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治学治事宜分二途

严复

自学校之弊既极，所谓教授训导者，每岁科两试，典名册，计贽币而已。师无所为教，弟无所为学，而国家乃徒存学校之名，不复能望学校之效。积习已久，不可骤更，乃不得已而以书院济之，十八行省中，其布政司之所治者，必有数大书院，若府治，若县治，莫不有之，即村镇之稍大者，亦往往有焉。书院之大者，岁糜数万金之款，聚生徒数百人；其小者，亦必有名额数十。月必有课，课必第其甲乙。官若师则视其甲乙以奖励之，若师若弟子，均有所事事，而学校之意遂寄于书院矣。木之老也，必荣其歧；事之弊也，必贵其弍。有内阁而又有军机，有地方官而又有局所，其同一故哉！然书院之兴，虽较胜于学校，其所课者，仍不离乎八股试帖，或诗赋杂体文；其最高雅者，乃分经学、史学、理学、文学等而试之。而其不切于当世之务，则与八股试帖等。士之当穷居，则忍饥寒，事古毕。父兄之期之者，日：得科第而已。妻子之望之者，曰：得科第而已。即己之寤寐之所志者，亦不过曰：得科第而已。应试之具之外，一物不知，无论事物之赜，古今之通，天下所厚望于儒生者，彼不能举其万一。即市侩贩夫，目不知书，而既阅历于世者甚亲，其识或出儒生之上。于是举世不见通儒之用，而儒术遂为天下病。况乎叔世俗漓，机械百出，当其伏处，苟能咿唔，作可解不可解之文字，尚能藏其拙也。一旦通籍，则尽弃其诗书乐礼之空谈，而从事簿书期会之实事，非独其事非所素习也，即其情亦非己所素知。在捷给者，或不难尽更其面目；其迟钝者，仍不免有平夙作诸生时之故态，而因以为仕病。盖章缝之道苦矣。有识之士，深维世变，见夫士气不振，官常不肃，学业不修，政事不举，一一均由于所学之非；乃相与慷慨叹诧而言曰：天下之官，必与学校之学相应，而后以专门之学任专门之事，而治毕举焉，斯育也，一唱而百和，凡为有志，莫不然之。虽然，以此论矫当世之论则可耳，若果见诸施行，则流弊之大，无殊今日。

天下之人，强弱刚柔，千殊万异，治学之材与治事之材，恒不能相兼。尝有观理极深，虑事极审，宏通渊粹，通贯百物之人，授之以事，未必即胜任而愉快。而彼任事之人，崛起草莱，乘时设施，往往合道，不必皆由于学。使强奈端以带兵，不必能及拿破仑也；使毕士马以治学，未必及达尔文也。惟其或不相侵，故能彼此相助。土蛮之国，其事极简，而其人之治生也，则至繁，不分工也。国愈开化，则分工愈密，学问政治，至大之工，奈何其不分哉！今新立学堂，革官制，则必曰，学堂之学，与天下之官相应，则必其治学之材，幸而皆能治事则可，倘或不然，则用之而不效，则将疑其学之非，其甚者，则将谓此学之本无用，而维新之机碍，天下之事去矣。

然则将何为而后可？曰：学成必予以名位，不如是不足以劝。而名位必分二途：有学问之名位，有政治之名位。学问之名位，所以予学成之人；政治之名位，所以予人仕之人。若有全才，可以兼及；若其否也，任取一途。如谓政治之名位，则有实任之可见，如今日之公卿百执事然，人自能贵而取之；学问之名位，既与仕宦不相涉，谁愿之哉？则治学者不几于后人乎？不知名位之称，本无一定。农工商各业之中，莫不有专自之学。农工商之学人，多于入仕之学人，则国治；农工商之学人，少于入仕之学人，则国不治。野无遗贤之说，幸而为空言，如其实焉，则天下大乱。今即任专门之学之人，自由农、工、商之事，而国家优其体制，谨其保护，则专门之人既有所归，而民权之意亦寓焉。天下未有民权不重而国君能常存者也。治事之官，不过受其成而已，国家则计其效而尊辱之。如是，则政治之家亦有所凭依，以事逸而名荣，非两得之道哉？且今日学校官制之大弊，实生于可坐言即可起行之一念耳。以坐言起行合为一事，而责以人人能之。方其未仕，仅观其言，即可信其能行；及其不能，则必以伪出之，而上不得已亦以伪应焉，而上下于是乎交困，天下古今，尝有始事之初，不过一念之失，而其未也，则弊大形，极天下之力而不足挽回，此类也哉！

（摘自刘军宁主编《北大传统与近代中国——自由主义的先声》，中国人事出版社，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