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博士后研究报告的确定及1998～1999年的西藏语言使用调查

1998年笔者从日本留学回国后，就参加了胡坦教授的课题组，并在胡坦先生的举荐下进入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从事博士后的研究。该研究所从1985年成立以来，就在首任所长费孝通教授的指导下，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给予了特殊的关注，多次对我国的主要少数民族地区（包括西藏）开展了系统和深入的社会调查。1987年，在费孝通教授和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总干事多杰才旦的共同商议下，两个研究机构的人员共同组成了“西藏社会发展研究”课题组，开始在西藏自治区开展社会调查。从1988年起，以马戎教授为课题组组长，以“西藏的民族关系”为中心主题，该课题组先后数次入藏开展广泛的实地调查，陆续完成了系列调查报告和专题研究论文。

由于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在西藏社会发展的研究上具有一定的传统，当笔者进入博士后流动站后，研究所所长马戎教授就根据笔者的专业、参加的课题、西藏的现代化进程、研究所对“西藏社会发展”的关注热点，对笔者的学习和研究做出了周密的安排和设计。鉴于笔者在藏研中心已经参加了胡坦教授主持的“西藏现代化中的语言问题”课题，马戎教授希望笔者最好将博士后的研究与现有的课题结合起来，选择一个既不脱离藏研中心课题主题，又具有社会学研究价值的选题。

经过与马戎教授的多次讨论，最终确定博士后研究报告的题目为《西藏城乡居民在现代化进程中的语言使用、双语现象及文化交融》（以下简称“交融”）。该课题有三个特点，第一，虽然该项研究从总体上看仍然属于西藏现代化中语言问题的一个子课题，但是它的研究对象却发生了变化，即突破了只把藏语文问题作为研究重点的做法，将西藏城乡居民在现代化进程中对汉语文的吸收和使用的研究同藏语文使用的研究融为了一体，可以说这是“交融”研究最大的特点；第二，这项研究将始终以西藏社会的变迁为背景，以实地调查的资料和数据为依据，来讨论西藏现代化进程中，城乡居民语言使用的变化以及它对藏汉文化交融的影响；第三，这项研究重在语言使用的变迁，而对语言本身的发展变化则不过多论及。这项研究所要达到的最主要目的，是通过入户调查、专业问卷调查、专家访谈、实地考察等几个层次的研究，来获得可靠的感性认识，掌握西藏城乡居民使用语言的基本情况，加深对西藏现代化进程中语言问题的理解，为今后的研究奠定一定的基础。

1998年和1999年夏天，笔者先后两次入藏，在西藏各级地方政府和有关部门以及科研机构和高校的支持、协助下，在拉萨、日喀则、山南、那曲等地开展了为期6个月的实地调查工作，取得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笔者的调查研究工作可以分为5个阶段。

（一）准备阶段

笔者主要做了三个方面的工作。首先是根据研究的对象和主题，查阅了大量西藏语言文字发展和使用的背景材料，并对近年来西藏语言政策和教育政策的变迁情况进行了初步梳理；由于笔者的研究还与西藏社会的发展有直接的关系，所以，西藏和其他藏区的社会、经济、宗教、文化及人口发展的基本情况以及国家和西藏地方的相关统计资料也是笔者预先应该整理和熟悉的内容。经过近三个月的准备，在明确了自己的研究重点和理论方法的基础上，拟订了课题的调查计划，即1998年夏天用三个月的时间集中进行三个方面的调查工作：①实地考察；②专题调查和专家访谈；③资料收集。1999年夏天再用三个月的时间在拉萨等地集中进行入户和专业问卷调查。

（二）实地考察

从1998年的8月到11月，以拉萨市为中心，笔者初步完成了对拉萨、日喀则、山南、那曲等地市的实地调查。根据研究的主题和调查的计划，首次对西藏的调查主要采取了城市与农牧区相结合、实地考察与专题调查和专家访谈相结合、调查点与调查面相结合的方法，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从总体上看，对西藏的首次调查主要做了下面几项具体工作。

1．对西藏农牧区藏语文的使用以及乡村小学的藏语文教学情况进行了调查，具体的调查点包括拉萨市墨竹工卡县的伦布岗村小学、林周县春堆村小学、日喀则地区南木林县中心小学。选择上面三个点的意图在于，前面两个调查点一直是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社会经济所“扶贫”课题组的跟踪调查点，有一定的群众基础，便于笔者在此设点做跟踪调查。另外从地理位置看，春堆村和伦布岗村虽然都属拉萨郊县，但是春堆村地处偏僻山沟，而伦布岗村则在川藏公路线上，离县城不足10公里，通过对两个村的调查和比较，可以看出在语言使用方面的差别。南木林县地处西藏西部，距日喀则约100公里，是国家级贫困县，历史上还没有人来这里调查过有关语言使用的情况，因此我们非常想了解这里的情况。

2．对上述地区的语言管理部门及教育管理机构进行了调查，调查的内容主要涉及当地的语言使用情况和藏语文的教育情况。20世纪80年代后，西藏各地的语言管理和教育制度的制定与实施都发生了变化，尤其是1988年西藏自治区颁布了《西藏自治区学习、使用和发展藏语文的若干规定（试行）的实施细则》（以下简称《实施细则》）后，西藏城乡居民的语言使用出现了新的特征，经过10年的实践，各地的教育和语言使用状况如何，与《实施细则》颁布前有什么变化等问题都是笔者在调查中所关注的重点。

（三）专题调查

进入90年代，特别是到了20世纪末，西藏的语言问题与现代化发展之间的关系更加复杂，语言的使用直接关系到西藏的稳定和民族关系的巩固以及社会的进步，与语言相关的许多问题越来越突出，需要我们及时开展调查和专题研究，为西藏当前和今后的语言工作提供有参考价值的意见。这些突出的问题包括：50年来西藏语言政策变迁、西藏的语言使用与西藏的稳定问题、藏语文的学习使用和发展与西藏的可持续发展、语言工作与西藏的长治久安、西藏的城市化与语言使用模式的变迁、西藏民族教育的发展与藏语文的关系、城乡居民的语言使用与西藏现代化建设的相互协调和存在的矛盾、就业矛盾与城乡居民的语言选择、藏语文的规范及其对今后社会发展的作用和影响、西藏语言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对现代化进程的影响、藏语文的现状与现代科技发展之间的差距及需要注意的问题，等等。对于这些问题的调查研究是深刻理解西藏社会变迁及语言问题时所必须关注的。

从1998年开始，笔者在西藏实地考察和开展入户调查及专业问卷的调查时，就根据藏学研究中心的语言课题和博士后的调查研究计划，选择当时笔者认为对西藏的社会发展和社会稳定有重大影响的若干个专题进行了调查研究。这些专题包括：①西藏的人口地理分布与语言使用；②50年来西藏语言政策变迁、西藏城镇居民日常生活中的语言使用；③西藏农牧区人口的语言使用；④西藏城镇及农牧区中小学的藏语文教育；⑤汉语文教学模式与汉语文的吸收和使用；⑥汉语文的吸收使用与西藏城乡居民的信息获得；⑦汉语文在藏汉两个民族交往中的作用；⑧汉语文与汉藏文化交流；⑨西藏的双语教育及政策变迁；⑩拉萨地区双语现象调查及分析；⑪西藏社会的发展与双语教育；⑫西藏语言模式的变迁及语言政策的把握。现在这些专题研究的大部分内容构成笔者博士后研究报告的中心和主题。

（四）相关部门及专家访谈

在讨论调查研究计划时，笔者就考虑到它涉及的面比较广泛，牵涉的问题也比较多，所以必须尽可能地了解西藏自治区以及各地市与语言工作有联系的政府职能部门、教育部门、科研部门、编译出版部门、重要的藏语文使用部门等对现代化进程中西藏语文问题的种种看法和认识，笔者认为通过这种了解，我们可以比较客观地把握西藏的语言使用情况。在西藏调查期间，笔者主要采用了三种方法来达到这一目的。

1．在县、乡、镇、村以及各类基础学校进行范围不同、问题不同、形式不同的座谈会，目的是想了解西藏基层藏语文和汉语文教学和使用的情况。

2．在西藏教育厅、西藏大学、西藏藏语文工作指导委员会、西藏教材编译局、日喀则教育局、日喀则高级中学、拉萨市编译局、西藏科委等召开了一些座谈会，目的是想了解政府语言文字管理职能部门、教育机构、具体的藏语文使用部门在学习、使用和发展藏语文中所做的工作以及经验教训。

3．召集西藏著名的学者、藏语文专家、大学教授、从事语言管理工作的领导、自治区及地市主管文化教育的政府领导等召开了若干次座谈会，目的是想了解这些高级知识分子和领导对目前西藏语言使用过程中取得的成绩、存在的问题以及今后的对策有什么样的看法和评论。

（五）专业问卷和入户调查

1999年是20世纪的最后一年，为此，国家语委在全国进行了一次有计划、有目的的语言抽样问卷调查，目的在于掌握跨世纪之际我国的语言使用实态，当然其中也包括各个少数民族的语言。根据上一年语言调查的这种趋势以及博士后研究报告的实际需要，在胡坦教授和马戎教授的建议下，笔者决定1999年也在西藏（主要是拉萨地区）进行一次语言抽样问卷调查，主要问题只涉及西藏城乡居民的语言使用。从1999年5月开始，笔者根据课题和西藏的实际情况，并参考全国语言抽样问卷，设计了两套调查问卷。一套是“1999年西藏现代化进程中语言使用专项问卷”，另一套是“1999年西藏现代化进程中语言使用调查入户问卷”。问卷设计完成后，经多方征求意见，笔者又做了许多修改。

1999年进行的全国语言抽样问卷的专项划分得很细，分别包括小学生、中学生、高中生、大学生、医务人员、教师、知识分子、公务员、工商人员等，需要大量人力和财力。考虑到这些因素，在马戎教授的提议下，笔者将上述若干专项合并成为“小学、中学、高中生专项问卷”“工商人员专项问卷”“大学生、教师、知识分子、干部专项问卷”三个专项内容。每个专项问卷的基本内容都相同，主要包括西藏城乡居民日常生活中的语言文字使用情况，共80个问题；另外又根据具体调查对象的不同，在基本内容的后面又分别增加了教师、干部、知识分子等必须回答的若干个问题。

第二套问卷为藏汉文两种文本，内容相同：①各个历史时期住户的基本情况；②被访居民的语言能力；③公共场所使用的主要语言；④被访户邻居的民族构成；⑤被访户获得信息的途径和使用的语言；⑥被访户对学习、使用藏汉两种语言文字的看法；⑦被访户子女的语言使用；⑧被访户对影视、新闻图书、歌曲网络的语言选择；⑨被访户的家庭用语等，涉及的问题多达150个。这些方面的问题可以比较集中地反映出当前语言使用的基本情况。

根据语言问卷的专项类别以及入户调查的内容，这次调查选择了拉萨市区作为城镇调查点，这样既可以对这个在西藏政治、经济、社会、宗教、文化、语言等方面都具有特殊意义的首府城市进行调查分析，又可以与西藏其他地区包括农牧区的调查资料结合起来，综合论述西藏城乡居民的语言使用，比较它们的异同。这次调查是依据拉萨市城市居民的居住格局、民族成分和语言使用三个综合因素的情况来进行分类和选点的。

拉萨市城关区的居民区大致可以划分为两类：第一类是位于市中心围绕大昭寺的，由八廓街、吉日、吉崩岗、冲赛康4个派出所管理的6个街道办事处，下属若干个居民委员会和街道、几十个“单位集体户”，所属居民的户籍登记都是城镇户口。在行政体系中是“城关区-街道办事处-单位集体户/居民委员会”体制。第二类是其余的4个乡，分属于娘热、夺底、纳金、北京中路、金珠路5个派出所，所辖的地区一部分在市区，这一部分市区的居民都是城镇户口，一部分属于单位集体户，另一部分属于居委会。所辖的一部分地区属于农村户口。

当然，拉萨市在20世纪末的最后10年里，城市化的规模迅速扩大，城市居民的居住格局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即除了上面提到的第一类居住区的格局没有发生太大变化外，第二类居住区的格局变化最大。第一类居住区属于拉萨行政区划的“老城区”，以大昭寺为中心，四周所属的居民户中绝大多数是在拉萨居住时间较久的藏族，另有少数回族和极少数的汉族人口。第二类居住区以布达拉宫广场为中心，扩散到一环、二环和东西两头的郊外。严格地说以大昭寺为中心的第一类居住区包括在第二类居住区之内。在大的第二类居住区中，可以划分出三个居住区层面。

第一种居住层面：这一层面的居民绝大多数为藏族，包括下面几个居住区。

（1）以大昭寺为中心的，由八廓街、吉日、吉崩岗、冲赛康4个派出所管理的6个街道办事处，根据1990年的人口统计，该居住区下属的25个居委会所属的居民中汉族很少，仅占总人口的4.3%，而藏族占91.6%。

（2）团结新村居住区，95%以上的居民为藏族。

（3）雪新村居住区，95%以上的居民为藏族。

（4）安居工程居住区，95%以上的居民为藏族。

（5）噶玛滚桑居住区，95%以上的居民为藏族。

（6）西郊退休基地，95%以上的居民为藏族。

第二种居住层面：这一层面的居民为藏汉杂居。从户籍管理上看就是马戎教授所说的“单位集体户”居住区，即除了上述6个藏族居住区以外的城市居民区，包括以布达拉宫为中心的一环路、二环路内外的居住区。这些居住区的特点是，多为自治区和拉萨市所属的机关、学校、医院、企业、部队、运输队、商店、服务行业等部门的职工宿舍。根据1990年人口普查的结果，这一层面汉族人口的比例比较高，无论是属于办事处的（44.3%）还是属于各乡的（40.7%），比例均较高。

第三种居住层面：4个乡所属的10多个自然村，藏族占98.4%，汉族仅为1.6%。

根据当前拉萨市的这种居住格局以及相应的民族成分构成情况，我们在调查的选点上基本上也是从这个角度来考虑的。在第一种居住层面，我们重点选择了以大昭寺为中心的八廓街办事处、雪新村居住区、安居工程居住区、噶玛滚桑居住区，目的是想通过对这里的调查，了解这些藏族居住区的语言使用情况；在第二种居住层面，由于调查的范围较大，所属的机关和单位又很多，所以根据调查问卷的专项设计和主要内容，我们选择了下面一些机关单位进行调查。①拉萨一小、拉萨一中、拉萨三中，主要调查不同年龄段藏族学生的语言使用情况；②西藏大学、西藏日报社、西藏藏医学院、人民医院、西藏社科院、自治区广播电台、拉萨市编译局、自治区编译局、西藏公安学校，主要调查知识分子和藏语文工作者等的语言使用情况；③自治区外办、尼威国际旅行社、自治区政协、自治区团委、自治区环保局，主要想调查藏族机关干部、公务员的语言使用情况；④拉萨啤酒厂、拉萨皮革厂、食品公司、印刷厂等，主要想了解藏族工人的语言使用情况；⑤将林周县、墨竹工卡县、堆龙德庆县等作为调查的重点，主要想了解近郊和远郊基层干部和农民的语言使用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