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香港教改进程与困境

香港教改是一个追求优质教育的过程。从1984年到1996年，教育统筹委员会一共发表了六份报告书，与之相伴随的改革被称为第一波教育改革，其信念集中于理清教育的目的，提高学校内部效能。该阶段相关政策包括语言教学与学习、教师素质、私立学校发展、课程开发等，但这阶段的政策并未得到较多支持。1997年，教育统筹会出台第七号报告书，以《优质学校教育》命名，随之在1997～1998年连续出台了质素保证视学（QAI） （1997）、优质教育基金（1998）、中学教学语言指引（母语教学）（1998）、英语为母语教师计划（NET）（1998）、增加小学每班学生人数和搁置减少中学每班人数（1998）、制订小学全面实施全日制时间表（1998）等相关政策。1997年10月18日，董建华发表第一份施政报告——《共创香港新纪元》，开启教育制度检讨。

在1999年之前，特区政府主要将精力集中于以“安居”为目标的房屋政策、以“仁厚为怀、健康为本”目标的福利及医疗政策，但这些宏大的施政蓝图在金融风暴的沉重打击下纷纷破灭：首先，楼价大跌，“安居”计划宣布搁置；其次，1997年底暴发禽流感及多项医疗事故，医疗改革计划逐渐销声匿迹。《共创香港新纪元》中提及的“不竭的宝藏”——教育政策则成为挽回政府声望仅存的渠道。1999年1月22日，教统会主席梁锦松向社会发布了第一份《廿一世纪教育蓝图：〈教育制度检讨：教育目标〉》咨询文件，召开了800多人参与的研讨会，并于同年9月发布《廿一世纪教育蓝图：〈教育制度检讨：教育改革建议〉》，确立了“终身学习、全人发展”为二十一世纪的教育目标；2000年5月，又发布了《廿一世纪教育蓝图：〈教育制度检讨：改革方案〉》咨询文件，于2000年9月发表了具有影响力的《香港教育制度改革建议》。

第二波教育改革以校本管理为重要的方法，在第七号报告书中提出校本管理的建议，并拟定了时间表：到2000年前，所有学校应将校本管理作为达成内部质量保证的途径。教育改革的建议以校本管理为中心，以优质教育为目的，建立了一个更全面的教育质量保证和学校效能机制。校本管理是提高学校管理质量的重要途径，要求办学团体设立独立和有广泛代表性的法团校董会去管理资助学校，但不应全权操控学校，学校是运用社会的资源来营办，并非由办学团体所拥有。此项政策虽然遭到某些办学团体的抵制，但由于对学校外部效能的提高，颇获社会及教师好评。另外一项针对学校的改革是学校评核制度的变化，教育局推行学校自评与外评，推动学校自我完善和加强问责，使学校专注本身的发展，并提高全体学生的学习成效。

上述两项政策针对学校层面的改革，对教师影响并不大。但在《香港教育制度改革建议》中改革的范围包括课程、评核机制及不同教育阶段的收生制度。课程改革牵涉到几乎全部科目的教师，改革、挑战和灵活性对于年轻教师来说不构成大问题，但是对年龄较大、已经形成思维定式和工作习性的教师来说就是大问题。为达至“全人教育”的目标，教改方案提出高中教育以实施“新高中”即三年高中教育为目标，而基础教育则以“学生为本、提高学习兴趣、学会学习”为目标。这个目标从四个关键项目切入：从阅读中学习、德育与公民教育、运用资讯科技进行互动学习、专题研习。课程改革把中学原来的30多个科目改为8个学习领域，一方面压缩传统的狭窄的科目，或者把一些科目合并；另一方面拓宽高中学生的学习经历，增加学生在课外、校外的学习机会。另外，为了改变早期文理分家（中学四年级开始）的不合理现象，设立了“人文”和“科学”两门综合性科目。又为了开放学生思维，新设立了“通识教育”科目，开放地让学生讨论古今中外的种种问题。所有课程改革都要求教师教学方式改变，而导致教师需耗费更多精力来应变，学习更多新知识，教师本身即需终身学习。中小学为了达到教育局的要求，基本上都采取了通过科组讨论来提供教学支持的方法，即相同科组的老师每周都要开会讨论课程教学的问题。

根据《香港教育制度改革建议》，教育改革的内容还包括提高教师专业水平、实施支持前线教育工作者的措施，相关的重点政策则包括教师语文能力评核（基准试）、职业导向课程（2003）、语文教师须持相关语文学位（2003）、校本专业支持计划（2004）、教师每年进修时数（CPD）（2004）、校本课后学习及支持计划（2005）、英中教师英语能力评核（2005）等政策。语言问题一直是香港教育中存在的问题，香港向来以中英双语作为教学语言，英文学校两种语言通用，但回归之后必须进行融合。语文能力评核（基准试）激起了中小学教师群体的反弹，他们认为基准试否定他们原先的教育资历，打击了中小学教师的士气。但订立语文基准目的在于厘定客观划一标准，厘清对教师的要求，提供机制以促进教师的持续专业发展，这有助于提高教师的专业水平和地位。教育署逐步调整政策，如部分拥有相关学位及资格的英语教师获得豁免；另一方面，中小学教师们自身也在调整，以适应社会的要求，如新入职的大部分中英文教师都争取通过基准试的考核。

此外，教师作为“第二铁饭碗”的位置随着合约教师的出现及人口结构的变化而逐步改变。自1980年代起，香港人口结构出现显著变化，人口出生率与1970年代以前相比急剧下降，原本适合1970～1980年代适龄学童数量而建设的中小学，至2001～2011年出现大量过剩。为了节省资源，香港政府实施资助计划调整，规定接受政府津贴的中小学每个班的招生人数、总班级数目需达到一定数量才能继续享有政府津贴，否则应该关闭，俗称“缩班杀校”。自1990年代末至21世纪初十年间据闻有上百所中小学关闭。由于有这种规制存在，学校招生压力增大，学校之间对学生生源的竞争趋于激烈。中小学除了力争在Banding（一种学校评级）上升之外，还需要争取各种各样的荣誉，例如运动、艺术等来吸引学生报读。在面对“缩班杀校”的竞争压力时，香港的中小学不约而同地采用了合约雇佣制，即不增加常额老师，通过聘用合约老师来弥补教师人力不足，从而避免出现招生不足时解雇老师的困境。这种策略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年资长的教师，同时令新入职的教师（“80后”教师群体）难以获得长期聘用而处于不稳定的工作状态之中。

可见，香港教育改革来势迅猛，给中小学教师造成了较大的压力。社会结构的变化、教育政策的变化等各方面构成了中小学教师改变的宏观情境，推动了该群体的发展，教师改变反过来作用于教改，推动或阻碍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