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研究西藏现代化进程中语言使用问题的重要性

西藏自1951年和平解放和1959年的民主改革,整个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上都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为了使语言的发展和使用能够适应西藏社会的这种变迁,真正起到促进西藏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作用,中央政府和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在西藏实行了既符合当地社会发展背景又与全国的发展相吻合的语言政策,积极兴办和发展西藏现代教育,这对于藏语文自身的发展和汉语文的吸收都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到20世纪80年代初,西藏已经形成了较为系统、完善的语言教育模式和语言使用模式。首先从语言教育模式看,从小学到大学,藏语文和汉语文的教育各成体系,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现代西藏教育的基础;再从语言使用模式看,1951年以前,虽然藏汉文化交流已有上千年的历史,但是由于西藏地区的社会发展长期处于落后封闭的状态,教育落后,藏汉两个民族的直接交流没有形成规模,因此城乡居民的语言使用还处于单一语言的状态。20世纪50年代后,这种单一的语言状态已经逐步被打破,并发展成为一种新的语言使用模式,这就是单一语言使用模式在城乡居民生活中的继续存在以及藏汉双语使用模式的形成和发展。这种新的语言使用模式的形成是以30年来西藏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以及全国的形势为背景的。

80年代后,全国实行了改革开放的政策,西藏与其他地区一样,也在积极地探索如何根据本地的实际来解决社会、经济、文化全面发展中的种种问题。随着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各项政策的落实,随着对西藏对口支援力度的不断加大,随着西藏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规模的扩大,随着通信、传媒、网络在西藏的发展,西藏与全国各地以及国外的经贸关系、文化关系以及人员往来都在日益密切。在这种新的社会背景下,西藏的语言文字发展和城乡居民的语言使用必然要适应这种社会发展态势,从而推动西藏现代化的进程。

现在中国面临的一个挑战,就是如何使我们的国家在激烈的国际竞争环境中迅速发展起来,早日实现现代化,成为独立自主、繁荣富强的国家,这是关系到每一个国民(包括各少数民族)切身利益的大事。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少数民族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8%,同时少数民族自治地方面积占全国总面积的62%,所以各少数民族的现代化是中国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马戎:《西藏的人口与社会》,同心出版社,1996,第3页。西藏的现代化进程与全国各少数民族的情况有共性,但是更重要的在于它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除了表现在特殊的地理条件、宗教传统文化和历史原因上外,还表现在特殊的语言问题上,因此具有十分特殊的重要性。在这种社会背景下,我们根据西藏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现状来调查当前西藏语言使用的现状、新的历史背景下出现的双语现象以及这些语言现象给西藏社会带来的文化融合等问题,这是我国少数民族语言学工作者在当前必须承担的任务之一。

1999年年底,中央提出了西部大开发的发展战略,这对西藏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都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单从西藏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的角度看,西藏的语言使用问题似乎与此没有多大的关系,但是,事实上语言作为文化的载体,与社会和经济的发展是不能割裂开的,在西藏,语言的使用及双语问题与西藏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更有着密切的关系。

从表面上看,西藏的语言使用及双语问题只是西藏语言问题中的两个枝节问题,但是从西藏50年来的社会发展状况来看,西藏城乡居民的语言使用实际上与西藏的经济发展和文化发展具有一种特殊的相互制约关系。如果语言的使用适应了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的要求,就会促进西藏社会的发展,而西藏城乡居民的语言使用本身也会更加符合语言使用发展的规律;相反,如果语言的使用不能适应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的要求,就会影响西藏的现代化进程,西藏的语言使用本身也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挫折。

50年来的西藏语言使用虽然有着自身的种种变化,虽然与西藏社会的关系既有协调也有矛盾,但是,由于西藏社会、经济、人口、教育、语言等方面的基础资料十分缺乏,加之西藏自治区组织展开的一些城乡社会的调查还缺少对语言使用问题的调查,即使有所调查,系统性和深入程度也受到了当时各方面因素的限制。一方面,西藏的语言使用以及与社会发展的关系呈现出越来越复杂的局面;另一方面,我们的调查研究严重滞后。今天,随着西藏各项事业的发展,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提出和实施,对西藏语言使用问题的系统和深入调查研究应该再次被提到社会学和少数民族语言学工作者的日程上来。

藏学研究的出现和发展在我国已经有一定的历史,藏学研究的故乡在中国,50年来我国的藏学研究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国际藏学舞台上越来越具备实力和威望。但是,在中央第四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及西部大开发的背景下,社会的发展对我国的藏学研究又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假如说20世纪以前的藏学研究主题是以西藏的历史、宗教和传统文化为中心的话,那么,在21世纪之初,就应该抓住时机调整我国的藏学研究战略,这就是在继续关注西藏的历史、宗教和传统文化的前提下,逐步转向西藏现实社会问题的研究。如果我国的学者能够使用国际学术界通用的研究方法,系统和客观地研究西藏社会50年来的实际变化,使用可信的数据和个案来介绍西藏城乡居民的经济活动和社会情况,探讨西藏今后进一步发展的途径,充分发挥我国学者掌握大量第一手资料的优势,在讨论中占主导地位,就能够逐步把目前国际藏学界中“向后看”的基调引导到“向前看”,使国内外的学者都共同来关注西藏人民当前的幸福、进步与未来的发展,这将有助于国际藏学界风气的转变,推动我国藏学研究与国际学术界的交流。马戎:《西藏的人口与社会》,同心出版社,1996,第4页。

西藏的语言研究,历来重视语言结构的研究以及语音方面的调查和讨论,在某些领域还取得了世界领先的研究成果。但是如何突破这种传统的研究模式,使西藏的语言研究既保持固有的风格,又与21世纪的国际、国内以及西藏的社会经济大环境相适应,这的确是我国少数民族语言工作者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我们认为,结合西藏的社会经济现状,来调查和讨论西藏现代化进程中的语言使用问题,将是西藏语言研究中一个新的亮点。

我们知道,现在西藏和其他地区的交往更加密切,文化也更加交融,在现代化的进程中,西藏城乡居民仅仅依靠单语(藏语)已经远远不能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人们越来越需要借助汉语来获得各种信息和进行交际。在语言的使用和现代化之间存在着越来越多的问题需要讨论和认识,可是到目前为止,人们对西藏城乡居民在现代化进程中的语言使用、双语现象等问题还没有足够的认识,从某种意义上说,如果这种现象继续下去,对于西藏的现代化建设是不利的。因为我们搞清了西藏的单语和双语问题,搞清了汉语在西藏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及使用情况,搞清了西藏的语言使用存在的问题,就可以为西藏的语言、教育、政策的制定提供一些有价值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