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研究背景

（一）青藏高原地区具有特殊的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

从地理学的角度看，我国大多数相关学者认为，海拔分级和起伏高度形态类型是用来划分中国陆地基本地貌类型的分级指标，但关于我国地貌海拔该如何划分一直没有统一的标准。早在20世纪50年代，周廷儒将我国地貌类型划分为平原（海拔 ＜200米），丘陵（海拔 ＜500米），高原（海拔＞1000米），中山（海拔500～3000米）和高山（海拔＞3000米）。在此基础上，1959年，沈玉昌对山地类型依据海拔高度500米、1000米、3000米和5000米等指标划分了丘陵、低山、中山、高山和极高山。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中期，我国开展了大规模1∶1000000地貌图的编制，大大推动了学者们对山地地貌的分类进行新的探索。李炳元等在青海地貌图（1∶1000000）制图研究中，根据青藏高原特点，其周边山地起伏高度往往超过2500米，建议在前人的基础上将山地的海拔按高度分类指标调整为低海拔（海拔 ＜1000米）、中海拔（海拔1000～4000米）、高海拔（海拔4000～5800米）和极高海拔（海拔＞5800米）。陈志明根据国家DTM数据库进行高程频率统计做出的海拔频数分布图表分析，认为中国地貌基本形态类型包括七个类型，其中山地分为低山（海拔500～800米）、低中山（海拔800～2000米）、高中山（海拔2000～3000米）、高山（海拔3000～5500米）和极高山（海拔＞5500米）。至此，沈玉昌和陈志明的划分方法成为基本地貌类型中海拔的两种主要分级。为更好地反映我国地貌的宏观规律与地壳构造运动差异，并考虑山地地貌面海拔划分与现有的研究精度相适应，李炳元等根据青藏高原的高原面海拔分布特征，认为我国地貌海拔分级及其高度指标分级应为：低海拔（海拔＜1000米）、中海拔（海拔1000～2000米）、亚高海拔（海拔2000～4000米）、高海拔（海拔4000～6000米）和极高海拔（海拔＞6000米）。本书所研究的西藏地区是青藏高原的主体部分，其平均海拔在4300米左右，根据海拔定义，西藏地区属于典型的高海拔地区。

青藏高原具有特殊的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一直被视为生态环境脆弱区域，其特征表现为地势高峻、气候干燥寒冷、大气中含氧量稀薄、自然条件相对恶劣等。随着人类活动的不断增强，青藏高原自然综合体面貌也随之改变，日益呈现人文属性。人们聚居在高原这一特定的自然地域上，拥有着相同的社会特征，比如语言、宗教、民族和文化，使青藏高原成为一个不仅具有明显的自然属性，而且更具有典型社会属性的地域。由于受到地形及高原生态环境的限制，高原地区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处于较为落后的位置，特殊的自然环境不但使周围低海拔地区的民族向青藏高原的发展和迁移较为困难，同时也使藏族人民向周边非高原地区的发展存在着自身适应问题。因此，认识高原地区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及在其影响下的人口分布特征具有一定的意义。

（二）全球气候变暖，高原地区环境反应敏感

青藏高原的气候具有全球独一无二的特征——大气洁净、空气稀薄、气温低、太阳辐射强烈等，这些特征也决定了高原生态稀有、脆弱的特点。以青藏高原为例，科学家发现神秘而脆弱的青藏高原是气候变化的敏感区，并且具有超前性，世界自然基金会因此将该地区确定为“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最优先地区。已有研究表明，青藏高原的气候近几十年来发生了明显变化，导致该地区冰川退缩、冻土消融、湖泊面积减小、草地退化与沙漠化面积扩大，这些生态环境的变化备受国际社会与科学界的关注。特别是在全球气候变暖的作用下，青藏高原的冰川正在加速消融，由此将带来一系列环境变化。姚檀栋院士领衔的研究团队在最新研究成果《青藏高原与周边地区冰川变化及其与大气环流关系》一文中指出：喜马拉雅地区冰川在长度和面积上萎缩最为剧烈，冰川物质亏损最为严重，呈现强烈负物质平衡。例如，位于西藏梅里雪山的Ata冰川，在1917～1954年以每年20米的速度萎缩，1955～1984年冰川萎缩速度增长至每年30米，1985年后增长至每年60米，2005和2006年更是以每年80米的速度减少。冰川长度也从1917年退缩几十米至2005年退缩近3000米。这一数据显示受环境气候影响，我国青藏高原地区冰川萎缩的速度和程度都是迅速而猛烈的。

姚檀栋院士还指出，在全球持续变暖条件下，喜马拉雅地区冰川萎缩可能会进一步加剧，这将使大河水源补给不可持续，地质灾难加剧，譬如冰湖扩张、冰湖溃决和洪涝等，这将影响下游地区人类的生存福祉。青藏高原及周边地区拥有极地地区之外最多数量的冰川，这些冰川位于许多著名亚洲河流的源头，并正经历大规模萎缩，其对该区域大江大河的河流流量产生巨大影响，进而影响这一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以及更深层次的国家利益。

人口分布与区域资源条件关系密切，特别受土地、水资源、气候、环境、地形地貌等自然条件的制约。由于受环境改变的影响，我国青藏高原生态移民“乞牧”迁移现象逐年增加。如黄河源头第一县玛多县，这个在20世纪70年代全国最富有的县，如今变成了国家级贫困县。玛多县扎陵湖附近如今有几十万公顷草场几乎寸草不生，牧民们只得携家带口，赶着牛羊，远行他乡，游动“乞牧”。近年每当冬季临近，全县40%以上的牧民弃家而走，有的到了都兰、格尔木等地，有的到青、川、藏交界区，使得那里本来就已超越极限的草场负载更为严峻。此外，西藏安多地区的一批牧民越过青藏交界处的唐古拉山口北上，牧民推进到了格尔木市代管的唐古拉山乡的雁石坪地区，也加重了青海地区草场的压力。

青藏高原地区生态环境的退化既有自然因素又有人为因素，如过度放牧等。生态环境日趋恶化，不仅使高原地区群众生产生活受到严重影响，促使人口分布状况的改变，而且也成为社会不稳定的潜在因素。生态移民不但超越了县乡、地区的范围，有的还突破了省（区）的界限，造成了迁入人口与本地人口的纠纷、民族矛盾和边界矛盾的升级，群体械斗事件常有发生。

（三）青藏高原为水之源头，人口、资源与环境需协调发展

喜马拉雅—青藏高原地区是地球上海拔最高的地理单元，也是亚洲重要的水源地，孕育了黄河、长江、恒河、湄公河、印度河、萨尔温江和伊洛瓦底江等七条亚洲的重要河流，为世界1/3的人口提供了生活与生产用水，被誉为“亚洲水塔”。青藏高原地区也是我国众多江河的发源地和上游区域，高原地区的雪山和冰川融水为我国人民的生产生活和经济发展提供了最重要的生态环境。青藏高原地区人口、资源与环境的协调发展，能够改善高原地区的生态环境，高原地区的可持续发展对于我国整体的生态环境具有重要的屏障作用。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城镇化的加速发展，水资源短缺的问题越来越严重。由于自然因素和人文因素的影响黄河出现经常性断流，而长江水患不断，水环境严重恶化，影响流域的经济发展。在我国西北地区每年因干旱造成的经济损失难以估量，特别是2010年以来西南地区也开始持续干旱，范围不断扩大。面对如此严峻的现实，我国水利科技界的专家比较一致地认为，西藏的水资源将是解决我国水资源短缺的希望所在。

但是近年来我国青藏高原水土流失和水污染不断加剧，生态环境逐年恶化，土地沙漠化严重。究其原因，除了受青藏高原特殊的气候、地质成因等自然因素的影响，人类社会的人为因素也加剧了青藏高原生态环境的日趋恶化的。受人类社会的频繁开发及未能合理保护环境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从青藏高原内部来看，其水土流失现象较为严重。以西藏自治区为例，截至2008年，全区水土流失面积达103万平方公里，占全区国土面积的86.2%。水土流失会使可耕作土层减薄，降低土壤肥力，不仅耕地面积减少，耕地质量也变差。从对全国乃至整个生态系统的影响来看，由于西藏经济发达地区工业化的快速发展以及人口的过度集居，人口和产业集聚使得西藏城镇环境容量渐趋饱和，拉萨市、日喀则市、八一镇等重要城镇未经处理的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排放对高原地区水资源已构成一定的污染。此外，在全球气候变化和人为活动的影响下，西藏高原土地沙漠化广为发展，成为我国土地沙漠化的重要区域之一，这对于我国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影响显著。高原地区自然环境的变化无不影响着我国人口、资源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加强对高原地区西藏人口分布和城镇空间格局的研究显得意义深远。

（四）生态环境退化影响西藏城镇化的进程

城镇化是一个国家发展和区域发展问题，是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和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根本性转变，涉及城乡社会结构的全面调整和资源环境对它的支撑等众多方面，必然是长期的积累和长期发展的渐进式过程。改革开放以来，在我国快速城镇化的进程中也出现了耕地、水资源过度消耗和生态环境受到严重污染等问题，而脆弱或退化的生态环境则会阻碍或限制城镇化的快速发展，良好的生态环境能够为城镇化提供重要的支撑；而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和空间失序则会导致对自然界的干预越来越强，从而不可避免地对生态环境产生影响，同时生态环境又反过来影响城镇化的进一步发展，两者具有十分密切的关联性。

自西藏自治区和平解放以来，随着1954年川藏、青藏公路的通车以及拉萨至日喀则、江孜等公路的建成，西藏自治区对城镇进行了小型的基本建设，在公路沿线扩建了一批原有的居民村落，从而出现了一批新型小城镇。之后随着民主改革的进行，西藏自治区开始了有计划的城镇建设。国家陆续投入巨资大规模建设和改造了拉萨、日喀则、昌都等老城镇，在“三线”建设时期新建了八一镇、扎木镇，为巩固国防新建了狮泉河镇，经过几十年的发展逐步形成了7个地（市）和72个县，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这72个县已逐步形成了数万人规模不等的城镇，西藏城镇化建设已初具规模。随着不断增大的小城镇建设，西藏的城镇化发展迅速，至2005年西藏城镇体系已初步形成。

改革开放以来，西藏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旅游业的迅速崛起带动了西藏交通、能源、通讯等基础设施的发展，城镇化建设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显示，西藏自治区常住人口数量为300.22万，其中汉族24.5万。人口分布最多的地区是日喀则市、昌都市和拉萨市，这三个区域人口总量占西藏全区人口总量的63%以上。十年间西藏常住人口增长38.6万，人口增长率达到14.75%，其中净迁入人口为7万多，占人口增长总数的比重为18%。从全国范围对比来看，西藏常住人口增长速度属于高增长地区，位于北京（41.9%）、上海（37.5%）、天津（29.3%）、广东（20.7%）和浙江（16.4%）之后。此外截至2011年，西藏自治区共有1个地级市（拉萨市）, 1个县级市（日喀则市）和140个建制镇。全区总人口数量已经达到303.30万，其中城镇人口68.88万，占全区总人口的22.71%；乡村人口234.42万，占全区总人口比重的77.29%。改革开放前，西藏自治区城镇化水平基本维持在10%以下；改革开放后，西藏城镇化水平经历了起伏变化，在1981～1986年，城镇化水平在10%左右徘徊，在1987年之后西藏的城镇化水平呈现出快速直线增长趋势，特别是1996～2011年西藏城镇化水平出现持续稳定增长，由1996年的17.9%增加至2011年的22.71%，年均增长0.32个百分点（见图1-2）。

已有的研究表明，在城镇化的快速发展过程中，由于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的共同作用，高原的生态环境遭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和破坏，且日趋严重，部分地区生态系统已处于退化、崩溃的边缘，对青藏高原和长江、黄河上游的生态环境造成了较大危害。其主要表现是湖泊萎缩、冰川后退、水资源减少、水土流失日趋严重、草地退化与土地沙化加剧、草原鼠害猖獗，生物多样性种类和数量锐减，毁灭性雪灾和其他自然灾害频繁，生态移民数量逐年增加等，例如西藏自治区的仲巴县就曾因自然环境恶劣、土地沙漠化和过度放牧而三迁县城。

以草地退化这一现象为例，人为因素被认为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草场的自然退化过程。人口数量的过快增长在草场退化过程中贡献率的定量研究比较困难，但在不同区域和不同环境条件下其影响程度却不尽相同。资料显示进入21世纪，西藏自治区人口数量就由1990年的221.47万增加到2011年的303.30万。与此同时，西藏自治区草地退化范围扩大到7个市（区）, 2000年以来西藏草场退化面积每年以5% ～10%的速度扩大。究其原因是由于人口数量增多，超载放牧、过度樵采等人为因素作用，这是草场退化发生的主因。西藏自治区8206.7万公顷的天然草地，实际载畜能力为2896.36万羊单位（包括农副产品）, 2011年实际载畜3900万羊单位，超载34.65%。超载主要是因为人口和牲畜数量发展过快，这不仅增加了对局部草地的压力，也使草地退化、沙化和鼠害现象越来越严重。

人口数量的增长，引起过度放牧和草地退化，这必然会导致人口与资源环境的冲突加剧。在西藏自治区，天然草地长期严重超载，尤其在冷季超载率高达141.84%，部分地区竟高达239.4%。从西藏草地退化和草地长期超载可以看出，生态环境的逐步退化将影响西藏地区的人口承载力，制约未来西藏人口的增长，对西藏的经济增长和城镇化的进程都具有一定的影响。走可持续发展道路，有效利用自然资源，建立具有高原特色的生态城镇体系，对西藏的长足发展具有特别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