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嵌入性研究

一 概念及框架

嵌入性思想摒弃了经济学中个体主义的研究方法，意识到社会经济活动发生于千丝万缕的现实制度与社会关系之中；由此引发了学者对事物发展客观环境的思考，找寻社会经济活动内生性的根源。Polanyi在《大转型》（1944）［107］一书中提出了“嵌入”的概念。当欧洲文明从前工业化状态进入工业化时代，经济体系转型为现代市场经济体系。转型前，人类经济“嵌入”于社会中，从属于政治、宗教和社会关系；而转型后，社会的运行就像市场的一个附属物，“不是经济被嵌入于社会关系之中，而是社会关系被嵌入于经济体系之中”。嵌入性源于新经济社会学为社会资本引入经济研究所作的开创性贡献，即它最早被认为是“人类经济嵌入并缠结于经济和非经济的制度之中的”；区分了经济活动以“互惠”“再分配”和“交换”存在并继续（其中，互惠是血亲关系为基础的社会结构特征；再分配意味着存在一个强大的中央机构收集和分配物品；交换是把经济结合到价格制定市场中的手段）。由此可见，在19世纪以前，人类的经济尤其是交换体系，深深地“嵌入”于社会结构与文化结构之中，现代市场经济体系的形成使人类经济从社会结构与文化结构中“脱嵌入”。Polanyi提出“嵌入”的概念，是强调社会起到塑造经济的作用。

Granovetter进一步将“嵌入”的分析重点，从经济和社会这两个相当抽象的概念，具体为经济行为者和人际关系网络。按照Granovetter（1985）［108］的理解，“嵌入”是“当下社会关系模式下经济交易所处的情境”，“强调具体的人际关系和这种关系的结构（或‘网络’）产生信任并限制不良行为的作用”。Granovetter除了将个人作为经济行为者之外，也没有忽略企业这类经济行为者，他还强调“企业间的社会关系是重要的”。Granovetter（1992）［109］后来区分了两类嵌入关系：关系嵌入和结构嵌入，前者描述经济行为者之间二元关系（dynadic relations）的性质，后者是指一系列经济行为者之间关系的网络结构。

Zukin和DiMaggio（1990）［110］将“嵌入”扩展为“经济活动依存于认知、文化、社会结构和政治制度的状态”，提出四种嵌入机制。即经济行为受到认知嵌入、文化嵌入、结构嵌入和政治嵌入这四种不同嵌入机制的影响。其中，认知嵌入指“心智过程的结构化规律制约经济思维的方式”；文化嵌入指“共享的集体理解在塑造经济策略和目标方面的作用”；结构嵌入则与Granovetter的嵌入观相近，指“当下人际关系模式对经济交易的情境化效应”；政治嵌入指“经济行为主体和非市场机构所参与的争权夺势，塑造经济制度与决策的方式”。Zukin和DiMaggio“区分了嵌入型的不同向度，但对于这些向度之间是否以及具有怎样的关联并没有深入阐述”。

关于“嵌入”的主体，从Granovetter开始已经将其从Polanyi所说经济或者说交换体系扩展到企业组织。关于“嵌入”的对象，Halinen 和Tornroos（1998）［111］、Andersson（2002）［112］已经从单纯的社会网络扩展到含义更为广泛的组织网络，考虑到市场、技术网络对企业组织行为的影响，Hess（2004）［113］甚至将组织“嵌入”的网络界定为根茎式网络：一种将“社会—时间—空间”环境交织在一起的异形网络，并提出社会嵌入、网络嵌入和区域嵌入三种嵌入机制。但是，Hess所提的三种嵌入机制中，社会嵌入机制显然与网络嵌入和区域嵌入机制交叉，同样出现了他批评Zukin和DiMaggio（1990）［110］、Halinen和Tornroos（1998）［111］所提嵌入机制时指出的分类不清晰问题。

近些年来，产业集群研究方面出现了一个新的重要特点：那就是由过去这方面研究主要关注企业间投入产出、运输成本的关系转向关注社会文化环境和集群相关经济制度的分析（Stroper，1997）［114］。这一新的研究特点直接产生于西方新经济社会学的兴起及其嵌入性、社会网络等核心概念的提出、发展。

经济过程总是“嵌入”于特殊的社会文化环境之中，而作为经济活动主体个人的行为决策，不可避免地受其所在社会非正式制度如习俗惯例、文化道德等表现形式的影响；企业经济行动亦受到有限理性、社会价值观、文化意识状态等的束缚，往往根据区域的社会关系网络而非正式的规则制度来进行生产与运营。甚至产业集群的嵌入性特征亦可从经济嵌入（产业集群中企业在生产与销售整个价值链中与他企业的联系）、体制嵌入（产业集群内企业与其他社会组织机构的联系）和社会嵌入（产业集群内企业间人际关系与社会联系的密切程度）这三个层次来把握（赵蓓，2004［115］）。

由此可得，“嵌入”概念的核心思想：社会关系制约经济行为，而且这种社会关系，表现为持续进行中的社会关系，所以嵌入问题可以说是以个人理性与自利动机为基础的一种交互行为。

二 嵌入性与产业集群

以往大多数学者都是从集群内部企业间的结构入手，凭借研究不同的价值链情况下的集群企业的联结方式来进行集群分类的方法，忽略了簇群的动态演变过程，也未注意到周边区域与特定簇群的联结程度。

复杂网络研究不可回避的是其深厚的现实背景，“我们身处于无法逃遁的纠结的网络环境。无论发端于何种原因，首先受到影响的因素就会如‘多米诺骨牌’般接二连三地影响到下一个直至全体”。2009年的科学杂志“复杂系统与网络”特刊以Martin Luther King Jr.的这句话作为开篇之语，说明当今热点的科学研究领域出自复杂网络研究。Camarifilia Matos等（2005）在《协同网络：一个新的学科》中分析了协同网络的8种组织形态，产业集群（VO Breeding Environment，VBE）是其中之一，代表一种企业聚类或组织的汇聚，其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归因为“产业区在企业之间和企业内部有效解决矛盾和合作问题的特殊能力”。包括企业网络在内的社会网络以及社会网络所具有的资产专用性，成为形成这种特殊能力的一种基础性力量。内嵌于产业集群中的关系结构是产业集群的本地化基础。“除了纯粹的经济动机，持续的经济关系经常被附上了有着对信任以及摒弃机会主义强烈期望的社会内容。”可见，“当组织的研究由原子式企业的研究开始转向对企业所嵌入的网络及社会资本的研究时，产业集群的研究也由原本注重对其内部劳动、弹性专精关系的研究转向对社会资本、网络等嵌入性因素如何影响集群各组成部分的研究”（Tsutomu Nakano，2002）。所以，本书将基于“嵌入型”产业集群与“原发型”产业集群的分类进行重点研究。

以网络理论的观点而言，产业集群厂商因为彼此间共同的连接关系，使产业集群成为一个社会网络（Sull，1999）。产业集群恰好是这样的网络关系综合体。

在关系网络中，信任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集群的建设有助于增进这种信任。哈里森认为，由于存在“信任最大化”行为产生集群。在相互信任的背景下，群内成员的行为易理解和可预见，并降低有关信息搜寻成本。设想一下，如果没有一个较广范围内的信任，人们将很难全神贯注地利用其专业知识、发挥其专业技能，专业分工将不可能，更何谈创新，人们的生活水准将停留在以往很低的水平，社会也无从实现进步。

由于现实生活中所有经济行为都镶嵌于文化背景之中，Granovettor提出用“Embedded”一词来描述那些使“经济人”行为偏离其效用最大化目标的社会影响因素。由一系列自发生成的规则、制度、习俗、惯例组成的文化，成为创造信任感、诱发归属感的联系纽带。其中的规则和制度，其实就是以显性或隐性知识存在的社会资本，为网络中的所有人或组织所共享，无形中降低其交易成本和组织成本。产业集群竞争优势由此形成，文化成为地区优势的根本，是否能够创造信任与合作的共通文化成为地区发展的最深层原因。

那么，企业家之间、企业家与外在环境间究竟是如何联系在一起的？在回答这一问题的时候，“嵌入”的观点得到广泛的运用。按照Burt（1992）的定义，结构洞是指没有冗余信息的社会网络节点，如果某主体拥有由非冗余性联系所形成的结构洞，那么这就意味着空洞之间的资源流动和信息流动必须要通过该主体才能实现。这样，在网络中，该主体就处于非常关键性的位置。网络内部的企业通常只需建立一足够的知识社群来维持创新力，并不需要与网络内部的所有成员维持关系（Cowan & Jonard，2009）。所以，该关键的“嵌入”应包括：

（1）管理创新机制主体。该子议题主要探讨存在厂商间的超额关系租提供该群厂商合作意愿，但各种合作行为所产生的交易费用，如专属投资可能引发的投机主义行为或知识交换的外部性及搭便车行为，都必须被适当地管理，才能使厂商间的合作在现实中发生（Dyer，1996）。必须经由良好的管理机制确保厂商可以从专属投资中获得应有的经济利润，才能避免专属投资所引发的投机主义行为，而这种使用集群管理机制所建立的防卫机制（safe guard），其成本（运作、推动与维护此管理机制所需成本）低于垂直整合的管理成本。一群厂商间的知识交换与分享，需要由一个具有信任的管理机制推动，该机制并需确保新知识创造者可以获得应有的经济好处，集群内的厂商才有诱因和其他厂商分享新知识，分享行为才会发生（Dyer & Nobeoka，2000）。

（2）知识集成创新主体。知识与集群创新的探讨及相关研究已将重心放在知识流对集群创新之影响（Martin & Salomon，2003）。在集群效应之下，企业间由于地理上的接近、具有较多的面对面互动机会，使得彼此的信息交流更容易进行，也代表企业可获得更直接与有效的知识进而获得集群创新（Martin & Salomon，2003；Wolfe & Gertler，2004；Krafft，2004）。集群厂商的创新知识会影响产业动态并且形成丰富的知识库（Wolfe & Gertler，2004）。研究发现，园区集群内成员的分工合作紧密关系、风险分担形成了特殊的集群竞争力（Saxenian，1994），集群内的厂商比集群外的厂商更具竞争力（Bahrami & Evans，1995）。

进一步地，自20世纪90年代以后，产业集群的演化、发展在组织理论研究中特别受到关注，从资源依赖观、制度理论、种群生态学、网络理论出发的相关研究为集群的经济学解释（如集聚经济、弹性专精、区域创新系统）提供了有益的补充。

这些研究已指出集群背景下的重要的组织特征，如组织间的相互依赖性质（Baum & Mezias，1992），组织变异（Baum & Mezias，1992），制度同构（Pouder & St. John，1996；Tan，2006［116］）以及组织间网络（Uzzi，1997［117］；Sorenson，2003［118］）在集群发展和演化中的作用。这些都大大深化了我们对于集群发展和演化机制的理解。

Giuliani（2005）强调了当地产业集群的外部联系对产业升级的重要作用，Porter（2000）也强调了集群外部联系的重要性。新经济地理理论（NEG），在模型中加入了垄断竞争和报酬递增条件，这为解释区域产业集聚和跨区域发展问题提供了经济学理论基础（Krugman & Venables，1996；Fujita & Thisse，2002）。在此期间的产业集群，实际已跨越多个行政区域（朱华晟，2005）。为了使处于价值链低端的集群升级为处于价值链高端具有创新能力的集群，需要探寻集群内外的非贸易依赖关系（王缉慈，2007）。相关案例研究也表明，地方政府和企业家的集体行动会促进产业集群质量升级，但其内在机理尚未讨论。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在组织演化的间断均衡模型（Gersick，1991）［119］基础上，现有研究关于集群发展存在着阶段性的特点已经达成了共识（谭劲松、何铮，2007）［120］，但对于如何划分集群发展的阶段（Porter，1998；Swann，1998［121］）、为什么集群在发展过程中会形成这些阶段（Pouder & St.John，1996；Tan，2006）以及决定产业集群各个阶段间转变的原因又是什么（Uzzi，1997；萨克森宁，1999［122］；Sorenson，2003），现有研究还存在着普遍的分歧。

特别的，在网络动力学的相关研究中，网络化被视为个体对环境做出适应性反应的自主构建过程（Kilduff et al.，2006［123］；Galaskiewicz，2007［124］；Rowley & Baum，2008［125］），透过这种网络化过程，我们可以很好地考察组织与环境之间的共同演化机制（March，1991［126］；Tan & Litschert，1994［127］；Koza & Lewin，1998［128］；Tan & Tan，2005［129］）。而产业集群作为一种天然群体与网络关系的结合体，这些研究进展无疑为分析集群的动态演化以及演化的动态性机制提供了新的视角。进一步研究表明，嵌入性理论主要可用于说明产业集群发展的两个方面，一是各种层次嵌入性对产业集群形成的影响（蓝海林，2001［130］；朱永华，2006［131］；王步芳，2007［132］），比如Hagedoorn和Duysters（2002）［133］认为，社会嵌入性是创新能力的重要外部来源，有助于企业通过共享资源来掌握复杂科学技术，由此提升学习能力和创新能力；二是各种层次嵌入性对产业集群发展（如竞争力提高与创新发展）的作用（Macmillan，2000）［134］。如果“把整个公共事务管理体制看成是互动的多个公共控制机构构成的体制”，不少经济学家强调了政府在平衡竞争与合作制度建立方面的作用以及形成工业园区的严格约束（Piore & Sabel，1984［135］；Amin & Thrift，1992［136］），基于博弈方均关注的利益点，“集群剩余”探讨集群治理的内在逻辑（Johanson & Mattsson，1987）的模式，显然“嵌入型”更适于解释当代中国文化产业集群发展现状（Markusen，1996［137］；崔祥民、梅强，2010［138］）。在关于如何提升集群的创新能力方面，多数学者建议由政府来扶持集群的创新，将未来政府职能定义为创建一个区域集群创新系统（蒋东仁，2006［139］）；并提出地方政府作为集群创新的倡导者（周海涛等，2007［140］）在集群发展不同阶段创新中的行为选择。