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重拾工人的社会生活

（一）民国工人的启示

以《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为代表的一批劳工社会史研究著作，向我们展示了农村移民工人的社会生活之于劳工抗争政治和团结文化的重要意义。不同于以往研究中对党派政治的强调，社会史的研究将劳工政治的源头追溯至前资本主义的乡村文化和地缘网络中（Hershatter,1986；裴宜理，2001；韩起澜, 2004；洪尼格，2011）。农村老家的经济状况、技术习得、关系网络、社会组织传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工人在城市工作的行业和工种，这也基本奠定了他们的生活处境、社会地位、身份认同和行为方式等。基于地缘关系形成的职业分布和资源竞争，以及文化、语言、生活习惯等根深蒂固的地方性差异，使工人形成了相互对立的群体，但在分化的工人群体内部，却是高度聚合的（裴宜理，2001；韩起澜，2004）。

当然，来自老乡群体网络的交往和庇护并非工人城市生活的全部。行会、帮会可部分视作这种地缘政治的延伸，尽管也有其职业和城市发展历史的根源（Hershatter,1986；裴宜理，2001）。除了从行会、帮会等社会组织中寻求资源和地位，为了保住自己的饭碗并避免麻烦，很多工人还需要不断打理同拿摩温的关系。为了应对不安定的城市环境，有的工人也有自己的一些互助组织，如女工的“拜姐妹会”，当然这样一类组织也受制于地缘认同。对借助学习文化改变命运的渴望，还将一部分工人引入教会或共产党的夜校中（洪尼格，2011），这样一个过程可能使工人从狭窄、琐碎的生活中抽身出来，并再造其视野、网络、认同和觉悟。这是政党进入工人生活中对其进行动员的一个切入点，但是，国共两党对工人的动员和组织，更多地借助其之前的行会、帮会、“拜姐妹会”等组织。其动员效果和对象还进一步受限于工人基于教育、技术形成的视野和领悟能力，以及工人的生存处境。技术工人能够理解并追随共产党的阶级理想，非技术工人则出于生存和利益的务实考虑，进入到国民党和帮会的合作主义的“黄色工会”中（裴宜理，2001；洪尼格，2011）。工人从前工业化时期生活经历中带来的文化和网络，在城市生活及寻求庇护、支持和发展的过程中进一步形成的组织、认同，与外来的革命政党相结合，造就了民国时期波澜壮阔但又四分五裂的抗争历史，并进一步形塑了国共两个政权的特质。

（二）重新挖掘社会生活之于新工人团结的潜力

中国的世界工厂，处于市场和社会两次大转型的交汇点（沈原，2006），工业化和技术变革的进程也以一种时空压缩的方式迅速推进。时代变迁给工人带来截然不同的机遇、生活方式、社会网络、体验、认同、视野，这种变化给世界工厂可能带来的挑战，近年来已经越来越多地被学界讨论（郭于华等，2011；潘毅等，2011；清华大学社会学系课题组，2013b;Pun and Lu,2010）。新工人在城市中构建社会生活和支持网络的努力，也早已进入许多学者的问题关怀中（项飚，2000；刘林平，2001；苏黛瑞，2009）。考虑到排斥性的国家户籍制度、重复高强度的生产劳动及贫乏的生活资源，这样一种努力对于工人再生产的实现，无论就物质层面还是精神层面而言，都是极其重要的。不过这种努力对劳工政治和世界工厂的走向所可能具有的意义，尚未被充分讨论。在制度化的权益表达途径和组织资源缺乏的背景下，笔者更多地将视野聚焦于工人的日常生活，以期从中寻找工人团结和协作的动力。

1．代际变迁与劳资关系转型

出生于1980年后的新工人，其成长环境和社会化过程，与其父辈迥异。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行，使得他们能从家庭中获得更多的成长资源。因此他们整体上拥有更少的务农经历，获得了更多的教育。近些年互联网的逐渐普及，尤其是手机上网的实现，更加扩展了他们的信息获取方式、视野和社会交往范围。当这批年轻人进入世界工厂中，他们的社会特征，如消费方式、信息技术使用能力、社会关系网络、身份认同、发展期望等，也与老一代有巨大的差别。这种看法盛行于各种研究报告和学术文献中（王春光，2001；郭于华等，2011；潘毅等，2011；清华大学社会学系课题组，2013b; Siu, 2012; Pun and Lu, 2010; Gallagher,2011）。

世界工厂的奇迹很大程度上建基于“低人力成本”的发展模式，这种模式对于老一代工人并不成太大问题。考虑到改革开放初期农村的贫困和潜在的劳动力剩余，通过外出打工补贴家用，对于老一代工人来说可算得上一种寻求向上流动的有效途径。在专制体制下，老一代工人，尤其是女工群体，经常给人一种过于驯顺的印象。在面对世界工厂的各种不公平待遇时，如工资拖欠、工伤不予赔偿、人身侮辱等，他们的反抗总体上是温和的、守法的（Lee,1995,1999,2007; Pun,2005）。

但是这种发展模式毫无疑问将面临年轻一辈工人的挑战，近几年的罢工潮和富士康的“连跳”、骚乱事件便是最好的佐证。这种挑战首先表现在发展诉求和情感体验上。新生代工人不再是只生产不消费、只工作不发展的打工群体，以“威吓”和“拆分”为核心特征的农民工生产体制，很难为他们在城市的长远发展提供空间。在“留不下的城市”和“回不去的农村”之间，新生代工人进退失据。同时，他们相对优越的成长环境，也使得他们对异化的劳动过程、专制的管理方式、残缺的社区生活和歧视性的户籍身份怀有更强的抵触情绪。发展机会的缺失和糟糕的打工体验，被认为是引发他们更频繁、剧烈的反抗行动的重要基础（潘毅等，2011；郭于华等，2011；清华大学社会学系课题组，2013b; Pun and Lu,2010）。

另一重挑战来自他们行动能力的提升，这得益于他们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及对信息技术的熟练掌握（Gallagher, 2011）。笔者的研究也显示了信息技术对年轻工人集体抗争的巨大赋权效果，互联网为工人协调内部行动、争取外部力量、传承集体经验提供了媒介（汪建华，2011）。

2．城市生活的构建与团结纽带的形成

工人的抗议政治固然与其以前的生活经历密不可分，但是在复杂的城市中谋求生计和获得支持的过程，同样会再造工人的社会关系网络、体验、经验、视野与认同。代际转换的视角只是注意到了工人过往经历对其工厂生活体验和抗争动员能力的影响，忽略了工人在城市构建自身生活的努力及其对抗争模式的塑造。

和民国时期的劳工一样，刚刚走出乡村社会的工人，在陌生的城市中仍然不断地从乡土的地缘网络中寻求庇护。在老乡亲友网络中，外出务工者可以得到多方面的庇护，如找工作、临时居住、经济接济、疾病看护等。有时候他们聚集而居，可以节省租房、伙食等方面的成本，并且可以在其中共享各种廉价的服务和基础设施。部分流动人口更将老乡关系作为寻求经商机会或者拓展生意门路的重要资源。不过，相比谋求生计的目标本身，新工人如何借助社会关系，组织日常消费休闲活动，获得情感支持，构建身份认同，并借此对抗日复一日的压抑的城市生活，同样非常重要（郭于华，1997；王汉生等，1997；项飚，2000；刘林平，2001；苏黛瑞，2009）。

上述研究主要集中关注了工人能动性地构建社会关系网络的努力，但是忽略了其对劳工政治可能具有的重要意义。近年来的研究则开始越来越多地探讨工人社会生活中存在的关系网络对于其反抗行动的影响，聚焦点同样在工人的地缘关系上。李静君很早就注意到，老乡关系既可以作为管理者控制工人的工具（Lee,1995），又可以成为工人团结反抗的纽带（Lee,1999）。后来的许多研究也注意到地缘关系在劳工集体抗争中的矛盾作用（Chan, 2009；闻翔，2008）。如果说之前的研究将地缘关系在分化与团结工人上的矛盾性角色，归为资本与工人双方控制与反抗的技术，那么李蓝天则认为地缘关系的双重作用背后可能有其车间政治的基础。如果工厂存在核心工人和边缘工人之分，并且车间管理者大权在握，在工人之中形成了一套以地缘关系为基础的老乡庇护网络，则很可能将形成工人群体间的分裂和敌对，即便是在争取集体利益时，地域群体间的分裂也将暴露或被利用。反之，如若不存在很明显的工种技术差异，工人将可能在统一的利益诉求下形成广泛的团结（李蓝天，2013）。

3．批评与反思

将工人代际生活经历与其城市生活方式割裂开来的做法，妨碍了我们对生活作为一种工人团结形成的可能基础的洞察和挖掘。代际生活经历既可能塑造了工人的诉求、体验和动员能力，也可能成为工人构建城市社区生活和社会关系的基础。忽略代际转换与城市社会生活的关联，也导致劳工研究者忽略其他社会关系网络和资源，如同事同学关系、互联网对新工人抗争所具有的重要潜在作用。笔者在后面章节中的分析将力图说明，近年来新工人抗争政治的发展，与这些关系网络和资源的培育、挖掘不无关联。当然，对工人日常生活的挖掘，还需要在工人代际生活经历的转换之外，在时间的纵向维度上，分析特定工人群体在打工生涯中的信息、经验、生命周期、关系网络等生活面向的积累和变化。

上述研究对工人社会生活挖掘的另一不足表现在忽略了工人的生产与再生产活动之间的关联。只有李蓝天的研究注意到了车间政治对工人地缘关系网络发展形态和抗争模式的影响（李蓝天，2013）。其他一些研究对我们的思考，亦不无启发。黄斌欢对工人“跳跃式换工”的研究，很好地诠释了工厂体制与工人流动的关系。基于经济需要和社会需要的平衡，工人在收入较高但工作单调、管理严格和收入较低但工作有弹性且管理松散的两种企业间频繁流动（黄斌欢，2013）。笔者在后面的实证分析将表明，工人的频繁流动对其社会关系网络、经验信息、抗争意愿等方面的形成或消解有着复杂的影响。郭于华等人进一步分析了工厂体制对工人社区生活、社会关系及其抗争形态的影响，研究指出，富士康的“准军事化的工厂专制政体”破坏了工人的社会纽带，并将工人的生活空间纳入工厂的监视和管控中，自杀成了原子化的绝望的工人表达抗议的最主要方式。而南海本田的“常规工厂专制政体”则保留了工人的各种社会关系和社区生活，这为工人集体抗争行动的发起提供了条件（郭于华等，2011）。

基于对上述视角、研究文献的梳理和反思，笔者将工人的出生代际和工厂的生产政体作为造就新工人生活政治的两个最直接的维度。本研究将以这两个维度为基础，对新工人的抗争政治做类型上的划分，并剖析每一种类型中工人生活方式、社会关系、务工经验、身份认同、情感体验的最初形态和演化路径。最后分析工人的日常生活是如何融入工人的抗争行动中的，并造就了何种形式的团结文化。我们的研究会表明，工人的日常生活不仅仅是消费和劳动力再生产的经济过程，它同样能产生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后果。当然，笔者的分析，也会将宏大的国家制度和全球资本体系安排视为工人日常生活形态的结构性基础。新工人的生活因此在三个方面表现出政治的面向，它既受制于国家制度和全球资本体系的安排，同时又能引发政治（团结纽带、动员方式）和意识形态（体验、诉求、认同）的后果，并且经由生活形态塑造的抗争行动还能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农民工生产体制和国家制度的改变。

此前亦有研究对生活的政治意涵进行了分析。基于对城市业主维权运动的考察，郭于华和沈原（2012）指出，业主对于私人居住权和房屋产权的追求，实际上具有公共的、政治的意涵。业主的居住形态、产权性质和社区组织是国家制度和市场安排的结果。业主的维权行动又进一步推动了国家政策的转变、公民权诉求的发展、公民主体的培育和社会的形成。对于新工人生活政治意涵的讨论，笔者也部分继承了两位老师的观点，即新工人的生活形态在很大程度上是国家制度和全球资本体系的产物，他们争取合理生活权益的行动又进一步对农民工生产体制、国家的法律制度与规制方式、工人阶级与公民意识的发育、社会的发展产生影响。不过，笔者更加重视新工人日常生活领域中形成的体验、经验、诉求、认同、关系网络、信息工具等在集体抗争行动发展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