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社会语言学及其对藏语研究的影响

在藏语研究的第三个阶段，除了应用语言学、计算机语言学、统计语言学和话语分析及语篇理论的运用取得了积极的研究成果外，在藏语及藏语使用问题上社会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也取得了一些令人瞩目的成绩，进一步开拓了藏语研究者与社会学研究者的视野。

（一）关于社会语言学的定义问题

社会语言学（sociolinguistics）是20世纪60年代在美国首先兴起的一门边缘性学科。它主要是指运用语言学和社会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从不同的社会科学的角度去研究语言的社会本质和差异的一门学科。对这个定义研究者有一些不同的理解。有的学者认为，此研究应以语言为重点，联系社会因素的作用研究语言的变异；有的学者认为这是语言的社会学，研究语言和社会的各种关系，使用语言学的材料来描写和解释社会行为。

英国语言学家戴维·克里斯特尔（David Drystal）在《语言学和语音学初级词典》中给“社会语言学”下的定义是：“语言学的分支之一，研究语言和社会的各种关系。社会语言学研究社会团体的语言同一性、社会对语言的态度。语言的标准与非标准形式，使用国语的方式和需要，语言的社会变体和社会层次，多语现象的社会基础等等。社会语言学的另一个名称是语言社会学（着重从社会方面而不是从语言方面解释上述现象）。”

美国社会语言学家罗杰·夏伊（Roger W. Shuy）曾经这样写道：“这一术语（指社会语言学）大约出现于60年代中期，指语言和社会领域中相互交叉的复杂研究领域。社会学家使用语言学的材料来描写和解释社会行为，这通常称为语言的社会学。另一方面语言学家则利用社会行为来解释语言的变异。也有人从比较实际的方面来理解社会语言学，这与教学中的社会方言和语言教学方面的问题有关。这三个方面，即社会学的、语言学的和教育方面的研究都可算社会语言学，因为很难说哪一些人才有权利用社会语言学这一术语。”

美国著名的社会语言学家拉波夫在《社会语言学》第八章中指出：“在社会环境中研究语言，对于我们来说，我们的研究对象是由语言集团构成的社会环境内的语言结构和语言的演变。研究的主题属于通常称之为‘普通语言学’的范畴：音位学、形态学、句法学和语义学……如果没有必要强调我们的这种研究与脱离任何社会环境的语言研究之间的差别的话，我就会自然地说，那就是语言学。”

我国学者戚雨村、董达武等编著的《语言学百科知识》则是这样定义社会语言学的：“运用语言学和社会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联系社会研究语言现象的一门新兴边缘科学，建立于20世纪60年代。主要研究语言的社会本质和差异。前者包括语言社会本质的特点和规律、语言内部规律和外部规律的相互关系和作用、民族语言和民族形成的关系、民族共同语的形成和社会发展的关系、语言演变和社会演变的关系等问题。后者包括语言的地域变体、社会变体、双语和多语现象、不同语言环境中的语言变体等问题，其目的是揭示社会结构变异和语言结构变异之间的系统对应关系及相互的因果关系。此外，社会语言学还为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标准语的确定或选择、文字的制定和改革、语言政策的制定、语言计划的拟定与实施、语言教学及其研究，提供依据和指导……研究方法主要采用实地调查、数学分析、对比研究和试验定量定性分析。”

李延福主编的《国外语言学通观》对社会语言学的定义包括如下一些内容：“社会语言学（Sociolinguistics）是语言学的一个分支，它是一门研究语言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的学问……社会语言学是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对它的研究涉及语言学、人类学、社会学、民族学、心理学、地理学、教育学、历史学等。因此，不同的学者由于学术背景和理论兴趣的不同，往往在社会语言学研究的出发点、研究的目的、研究的方法和研究的侧重点上表现出种种不同。”

通过上面这些定义，可以发现，中国式的定义比较强调社会语言学的边缘学科性质，而西方的定义则区别社会语言学的两个不同的侧重面。前者似乎是说社会语言学不偏不倚居于社会学和语言学中间，而后者则指出有偏重语言学的社会语言学，也有偏重社会学的社会语言学。但是。这些定义中罗列的社会语言学的研究对象则大部分相同，至少实质上都包括语言变体、语言变异、语言变化和语言的同一性等语言问题，国家和各种形式的社会集团对语言的使用态度以及对通过研究上述现象而得到的研究成果的应用等。

关于这一点，在讨论社会语言学的文献中经常提到的社会语言学（so-ciolinguistics）和语言社会学（sociology of language）两个名词正好说明了这个问题。虽然两者都是研究语言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但是前者着重语言结构，探讨语言怎样在交际中发挥作用，后者则通过对语言的研究更好地了解社会结构。美国语言学家拉尔夫·法索德（Ralph Fasold）出版过两部互为补充的著作：《社会的社会语言学》和《语言的社会语言学》，书名很说明问题。他在第一部书的前言中对这种划分做了解释：“这种细分以社会为出发点，把语言看作社会问题和素材……另一种大的划分以语言为出发点，社会力量被看作是能影响语言并能帮助理解语言的性质的东西……对这些划分的另一种看法就是把第一本书看作研究社会学一种专门形式的著作，把第二本书看作以特殊的观点研究语言学的著作。”郝德森更加简明扼要地指明了两者的区别：社会语言学是“联系社会研究语言”，而语言社会学则是“联系语言研究社会”。但是他也承认“两者的差别只是重点不同而已，看研究者对语言有兴趣还是对社会有兴趣，看他们是擅长语言结构分析还是擅长社会结构分析。两者之间有很大一部分是重叠的，所以要将两者分得更加清楚没有意思”。法国社会语言学家路易·让·卡尔韦也同样认为没有必要清楚地区别社会语言学和语言社会学。

（二）社会语言学的产生和发展问题

社会语言学的产生有其深刻的内部原因和外部原因。内部原因是指语言学理论本身的发展促成了社会语言学的出现，而外部原因则是指社会语言学的产生过程中起过重要作用的社会历史方面的各种因素。

语言学自形成以来就一直重视语言本身的研究，从最早的语法研究到历史语言学和结构主义语言学，语言研究的对象一直是语言系统本身。但同时，人们也开始认识到语言研究与社会的关系。例如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 1857～1913）早就提出了需要区分内部语言学和外部语言学的想法，可是他只强调对语言系统进行共时（synchronic）的研究，即对语言系统内部的研究。

到了20世纪初叶，法国著名语言学家安托万·梅耶（Antoine Meillet, 1866～1936）开始在许多文章中强调语言的社会性，或者确切地说，把语言看作一种社会行为。他给这个特性赋予了极为精确的内容。他在《词是如何转义的》这篇著名的文章中给这种“社会行为”下了一个定义，同时明确地说明他受了社会学家埃米尔·迪尔凯姆（Emile Durkheim）的影响：“不同语言的界限趋向于和被人们称为国家大社会集团的界限相吻合；语言缺乏统一是近代国家的象征，如比利时，或是人为建立起来的国家的象征，如奥地利；因而，语言活动完全是一种社会行为。的确如此，这与迪尔凯姆提出的定义完全一致；一种语言独立存在于每一个讲这种语言的个人之外，尽管它在这些人之外没有任何实在性，它的普遍性决定了它存在于个人之外；迪尔凯姆解释社会行为的个人之外特点和强制性特点在语言活动中也是显而易见的。”

法国语言学家路易·让·卡尔韦在评论索绪尔和梅耶两人关于语言与社会的关系时说，“如果说索绪尔和梅耶使用几乎相同的语言，他们赋予它的意义却不同：索绪尔认为语言是社会集团建立的，只有在这一点上才是社会的；而我们曾看到，梅耶给社会行为的概念赋予的内涵非常明确，非常迪尔凯姆式的（何况他经常为迪尔凯姆主编的《社会学之年》撰稿）。事实上，凡是索绪尔谨慎地区分结构与历史的地方，梅耶都想把两者结合起来。瑞士语言学家的努力主要是术语方面的，而梅耶的努力则是程序方面的：他总是希望人们重视语言的社会性……可见梅耶理论的中心思想：语言作为社会行为这一主题完全是反索绪尔的。当然，在《普通语言学教程》发表之前，他的这一思想是潜意识的，但是在《普通语言学教程》发表之后就是有意识的了。索绪尔以后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史的特点就是不断地远离这一主题。从现代语言学诞生之日起就出现了一种以结构主义为特点、主要注重语言的形式的论说和另一种强调语言的社会功能的论说。”

几乎在和索绪尔、梅耶相同或者稍后的时期，欧洲出现了另外一种从社会的角度研究语言的理论和方法，它诞生于马克思主义思想，具体地说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语言观。1894年马克思的女婿保尔·拉法格发表了一篇对法语词汇的研究文章，他指出当时的语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并把这种变化同一些政治生活和事件联系在一起，他指出：“古典语言伴随着封建君主制一起消亡了，在议会论坛上诞生的浪漫语言将同议会一同延续下去。”这是社会学的某些方法运用于语言行为的第一次尝试。

十月革命成功以后，苏联出现了一些马克思主义语言学家，他们开始广泛地运用马克思和列宁有关社会问题的立场和观点研究语言问题，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他们中的代表人物就是马尔（H. Я. Mapp, 1864～1934）。马尔的研究可分为四个阶段，格鲁吉亚语研究、亚美尼亚-格鲁吉亚语文学研究、雅弗语研究、创立所谓语言“新学说”。马尔的“新学说”是以语言属于意识形态上层建筑这一论点为主要基础的，他认为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实际上只存在阶级性的语言，而全民的语言只是一种虚构。有声语言仿佛就是在阶级分化过程中产生的，因此，马尔断言，语言一开始就有阶级性，他的结论是：①阶段说。既然语言从其发生到现在的整个期间都反映了经济和社会形式的更替，那么，在这个发展过程中也可能显示出一种语言类型或阶段取代另一种语言类型或阶段，“所以在一种文化取代另一种文化的过程中，一种语言系统就变成了另一种语言系统”。②语言起源过程统一说。社会发展是一个阶段接替另一个发展阶段的过程，因此，语言的发展也应该显示这种规律的交替。③语言的阶级性说。由于一切意识形态上层建筑都是有阶级性的，所以，语言作为意识形态上层建筑的一种现象也应该是有阶级性的。

到了晚年，马尔也逐渐认识到自己的理论存在缺陷，他曾多次对自己创立的“新学说”进行自我批评。1950年斯大林以问答说的形式发表了一篇长篇讲话，纠正了马尔的观点，指出语言不是上层建筑，语言没有阶级性。马克思的观点得到了法国语言学家马塞尔·科恩的极大赞同。他本人也出版了一部著作，说明从此马克思主义将以不同的态度来对待语言问题：不再把语言现象纳入预制好的理论框架，而是用马克思社会学的眼光去看待它们。科恩的这部著作就是1950年出版的《语言及其结构和发展》，该书是科恩对自己的唯物主义社会语言学观点的概括和总结。

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马克思主义语言学观也为我国的语言学发展提供了一个机会。历史地看，苏联对中国语言学的影响具有双重性：一方面，共同的意识形态使得共和国的新政府也十分重视语言问题，如民族共同语、规范化问题、文字改革、方言调查等的提出和实施；另一方面，苏联经院式的教条主义学术作风也给我国的语言研究带来一些负面影响。

从马尔、斯大林、科恩之后，现代社会语言学的研究成果主要是用英文发表的。英国教育社会学家巴兹尔·伯恩斯坦是第一个既重视现代语言又重视说话者的社会地位的人。伯恩斯坦的观点主要是：孩子的语言习得和社会化问题都受到家庭的影响，社会结构也决定了语言行为。从社会学的角度看，他受到了迪尔凯姆的很大影响。他的第一批著作在开始时被人们肯定，因为这是第一次从阶级阶层的不同出发点去描写语言差异的。但是人们渐渐地发现他的语言概念软弱无力，特别是后来遭到美国社会语言学家威廉·拉波夫的批评后，社会语言学家中就很少有人再引用他的观点了。但是法国语言学家路易·让·卡尔韦却对伯恩斯坦的理论在社会语言学的最终创立上所发挥过的作用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他指出：“他曾代表着社会语言学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伯恩斯坦是一种催化剂、是向语言的社会观迈进的缓慢进程中的一种加速剂，他的观点后来被抛弃这一事实丝毫不能抹去他曾起过的作用。”

根据徐大明等社会语言学家的研究，社会语言学这一术语最早出现在1952年一位叫哈佛·库力（Haver C. Currie）的一篇论文里，“目前主要的任务是要提出……言语因素的社会功能和社会意义提供了一个广阔的研究领域……这个领域就叫社会语言学”。但这个术语真正开始流行还是在20世纪60年代。

1964年5月11～13日，在威廉·布赖特（William Bright）的倡导下，25名研究人员在美国洛杉矶加利福尼亚大学召开了第一次社会语言学研讨会。同年美国印第安纳州立大学语言学院又召开了另一次社会语言学家会议。可以说，1964年标志着一门新的学科社会语言学开始有计划地传播，这是语言研究的一个转折点。从此以后，社会语言学领域出现了许多研究著作，提出了许多理论模式，解决了不少问题。

（三）社会语言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

这里首先应该提到的是社会语言学与社会学的关系。因为从这个术语就可以看出它和社会学的关系是何等密切。社会学（sociology）作为一门学科的名称，一般认为开始于法国哲学家孔德（Auguste Comte, 1798～1857）所著的《实证哲学教程》。孔德的这部著作写于1830～1842年，共6卷，社会学一词始见于该书第4卷。

孔德认为社会学研究的是整体社会，是一般社会现象，是社会进化的“全部根本法则”——这是最早的定义。简单地说，孔德把整个社会的研究统称为社会学。继孔德之后影响最大的是斯宾塞，他承认社会是一个进化过程，认为社会学研究的对象是整个社会这一点跟孔德有相似之处，但是他开始关注个人在社会中的地位。社会学研究的对象虽然也是社会整体，但已偏重于研究一些特殊的社会现象，不妨称其为“社会现象”，持这种观点的著名代表人物就是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Emil Durkheim, 1858～1917）。涂尔干称自己的社会学研究对象为“社会事实”，并区分出“个人的”和“社会的”两个方面。这个理论对语言学家索绪尔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在自己的研究中首先采用了“语言事实”这个词，然后按照涂尔干的方法区分了语言中的两个方面，由此产生了语言和言语（langue, parole）两个概念。这种区分事实上为社会语言学奠定了基础。语言是语言结构体系部分，言语是使用部分。现在所说的社会语言学既同语言有关也同言语有关。社会语言学将两者结合起来。

接下来我们应该提到的是人类学对社会语言学的影响。这个影响就是人类学对社会描写采用的功能的方法。英国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M. Malinowski）对人们在具体的社会中的实际行为做了详细的描写。他认为语言交际是“社会过程的一小部分，可以看成是独立的”。后来语言学家弗斯（Firth）又继承了他的观点，坚持把语言放到整个环境中去研究，提出了言语情景（context of situation）的概念。他认为语言的意义就是在环境中的功能，他还认为语言学是一门社会科学，强调可验证性。他说：“在语言学中如同在其他社会科学中，我们的出发点是人类在世界中的积极活动，我们正是要建立这种活动的理论……语言学把言语和语言看做是与生活联系的，因而与生活的 ‘意义’相联系。”社会语言学正是从功能的观点出发来研究语言的，因此可以说人类学的功能原理为社会语言学奠定了基础。

社会语言学与转换生成语言学的关系同样是密切的。社会语言学尽管有自己特殊的理论和方法，但是它并没有完全抛弃转换生成语言学的所有概念和研究方法。应该说在研究方法上它对社会语言学也有影响。很多的社会语言学家都采用了转换语言学的分析模式。拉波夫在分析美国黑人英语变体时就采用了乔姆斯基和哈里（Halle）的试验语音分析方法。在语言现象的描写方面，社会语言学也采用了转换语言学的形式表达法。

下面要谈到的是方言学与社会语言学的关系问题。社会语言学与方言学既有继承性也有差异性。从某种意义上说社会语言学也是一种方言学，因为它研究的也是一种方言，不过不是地理的变体，而是社会的变体，或者说“社会方言”。徐大明等认为两者间存在四种差别：①社会语言学不但研究社会变体，而且把语言的社会变体和社会因素联系起来，看它们之间有什么联系。②社会语言学多使用共时的研究方法，重点描写其现状，并整理出一定的规则。方言学除了描写以外还探求历史上的方言分化的联系。③在选择语言调查对象时，社会语言学不限于少数典型的人，而是用科学的抽样方法，使用概率统计方法。④在社会语言学家看来，方言之间没有明显的界限。一个方言到另一个方言是逐渐过渡的。社会语言学家认为，划分方言的标准不应纯粹按语言的标准，也应考虑政治社会因素。

社会语言学与民族学的关系在很多社会语言学家那里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语言学的研究，在民族学上占有极重要的位置，至今犹然。随着时代思潮的变迁，对于语言的研究的侧重点也有所不同。著名民族学家林耀华先生指出：“语言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界的最主要标志之一，是维系民族共同体的重要纽带，也是民族的重要特征之一。对任何民族的研究，都不能忽视对该民族语言的研究……语言学在民族学的学科体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当前学术界流行的世界民族分类体系，从本质上讲就是建立在语言谱系分类法的基础上的。民族学研究中的许多理论和方法，如摩尔根对古代亲属称谓的研究，列维·施特劳斯（C. Levi Strauss）的结构主义理论等等，都同语言学有着不解之缘。”

我国少数民族的语言研究已经有很长的历史，到20世纪80年代，在社会语言学的影响下，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的社会语言学作为一门学科开始出现。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我国政府和研究机构就十分重视民族语文使用和发展以及制定和贯彻民族语文工作规划方面的调查研究。这些研究工作具有明显的政策性和为现实服务的目的性，都属于社会语言学研究的范畴，并且在我国少数民族语言的社会语言学研究中始终占据着主导地位。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学科研究发展战略的需要和进一步实施政府民族语文工作规划的需要，从宏观社会语言学的角度开展针对我国少数民族语言使用和语言规划的系统研究被提上重要议程。为此，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和国家民委联合组织开展了国家“七五”和“八五”期间民族学科重点研究课题“中国少数民族语言使用情况和文字问题调查研究”等项目。这些研究收集了丰富的语言文字使用方面的实地调查资料，对我国少数民族社会语言学的学术研究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对民族地区的民族语文工作也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四）社会语言学的研究范围

社会语言学的研究范围包括以下五方面：①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语言状况如双言制（diglossia）、双语、多语或多方言状况；②各种语言变体包括地域方言和社会方言（social dialect或socialect）、标准语和土语（vernacu-lar）、正式语体（formal style）和非正式语体（informal style）等构造特点及其社会功能；③交谈情景与选择语码之间的关系以及语码选择与人际关系的相互作用；④社会以及不同的集团对各种语言或语言变体的评价和态度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效应；⑤社会的、文化的、经济的、政治的种种原因以及因语言接触所引起的语言变化的方式和规律等。

一般认为社会语言学的研究对象是：①语言的变异（variation），并且联系社会因素来探讨语言变异发生的原因和规律，常常使用统计的方法和概率的模式来描写这些变异现象，其又被称为“微观社会语言学”（micro-sociolinguistics）或“小社会语言学”。②社会中的语言问题，如上面提到的双语、语言接触、双方言、语言规范化问题等，其又被称为“宏观社会语言学”（macro-sociolinguistics）。③研究人们怎样在实际环境中使用语言进行交际，以及不同的社会、社团使用语言的差别，如某一社会阶层使用语言的不同习惯（包括语音、语法和词汇的不同，这些被称为语言的社会变异），又如不同的性别、年龄、行业和经济地位等对个人言语的影响（这被称为个人语言变异）。

社会语言学现在已取得了一些明显的进展。随着60年代以后语言学家对语言异质性的认识的加深，社会语言学又发展出交际民族志学、跨文化交际、交际社会语言学、语言社会化和语言习得、会话分析、语言变异研究等学派。①交际民族志学主要从语言与文化、社会的相互关系来研究语言的使用规律，它侧重用文化人类学的观念来描写语言的运用，注重研究在不同的社团、组织、社区以及社会中因文化习俗的不同给言语运用所带来的限制性特征。②跨文化交际的研究主要是探索不同语言文化环境中的交际策略和具体差异。③交际社会语言学注重研究一个种族内部的交际差异，例如同一种族内男女性别差异对交际策略的影响，不涉及跨文化和跨种族的交际策略。④语言社会化和语言习得的研究把语言的本质看成是一种社会现象，因而儿童的语言习得就与其所处的文化环境有着密切的联系。会话分析是一个专门的学派，主要研究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的对话，为其他关心实际言谈的社会语言学派提供了一个非常有用的分析框架。⑤语言变异研究学派则是以拉波夫为代表的“变异学派”。1966年他发表了《纽约城英语的社会分层》一文，产生了重要影响。他精心调查了纽约上中等级百货公司里职员的语音，并用一句包含fourth的句子作为调查手段。拉波夫断定，不发r音是下层口音的标志，下层职员出于向上中层靠拢的心理，经常在顾客面前发r音。此后，变异研究不仅以语言变异作为首要的研究对象，而且发展出了一整套调查语言社团、收集语言素材并进行定量分析的研究方法。

社会语言学的理论价值体现在三个方面：①对语言提出了一种更为细致的同时又更为广阔的概念，打破了索绪尔以来只研究语言内部同质系统的局限；②对语言研究进行计量统计的分析；③通过语言变异的研究在共时和历时之间架起了一座沟通的桥梁，解决了共时和历时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