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目前，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已是我国“十二五”期间面临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在世界经济步入知识社会、向创意经济发展的今天，经济发展出现了“再结构的过程”，人文要素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新引擎，以营造创新创业环境即产业集聚为主导的创新发展模式代替了以往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适逢国家“十二五”时期文化改革发展规划实施之际，研究与探索符合我国经济发展需要的文化产业集群发展思路与发展模式，就显得尤为重要与迫切。

关于“集群构建走向公共政策”的命题，已经通过以目前中国“嵌入型”文化产业集群为载体的产业园区实践模式取得基本判断，但是我们不能仅停留在抽象的属性讨论上，还需深入探讨发展理论和科学方法来指导具体规划的运作实践。为此，本书提出“中国‘嵌入型’文化产业集群发展的经验研究”命题。

推动该命题的研究可以从两个角度入手：一是源于程序正义的政府制度建设，二是源于技术理性的规划研究者政策分析。前者依据新经济社会学理论，侧重政治维度决策和共识的形成，解决“‘嵌入型’文化产业集群模式是否应建立？”的规范判断；后者借助国家创新体系理论，侧重促进科学维度信息和知识的积累，解决“‘嵌入型’文化产业集群模式在哪建立及如何建立”的实证问题。同时，规划的政策分析传统源于系统科学、社会学、统计学等相关学科在产业规划中的应用，其中，系统理论和模型技术为政策分析提供了工具。目前国内外在重新定位理性方法的作用之后，逐渐对模型工具方法加以重视；而系统动力学又因其擅长解决复杂反馈系统问题，为规划政策分析提供了思想和方法，且国内规划研究领域尚有讨论，本研究将该方法引入到文化产业规划政策研究之中。

本书从政策分析的角度，以西安曲江文化产业示范区的政府驱动为例，借鉴系统动力学，讨论了“嵌入型”文化产业集群规划政策分析的理论和方法。

具体的，在分析文化市场原理的基础上，笔者认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描述的物质产品的“生产—交换（流通）—分配—消费”四环节依然适用于文化产品及其产业发展运行特征，并分别对应于文化产品的“价值创造—价值延伸—利润平均—价值实现”四过程。尤其在利润均等化过程中，参与文化产业的各经济主体均应得到相应补偿，补偿依据源于各经济主体追逐“租”的经济人假设，在此，突破以往自李嘉图以来的差额地租学说，重拾对“使用资源获得的超过竞争性收入的部分都称为‘租’”的概念解读；并由此划分为地理租、组织租、产业租。分析认为，随着经济不断发展产生资源生态供给边界的日益临近，组织租通过一种特有的资源组合方式与特定的生产组织形式，带来文化产业集群发展的创新动力。研究发现，以曲江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区为代表的“嵌入型”文化产业集群发展模式，其实践路径就是通过生态景观的营造提升文化产业创新氛围，带来人才、资本甚至技术的汇聚。所以，本书认为生态景观的营造既具经济学意义，又体现较为前沿的管理理念；更重要的，它引导政府驱动的“嵌入型”文化产业集群的最终形成。以陕西西安2003～2011年文化产业数据为基础，应用系统动力学知识构建区域文化产业集聚创新支持体系模型，并赋予相应方程，对曲江文化产业示范区未来十年的发展做出仿真预测。由此讨论了政府规划政策影响文化产业市场的途径、程度和现实特征，并提出规划政策应从注重静态目标的“蓝图政策”模式，向注重过程演变的“动态监控”模式转变。

中国“嵌入型”文化产业集群发展研究本书最后提出：①规划政策分析应建立“生态景观—‘嵌入型’—产业集聚—产业园区—文化产业集群”情境模式，在分析区域文化资源禀赋基础上的生态景观建设下，将“嵌入”、目标和过程三要素动态结合起来；②借助系统动力学，建立规划政策实验室拓展政策分析能力；③制度构建方面要提高规划政策过程确定性，建立文化产业园区规划的动态监控机制及均衡分配机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