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承和发扬北京大学的光荣革命传统

王学珍 赵恒力

5月4日，是中国青年节。1919年5月4日，北京大学的进步师生首先点燃了五四运动的革命火炬，并且一直站在斗争的最前列。为了继承和发扬五四光荣革命传统，北京大学将每年的5月4日作为校庆纪念日。今天，我们在纪念五四运动72周年的时候，科学地总结和正确地认识北京大学由五四时期所开创并在此后的革命斗争中逐步发展和形成的光荣革命传统。

一 北大的光荣革命传统是在斗争中形成的

传统属于意识形态的范畴，它是前人在历史活动中，逐步发展和形成的一种思想观念、伦理道德、风俗习惯等。传统具有延续性，它产生于昨天，作用于今天，影响于明天。一个好的传统，往往是先由少数先进分子发起和倡导，经过实践的检验，逐步得到多数人的赞同和认可，并逐步成为集体的风尚和行动，又对多数人产生巨大的思想影响。优良的传统是维系一个学校、一个单位，乃至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生命力的精神支柱，它随时随地对广大群众发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传统是历史的产物，在历史中产生，又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地发展。

北京大学的光荣革命传统，发源于五四时期。那时，中国社会正处在大变动时期，各种社会矛盾激化。在国际上，一方面是资本主义已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竭力向外扩张，掠夺别的国家；另一方面是俄国冲破了帝国主义的锁链，取得了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在这种形势下，我国一批受马克思主义影响、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进步知识分子，如李大钊、陈独秀、邓中夏、毛泽东等人，以及以蔡元培先生为代表的民主主义革命者，云集北大，寻找着救国救民的道路。他们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吸收了国外的先进思想，学习、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倡导民主与科学，改革与进步，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他们的倡导和实践，一方面，受到了北大进步师生的热烈拥护和响应，成为推动社会发展、激励人们前进的思想动力；另一方面，也受到了当时反动统治阶级以及北大一些守旧势力的阻挠和排斥。应该说，北大的光荣革命传统，是在爱国与卖国、进步与守旧、革命与反动的斗争中逐步发展起来的。

北京大学建立的初期，就有旧学与新学、中学与西学之争。这种斗争实际上是资产阶级新文化和封建阶级旧文化的斗争。五四运动以前，以李大钊、陈独秀、鲁迅、胡适等人为代表的新派，同以刘师培、辜鸿铭等人为代表的旧派，进行了激烈的斗争。五四运动时期，形成了一个新文化运动的统一战线，这个统一战线包括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三部分人。五四运动后，随着斗争的深入，这个统一战线发生了分裂，分成了两个潮流。一部分人继承了五四传统，并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加以发扬，这就是共产党人和若干党外马克思主义者所做的工作。另一部分人则向右发展，走到资产阶级的道路上去。这两种势力也进行了尖锐的斗争。在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反动政府投靠美帝国主义，勾结封建主义，提倡殖民地文化。在这种情况下，北大的进步师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大无畏的精神，与之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直至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新中国成立后，情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但是继承和发扬北大的光荣革命传统，与歪曲和否定这一传统的斗争并没有停止。

二 什么是北大的光荣革命传统

北大的光荣革命传统具有十分丰富的内涵，归纳起来，可以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爱国主义的传统。

北京大学的进步师生在各个历史时期，特别是在国家和民族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总是高举爱国主义旗帜，站在斗争的前列，为维护国家和民族的利益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以北京大学为发祥地的五四运动，就是一次伟大的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封建主义的爱国运动。

1935年，北大进步师生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的著名的“一二·九”运动也是一次伟大的反帝爱国运动，给日本侵略者和汉奸卖国贼以很大的打击。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北大进步师生参与发起并参加斗争的“一二·一”运动和抗议美军暴行、“五二〇”反饥饿反内战、反对美国扶植日本等运动，都是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豢养的反动政府的爱国运动。

第二，学习、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传统。

北京大学是我国学习、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最初的基地之一。我国最早的一批马克思主义者，如李大钊、陈独秀、邓中夏、毛泽东等都曾在北大工作或学习过。李大钊是北大也是全中国接受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1917年冬，他应聘担任北大图书部主任和北大教授。此后他发表了一系列著名论文，比较系统地宣传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他还在北大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后又与人发起、公开成立了“北京大学社会主义研究会”。与此同时，由邓中夏等人发起成立了“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这些研究会的成立，在学习、研究、传播马克思主义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他们收集、采购马克思主义文献，集中到藏书室，向会员出借。他们给藏书室取名“亢慕义斋”（“亢慕义”系德文“共产主义”谐音），这在当时是很有名的。他们还组织专题研究，定期举行讨论会、讲演会，李大钊、罗亦农、赵世炎等都曾经就马克思主义和国际工人运动作过讲演。在此期间，邓中夏等人还组织和领导北大部分同学深入长辛店铁路车辆修理厂，一方面在工人中宣传马克思主义，另一方面通过与工人接触和参加工人的实际斗争，改造和锻炼自己，走上了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

当时，北大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另一种方式就是开设马克思主义理论课。从1920年起，李大钊在北大历史系、经济系和政治系先后讲过“唯物史观”“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等课程。这是我国大学第一次把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正式列入大学课程，公开讲授。这个时期，由北京大学出版和主要由北大师生撰稿的《新青年》《每周评论》等杂志都参与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由于革命形势的推动和李大钊、邓中夏等人的努力，学习、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当时在北大已经成为一股强劲的思想潮流。这个潮流不仅影响到北大知识分子的成长，而且对整个中国的命运发生了重大的影响。毛泽东同志就是在北大图书馆工作时接受马克思主义，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

北京大学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积极为创建中国共产党而努力。因而使北京大学不仅成为我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初基地，而且成为我国最早酝酿成立中国共产党的一个基地。胡乔木同志在纪念李大钊同志一百周年诞辰学术讨论会上曾说过：“北京大学不仅有伟大的爱国民主主义者和教育家蔡元培的传统，而且有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革命家李大钊的传统，有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形成共产主义主要发祥地之一的传统。这个传统在抗日救亡运动中，在抗美反蒋斗争中，都曾发出过夺目的光辉。”

第三，民主与科学的传统。

民主与科学的口号，是在1915年首先由新文化运动的发起人陈独秀提出来的。当时，他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后改名为《新青年》）时，在具有发刊词性质的《敬告青年》一文中，提出了反对封建复古思想、主张民主主义的要求，主张“科学与人权并重”。1919年1月，面对旧势力的责难，陈独秀在《〈新青年〉罪案答辩书》中讲道：“本志同仁本来无罪，只因为拥护那德莫克拉西（Democracy）和赛因斯（Science）两位先生，才犯了这几条滔天的大罪。”在陈独秀的文章中，德莫克拉西和赛因斯，即民主和科学，同人权与科学是同一个意义。从此，民主与科学，即“德”先生和“赛”先生就成为当时新文化运动的响亮口号，很快传播开来。

民主与科学的口号，当初是从西方资产阶级那里照搬来的。请“德”先生和“赛”先生出来，在当时的中国是有很大进步意义的。提出民主的口号，是用来反对军阀的独裁统治，争取民众的民主权利；提出科学的口号，是用来帮助进步的文化思想界开展反对封建迷信的斗争，它促进了无神论和朴素唯物主义的传播，也推动了自然科学的研究。

后来，李大钊等人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说明中国的问题，赋予民主与科学以新的内涵。就民主而言，他们把原来的资产阶级的民主，逐步改造成为庶民的民主、人民的民主、社会主义的民主；就科学而言，他们将其改造成为用马克思主义来认识中国社会和改造中国社会，确信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才能改变中国的面貌，建设一个独立、富强、民主的新中国。

民主与科学的传统，对北大师生有着非常深刻的影响，他们是在历史的发展中不断地认识和实践这个传统的。在新文化运动时期和五四爱国运动时期，倡导民主与科学是为了不妥协地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反对军阀独裁统治。在抗日战争时期，倡导民主与科学是为了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进步、反对倒退。抗日战争胜利后，倡导民主与科学，又增加了反对内战，反对蒋介石独裁，反对迫害进步师生的内容。

第四，改革与进步的传统。

北京大学诞生于1898年，是戊戌变法的产物，是维新派克服了顽固守旧势力的重重阻挠和破坏才建立起来的。纵观北大的诞生、成长和发展过程，都是和改革与进步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正如鲁迅先生所说：“北大是常为新的、改进的运动的先锋，要使中国向着好的、往上的道路走。”其中蔡元培先生在出任北大校长期间，以他独有的气魄，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领导和实施了一系列重大的改革，为发扬北大改革与进步的传统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当时，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改革教师队伍，广聘具有真才实学的知名学者，如聘请具有革新思想的陈独秀出任北大文科学长，聘请李大钊出任北大图书部主任，再加上先于蔡元培进校的一些具有革新思想的人，形成了一个革新营垒。与此同时，一批学术水平低、教学态度差的教师被辞退。经过这番调整，北大的教师队伍面貌为之一新。二是改革领导体制，建立必要的机构和制度，发扬了校内民主。三是改革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加强学科建设。同时，实行了学分制，增设了选修课。经过蔡元培的努力和倡导，在北大开出了一批具有较高学术水平的课程。四是改革学术环境，提倡“兼容并包”。蔡元培先生认为，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的地方，“无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由淘汰之命运，即使彼此相反，也听他们自由发展”。由于他的倡导，北大的学术气氛十分活跃，这对于北大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