政治思想的研究开拓了新的视角，其中对蒋介石思想的研究开始升温；三是不再忽略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理论和汉奸卖国主义理论的研究。此外，关于中国现代史上发生的几次政治思想论战的研究也出现了新的亮点。这些研究内容上的拓展，反映了近年来中国现代政治思想研究取得了新的进步。

近现代政治思潮研究随着史学思潮研究的兴起而发展起来。这一新兴领域的出现突破了以往思想史研究只关注宏观史论、微观人论的局限，关注中国近现代不同群体的政治观，将研究视角从“庙堂之术”转向“平民之思”，这无疑具有重要意义。中国政治思想史始终存在政治学和史学两个基本研究理路，因而也就存在两种不同的研究方法。前者以论为主，后者以述为纲；前者以辨明为要，后者以通古为任；前者更注重论者之视角，后者则偏爱以史料服人。朱义禄、张劲所著的《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潮研究》出版于1998年，这本书以古今中西之争为主旋律，从社会思潮和社会心态角度出发，并结合各个历史时期代表人物的思想学说，对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的产生发展及其演变规律进行探索和考察，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展现近百年来中国社会政治思想的风云变幻：从地主阶级改革派的变易史观、资产阶级维新派与革命派的进化史观，到中国马克思主义创始者的唯物史观的演进与更替；欧洲风行一时的无政府主义、国家主义、法西斯主义等社会政治思潮在我国的泛滥与沉寂；从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到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建立，等等。

有学者指出，“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是指五四新文化运动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政治思想史。它是研究现代中国社会各个阶级的政治态度、政治主张，以及通过一种什么制度来实现他们的政治主张；既包括进步阶级的政治主张，也包括落后阶级的政治主张。具体来说，现代政治思想，包括工人阶级的政治思想、小资产阶级的政治思想，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思想，买办、封建阶级的政治思想。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特别要研究工人阶级的政治思想，即马克思主义是怎样战胜各种反动思潮、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的各种政治主张，在中国取得胜利的。冉启明指出，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证明了，只有无产阶级的政治思想——马列主义，只有坚信马列主义的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才能引导中国人民走向胜利，才能救中国。由此，“马列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为这一中国政治思想研究的重要主题。

除了马克思主义，在现代中国社会，影响最巨者莫过于三民主义、自由主义、民族主义。关于自由主义思潮的研究，出现于20世纪90年代，其中专著有胡伟希、高瑞泉、张利民合著的《十字街头与塔：中国近代自由主义思潮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欧阳哲生所著的《自由主义之累：胡适思想的现代阐释》（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刘军宁所著的《共和·民主·宪政：自由主义思想研究》（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出版）、李强所著的《自由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出版）等。进入21世纪以后，自由主义研究可谓方兴未艾，仅专著就相继有李世涛主编的《知识分子的立场：自由主义之争与中国思想界的分化》（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年出版）、张晓唯的《蔡元培与胡适：1917—1937年中国文化人与自由主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出版）、章清的《“胡适派学人群”与现代中国自由主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出版）、何卓恩的《殷海光与近代中国自由主义》（上海三联书店2004年出版）、任剑涛的《中国现代思想脉络中的自由主义》（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出版）和阎润鱼的《自由主义与近代中国》（新星出版社2007年出版）等。不过，与三民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政治思想史研究相比，对自由主义的研究由于不可避免涉及某些敏感问题，所以最初一般学者的主要精力，基本放在平面性的史实叙述上，尽量与当前现实政治保持一定距离。

关于中国近现代一百多年的思想史线索，有学者认为，可以把“爱国主义”作为近现代政治思想史的重要线索。无数革命先烈和仁人志士，为了祖国的独立、自由、民主、富强，在黑暗中痛苦摸索，向西方学习，向先进文化学习，寻求救国救民真理。吴雁南等编著的《中国近代社会思潮》除了把“爱国主义”作为评价近代社会思潮的一个标尺，还强调“是否有利于民主化，是否有利于中国近代化进程，是否有利于社会进步”。所以，有学者指出，以此作为评价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的两个标尺，具有非常高的合理性和科学性，所以其得出的一些结论新颖而更显客观。由此也可以看出中国现代政治思想研究的变化。

3．关于中国当代政治思想的研究

直接以当代政治思想史为研究对象的著作相对较少。比较早的是由范小方、李永铭合著的《中国当代政治思想史》（甘肃人民出版社1997年出版）。这本书主要研究了1949年以后中国社会中各种政治思想的产生、发展、变化及其特殊规律性，包括：对国家的基本看法，即采取怎样的国体和政体？谁是国家的主人，即由谁来掌握国家政权；如何管理和建设国家；如何处理国内各阶级的关系等等，重点研究了无产阶级政治思想与资产阶级政治思想。翁有为等著的《当代中国政治思想史》（河南大学出版社1999年出版）在学界有一定影响，也被不少学者认为是当代中国政治思想研究的“开山之作”，认为这本书系统地梳理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历程。其中最突出的创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关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的见解。该书认为，社会主义改造的过早和急促完成，导致中国的社会生产力长期缓慢发展。二是关于封建思想对当代中国政治思想影响的分析。该书认为，新中国成立后的政治思想家仍未摆脱“德治”和“人治”的传统思维模式。作为一部开拓性的著作，该书也存在一些需要进一步完善的地方。它所展现的主要是中国共产党高层领导人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问题的思想轨迹，而对下层或民间的政治思想涉及较少，对1978年以后社会上出现的各种思潮，也几乎没有触及。

另外，还有一些对中国当代政治思想进行专题性研究的著作，如刘建军的《当代中国政治思潮》（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出版）、马立诚的《当代中国八种社会思潮》（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出版）、许纪霖的《当代中国的启蒙与反启蒙》（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出版）等。近几年来，国内学界在当代史研究方面突飞猛进，也有不少涉及当代政治思想方面的问题，诞生了不少与当代中国社会的一些重要政治人物、重大政治事件有关的文章、回忆录。这些研究成果有助于开拓当代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视野，为当代政治思想史的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当前，中国当代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呈现以下四个特点。

（1）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研究为中国当代政治思想研究提供了契机。关于当代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由于新中国成立以后特殊的政治形势，研究状况比较惨淡，直到1976年以后，随着政治学学科的重建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的开展才逐渐开始。

1978年1月11日，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乔木在该院召开的制定科研计划和规划的动员会上说：“现代历史，我们已经有了鸦片战争以后的，民国以后的，以至五四以来的历史研究，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历史，现在还没有着手认真地进行研究，要赶快着手研究。”这是第一次郑重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研究问题。其中，当代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也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其实，直到近年来，理论界才开始对其有比较多的关注，而且研究的重点更多地停留在马克思主义政治思想的研究方面。从政治思想的角度对马克思主义影响下的当代中国的思想体系进行系统、全面分析的论文和著作相对较少。也就是说，关于当代中国政治思想史方面的系统研究、关于全面阐述马克思主义影响下的政治思想的多元状况的研究，都还有很大的空间。

近年来，中国当代政治史研究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在内涵、外延、发展历程、研究现状、研究特点等方面，均表现出了新的学术气象，同时也存在诸如跨学科整合研究不均衡、学术性不强、研究成果碎化、缺乏整体感与计划性等问题。例如，在中国当代政治史研究中，重要历史人物的政治思想研究，政治文化、政治心理、政治认同等研究领域的拓展，各级政权运作机制互动模式的发掘，现有研究成果及学术发展历程的总结，中国当代政治史的学科定位等问题，将有可能成为中国当代政治史研究的发展趋势。这一状况对我们理解中国当代政治思想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基础。

（2）中国共产党思想史研究推动了中国当代政治思想研究。近年来，有不少著作涉及中国当代政治思想的部分，尤其体现在对中国共产党政治思想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方面，如张静如主编的《中国共产党思想史》（青岛出版社1991年出版）和崔龙水和马振铎主编的《马克思主义与儒学》专门论述了“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关系。其中，《马克思主义与儒学》一书围绕“如何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批判地继承儒学”“如何总结‘五四’以来批判儒学的经验教训”“如何理解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3个专题，收集了全国26位著名专家学者关于这些方面有真知灼见的论文，于1996年集结成书。张岱年、敏泽主编的《回读百年——20世纪中国社会人文论争》于1999年10月由大象出版社出版，这部巨著共5卷，400万字，内容涵盖了整个20世纪中国社会人文思潮发展所积累起来的浩繁文献史料，对于每个历史时段有关儒家政治思想方面的“论争”都做了专题研究，史料翔实，分析透彻。另外，陈哲夫等著的《20世纪中国思想史》（山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出版），是以政治思想为主要内容的思想史著作，对1949年以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思想”，如20世纪50年代的学术批判、反右运动、反对修正主义等进行了论述和分析。另外，还有王桧林主编的《中国新民主主义理论研究》（党建读物出版社1998年出版）、范小方的《中国共产党政治思想史》（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4年出版）都反映了学者们对中国共产党政治思想研究的认知。

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思想史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科、中共党史学科和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学科都无法回避的课题。有学者分析指出，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政治思想史研究秉承了中国传统思想史重视人物思想研究的基本方法，将中国共产党重要历史人物特别是党的主要领导人的政治思想作为研究重点并从两个方面加以推进：一是对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等党的指导思想的产生发展进行更为深入的分析，二是对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邓中夏等党的早期领导人的政治思想展开多角度研究。另外，专题研究进一步细化，研究的范围不断拓宽，研究不再以党史分期为界而是锁定专题自身的变化脉络，开始注重中国共产党对某一问题认识的源流研究。以观念史为导向的研究新趋势，大体有两种路径，一是观念逻辑，即以某一重要观念作为研究中国共产党政治思想史的有效切入点；二是实证逻辑。观念逻辑的研究成果从规范层面丰富了中国共产党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图景，但对思想与实践层面的互动关注不够，使思想史研究还停留在上层精品路线的套路上，实证研究色彩较淡。

另外，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报刊上也陆续出现关注1949年后中国政治思想的研究，如吴越的《当代中国政治思想领域的矛盾与冲突》（《湖北社会科学》1990年第1期）、曾峻的《现代化与当代中国的政治选择——兼论邓小平同志的政治观》（《理论探讨》1995年第3期）等。但是，就整个学术界的情况而言，研究当代中国政治思想的学者仍寥寥无几。同时，由于特殊的政治形势，当代中国政治思想的研究比较“白热化”。例如，吴越认为，民主个人主义在20年代、30年代及40年代末期，代表人物绵延不绝，在80年代“漫卷神州大地”，是40年代以来民主个人主义反动政治主张的恶性发展，范围之大，令人瞠目，危害之烈，发人深省。另外，他还批判了小资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和封建阶级的宗法思想。

当然，不少学者（如前文所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尤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学者，中共党史研究的学者，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研究者，可能还包括一些思想史研究者），都在其研究中涉及了当代中国政治思想的研究内容，只是把“当代中国政治思想”作为明确研究对象的学者群体还没有形成。

（3）对“西方政治思想”功能的重新认识推动了中国当代政治思想的研究。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贯彻执行，我国政治生活和学术研究不断给人们提出许多新的问题，政治理论界又提出了要重新认识资本主义，重新认识社会主义，以及重新认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关系。由此，对中西方政治思想史的比较研究逐渐增多。

有学者认为，从广义来说，西方政治思想史应该包括西方国家资产阶级的政治思想，空想社会主义和空想共产主义的思想，甚至产生于西欧的马克思、恩格斯的政治思想。从狭义来讲，西方政治思想史是指西方国家（主要指西欧诸国和美国）资产阶级的政治思想。“政治思想”本是一个历史范畴，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即随着阶级、国家的产生而产生，也随着阶级、国家的消亡而消亡；同时，它又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即各个时期的政治思想，都是由该时期的经济基础所决定，并对经济基础起反作用。西方资产阶级政治思想的产生，本来是人类共同创造的思想财富，是前人留给后人的一份宝贵遗产。郑昌发指出：“对于资产阶级政治思想史，无产阶级不仅应该，而且有权利、有责任去研究、去利用。”“我们通过研究，正确地吸取资产阶级政治思想中某些合理的形式，并加以实质性的改造，为我所用，这有利于健全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有利于完善社会主义的法制建设，有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在对西方政治思想史的研究中，不少学者认为要为中国研究西方，即研究西方政治思想史要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服务。近年来，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思想成为国内学者研究的重点之一。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必须以高度的责任感关注现实政治，回应现实政治，才能获得健康发展的空间。他们认为，国内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密切联系改革开放的客观实践，已经出现了很多理论研究的新内容。这充分表明，西方政治思想研究已经与我国的政治发展之间形成了良性互动关系。这无疑为中国当代的政治思想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4）中国当代政治思想研究成果“思想性”的欠缺。有学者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现当代政治思想史研究状况进行了总结，认为研究进展突出地体现在学者们治史观念的转变和研究领域的拓展上。在治史观念上，学者们不再把中国现当代政治思想史简单地认定为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史，而是从学科的角度，较为系统全面地论述了中国现当代历史阶段中各党各派，乃至个人关于国家政治活动、任务、内容的理论和主张。在研究领域上，人们不再拘泥于单纯地论述无产阶级的革命理论、政治理论，而把研究领域延伸到国民党政治思想、改良主义政治思想、日伪政治思想、重要政治人物政治思想等方面。即使有这样的进步，在当前研究成果中，不少著作和文章都带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局限在文字解说层面，思想性相对缺乏。例如，有学者提出，新自由主义的话语谱系是一种普遍主义的思维方法，它凭借强权与意识形态的诱导，推行所谓超越时空的、普遍而永恒的价值体系和制度规范。新自由主义的普遍主义成为遮蔽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走向后帝国主义、新霸权主义的权力话语。对于大部分发展中国家推行的改革进程而言，普遍主义与历史主义的意识形态话语长期纠缠不清，导致自由主义长期盘踞国家意识形态地盘，致使改革走向歧路。在后金融危机时代，我们必须重新审视新自由主义模式，厘清意识形态的话语背景，防范西方发达国家借推行自由民主理念挑起“街头政治”、进行“颜色革命”，为稳步推进经济、政治与社会改革提供理论支撑。

因此，从整体来看，从政治思想史的角度对当代中国社会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还很欠缺。这种欠缺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对一些重要历史人物的政治哲学和政治思想缺乏系统性梳理，对一些重要的当代史事件缺乏思想性的反思；对执政党的政治思想仅仅进行政治性的解释和宣传，对主流政治思想以外的其他政治思想、政治意识的价值和效果长期忽略；对当代中国政治思想史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缺乏系统的理论解释和建构。因此，加强运用思想史的方法，进一步推进和深化对当代史的有关“经验研究”，还原马克思主义影响下的当代中国政治思想的多元化以及它们各自的历史命运和未来走向，成为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重要任务。

当代中国政治思想史是中国思想史、中国政治思想史最近的呈现，也是当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对它的研究，能客观、科学地反思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败得失，为当前和今后的政治文明和政治发展提供思想借鉴。加强和推进马克思主义影响下的当代中国政治思想生活的研究，不仅具有较强的学术价值，也具有现实关怀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